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大多数缔约国相比，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度在列入名录的标准方面侧重于强调传统文化实践在历史、审美、技术和科学等方面的价值，以及对于促进中华民族“大认同”的意义；而大多数缔约国的列入标准更多地体现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于非遗的定义，以及申报教科文组织两类非遗名录需满足的标准的导向，突出的是以社区为中心，尊重社区各项权利的伦理维度。从更好地履行《公约》义务和推动国内创新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当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度的改进可以参照《公约》的宗旨和精神来讨论与修改列入名录的标准，在评审时充分吸取社区代表和民间社团组织的意见，并在政府主导的名录制度之外探索多样化，即多种发起方的非遗普查和非遗名录制定机制。
作者简介：马千里（1985-），男，安徽六安人，法学博士（民俗学专业），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江苏扬州，225127）
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以下简称“非遗”）编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缔约国一项基本的履约措施，其主要工作内容是对非遗项目的确定，并制定相应的名录或名册。除少数国家尚未开始编制本国的非遗清单，或该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外，大多数缔约国已经在实践中形成了有本国特点的非遗清单编制机制。我国作为较早批准《公约》的国家（2004年12月2日第6个批准），也很早就开始实施这项措施。实际上，《公约》所指的非遗清单在我国语境下对应的就是各级非遗名录。《公约》中的非遗清单编制在我国则体现为各级非遗名录项目的普查、申报、评审、公布和宣传的履约工作，即非遗名录制度。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名录制度已经有一些结合具体申报评审实践的讨论，如柏贵喜的《“名录”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陈华文的《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级申报制度》，陈心林的《人类学视阈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度的反思》，等等。这些学者已经开始将国内非遗名录制度中有共性的一些问题归纳出来进行讨论，并在若干问题上形成了一些学理性的思考。但这些讨论尚未充分结合《公约》及其《操作指南》所体现的精神，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就事论事”的对策性的研究导向。与此同时，教科文组织在分析归纳2010-2014年期间各《公约》缔约国提交的履约报告中有关非遗清单编制的部分之后发布了一份综述(以下统称“《综述》”)，对各缔约国的清单编制实践分主题进行了比较和总结。这些主题包括名录的类型、分类方法、列入名录的标准、名录中项目登记表的格式、名录更新的方式与频率、社区以及非政府组织参与名录编制的情况等。本文从《综述》入手，将我国的非遗名录制度放置在世界范围内非遗清单编制的大背景中，在列入非遗清单（名录或名册）的标准方面对中外非遗名录名册制度进行比较和反思，从而对我国非遗名录在这一方面的改进提出建议。
一、国际视野下中国非遗名录的列入标准
《公约》各缔约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都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不同国家对非遗的认识也存在多样性，也就影响到各国传统实践列入非遗清单的标准的制定。尽管如此，对于各国而言，《公约》第2.1条对非遗的定义和申报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下简称“急需保护名录”）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下简称“代表作名录”）需满足的各个标准的影响还是普遍存在的。《综述》归纳了各缔约国较为常用的几项列入清单的标准，即符合《公约》对非遗定义的标准、描述的标准、社区认可的标准、社区参与的标准、传承的标准、受到威胁和保护计划的标准等。各个标准的内容可参见下表。
在我国，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3月26日颁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申报评定暂行办法》”），要求申报的项目需要有“杰出价值”、“典型意义”和重要的对于学术研究的价值。具体的评审标准为：
（一）具有展现中国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
（三）具有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四）出色地运用传统工艺和技能，体现出高超的水平；
（五）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
