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对世界的好奇和对中国当时社会的忧虑，更带着救亡与图强的抱负，自晚清开始就屡有中国人走出国门游历和学习，为国家和民族寻求新的希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句话用来描述这个潮流中的现象十分贴切。有过海外经历的知识分子们带回了各自认为有益于中国的东西，所以“开启民智”并且重建文化上的自信，被归结为培养民众认识“博物馆”及其制度的两项重要任务。
第一节
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国际展览体系
今天的世界博览会与环保、和平、交流等概念牵涉很深，但其最初并不是一场纯粹的审美行为。博览会的起源非常现实，而且一点儿也不神秘，那就是中世纪欧洲商人定期的市集。当然，最初的市集只是单纯地出于经济贸易目的而举办，不过商人的力量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日渐完善而不断强大起来。所以，市集的规模在扩大，商品越来越丰富，市集的影响也在扩大，参与人员越来越多。在18世纪的欧洲，经济仍然是成熟市集或称早期博览会的主要目的，但是艺术、哲学、文学等方面的交流都伴随着贸易活动展开了。
“博览会”（ExhibitionorExposition）即“博物会”，亦名“赛珍会”。晚清的有识之士已经了解到西方早期的博览会旨在展示“工业制造和艺术界”取得的辉煌成果，“所以比较各物，增见识，以启聪明，有益于国计民生”。176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英国举办“雅物会”，“其会皆赛文雅各物，如古画、金石、雕刻、针绣各件，彼此比较，价值不赀”。1798年（清嘉庆三年），法国国王拿破仑为了与讲究“艺学日新”的英国竞争，在巴黎创立一会，专赛新出之物品，称为“新物会”，“会中四千四百九十四人，先诏令国中有能制造新奇之物，胜于英国及他国者，受上赏”。
从这些清朝中国知识分子的简略记述中，可以直接感受到18世纪至19世纪英法两国的博览会十分突出的“竞争”意识。在200年里，英法战争不断，法国不但丢掉了在印度和北美的殖民地，更被英国夺走了欧洲的霸权地位。博览会具有展示工商、艺术成果兼促进实业发展的作用，英国洋洋得意地以此展示本国的巨大成就。而法国绝不甘心在这样的领域也落后于英国，于是1802年和1805年在法国巴黎又召开了第二、第三次博览会。在1814年至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法国进一步受到英国的压制。求富、求强的法国人继续经营自己的博览会事业，到1819年，法国已召开了十余次博览会。从1819年到1849年，法国每隔五年便举办一次规模较大的博览会，很有规律。战场失败的法国人在举办这些博览会时极其谨慎，高卢雄鸡固执地维护本国、本民族的特征，所以19世纪的法国博览会始终具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
清政府于1861年设立总理衙门，这是中国早期专门受理国际博览会及展览事务的中央机构。但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有能力办理外交、参与国际交流活动的人才寥寥无几，同时由于财政匮乏，总理衙门缺乏参加国际博览会所需要的大笔经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1867年（清同治六年）起，总理衙门便委托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承办国际博览会事务，具体承担国际博览会所有中国展品的征集、组织、展出等工作。从1873年的“维也纳国际博览会”到1905年的比利时“列日国际博览会”，清朝海关共计承办了约二十八次国际博览会事务。
但是得知了洋人经办中国参加国际博览会事宜之后，还是有一些明智的中国人表示“以西人而办中产，不无隔膜”。掌管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确实在经办博览会事务时处处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尤其是挑选参赛展品时，哗众取宠，出中国的丑，借以取悦西方社会。但是这种伤害中国人自尊的事情很快就开始为国人所了解。走出国门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对博览会较为客观的描摹也逐渐多了起来。李圭在博览会上亲眼目睹了国外先进的科技及西方的文明，产生了诸多的感触，后撰写成专著《环游地球新录》。这本书不仅描述了展览现场的细节，甚至涉及到了会场管理等制度层面的内容。李圭的这本书完成于1877年2月，引起了清政府重臣李鸿章的注意。1878年，李鸿章为此书作序。序中反映出李鸿章对于工商业、国际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深刻认识。
时至19世纪70年代，维新派和洋务派的有识之士开始公开表达自己对国际博览会于发展民族工商业之重要意义的理解。但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都只能代表一小部分中国人，其中还包括了一些在欧美留学或出任公使的、已经眼界大开的留洋人士。1899年在筹办1900年巴黎国际博览会时，中国驻法公使庆常仍看出总理衙门对国际博览会漠不关心的态度。直到迈入20世纪，中国参与过多次国际博览会，总理衙门却从未派人赴会考察，政府对博览会的了解也十分有限。《湘学报类编》称，中国“初会于美，再会于法，三会于荷兰，过问寥寥”。1904年，清政府才第一次以官方形式率领商人正式参加国际博览会。
