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一个职业媒体人，在他采访过的名单上出现诸如：华盛顿最高贵建筑”的掌门人——金萨·赫特、美国女权主义艺术先驱朱迪·芝加哥、“行为艺术祖母”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全球排名第三的乌菲兹美术馆馆长艾克·施密特、艺术巴塞尔联合总监史毕格勒与雪恩霍泽、军械库艺博会总监凯特琳·德·贝克、西班牙著名艺术家爱德华·纳兰霍和格鲁仇、美国著名艺术家詹姆斯·怀斯（安德鲁·怀斯之子）和大卫·拉斐尔等如雷贯耳，令全球艺术界为之瞩目的艺术大咖的名字时，其纵横四海的能力足让同行肃然起敬！然而，这些在业界也够得上“超级重量”的访谈，却出自一个不懂英文的非职业媒体人之手时，就有了某些励志故事的特征，且越平淡越传奇……
张鸿宾与美国ARC艺术复兴中心创始人兼主席弗雷德·罗斯
美国国家肖像画廊馆长金萨.赫特
艺术中国：我很好奇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从事看起来与你的专业并无直接关联的业务（访谈）？
那个时期直接从海外获取信息非常难，再加上绝大部分中国艺术家不懂外文，所以，艺术家们很难及时、有效地获取海外艺术资讯，更不用说去参加国际间的艺术交流和展览等活动了。此外，当时我们尚能接触到的国际大牌艺术家的访谈，几乎都是海外媒体人做的，有一些我们自己迫切想了解的艺术家，反而没有人做。在这种情形下，我产生了为何不自己进行采访的念头，后来就把这个念头变成了一项常规的工作；之后又成为一种习惯时，坚持做下去便成为一种无法放弃的选择。于是不知不觉做到了现在，算起来也有快二十年了。
艺术中国：按照经验和逻辑来看，从事海外采访工作，应具备最起码的基础条件是外语（英语）能力，否则无法与人沟通。你不会外语怎样从事海外采访工作？
西班牙著名艺术家爱德华·纳兰霍
爱德华·纳兰霍作品
艺术中国：你以什么标准来选择采访对象？
张鸿宾：其实，我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标准，但是有一个基本的范畴。一是，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能引领艺术走向的艺术家，如：朱迪·芝加哥、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等；二是，著名艺术机构的负责人，如：博物馆馆长（意大利乌菲兹美术馆、西班牙提森博物馆、莫兰迪博物馆等馆长）；艺术基金会主席（意大利提香基金会、西班牙艺术&艺术家基金会主席等）；艺术家协会会长（英国皇家肖像画协会、美国国家水彩画协会主席等）；双年展和艺博会总监（瑞士巴塞尔艺博会、威尼斯双年展等）；三是，著名国际艺术大赛获奖艺术家，如：英国国家肖像画廊大赛、美国肖像画协会肖像画大赛、ARC国际沙龙大赛、西班牙具象绘画&雕塑大赛上的获奖艺术家等。
这样的选择从不同角度和维度，涵盖了艺术领域的方方面面，可以基本反映当代艺术圈的现状、思潮、变化、发展以及趋势的大致走向。
西班牙著名艺术家格鲁仇（Golucho）
艺术中国：因为你访谈的对象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存在着巨大差异性。在采访过程中，你怎样消除由于这些差异性造成的影响，顺利的完成采访工作？
张鸿宾：是的，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想要做好采访工作首先要对接受采访者有一个详尽的身世了解，包括：其生活环境、家庭背景、教育程度、艺术经历、艺术观点等；还要了解其国家历史、文化特征以及艺术特色等。由于我选择采访的人基本上限定在艺术（这里主要指西方艺术，绘画、雕塑）的范畴内，而西方艺术体系的同宗同源的属性，大大消解了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使采访的难度比想象中的要低一些。如：阿根廷和西班牙是两个迥然不同的国家，地域也相差甚巨，一个在南美，一个在欧洲。然而，这两个国家在艺术的审美和品味上有许多共同之处，究其原因是因为阿根廷历史上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其文化与艺术形态深受西班牙的影响，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文化与艺术几乎是欧洲城市文化的延伸。在采访中两个国家的艺术家时，基本上没有遭遇文化差异上的障碍。
美国著名艺术家詹姆斯·怀斯（安德鲁·怀斯之子）
詹姆斯·怀斯作品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是日本。我曾经采访过日本当代超写实油画家何野桂一郎，他在2023年ARC国际沙龙大赛获得了“盛鑫煜艺术奖”，为此，我准备为他做一期访谈。本以为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文化、艺术与审美认同方面，比欧美国家更接近、更容易理解。但是当我在准备采访提纲查阅资料时才发现，日本历史上虽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然而，在其历史发展和进化过程中，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与日本本土的传统、哲学、美学思想交织渗透与融合后，形成了日本民族独特的审美品味和美学标准，这些后来形成的、带有日本本土特色的文化样式与形态，在内涵上与中华文明有很大的不同。如：日本美学中的“物哀（日语：物の哀れ）、侘寂（わび）、幽玄等，其内涵的丰富性只能用日本文化语境才能解释通。他们所追求的审美趣味、美学标准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和价值体现，倘若我们不加选择的简单套用自己认定方式看待日本，将无法准确理解日本文化艺术中所蕴含哲学和美学思想的深刻性与丰富性。
