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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18河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参观我馆的基本陈列——中国文字发展史。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人类文明传承的载体。在世界各国的文字中，中国汉字以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符号系统独树一帜，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从未间断，这是任何其他文字都不能比拟的。优美的汉字展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创造，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象征。汉字不仅促进了华夏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对世界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里，您将踏上中国文字的豪华之旅，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见证汉字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领略汉字的独特魅力，同时您还可以欣赏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众多少数民族的文字，它们是中国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您还可以看到古老的汉字在信息化时代焕发出的勃勃生机。相信您会不虚此行，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得到精神上的享受。
我们现在进入的是序厅，首先映入您眼帘的是圣坛、圣火和圣光，它象征着中国文字的熊熊圣火点燃了古老中国的文明之光，在它的引领下，中华民族不断求索，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在东面墙壁上，您可以看到汉字的发展脉络，有刻划符号、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还有少数民族的文字，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字的百花园。与之相对的西面墙壁上则是世界其他文明中的文字，与中国文字交相辉映。在地面上，您还可以欣赏到飞舞流淌的中华汉字。序厅就像一部戏剧的华美序幕，给人以感官上的震撼，当它的大幕徐徐落下之后，等待您的将是一场视觉盛宴。下面我们就进入
第一部分：汉字源流绎古今
第一单元：字法自然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流传最广的是仓颉（jie）造字说。这是明代的仓颉像，仓颉生活在黄帝时代，黄帝为我国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实际上应是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原地区一位部落联盟首领，他与炎帝部落联合，共同击败了进犯中原的九黎族，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传说他奉黄帝之命创造了汉字，汉代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颃（hang）之迹，知分理之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意思是仓颉从鸟兽足迹不同得到启发，创造了文字。仓颉被奉为创造汉字的神，尊称为“字祖”。其形象也十分怪异，有四只眼睛。民间对他很崇拜，仅仓颉墓就不止一座，还为他建立宗庙。这是河南开封仓颉墓及陕西白水的仓颉墓及庙的照片。实际上，仓颉只是一个传说人物，他是否存在，学界亦有争论，汉字也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创造的，因为文字具有社会性，是约定俗成的，如果真有仓颉其人，他的功绩也只是将文字整齐划一。
那么，汉字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近年来，汉字起源于图画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为了记录日常的活动和事件，古代先民用图画的方式来表现，比如捕渔就画鱼网和鱼，种植就画禾苗等。这种图形文字在其它古代文明中也曾出现，如西亚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等，都属于人类早期文明的伴生物。随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最近几十年间，在我国遍布南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都发现了陶器上的刻划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上面的符号。这些符号既有形象的图画，又有抽象的记事成分，还有大量表示数字的符号，它们的发现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在我们的陈列中列举了各地出土的代表不同文化的刻划符号。这里所说的文化是考古学文化，在考古学中，把不同地区但具有相同时代和相同文化特征的考古资料归为一种文化类型，并以最早发现的地点命名，比如仰韶文化，最早发现于河南仰韶渑池村，以彩陶为代表，后来相继发现了同一时期的陕西、甘肃等地的彩陶，统称为仰韶文化。
这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刻划符号，如湖北的大溪、屈家岭文化、浙江的良渚文化等。符号各不相同，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就其广泛程度来看，说明在成熟文字出现之前，刻划符号已成为古代先民们记事的重要方法。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积累了大量生产经验和生活知识，需要传承下去，以前的记事性图画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人们逐渐把记事图画加以简化、整理和充实，使它们成为语言的符号，并有了读音，这样文字便产生了。甲骨文就是我国最早的成熟文字。
第二单元：甲骨纪事