随着政府和工商界对国际博览会认识的日益加深，中国政府开始在各地设立各种国内博览会形式的劝工所、劝业会等，并鼓励商人参加国际博览会。新订的赛会章程在京师设劝工陈列所，作为展览工艺品之用，以“提倡工艺”和“振兴工业”。稍后，各省会和通商大埠纷纷仿行，辟专馆陈列本地区精良之农工商产品，并开始举办地方赛会。
中国由被动转为主动地参与国际博览会的历史事实令人五味杂陈。国际博览会制造了让世界认识中国的机会，同时也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窗户，有识之士奋发图强之心才得到了最大的激发，残酷的竞争令千百年来沿着封建轨道徐徐而行的中国受到刺激并惊醒起来。经过艰难转变认识的过程，博览会制度对工商和美术事业发展的促进之功最终在中国社会发生了作用，也使中国人看待博物馆的角度和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节
晚清知识分子对外国博物馆的印象
自明末清初开始的封闭政策，使已经踏上现代化之路的西方人拿中国很没有办法，其文化交流、宗教宣传与殖民野心都受到了很大阻碍。但是，这三方面小规模的渗透始终存在，尤其是通过教会系统进行思想和文化熏陶的方式，在当时比较见效。西方人将人文和科学知识捆绑在宗教思想上，教学、翻译、出版、医疗等活动包含了复杂的内容与目的。这些行为当中潜存的现代意识传达给中国知识分子之后，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精神交流，西学在华影响逐渐扩大。中国社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触到了“博物馆”等新的概念。
一、中国人走出国门认识“博物馆”
中国认识“博物馆”，当然不只是识读这个名词，还有人到西方的博物馆亲自参观过。有西方人“送”西学到中国，就有中国人走出国门去开眼界。中国人游历之后带回国的知识对于大众逐渐认识博物馆这样的新鲜事物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可以想象，中国人最早关于博物馆的文字只是记录了好奇的目光，展现了赏玩的态度。
1847年春天，林鍼受聘到美国讲学，他从现在潮州的港口乘船赴美，工作长达一年才返乡。回到福建之后，他写作整理了一本书，详细记录自己旅美期间的种种见闻，名为《西海纪游草》，于1849年刊行。在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博物馆的一点描述，表达他自己“举目四望看见美国”那种独特的视觉和触觉感受。他写道：“博古院明灯幻影，彩焕云霄（有一院集天下珍奇，任人游玩，楼上悬灯，运用机括，变幻可观）。”“博古院”就是指博物馆。这段话虽不长，却很生动传神地刻画出了一个知识分子从东方古国初至美利坚土地时经历的新奇刺激，是近代中国人最初真正置身于西方博物馆时的真实写照。
像林鍼一样有机会出国游历的中国知识分子，参观博物馆后的游记中也不只写下了当时的激动心情，也有人进行过非常细致的观察和描写。1859年3月，游历意大利后的郭连城，后来撰写的《西游笔略》中便记述了参观三处博物馆的经历。他虽然也没有用“博物馆”这个词，但是选取了“博览院”“方物院”“博古院”等十分恰当的词汇。或许身临其境之后，他确实比徐继畬更能理解“博物馆”这个场所、这种新鲜事物.“初九天雨。游本城博览院。博览院乃本国国王所建，宽大不知几何。院内满列古奇之物。……”这段文字从记录日期和天气开始，娓娓道来，言语风格读来十分亲切。我们仿佛透过他的眼睛，也看到了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那些场景。
在19世纪中后期，中国人出游欧美也不全是个人行为。1866年，清政府正式派三品顶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副总办斌椿率懂外语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凤仪、彦慧等人进行了一次公费欧洲全景游。他们这次行程包括了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等国。领队官员斌椿在考察后撰写的《乘槎笔记》为后人留下了中国人早期参观欧美博物馆的宝贵一手资料。“至‘文思尔喀什尔’。殿宇高广，四周房三千六百间，凡三层。司宫者，导观各处落座。内贮珍宝甚夥，有碧玉瓶，高六七尺，遍作孔翠花纹，光艳不可逼视，云俄罗斯国主所赠。”他们4月22日参观的“文思尔喀什尔”，就是大名鼎鼎的WindsorCastle，今天我们一般把这个地方翻译为“温莎城堡”或者“温莎古堡”。其中收藏着难以计数的珍宝，整个城堡几乎就是由许多艺术展厅组成的艺术博物馆。这一点从斌春记下的展陈物品也可得知。5月26日，他们参观了另外一处艺术博物馆，对那些精妙的绘画作品,斌春绘声绘色地描述道:“往公所观画，所绘人物、鸟兽、花果，俨然如生。其山水瀑布，日月光华酷肖，真绘水绘声之笔。”这是最早专门记录艺术博物馆参观经历的段落之一。
张德彝在著作《航海述奇》中专门描述了自己在英国参观到的艺术博物馆、画廊。他在3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楼上层层挂细画百张，高有丈余者，山水人物，精妙之至。其神气逼真，原系麻油所画，可远观而不可近视焉。”在4月2日的日记中又有：“后乘火轮车行四十四里，至水晶宫......楼上前面陈列洋琴、洋画以及玩耍等物出售，后列名人油水画一千二百余轴。”他不但提到了艺术品出售的现象，还记下了艺术博物馆对公众收费开放这项制度:“大凡外国官造之花园画阁，四方人民皆许游览，欲临眺者，经费几许”。1867年年底，应理雅各（JamesLegge）之邀，辗转香港启程赴欧的王韬也在《漫游随录》中写了类似的情况：“英人于画院之外，兼有画阁。四季设画会，大小数百幅，悬挂阁中，任人入而赏玩。入者必予画单，画幅俱列号数，何人所画，价值若干，并已标明。”