欧洲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冈萨雷斯
艺术中国：对于你来说，采访工作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张鸿宾：最大的挑战是你发出去的采访要求，对方是否愿意接受。我选择的采访对象，基本上都是知名度在世界范围里比较大的，这些人经常接受采访，他们其中很多人对于陌生人的采访要求很抗拒，除非你的采访问题是他无法拒绝的。我感觉有三点对于采访工作比较重要：其一，是自己的认知与思维是否与被采访人达到或者保持相同和相近的水平；其二，提出的问题是否有深度与个性化；第三，采访问题是否是对方感兴趣的话题。
艺术中国：在你采访过程中，是否有过难忘的和遗憾的事？
张鸿宾：当然有过。我本人非常喜欢德国当代大画家格哈德·里希特，所以，希望有机会为他做一个访谈。当我写信说明采访的意图时，里希特很有礼貌地给我回了信，他说自己的年龄已高，打字也太慢，所以，不适合做访谈了……
最为难忘的和遗憾的事是十几年前，刚刚采访完美国女权主义艺术先驱朱迪·芝加哥后，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想邀她来中国访问并且在访问期间创作作品，而朱迪·芝加哥也对我的提议很感兴趣，所以，我们一拍即合。芝加哥的许多作品，包括那个著名的《晚宴》都是用碟子（陶瓷制作的），中国又是一个陶瓷产生大国，除了景德镇山东的淄博也出陶瓷，我联系了一个山东的赞助商为芝加哥来中国做准备。芝加哥对来中国充满了期待，我们一起讨论来华访问细节，包括陶瓷烧制的材料、技术、窑的要求以及提出要带一个摄影助理一起来等……当一切筹划有条不紊地进行时，那个赞助商却未能按照事前约定提供赞助，使这个本可以给当代中国艺术圈增添浓重一笔的计划胎死腹中。
著名油画家路易斯荣获美国肖像画协会国际肖像大赛金奖
获奖作品《假面舞会》
艺术中国：在这一百位世界各地艺术家采访中，哪一位是你印象最深和最满意的？
张鸿宾：如果以影响力最大和传播率最广的应该首选采访阿布拉莫维奇那一篇。2010年3月14日至5月31日，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了阿布拉莫维奇作品的大型回顾展，这是现代艺术博物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行为艺术展，由克劳斯·比森巴赫(KlausBiesenbach)策划。
艺术中国：通过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话，你有哪些感悟和体会？
张鸿宾：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给人们相互理解彼此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和困难，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不可通性，是产生误解、误判的根源之一，特别是当全球化进程中发生的诸种不确定性，更加助长了偏见与分歧的加深。艺术作为社会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与外延特征无不真实地反映着世界的纷繁与复杂。因此，美国历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了信奉不同范式的人无法实现交流和沟通，即“不可通约性”学说。“不可通约性”是指：两个理论在逻辑上是不相容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甚至是不能比较的。在他看来，解释学哲学在承认“先见”前提下通过对话达成“视界融合”，进而消除“不可通约性”。
在与世界各地艺术圈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是一个既艰难又充满挑战和乐趣的工作，特别当对方是业界精英或翘楚时，更能将你带入一个从未触碰的领域：他的思辨、视角、学识、修为以及价值观，几乎都能对你产生巨大的磁场，将你吸附于他的周围，感受他的能量。与这样优秀的人做深入交流，长此以往人看待世界与生活的眼光，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某中微妙的变化，促使你跳出之前狭隘的个人视角，用一种更加包容、宽泛、理解的心态来应对这个复杂的世界……
艺术中国：目前，中国艺术圈大概还没有一部级别和段位如此之高、如此集中的国际名家访谈专著，你是否有将这些访谈结集出版的考虑？
张鸿宾：坦率地说，这也是我考虑的计划之一。这一百位艺术精英的访谈约计四十多万字，从当初一个不经意间的想法，经过近二十年的积累，出乎意料的成为了一个国际艺术进程中，世界各地艺术圈发生、发展的历史记录，并且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观点、解读这个过程，从而有了些许深入参与共同书写全球艺术事件的某种意味，这也反映出中国在全球化当代艺术进程中，其身份与自觉性的极大提高、进步和变化。（图片由张鸿宾本人提供，采访/编辑：良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