甲骨文是商王占卜的纪录，刻在牛骨和龟甲上，也有少量的羊骨、猪骨和鹿骨等。商朝时期，生产力仍很低下，人们难以抗拒自然界的灾害。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要求助神灵的护佑，因此商代的祭祀活动十分频繁，在祭祀的同时，商王根据自己的需要，让贞人即主持占卜的人用甲骨进行占卜，向神灵询问吉凶。具体做法是在甲骨上面钻孔或凿孔，然后烧灼，在甲骨的背面就会出现裂纹，即兆纹，贞人根据裂纹走向判断吉凶，最后将占卜内容及结果用文字的形式刻在甲骨上。这就是甲骨文的形成。
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甲骨文出土于河南郑州二里岗商代早期遗址中，这就是其中的两块卜骨。这块牛肱骨上面只有一个字，为古体的“又”字，在后来的殷墟小屯的甲骨文中常见此字，但没有流传下来。另一件是一块牛肋骨，上面有“又土（社）羊乙贞从受七月”几个字，经专家考证，这是一件习作，因为上面的字不符合后来甲骨文的句式，所以应该是当时人练习用的刻辞。尽管如此，商代早期出现甲骨文已是不争的事实。
甲骨发现最多的地方是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因为这里是商朝自商王盘庚直到商灭亡延续了200多年的首都，所以留下了丰富的甲骨文遗存。在殷墟共出土卜骨和卜甲10多万片，成为研究商朝历史最直接和最宝贵的资料。殷墟时期用于占卜的甲骨，一律都需要经过专门的修治。即不论是龟甲还是牛胛骨都要按照一定的模式进行取材、锯削和刮磨，使之成为占卜所用的版式。
甲骨文中有少量甲骨刻辞是非占卜性的，有的是为了训练写字，有的是干支刻辞，还有专门记事的刻辞。中国古代将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搭配起来记日，如甲子、乙丑等，共有60组，因为以甲子打头，所以有“六十为一甲子”之说。山东博物馆所藏一件商代牛肩胛骨上就有一套完整的甲子表，这说明至少在商代，用天干地支记日已经出现，而且被人们广泛使用。记事性刻辞的内容十分广泛，记录了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征伐、农业、畜牧、田猎等等。其中较有名的是国家博物馆藏商代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这是武丁时期的一块巨大牛肩胛骨，正反面均刻有文字，共计160余字，一些文字还涂上朱红色。正面文字第一条大意是商王武丁祭祀仲丁，第二条是乘车狩猎逐凶时，子哭堕车。反面文字记录了一些天象。这块刻辞书写精美，刀法纯熟，是甲骨文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毛笔在殷商时期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甲骨上的文字应是先写后刻，个别有直接契刻的。用毛笔书写的甲骨文因年代久远我们几乎看不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发现毛笔朱书文字19件，共10余字，书写工整、笔画流畅，年代相当于商代中期偏早，是目前所发现的商代最早的笔书文字。
殷墟之外，在山东济南大辛庄也有商代甲骨文出土，无论从形制、字形、文法上看，都和殷墟甲骨文相似，属于同一系统。
西周时期的甲骨文出土地点比较分散，数量也相对较少，只在陕西、北京、河北地区有发现。1977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出土的这块西周甲骨上的卜辞大意是：癸巳这天在帝乙的宗庙中举行彝祭，王要祭祀成唐（即大乙），拟献上两个女子、三头公羊、三头猪，卜问会不会顺利。其中提到对“文武帝乙”、“成唐”等商祖先的祭祀，应是周族尚未灭商之前的占卜遗物。
经过专家考证，殷墟甲骨文已发现的单字共有4000多个，可释字在1240个左右；所见商代金文中可归纳单字1290多个，可释单字550多个。甲骨文不仅数量多，材料丰富，而且在文字的结体及造字方式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总结了六种造字方式，称为“六书”，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在甲古文中，这六种造字方式均有体现，反映了甲骨文的成熟和规范。
再来看指事字，指事字按许慎的说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义，上下是也”。其特点是在原有的字上加一些笔划成为新字，让人一看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如“上、下”，在向上仰之弧形上面加一笔，表示上；在向下伏之弧形下面加一笔，表示下。“亦”，是在一人两臂下各加一笔，表示腋下，后来引申为“亦”。“刃”，是在刀锋部位加一圆点，表示刀刃的部位。
会意字一般为合体字，许慎说：“此类合谊”，即合在一起产生新义。如“林”，为两个木字组合，会“林”之义。“攴”读pu,为扑的本义，是由手持木棍状物组成的字，表示扑打的动作。“伐”，是由“戈”和“人”组合，表示以戈击人，会杀伐之义。
形声字在甲古文中出现稍晚，但它一经出现，就凭借着既表意又标声的优势成为汉字的主体。形声字可分为许多类：1、会意兼形声：“畏”字，本身是一个会意字，鬼持一物在击打，人们自然畏惧，其中的“鬼”字又兼音符。2、借字注形：“酉”字，原为象形字，像一个酒坛子，是最早的“酒”字。后来被借为地支中的“酉”，于是人们就在酉旁加上三点水作为形旁，“酉”变成声旁，成为形声字“酒”字。3、附加声符：“雞”字，原本为象形字，象鸡形，后来又加了一个声旁“奚”，变成形声字。4、独体形声字：“麦”字，从禾來声，它的声符“來”叠置在形符“禾”的主体结构中。5、合体形声字。这一类是形声字的主体，有左形右声、右形左声、上形下声、下形上声等等。“河”，从水可声，为左形右声；“盂”，从皿于声，属下形上声。
假借字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例如“自”，原意是象形字“鼻”字，后来被用为介词，在甲骨文经常有“自西”、“自东”的句子，此种介词用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又”字，原意是人的右手，引申为“又”，后来借作“另”的意思，如“百又三十”；还被借作“有”之意，如“妇康又（有）子”。
转注字，许慎解释为“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就是两个部首相同的字能够互相解释，例如“蓚（tiao），苗也”，“苗，蓚也”。
在殷墟甲骨文和商代晚期及周代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还有大量反映众多邦国部族名称的图像资料，被称为族徽字。这些族徽字既能生动反映表意字以形示意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装饰图案风格。下面的第一类符号庄重典雅，线条流畅，是早期美术化了的文字，它们的实际写法都能在当时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找到依据。例如“渔尊”、“并尊”等。
