中国青铜器开始于马家窑至秦汉时期，以商周时期的器物最为精美。在中国仰韶文化早期和马家窑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
中国最初出现的青铜器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陶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
中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铜器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艺术价值，代表着中国5000多年青铜发展的高超技术与文化。
海外很多艺术机构都收藏有中国古代青铜器，有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杂器等种类，这些器物大部分都是近代从国内流落到海外的。然而，随着近代中国国门被打开，外国人蜂拥而至，大肆搜罗、买卖我国各类珍贵文物，致使文物开始大量外流。另外，国内一些古董商人为了私利，把文物贩运出境，出售给欧美、日本等地的一些收藏机构和商人。这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物外流的高峰期。这些文物，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渠道获取的：一是战乱，外国军人从国内各地掠夺走的；二是盗墓者、不法分子在各地盗掘的；三是收藏世家祖传的，后又由于种种原因，把文物进行抵押、出售；四是从清宫中流落出去的。
现今，世界各大博物馆所藏的青铜器，以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法国赛努奇博物馆、集美博物馆，日本泉屋博古馆，英国大英博物馆等处的藏品最为精美，有些珍品可谓空前绝后。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的人面盉，就是经过古董商的买卖，最后辗转到了国外。这件商代的人面盉，整体为圆形，器腹外鼓，下垂，有流，敛口，盖作人面形，形制极为独特，风格谲奇怪异，尤其是夸张的人面，格外引人注目，体现出浓郁的神秘气息，为海内外所仅见。
盉是酒器或水器，用于祭祀、宴飨等重大的典礼。它既是礼器，也是实用器。从传世及出土的情况看，盉的数量和类型不多，远不如尊、爵、觚之类。
尊，是商代的酒器。彼时中原多象，殷人以器型摹出之，惟妙惟肖。这件象尊由两部分组成：器身是一只完整的象，体型强壮，长长的鼻子呈『S』形弯曲；象背开口，连接器盖，器盖上立一只与器身象造型几乎完全相同的小象，只是体积不足器身的十分之一。器身通体饰以夔纹，生动活泼而又不失典雅华贵，可谓象形尊中之珍品。
这件象尊据传出自湖南。1924年，由波士顿收藏家希根森(FrancisLeeHigginson，1877——1969)通过山中商会，出售给弗利尔美术馆，购置款项来自弗利尔捐赠基金(CharlesLangFreerEndowment)。
卣作为一件礼器，是贵族阶层的标志，商代以虎作为该器物的表面纹饰，是试图显示贵族权势的威严。这件虎食人卣形制很复杂，整体设计相当巧妙。它把虎与人的造型以及繁复的纹饰融为一体。这既需要制陶范时完美的设计、精细的雕刻，更需要高超的铸造技术，最终才能完成这样一件稀世奇珍。这件虎食人卣，无论是造型纹饰，还是铸造水平，都是我国古代青铜器的杰出代表。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凤鸟纹卣造型奇瑰，纹饰华丽。它颈部歧出四条飞脊，整器风格张扬而又神秘。器身又有西周早期铜器上常见的长尾凤鸟纹。既体现了周人对商代之礼器传统的传承，又呈现出西周初年雄强的开国气象。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商代兽面纹瓿，体型较大，气势宏伟，纹饰繁复精美，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但在它的盖上和器内，却伪刻铭文各四十五字。这些铭文不是随器物一起铸造出来的，而是后人出于各种目的，在上面刻的。伪刻铭文主要集中出现在民国时期，多数都是为了谋利。当时国内外古董商人、收藏家都喜欢有铭文的青铜器，所以，有些人就投其所好，在青铜器上凿刻铭文，多一个字就可以多卖一块大洋。有些刻字的人不懂金文，经常抄袭其他铜器上的铭文。
簋，指古代青铜或陶制盛食物的容器，也是重要的礼器，在祭祀和宴飨时，它和鼎配合使用。白者父簋铭文两行十一字：“白者父乍宝簋，用乡王逆造。”这段简短铭文指出了制器者和器物的功能。综合考虑铭文和造型两方面因素，白者父簋是典型西周早期器。簋整体呈现漂亮的蓝绿色，造型规整，纹饰精致。
根据时任弗利尔美术馆馆长约翰·洛奇的记录，他第一次见到白者父簋是在1937年秋天，一位艺术品商人带着这件铜器来到弗利尔美术馆(有证据表明这位商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卢芹斋)，尽管商人不能提供铜器准确的出土地点，但通过铭文，洛奇认出这正是曾由高本汉在《殷周青铜器》(YinandChouinChineseBronzes)中著录过的德国藏家汉斯·奥德的藏品。白者父簋以近乎完美的品相和重要铭文打动了洛奇，于是在1938年收购了这件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