相比较来看，1875年8月清朝首次正式派驻英国的钦差大臣郭嵩焘写下的《郭嵩焘日记》，读起来就没那么有趣了。透过日记里《游布利来斯妙西阿姆》[BritishMuseum(不列颠博物馆）]、《游铿新登博物院》里说明文式的记录，我们仿佛能看到这位大清官员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严谨神态：“……金石刻则皆来自麦西，罗马，希腊次之。所刻石像与石碑所刻像，与汉石阙刻像正同，其文亦与埃及石柱文同。有全取古墓左右石及上石刻文，并墓门嵌之壁上者。古碑有作剌丁文者，有作希腊文者，皆各为一院。”
李庶昌的《西洋杂志》、陈兰彬的《使美纪略》、徐建寅的《欧游杂录》等同样留下了中国人参观博物馆的资料。不过在那个时代，逐渐强大起来的日本效仿欧美建立了博物馆，留学和游历日本的中国人也有参观游记，其中最典型和有价值的就是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
通过阅读这么多近代早期中国人写下的关于“博物馆”的文字，我们看到的却都是一些表面现象。我们看到了令人目眩的场景和光怪陆离的展品在他们的视网膜之上和心灵深处留下的印象，却探不到他们思想的深度和思考的边界，也无法被博物馆激发出来的东方智慧的火光照亮。或许国门突然被推开，“风”从海外来，有人被吹动了心，睁开了眼，刚刚呼吸到不一样的空气，撞进了一个新世界，却根本来不及判断“西风”里裹挟了什么，奇景背后潜藏着什么。19世纪勇敢走出去的中国人告诉同胞，博物馆里展示了一个深深浅浅、琳琅满目的西方。这或许就完成了这一代人的使命，是功德一桩。博物馆的文化、展览的制度等方面，还需要去慢慢理解、细细分析和深入研究。
欧美国家的博物馆里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玩，其中有些是跨越国际、跨越海洋、跨越语言和文化背景进行交流的成果，它们值得骄傲与铭记，另外还有很多对于殖民者来说同样值得“骄傲与铭记”但其实却是沾染了野心、暴力、贪婪和罪恶的“赃物”。自15世纪末开始，西欧皇室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都疯狂地向往从世界其他地方获得财富。在这些人眼中，黄金和宝石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无论是通过探险、贸易还是血腥掠夺而来。中国是探险、贸易和掠夺的重点对象之一。
1517年，广州的土地上留下第一批葡萄牙人的足迹，然后还有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等等。探险家、商人、学者和传教士等最向往神秘中国的西方人为封闭的中国人带来了难以获得的见闻和新鲜的科技知识，播下了构成复杂的宗教文化，还有殖民的梦想。他们带走了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种种商品，还有似懂非懂的汉字与汉学。无论中国的封建政府怎样施行海禁政策，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一直持续着。
以殖民军事力量作后盾，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庇护，自19世纪中后期起，西方人在中国境内按照自己的愿望建立了近代化的博物馆。但是这些博物馆往往并不愿意向中国普通民众开放。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其实是西方人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时的落脚之处，也是暂时储存四处搜集所得中国自然标本、矿藏信息和文物珍玩的仓库。这样的博物馆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现象，曾经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在中国成为弱势一方的时候已经变为一种置换，西方主动地向中国输入各种现代化的文化概念，在中国人感到新奇与疑惑不解的时候，他们已经大方地自己动手拿走了高昂的“学费”。中国人逐渐学会了保护本国资源，也从各种自然博物馆中看到了近现代科技中包含的巨大力量，但这是在一次又一次地交上“学费”之后。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就是在这种体会着切肤之痛的觉醒中开始发展起来的。
本文节选自《博物馆的历史》
《博物馆的历史》
《博物馆的历史》（李万万编著）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于2019年1月出版，该书以“从欧洲原型到中国博物馆的本土化发展”为主题，通过“博物馆的起源”“启蒙时代的欧洲博物馆”“中国古已有之的收藏传统”“江苏：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起源之地”“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方向”和“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振兴”等内容，全方位呈现博物馆的起源、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创与发展历程。卢浮宫博物馆雕塑部前部长布莱斯克-博迪耶、大英博物馆前策展人凯吉尔、大英博物馆前策展人欧克奈尔、巴黎第一大学教授布罗等参与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