第三单元：钟鼎千秋
在商代后期出现了金文，又称吉金文、钟鼎文等，是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字体的总称。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我国青铜器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甘肃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青铜刀和青铜镜，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在青铜器上铸造铭文，大约从商朝开始，直到战国时期，有1200多年的历史。金文的内容十分丰富，记录了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主要是颂扬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商代青铜器铭文字数较少，多为器主人名号，如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礼器210多件，其中刻有铭文的就有193件。这就是妇好墓出土的圆鼎，在其口沿内部刻有铭文“帚（妇）好”二字。有意思的是，在商代甲骨文中也有关于妇好的记载，她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之一，曾经带兵出征，并立有战功。甲骨文和金文互为印证，加强了史料的可信度。
商晚期青铜器铭文字数渐多，有的达到数十字。河南安阳后岗窖藏遗址出土的戍嗣子鼎有铭文3行30字，记述某年九月丙午日，商王在某地宗庙明堂赏赐给戍嗣子贝二十朋。戍嗣子是一个贵族，贝即海贝，在金属货币出现之前，海贝被当做货币使用。朋是贝币的单位，5贝为一串，2串为一朋。商王赏给戍嗣子200枚贝币，在当时来说是笔不小的财富。于是戍嗣子制作了这件宝鼎以纪念此事，并用来祭祀自己庙号为癸的父亲。铭文书写精美，章法有度，在有出土地点可考的商代有铭铜器中是用字最多的一件。
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庄白村的西周青铜器史牆盘，为盛水器，牆是周共王时期的史官，史牆盘的名称由此而来。盘底部刻铭文284字，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牆在铭文的前半部分颂扬了历代周王的功业，特别是对武王征伐四方的记载，可以和史料《逸周书·世俘》所述武王征伐四方的事迹互为补充。铭文的后半部分叙述了牆家族的历史及自己受共王宠信担任史官的史实。史牆盘铭文文字精炼，通篇押韵，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同时书法遒劲挺秀，还是精美的书法作品。
进入春秋以后，诸侯争霸，天子势力衰落，诸侯的器物逐渐增多，青铜器的地方性日益加强，以晋、郑、齐、楚等大国为重。春秋晚期，南方的吴、楚等国青铜工艺突飞猛进，生产出的青铜器豪华精美，铭文所用文字多作鸟虫书，规整美观。而且出现了“错金银”技术，在铜器上装饰错金文字，更显青铜器的高贵典雅。战国时期，大型礼器的制作越来越少，代之而起的是青铜实用器具的大量增多，青铜器铭文也进入尾声，只有少数重器还有铭文。1955年出土于安徽寿县蔡侯墓的吴王光鉴为春秋晚期青铜器，鉴为水器，又叫鉴缶，可盛水或盛冰。在此鉴的内壁上有铭文53字，记述了吴王光嫁女到蔡国的史实。吴王光即吴王阖闾，是夫差的父亲，他将女儿嫁到蔡国，以两鉴作为陪嫁。吴国与蔡国同是姬姓王国，按照同姓不婚的原则不能通婚，这种不合礼制的婚姻只能说明他们的联姻有着某种政治需要，为能够在争霸中取胜而采取的手段。
据中国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所编《金文编》统计，金文总字数为3722个，可识别的2420个。商代晚期和西周前期的金文字形，象形程度较强，弯曲的线条多，并且还包含不少根本不能算作笔画的呈方、圆等形的团块，书写起来不很方便。西周中期以后金文形体演变的主要趋势是线条化、抽象化。文字笔画由粗变细，原来的方形圆形团块为线条所代替。且文字曲折象形的线条逐渐被拉平，原来不相连的线条被糅合成同一种笔画，使得文字结构不断抽象化。下面我们可以从列表中看到金文的演变过程，例如“天”字，在周昭王、穆王以前，天字上面的一横是一个圆块，到恭王、懿王以后，圆块消失，春秋以后，变成一横。反映出文字的线条化过程。再来看“马”字，在昭、穆以前，基本是象形字，恭、懿之后，尚有象形字的影子，但到春秋以后，逐渐抽象为现在“马”字的前身。据古书记载，周宣王时期的太史名箍，他喜好书法，作《史籀》十五篇，《说文》里所说的籀文因此而得名。西周青铜器虢季子白盘的铭文被认为就是箍文，现在学者认为籀文即“大篆”，盛行于战国时期，而且与秦篆有着渊源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在南方的楚、宋、蔡、吴、越等国还流行一种鸟虫书。春秋时期楚国的王子午鼎、吴国的吴王夫差矛和越国的越王勾践剑，上面的铭文均为鸟虫书，即当时流行于这些地区的一种美术字。这种字体是金文的一种变体，表现出浓厚的装饰意味。
第四单元：物以载文
金文是刻或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重在纪念和流传，那么先秦时期政府公文、文化典籍、民间契约、书信往来等等书写在什么上面呢？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是写在竹、木简或丝帛上面。从文献记载和有关的文字形体来推断，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简帛这两种书写材料。下面我们先看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册”与“典”两个字，“册”明显是一个象形字，为用两根绳子编联的若干根竹简。而“典”则是在“册”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为单手或双手捧册。姑且不论典册字义的演变，我们单就甲骨文金文中“册”字的出现，就足以说明商朝时期人们已在简牍上书写。但因时代的久远，未发现实物。
简牍用竹、木做成，细长条为简，宽条或长方形的称牍。简牍的制作很费工，首先是选材，要选上好的毛竹或松、柏等木，先锯成段，再制成条或薄板状，经过修整打磨等多道工序，才能做成简牍。这是在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中出土的部分制简工具，有锯、锛、锥、刻刀等。说明战国时期对制简的重视。简牍制成后，要用绳索编联起来形成册，一般是先编后写，也有先写后编的。帛为丝织品，用蚕丝经织机织成，因成本高，属于较高级的书写材料，所以使用者甚少。考古中，发现最早的简牍属于战国早期的，就是1978年在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牍实物，内容是记载葬丧用的车马兵器等器物清单。书体为战国楚系古文，即大篆，构形纵向取势，线条重入尖出，刚挺恣肆，一派雄强气象。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晚期楚简是先秦典籍的一次最重大发现。共出土竹简894枚，保存相当完整，内容都是儒家、道家文献，共18种。由于抄写人不同，书写风格多样，但都比较清晰地展示了战国时代楚系文字的主要特征。这是其中的一组《太一生水》篇的部分竹简。