（六）对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为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原则与标准》还为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十大类别分别制定了评审标准。这些标准体现出的价值评判倾向与《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一致，也主要强调非遗项目需要具备久远的历史传统和活态传承的存续状况，传承脉络或谱系清楚，以及具有历史、文化、科学或艺术等方面的价值。对于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以及传统技艺等类别，评审标准要求申报的项目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或“精湛的技艺”。对于某些类别如传统舞蹈和传统戏剧，还要求申报的项目处于濒危状态。以上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2005年以来国家在文化传统列入非遗名录的标准这一问题上的基本价值取向。从2005年到2013年我国先后发起了四次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申报与评审，延续了以上的基本价值取向。
地方的各级非遗评审大体上也沿用了国家级项目申报的标准。不少省区都要求申报的项目要能够展现本省区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民间文化的创造力。有些省区如福建省还对某些类别的非遗的申报添加了影响范围的标准，例如申报福建省级名录民俗和传统技艺等类别的非遗项目原则上需要在三个县（市、区）以上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申报评定暂定办法》制定的评审标准体系在地方上至今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
值得一提的是，非遗项目的存续力在不同国家列入非遗清单的标准体系中的权重往往也有所不同。大部分国家都将非遗项目具有存续力，即申报的项目具有活态传承的性质作为列入清单的必要条件，例如塞浦路斯。还有不少国家将濒临消亡的非遗项目优先列入清单，如委内瑞拉和阿联酋等国。中国的一些省区和地市也采用类似的标准。但也有一些国家并不考虑因濒临消亡而急需保护的非遗的存续力，例如印度和卢森堡。法国的清单尽管不直接将非遗项目的存续力纳入标准体系，但清单中的项目登记表里有一个表项专门用于填写制定的保护措施。此外，吉尔吉斯斯坦除了在普通的非遗清单中纳入项目存续力的信息外，还单列了一个清单用来列入濒临消亡急需保护的非遗项目。这一旨在重点抢救濒危非遗项目的清单体系设计具有实用导向，正好对应了《公约》框架下的急需保护名录的设置，在大部分缔约国包括中国都没有得到实施。
二、中外非遗名录（清单）列入标准的主要差异及其辨析
在我国，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各级的地方层面，自2005年《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所延续下来的评审标准体系更多表现出的是对非遗项目进行价值判断的外部视角，侧重的是申报项目的“较高的艺术水平”或“精湛的技艺”，以及“杰出价值”或者“独特价值”，在实际的评审中社区的意见往往是缺位的，因而与《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特别是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所提倡的社区在保护其所持有的非遗（包括清单编制）的过程中应发挥主要作用的立场相去甚远。更有甚者，申报的非遗项目是否列入非遗名录在一些地方常常取决于政府行政官员的意见，从而影响到其他非遗保护参与方特别是非遗传承人保护非遗的积极性。此外，我国国家和地方层面上的非遗名录列入标准也更多地体现出宏观的，对于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等方面的目的与意义，这也与大多数《公约》缔约国列入标准所突出的社区参与这一微观层面的目的论与价值论意义形成明显的差别。
三、对我国非遗名录列入标准的分析
从历史上看，随着二战后世界范围内非殖民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在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中普遍出现了建构自身民族传统与民族国家认同的思潮与实践。这也是解决殖民主义引发的民族认同危机的必然要求。为了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抗衡，对本国民族民间文化进行有选择的保护在发展中国家也就成为其文化政策的重点。发展中国家保护本国民俗，并以此增强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正是国际层面非遗保护理念与实践的源头之一。这一非遗保护在目的论上的源头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非遗保护的理念，包括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的设计形成了呼应关系。公允地说，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非遗名录列入标准中对于促进宏观层面民族文化认同的强调是有其历史与现实背景的。
进一步来看，非遗保护包括非遗清单编制作为一种遗产化（heritagization）进程，其主导方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一实践的主导理念。在我国，作为这一进程主导方的政府的意志决定了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机制的宗旨与操作原则。分析至此，非遗保护，包括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机制的设计也就对应到了非遗是谁的遗产，由谁来主导这一遗产化进程的问题。而社区、群体和个人作为非遗的创作者、持有者与传承者，在我国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申报机制中往往处于被动参与的状态，并不决定具体非遗项目的确认与确定。
