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是中华民族在纸张发明前最重要的书写载体，是我国文物宝库中辉煌灿烂的宝藏。然而，因为修复过程的复杂、专业技术人员的缺乏……对大量出土简牍的保存及修复情况并不容乐观。
好在，高科技考古技术不断发展，用填充脱水的方法修护，通过红外扫描、运用计算机绘图及测量技术、高分辨率的数字影像信息采集等新方法“重启”，简牍上留存的远古信息，正在让中华文明数千载前的辉煌得以重现。
宝藏简牍如“百科全书”
据统计，自20世纪初以来，我国迄今共出土30万余枚简牍。它们始于春秋战国或更早，盛于秦汉，衰于魏晋，记载着中华文明早期历史文化的繁荣与变迁，也为后世提供了珍贵资料，填补了纸张文献记载的诸多空白。
这种用竹、木劈成狭长的小条制作的“简”、剖为较宽的片状制作的“牍”或削成多面体的制作的“觚”，因为材料易得、制作简单，还可编连成册，因此成为早期最为常用的书写载体。
目前，这种简牍在我国湖南、湖北、甘肃、山东、浙江、云南等地都有大量出土，可谓遍及华夏大地。简牍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也不止于出土地，而是可推知其年代的整体政治环境、王朝管理、经济发展、人文风俗等，重新解读这些简牍，犹如翻开了一本历史“百科全书”。
比如湖北云梦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便是目前为止公布全文字数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秦简，对研究秦统一六国的战争史、官吏制度、农业生产、工商业发展、文化面貌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中一篇《秦律十八种》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古代法律文献，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法制文明。
云梦出土的“黑夫木牍”，距今两千余年的历史，则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家书”。两件木牍，虽仅527字，却记述了秦楚战争时黑夫与惊兄弟二人在从军到淮阳一带后的种种情况。
简牍上既有对秦一统六国这一残酷征伐战争的真实描述，也传达出当时的商鞅变法对军队的改革，即采用“军功制”带给普通士兵极大的作战积极性，而两兄弟几乎每封信的开头都是在深深挂念其母亲，诸如“二月辛巳，黑夫、惊敢再拜问中，母毋恙也？黑夫、惊毋恙也……”等，均可见孝道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美德。
湖南是简牍出土大省，这里出土的简牍几乎占了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二。长沙马王堆汉简是西汉初期汉字从篆书向隶书演进的代表作品。
其中的赋税简，记载着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合同”券书形式，将当地吏民租佃田地种植，需向官府缴纳米、钱、布等缴纳内容均记录下来，还写成两份，木简顶端中部写一“同”字（或其变形形态），从中间剖开之后，由官府和缴纳赋税的农民分别保存，以查看“同”是否吻合为核验标准，这也是今天“合同”一词的来历。
湖南里耶古城出土的“里耶秦简”，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份秦朝政府档案，它改写和填补了《史记》《汉书》中有关秦朝历史的大片空白。比如据《史记·秦本纪》载，秦统一六国以后，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随着里耶秦简的出土，“洞庭郡”这个历史地理新名词首次出现，便证实了历史上还有一个之前未被发现记载的“秦洞庭郡”。
收藏于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的“隶书乘法口诀秦简”，则用秦代隶书记录着完整的乘法口诀，其内容与我们今天常用的乘法口诀并无太大出入，证明中国2000多年前就开始使用“九九乘法口诀”，比西方要早600多年。“二半而一，一二而二，二二而四……”其中的“二半而一”还说明当时已有分数的概念。
修复解读仍在“争分夺秒”
简牍为木或竹制，出土后极易被氧化。尤其是长江以南地区气候潮湿，出土简牍多为“饱水简”——即含水量极高，有些甚至能达到500%以上，就像煮熟的面条一样，用手难以直接触碰，无论是清理还是修复都十分困难。
饱水简一旦暴露在空气中，竹木胎体中木质素便会开始自然降解、氧化，迅速变成黑褐色，可能导致简面字迹难以识别。因此，简牍的修护，最大的难度应该就是尽早脱水加固与信息的及时提取。
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的方北松团队多年来通过大量比对实验，筛选出性能优良的脱色试剂，并在国内外首次提出并运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连二亚硫酸钠脱色法”，后又琢磨出“乙醇十六醇填充脱水法”，开创国内外该项技术的先河，这些年来他们已修复了全国80%以上的饱水简，为修护简牍作出重要贡献。
方北松认为，用填充脱水的方法保存这种脆弱的文物是有效的。目前，他们研发的这两种脱色、脱水方法仍是饱水简修复的主要方法。
与此同时，利用物理技术提取和保存简牍上的信息也在“争分夺秒”地进行中。
相对于传统的彩色摄影，如今常用的红外线扫描、多光谱成像技术在一定条件下对文物本体更少损伤，对墨迹信息的采集和成像质量也较高，对一些正常摄影无法清晰显现或肉眼观察不到的信息的采集也能起到不可代替的作用，因此目前在国内简牍项目中的应用已取得较好效果。
不过，提到目前的研究困境，专家指出，面对不断出土、亟须修护的大量简牍，缺的还是专业人才。
博物馆积极探索“数字化”呈现
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等涉及简牍修护利用的政策文件，围绕古籍工作发展目标，聚焦高质量发展，系统谋划推进古籍保护、整理、出版和利用工作。
数字化和普及传播已成为古籍资源转化利用的有效途径，全国还建起数家简牍博物馆，比如甘肃简牍博物馆、长沙简牍博物馆等，希望通过数字化手段让简牍等文物资源得到更好的活化利用。
长沙简牍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简牍十万余枚，是我国首座集简牍收藏、保护、整理、研究和陈列展示于一体的现代化专题博物馆。
目前，长沙简牍博物馆正在建设“中国简牍信息数据库”项目。主要工作是利用信息化技术和数字化手段，将简牍等文物转化为数字图像，并建立三维模型，实现对文物的精确复制和数字化保存。
2023年10月1日，甘肃简牍博物馆也正式启动了“简牍时代”线上数字展，提供了许多高分辨率的文物图片，配上详细且通俗易懂的文字解释及语音解说，更有助于观众直观深入地理解每件展品。
在江苏连云港市博物馆，如今也能看到该馆馆藏一级文物“西汉尹湾汉墓简牍”的数字化展品。工作人员通过激光扫描采集细节信息，建立三维立体模型，三维建模误差小于1毫米，最大限度还原文物细节。他们介绍说，为了建模，他们根据不同情况，每件文物都要拍摄400-600张全景深高清图片，然后一一贴附到三维模型上，直到所有工序完成，文物才能以上下、左右720°数字化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今年，西北师范大学的简牍学术资源数据共享平台正式上线。
项目负责人、西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强介绍，本项目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理解、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新型信息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新动能，积极开展人工智能赋能简牍活化利用的研究工作。
该平台按照六库一平台的架构设计，不仅开发了简牍实物库、释文库、字形库、著录库、文献库和专家库，还提供简牍学术资源多源数据收录和智能检索。通过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希望探索出一条信息技术赋能简牍学发展、人工智能助力文化遗产保护的特色研究方向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