先秦时期除了简牍之外，还有陶器、玉石器、钱币、印玺等器物上的文字，这部分文字不仅是先秦文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先秦的礼仪制度、王权统治、经济生活和地理沿革等。我们先来看陶文。
陶文是刻画、钤印或书写在陶器上的文字，一般只有几个字，内容为人名、官名、地名、督造者名、吉祥用语和年月等。河南郑州小双桥商代中期遗址出土的陶缸上面有朱书文字“尹”、“东夭”和“三”字，与同时期的甲骨文一脉相承。
西周以后有记事内容的陶文逐渐增多，这是西周的一段陶文：“令□（司）楽乍（作）太室埙”。《周礼·春官》中有大司乐之官，掌管太学对贵族子弟的音乐教育以及祭祀、宴飨等重大场合的音乐歌舞等。祭祀祖先的宗庙有五室，其中最大的一室曰“太室”。这段陶文的意思是王命令司乐作在太室祭祀祖先时用来吹奏的埙。埙是我国一种古老的陶制吹奏乐器，发明于新石器时代，至今已有近万年的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的陶文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以三晋和齐、燕、秦为代表。晋国曾是春秋五霸之一，春秋末年，晋国卿大夫把持国政，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成为三个国家，后世习惯上把韩、赵、魏三国称为“三晋”。发现的三晋陶文中以韩国最多，韩国疆域在今天河南省西南部，都新郑（今河南新郑）。1977年以来，在河南登封告成镇古阳城遗址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陶器和陶片，其中有一件钤有“稟”字的陶量，量是古代量器，用以称量谷物。“稟”即仓廪，为官府的粮仓。这件陶量经实测，容积为1670毫升，应是当时官稟所用的量器。古阳城遗址还发现了大量陶片，其中有相当数量的陶片带有“阳城”、“阳城仓器”等字样，说明战国时期这里称“阳城”。实际上阳城一名出现还要早，据史书记载，说“夏禹都阳城”，地点在“崇高附近”，崇高就是今天的嵩山，古时叫崇高山或嵩高山。就在今天河南登封一带。这些陶片上面的文字反映了古代地理的沿革。
齐国地处东部，都临淄（今山东临淄），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繁荣。史书记载，说临淄城里人口众多，街上的人摩肩接踵，人们挥汗如同下雨，衣服袖子举起来能遮住太阳。发现的齐国陶器中有豆、区（读ou）、釜等文字，这些都是量器的名称。据《左传·昭公三年》载：齐国量器有豆、区、釜、锺，豆最小，四豆为一区，四区为一釜，十釜为一锺。国家博物馆藏齐国公豆，实测容积为1300毫升左右。这里还陈列了有“釜”、“区”等字样的陶量，但唯独不见锺出土。实际上并不奇怪，以它的进位制计算，锺的容积为20000毫升左右，折合成水就有200公斤，这样大的量器恐怕很难制造，所以虽有锺，却形同虚设。陶量中有“王豆”、“公釜”和“市”等不同名称，“王”是与王室有关的官署，“公”是各级官署，“市”即市场。
在古代中国，玉器的制作和使用很早就出现了，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大量雕琢精美的玉器或石器说明了这一点。在玉、石器上雕刻图案和符号，至迟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玉器上的图案已经接近于文字。以现有材料来看，至少在商代晚期，便开始在玉器或石器之上刻字记事。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石牛造型美观，雕琢精细，在牛的下颌处刻有“司辛”二字，“司”通“巳”，祭祀之意，也有人认为是“后”字，王后之意。“辛”为妇好的庙号，即她死后的封号。
春秋时期书写在玉石上文字最多的要数盟书类，在山西侯马和河南温县均发现春秋晚期盟书。盟书又叫“载书”，是天子与诸侯间，诸侯相互间，诸侯与大夫间，向神盟誓时写在策上的文字，记载了盟誓活动的内容。盟书通常1式2份，1份在盟府，1份埋入地下或沉于河中，以取信于鬼神。侯马盟书1965年至1966年间在山西省侯马晋城遗址出土，是晋国世卿赵鞅，即赵简子与卿大夫间进行盟誓的文书，用毛笔以朱或墨书写在玉石片上。侯马盟书共发现5000多件，其中形体基本完整、字迹比较清楚的有600多件。每片字数少者10余字，多者达200余字，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史有着重大的意义。这里陈列的侯马盟书大多为主盟人赵鞅为巩固晋阳赵氏宗族内部团结而举行的盟誓，内容包括参加盟誓的人愿意和旧君主断绝联系，不让他们重回晋国等等。侯马盟书的字体为草篆书，和当时的正体篆书风格迥异，由于系手写文字，所以随意性强，文字多异体，一字可有十多种写法，有的随意增加笔划，有的偏旁部首游移，这种较混乱的情况也从侧面说明当时会写字的人不在少数。有个别几片写法相同，乃由一人书写。
1980年至1982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河南省温县武德镇西张计村发掘了一处东周时期的盟誓遗址，出土盟书万片以上，被称为温县盟书。这是三片温县盟书，在前两片中都有“十五年十二月己未朔”字样，据专家考证和推算，为晋定公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公元前497年1月16日。主盟人是当时晋国六卿中的韩简子，他为争取力量打击赵朝等敌人，于晋定公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进行了一次盟誓，这批盟书就是当时盟誓的纪录。关于这场斗争史书中有记载，盟书的发现丰富了史料，也纠正了一些错误，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
秦国居西周故土，比起东方各国，秦文字更多的继承了周文字的特点，发展变化比较平稳，至战国中期已成为标准的小篆。唐朝初年在陕西雍县发现战国时期秦国的10个圆柱形石头，每石上各刻四言诗一首，因为像鼓形，被称为石鼓，上面的字就称为石鼓文。石鼓文的内容记叙了秦公陪同周王使者游猎的情景，因此又被称为“猎碣”。这里陈列的是其中一件石鼓文拓片摹本，上面的字为：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意思是夸奖他们乘坐的马和车是最好的。石鼓文为大篆，多数字结构复杂，但有的字简单，如“车”字，和小篆如出一辙，开创了小篆的先河。在书法上体势端庄，笔力稳健，刻工精密，石与诗浑然一体，呈现出古朴雄浑的美感。十石均藏故宫博物院，文字多有剥落，其中一石已无字。