四、完善中国非遗名录列入标准体系的路径探索
完善我国非遗名录的列入标准体系需要在理解《公约》精神，合理借鉴别国有益的实践经验和反思自身得失的基础上，从多个方面进行探索。从宏观的角度看，《公约》所体现的精神，包括《操作指南》及其《伦理原则》所倡导的原则，都是探讨这一议题所需要的知识储备以及目的论与方法论方面的指导工具。客观地说，中国非遗名录列入标准的侧重点与《公约》精神，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所主张的“每一社区、群体或个人应评定其所持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而这种遗产不应受制于外部的价值或意义评判”的原则存在一定的差异。我国使用的评价标准偏重于学术和政治等外部视角下由外部专家和政府所评定的价值。基层社区在非遗价值评定中的失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府主导社区参与不足的非遗申报评审机制的结果。相比而言，2005年颁布的《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评审标准更多地受到1972年《公约》中自然和文化遗产项目评审标准的影响，即强调遗产项目在历史、审美和科学等方面的主要由专家所判定的价值。
上文提到，各缔约国非遗清单的列入标准普遍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即《公约》第2.1条对非遗的定义和申报教科文组织两类非遗名录需满足的标准。在这两项因素中，社区认可的标准是同时存在的，即“能被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在创造和增强其文化认同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为其提供归属感和在社会中的根基感”。而在其他几项各缔约国普遍适用的标准（非遗定义的标准、描述的标准、社区参与的标准和传承的标准等）中，社区的重要地位都无一例外地被着重强调。将在我国国内“在地化”或“本土化”之后的标准体系和这种以社区权益为导向的标准体系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前者突出的是非遗在工艺技能等方面的客观价值和对于构建中华民族“大认同”方面的作用，而后者强调的是非遗对于所在社区这一微观范畴的价值和意义，体现的是一种“去国家化”或“去政治化”的逻辑。前者实际上一方面体现出1972年《公约》保护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这一范式在非遗保护领域的延续，一方面反映了国际理念在本土化时往往需要适应该国政府国家治理这一政治维度的要求。
在我国现行的四级非遗名录制度下，非遗项目申报评审的遴选机制在实际操作时基本上就是以非遗项目在工艺、审美和历史等方面的客观价值和流传范围的大小作为主要评价标准，侧重于外在的技术层面的因素。这也是在瑞士等按层级进行非遗项目申报评审的缔约国同样存在的问题。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一些不通过申报评审而是直接通过田野调查来编制非遗清单的案例中，社区成员、学者或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共同对非遗项目的价值做出评判，而社区成员的意见居于重要乃至核心的地位。相比之下，申报评审制度的局限性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社区、群体或作为个体的传承人在非遗清单编制中的话语权。
在我国目前这一机制的框架下，如果想弥补实践理性和行政惯习所造成的社区“失语”的缺陷，那么通过各种途径加强社区在非遗的普查和申报中的参与，在评审时吸取社区代表和民间社团组织的意见是非常必要的。关于现行的中国非遗名录的列入标准体系和国际上较为常用的标准体系之间的差异问题，本文建议从理解和贯彻《公约》精神的目的出发，在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团结的前提下，更多地参考《公约》对非遗的定义和申报教科文组织两类非遗名录项目的标准体系，并对现行国内各级非遗名录的列入标准体系进行讨论、研究和修改。这将不仅有助于我国在国际层面申报教科文组织的这两类非遗名录项目，同时也是开创地方和国家层面非遗保护新局面，探索社会创新治理模式，更好地维护和发展基层民众文化管理权的有益举措。
五、中国非遗名录机制的多样化探索
根据《综述》的归纳，在社区积极参与的非遗清单编制案例中，社区几乎参与到清单编制的每个步骤中去，而这些缔约国清单编制的目的就在于实现社区的完全参与。社区积极参与型的清单编制有以下要点：
（一）社区成员参加清单编制工作的信息发布会；
（二）社区成员表达知情同意意见；
（三）社区成员接受培训；
（四）研究团队从社区吸收研究人员；
（五）社区成员参与清单设计；
（六）社区成员参与数据采录和处理；
（七）社区成员对清单编制工作进行监督和跟踪；
（八）社区成员对清单编制工作进行分析、确认与核实；
（九）社区成员参与决定如何传播清单编制的成果和登记表。
可以看出，这种类型的非遗清单编制并不包含申报评审机制，社区尽管一般不作为非遗清单编制的发起方，但依然通过参与清单编制的绝大多数步骤使其文化管理权得以实现，社区的利益诉求能够更直接有效地通过社区参与得到落实。这一实践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为我国非遗名录机制的改革提供了借鉴，为从根本上解决申报评审制度容易造成的社区地位边缘化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原载《文化遗产》2018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参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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