印玺在先秦文字中占有一定地位。印玺是古人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作为凭信的一种工具，它起源很早。新石器时代人们用陶印模或雕出花纹的石印模在陶器上压印花纹，雕花印模进一步发展，出现雕字印模，这就是后来印章的先河。考古资料表明，我国最晚在商代已出现玺印。殷墟遗址、周原等遗址发现的印玺，填补了从商到春秋战国之间玺印发展史上的空白。这是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商代铜印，上面的字是“亚干”，说明至迟在商代已出现了印章。
具有凭信作用的印章被普遍使用，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春秋以前的古玺实例不多，今天所说的“古玺”，绝大多数属于战国时期。战国时期的印章大都称“玺”，一般写成“鉨”字，秦朝规定只有皇帝使用的印章才能称为“玺”，其余的称“印”。战国玺印没有固定的形制，印面一般多为正方形，其次是长方形、条形，圆形等，其质地以铜为主，其次是玉，也有银、玛瑙、琉璃、骨、角等，但未发现先秦的金质古玺。这是战国时期玺文为“公釡·公釜”的齐国印玺，属于齐国官玺，和我们前面见过的陶文极为相似，实际上当时的陶文就是用这种官玺印成的。
楚国印玺多阳文，不论方印、圆印，印面有边框，少数有界格。“司寇之鉨”是楚国掌管刑狱、纠察的司寇用玺。国家博物馆藏和河南息县出土的“郢爰”铜印，均为楚国货币“郢爰”的印戳，郢爰是楚国金币，一般浇铸一大块金版，然后趁黄金尚柔软之际在上面打上若干整齐的印戳，使用时按印戳切割下来即可。“王子寅鉨”是楚国一个自称王子名叫“寅”的人的私人印章，战国时的私人印章一般较小，边长在1、5厘米左右，用于私人间的往来凭信。
燕国官玺在形制上颇具特色。玺面呈长条形，有细长的柄，自名为“鍴（瑞）”。这种长条官玺的玺文有的表示地域，如“单佑”、“东易（阳）”、“武垣”等；有的表示官名，如“司徒”、“军丞”、“司寇”等。
三晋地区的小方玺多为阳文，都是官阶较低的官吏如县丞等使用的，如“修武县”、“曹逸县”等。玺文“右库眂（视）事”为魏国印玺，“视事”是魏国的一个官名，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过，但其他国家不见此官名。三晋官玺少数为阴文。“匈奴相邦”玺定为赵国玺，因为只有赵国紧邻匈奴，这是目前所见最早颁发给少数民族政权的印信。“襄安君”印的“襄”字写法为赵国特有，这是一方赵国封君用印。
先秦货币文字，是指铸或刻写在先秦货币实物上的文字，属于中国古文字中的一个分支，时代跨越两周。根据目前发现的材料来看，战国货币上绝大部分都有文字。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变革最为激烈的时期，也是先秦货币中最为多姿多彩的时期。由于诸侯割据，各国货币不尽相同，有布币、刀币、圜（读huan）钱，黄金铸币及铜贝币等。战国中期以后，币形、币制逐渐向轻小便利的方向发展，圜钱成为最佳的形式，各国纷纷铸行圜钱。最后，秦以方孔“半两”圜钱统一货币，结束了纷繁的货币局面，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国圜钱大部分是方孔，也有少量圆孔钱。秦国圜钱与中原最大不同是钱上不铸地域名称，只标重量。如“两甾”和“半两”钱，“甾”即“锱”的省略写法，《说文》中记载，六铢为一甾，二十四铢为一两。两甾即十二铢，半两也是十二铢，所以两钱的重量是相同的。“文信钱”是吕不韦所铸，他于公元前250年被秦孝文王封为文信侯，在他封地铸造此钱。“长安钱”，钱文“长”在穿孔的右边，而“安”在穿孔的下方，此种排列为圜钱所仅见。“长安钱”是秦王嬴政时期的长安君成矫所铸。
楚国的货币体系自成一体，使用黄金与青铜铸币并行。郢爰是楚国的主要货币，用黄金制成。考古中发现不少金版，上面用印戳印上“郢爯（读cheng）”二字，郢是楚国的都城，在今天的湖北江陵；“爯”即“爰”，为货币的名称。青铜铸币中最常见的是铜贝币，像贝壳状，可能从原始贝币演变而来，因为上面的文字象鬼脸，也被叫做鬼脸钱、蚁鼻钱。楚币中也有少量布币，钱文有“釿”、“当釿”等。
先秦货币文字因受书写范围的局限，字体经常有省略、合书、变形等，又因铸行量大，铸地不一，出现种种不同的写法。可举一、两例。
第五单元：文字一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终于灭掉东方六国，实现了大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统一王朝——秦朝。之后在他的诸多统一措施中，统一文字列在首位，即“书同文”。自周平王东迁之后，秦国迁到西周故地，承袭了西周文化，因此秦国的文字与西周一脉相承。当东方六国的文字发生变异时，文化落后的秦国文字反而成为汉字的正统。秦篆继承了西周大篆，在当时的文字中笔画简练，字形规整，比六国文字有明显的优势。请看下面的对比：在秦简中，“垣”字几乎与我们现在的汉字一样，但在六国文字中，“垣”的写法尚有许多图形文字的遗风，因此不便于书写和记忆。文字的统一势在必行，而国家的统一又为文字一统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这是一件秦朝的陶量，上面刻有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度量衡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欠疑者，皆明壹之。”全文共40字，均为小篆。这段经典铭文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有力佐证。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的十余年间，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先后五次巡视各地。秦王政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他出巡山东齐鲁故地登陶县的峄（yi）山（今山东邹县东南）时，对群臣说道：“朕既到此，不可不加留铭，遗传后世。”于是丞相李斯当即成文篆字，派人刻碑石于峄山之上。原碑已毁，这是元代重刻碑，现存邹城市博物馆。碑正面、左侧面刻颂扬秦始皇功绩文字，背面刻秦二世诏书，碑文为小篆体，每面5行，共222字，但有些字已毁，其中“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秦成，乃降专（敷）惠，亲临远方，登于峄山”几字十分清楚。与此碑相似的还有泰山刻石和琅琊刻石等，都歌颂了秦始皇的功绩。
秦朝“书同文”的措施，是以小篆统一全国字体，不仅废除六国文字的异体，也废除秦文字的异体,简化笔画,减少图画性，使字有定形，形有定用，文字不随语言而变化，起到了维系汉语统一的重大作用。
秦统一后的小篆体文字在一些秦代的青铜器铭文上有较充分的反映。下面这些秦代量器和衡器有铜方升、铜量、铜权等，都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与我们刚才看到的陶量上的诏书完全一样。这是一件铜权，权是衡器，相当于秤砣，它上面不仅刻秦始皇诏书，还刻有秦二世的诏书。说明秦代对统一度量衡的重视，同时也是标准文字的发布，体现了秦朝注重统一文字的传播。
在秦代兵器中，有一件“元年丞相斯戈”。戈是古代的钩兵，安装木柄后，适用于车战中将敌人钩下车来。此戈正背面都有铭文，正面主要铭文有：元年丞相斯造。櫟陽左工去疾。“元年”系秦二世元年，即公元前209年；“丞相斯”即李斯；櫟（读yue）陽是秦旧都，在今天的陕西临潼附近；工匠的名字叫去疾。铭文说明这件铜戈由秦朝朝廷监造，是目前所见秦代最晚的铜戈。其铭文是标准的秦统一后的小篆，为研究秦代文字提供了重要资料。
秦代印玺和封泥上的文字亦表现了秦统一文字的特征，多为小篆。古人传递书信时，为保密起见，要将两块简牍对合，字在里面，外面捆绑绳子。绳子打结处糊泥，然后在泥上印上自己的印章。这种被保存下来的印戳就称为“封泥”。它与印章不同之处在于印章是反字，需用印泥印出正字，而封泥本身就是印好的正字。我国封泥自先秦就有，到秦代更多，并与印章一起，成为秦文字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秦代印玺分为官印和私人印章，此时只有帝后印才能称“玺”，普通官吏和私人印章都称“印”。
秦代的官印多阴文，喜用田字格，长方印用日字格，这是秦印的特点。在书法上整齐不呆板，方中带圆，有种妩媚秀丽之气。“皇帝信玺”是唯一一件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印信；“右丞相印”，是仅次于皇上的丞相印章。“銍粟将印”，中的“铚”是古代的一种镰刀，也当“割”讲，所以这是管割谷子的官用的印。甚至烹狗肉的厨房都有印章，印文是“弄狗厨印”。在封泥中有一件“废丘丞印”，“废丘”是地名，在战国时称“犬丘”，秦朝改“废丘”，在今天陕西兴平县东南。“丞”是辅佐县令的官，那么此印就是废丘县副县长的官印。
这时期的私人印章形制多样，有方形、长方形、圆形等。印文多为姓名，如“王中山”、“上官贤”、“赵相如印”等。秦印中还有一类是成语印，也叫闲文印，是官吏或读书人的座右铭。如“思言敬事”、“中精外诚”、“宜民和众”、“忠仁思士”等，都是儒家思想的反映。说明秦始皇虽然焚书坑儒，但秦代儒家思想仍有一定影响。秦代印玺和封泥文字从侧面反应了当时的郡县制度、行政区划以及经济、文化状况，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秦代竹简1155枚。经考证，多为法律文献，包括《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等。竹简书写于战国末年到秦代初年，用秦隶写成。这是其中的《秦律十八种》部分竹简，记载了秦代的法律，是第一次发现的秦代法律文献。《编年记》记载了秦昭王元年（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的秦国历史及秦灭六国之战的大事记。这批秦简文字构型方正略呈扁状，笔法平稳沉着，古朴雄健，间有篆书的余韵，是中国文字从篆书向隶书演变过程中的一种代表性的字体。
2002年，在湖南湘西里耶古城的一个古井中，出土了数量多达3万6千枚的秦代简牍，经初步整理，有文字的简牍有1万7千余枚，共约20余万字。内容多为官署档案，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往来的公文、司法文书等。纪年从秦王政二十五年至秦二世元年，记事详细到月、日，而且十几年连续不断。里耶秦简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是研究秦代历史非常重要的资料。这里陈列了里耶简牍中的赀（读zi）赎文书，是追讨债务类的文书。还有“九九表”，是教儿童算术的教材。由于里耶简牍数量大，抄写者巨多，所以字体繁杂，但仍为秦隶，有的粗逛，有的温婉，显示了不同的风格。
第六单元：从隶到楷
历史上把秦代的隶书叫做古隶。到汉代，隶书进一步发展，笔法纯熟，书体多样。汉隶被称为今隶，也叫八分书。对于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八”是分别的意思，隶书每个字的笔态，有如“八”字，不但分别左右，而且笔势平均，所以称“八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汉隶只有八分象隶书，还有两分象篆书，故谓“八分”。在汉隶成熟的同时，西汉民间还流行一种减笔隶书，被称为“草书”，多认为是由于公事紧急，故书写简练，笔画简省而成，称“急就为之”。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汉隶逐渐蜕变为楷书，楷书又叫真书，“楷”就是端正楷模之意，注重字的平直方正，不可有一丝的省减和草率。此时还出现了“行书”，它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既没有楷书那样拘谨，也没有草书那样狂放，就像人走路一样，随意行走，所以叫行书。汉魏时期汉字字体的不断变化，为中国汉字书法艺术的蓬勃发展开辟了道路，给古老的汉字注入了鲜活的灵气和蓬勃的生机。
汉代是简帛使用的鼎盛时代，这个时期的简帛发现不仅地域广阔，数量巨大，而且内容丰富，字体多样，充分地反映了隶书已从秦隶中规范出自己的构型规律，形成了成熟的隶书风范，同时也反应了汉字从隶书到楷书的演变过程。
这里陈列了考古中发现的简牍书写工具，有河南信阳阳台关楚墓出土的铜削刀，是简牍抄写过程中出错时，用来改错的工具。有甘肃敦煌马圈湾汉墓出土的毛笔和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的砚盒和板砚等，是抄写简帛必不可少的工具。
汉代帛书最重要的发现是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共有50多种文献出土。其抄写年代在秦始皇廿六年（公元前221年）至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之间，文字形态可大致分为篆隶、古隶和汉隶三种。这是其中的帛书之一《五十二病方》，属于药方类文书，其字体为篆隶，即用隶书的笔意来书写篆书结构的文字，比较古朴厚重。另一件帛书《春秋事语》为古代文献，是明显的秦隶，也就是古隶，字体古拙、清秀。在马王堆帛书中，最多的还是用汉隶也就是八分书抄写的文献，有几十种，《周易》就是其中的代表，字体匀称，四平八稳，体现了汉隶的风采。
居延汉简自1927年在甘肃武威居延地区发现以来，有过8次大的调查和发掘，共获得汉简3万余枚，抄写时代从西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一直到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2年），前后延续200多年。绝大部分内容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等。居延汉简文字构形基本上以隶书为主，但同时已大量出现草写和楷化的痕迹，整体上反映了隶书向草书和楷书演变的具体状况。这是其中的《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为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丞相致御史，命令追查广陵王刘胥的姐姐“大婢”的通缉令。这段历史和《汉书》的记载相印证。其字体是较为草率的隶书。
1996年在湖南长沙走马楼的一口古井中，出土10万多枚简牍，为三国时期吴国的文书，内容包括司法、赋税、户籍、钱粮出入、军民屯田、往来书信等，是二十世纪末我国简牍文献的重大发现。这是其中的“吏民田家莂（bíe）”大木简，“莂”是将一式两份或三份券书剖开，公家留一至两份存档，交税的百姓手中也有一份当做缴税凭证。这种大木简共有2100余枚，一般长约50厘米，宽约3-4厘米。每简容字少则数十，多达二百六七十，内容均为官府关于吏民佃田和缴纳租税的记录。书体都是较为简率的楷书。
汉代碑刻文字也体现了从隶到楷的演变过程。西汉的刻石与秦相似，没有一定的形式，至东汉时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石碑，碑首、碑额等形制完备，而且碑文也正规起来，前有散文的序，后有韵文的铭。汉碑多以隶体书写。三国至两晋时期，隶书蜕变为楷书，到南北朝时，刻石上的书体千姿百态，其中以魏碑体最为著名。
《群臣上醻（寿）刻石》，刻于西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74年）。是西汉流传下来的唯一篆书石刻，上书：“赵二十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寿。”记录的是汉赵王遂的属下为他献寿的事情。清道光年间发现于河北永年县，这是拓本。此石书法圆润，属于粗而圆的一种汉篆，但又带有隶书的笔调，可见篆隶嬗变的痕迹。
《东汉乙瑛碑》刻于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是鲁相乙瑛为在孔庙设置百石卒史掌管礼器及祭祀之事而上奏桓帝后特立的一通石碑，全文共700多字，保存完好，现藏山东曲阜孔庙。碑文为汉隶，扁方整齐，俊逸严谨，是东汉刻石中的巨制。
《东汉曹全碑》刻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是当时的属吏王敞等人为郃阳县令曹全歌功颂德的石碑。碑文中记述了曹全的祖上以及曹全本人的功德，共计800多字。明万历年间在陕西郃阳（今合阳）出土，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曹全碑》碑文清秀，是美化了的隶书，显示出轻盈活泼、柔和婉转的风格特点。
《正始石经》，又叫《三体石经》，刻于三国曹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是曹魏时期一位博士给侍中邯郸淳用大篆、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刻写的儒家经典，共刻碑石28块，立于洛阳东汉太学内，但魏末毁于战乱，仅存留2800多字。《三体石经》反映出先秦至曹魏时期字体的演变，里面的大篆文字有许多是六国的古字，如“其”写作“亓”等，为了解汉字发展变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西晋时期禁止立碑，所以流传下来的西晋碑刻很少，《西晋皇帝三临辟雍碑》是西晋碑刻的代表作。此碑刻于西晋咸宁四年（公元278年），记录了晋武帝司马炎三次亲临辟雍即太学视察之事。在碑的背面还刻有太学生的姓名、籍贯等。此碑仍为隶书，书写规范，但已失汉隶笔意，由于过分追求装饰性，起笔强调方截，千篇一律，精美的汉隶走向末路。
《沮渠封戴墓表》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十六国时期北凉墓葬出土，沮渠氏是匈奴后裔，汉末定居甘肃西北，称为甘水胡。墓表文字为：“大凉承平十三年，岁在乙未四月廿四日，冠军将军凉都高昌”。书法属北凉体，和十六国时期的写经相似，是隶楷递变时期的书体。
魏晋以后，碑刻中盛行楷书，发展到北魏，形成独树一帜的魏碑体。魏碑体仍是楷书，但结体紧劲，风格雄健，与南朝书风形成明显差异。《北魏张猛龙碑》是其中的代表。此碑于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由鲁郡吏民为颂扬太守张猛龙而立。碑石现藏山东曲阜孔庙。碑文结构严谨，在方劲中表现出俊秀，严整中不失俏丽，实在是魏碑的杰作。
北魏墓志实际上是缩小了的魏碑，字体与魏碑相近。《北魏元桢墓志》于1929年在河南洛阳元桢墓出土。元桢为北魏宗室，爵至南安王。北魏由鲜卑族拓跋氏所建，北魏孝文帝实行改革，推行汉化，其中一项就是将拓跋改为汉姓“元”，元桢就是改姓之后的皇族。这件墓志为目前所发现北魏墓志中较早的一块，字体结体稍斜，用笔工整秀丽，尽显刚劲飘逸的风格，是成熟的楷法。
两汉时期的印章制度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更臻完善和规范化，无论形制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峰。两汉官印广义地说是汉至魏晋时期的官印的统称。印文与秦篆相比，更为整齐，结体平直方正，风格雄浑厚重，成为后世篆刻家学习的典范。两汉官印以白文（阴线刻）为多，皆为铸造。只有少数军中急用和给兄弟民族的官印凿而不铸。
西汉早期的官印文字还具有较浓厚的秦篆风格，仍有“田”字及“日”字界格的存在，这种现象延续至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才废止。如“泰上寝左田”印，田格篆字，为西汉早期印章。西汉中期的官印完全脱离了秦印的影响，字形宽博方正，追求印面满白。最显著的特点是“章”字的使用及五字印文的出现。据《汉旧仪》、《史记·孝武本纪》等记载，官秩二千石以上称“章”，凡印文不足五字加“之”字补足。如“合浦太守章”、“御史大夫章”等，都是官秩二千石以上的官吏。至于王侯印及品位较低的官印，则都用四字，而且官秩在千石以下者印文称“印”不称“章”。如“汝南尉印”、“軚侯之印”等。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政，改国号为“新”。新莽政权只有短暂的15年，但由于王莽托古改制，更改了许多西汉的官名和地名，并制订了五等爵制和四等封地制，所以在官印方面留下了鲜明的特点。印的字数多为五字或六字，排列上五字印分三行排列，末字占一行；六字印亦分三行，行各二字。如“安昌侯家丞”、“五威司马领军”，印文字形偏长，笔画均匀，结体严谨工整，端庄秀丽，堪称古代印章的杰作。
东汉官印，初期在风格上和西汉晚期、新莽时期一脉相承，直到中晚期才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些特点。印文以凿刻为主，文字构形采用方折的笔画，一改过去的圆转形态，但书法上显得有点草率，如“蠡吾国相”、“单尉”等。“司禾府印”，1959年出土于新疆民丰尼雅遗址，是东汉时期管理屯田机构的印章。“中里唯印”是一枚白印和朱印结合的印章，也就是上面既有阴刻又有阳刻，其中“中里”是阳刻，“唯印”是阴刻。这种朱白印十分少见，反映了东汉时期印章的特色。
汉代私印是古印中数量最多，形式最为丰富的一类，形状各异，钮制多样，充分显示了汉代工匠的聪明智慧。印纽的造型以动物居多，有龟、猴、熊、辟邪等，和汉代雕塑艺术中的造型一致。印文以白文为主，布局讲究，线条纤细，如“杜松之印信”，将“印”字占满最后一行，最后的“信”字安排在第二行的下面，可谓构思巧妙，使印章整齐却不呆板。
汉以后人们日常写字都用隶书、行书、楷书等，但印章上面的文字，为追求美观，仍效法古人，以篆书为之。直到当代，篆书也是篆刻艺术家们的首选。
第七单元：解字传文
在这一单元我们主要了解汉字的研究和汉字的教育。
汉字研究始于东汉许慎，这是许慎塑像和许慎墓的照片。许慎是东汉时期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自幼喜好书法，尤其善于小篆，他在习字之余，对古字的由来产生极大兴趣。但东汉流行隶书，人们不明白古人造字的本意，就根据隶书信口胡说。于是许慎决心研究古字，终于在安帝建光元年（121年），写成《说文解字》一书，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和解释古代汉字的重要著作。《说文解字》共15篇，以小篆为主体，分析字形结构，根据不同的偏旁，分立为514部，部与部排列的顺序大体以部首的笔画和形体结构是否相近为准则，笔画结构相近的就列在一起，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后世的字典大多采用这种方式。许慎还在书中将流传的“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做了系统的研究和阐述，揭示了汉字的造字规律。自《说文解字》问世以来，历代都有研究，后世多有刻本流传，这是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照片，为唐穆宗元和间写本，共六纸，九十四行，自木部相字起，楬字止，存188字。本为清末陕西山阳进士张仁发收藏，后几经辗转，现收藏在大阪武田医药工厂杏雨书屋。这里还陈列了宋刻本及清刻本的《说文解字》。
我国自西汉以来就出现了字书，何谓字书？就是解释汉语单字或词语的的工具书。按照古代字书的不同功能，可以分为四大类，即文字类、音韵类、训诂类和词典类。
我们先看文字类：这类字书重在研究字形，考求音义。比如《说文解字》，就是按形体偏旁分部首编排的字书。《字林》为晋代吕忱所编，承《说文》之绪，开《玉篇》之先，它按《说文》部首编排。这部书到明初就全部佚失。清乾隆年间的任大椿著《字林考逸》8卷，全书500余字，可窥《字林》原貌。《玉篇》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楷书字典，也是以《说文》为基础编纂而成。最初的撰者是南朝梁、陈间的顾野王，清未黎庶昌、罗振玉各将其所见残卷翻印出版。现存残卷共七卷，存2134字。
再看音韵类：这部分字书重在分辨字音，依韵列字，并说明字义。李登的《声类》是我国古代最早的韵书，李登是三国时期魏国音韵学家，撰《声类》10卷，12500余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声类》久已不存，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清以来的各种辑佚本。《唐韵》为唐朝音韵学家孙愐撰，孙愐把它定名为《唐韵》，取《周礼》之义，表示是大唐的韵书，此书曾献给朝廷，所以虽是私人著述，却带有官书性质。《唐韵》对字义的训释，既繁密又有出处、凭据，对字体的偏旁点画也极考究，使得韵书更加具有字典的性质。
训诂类：此类字书重在讲解词义，解释名物。其中最著名的是《尔雅》。《尔雅》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训诂书，也是我国第一部词典。“尔”是近的意思，“雅”是“雅言”；“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尔雅》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由汉初学者杂采秦汉之间多家训诂材料汇编而成的。有《释诂》、《释言》、《释训》等19篇，收集词语2091条。前三篇为词语的解释，采用“同义类聚”的编排法，就像一部同义词词典；其他篇是解释专科词语的，又像一部百科辞典。它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注书甚多，最早是晋代郭璞注，宋代邢昺为郭璞注进行疏证，郭注邢疏是自宋至清最通行的注本。《十三经注疏》将郭注邢疏和唐代陆德明释文汇于一编，便于阅读。
词典类：这是近代以来编纂的“以字带词”的工具书。《中华大字典》，从清末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开始编纂，至1914年成书，191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大字典》是中国辞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在《康熙字典》的基础上修纂，刊《康熙字典》之谬误，补《康熙字典》之不足，为辞书编纂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是旧式传统字典到新型现代辞书的过渡，至今仍有重大的参考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辞书编纂蒸蒸日上，先后编纂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辞典，如《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等。《汉语大字典》是一部以解释汉字的形、音、义为要义的大型语文工具书，它的出版受到国家的重视，下大力气组织编写，最终使它成为中国迄今最完备、最大型、最先进的一部汉字字典，在中国辞书编纂史上又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汉字是中国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中国系统的教育始于周代，当时贵族子弟八岁进入官学读书，普通百姓的孩子不得入学，所以春秋时期的孔子开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惯例。当时的儿童主要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都要以识字为先。历史上第一部有文献可考的汉字教材是《史籀篇》，现存最早的汉字识字课本是西汉史游所撰的《急就章》。此后两千多年中，汉字教材出现了很多，较有影响的有《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民间称“三百千”。
辛亥革命后，新式学堂出现，推行新式教育，设语文和算数诸科，这是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本。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更加重视语文教学，颁发有关语文教学的政令和文件。这是中国中小学教学用汉字的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等。语文教育家不断总结识字教育与语文教育相协调的汉字教学思路，使语文教材不断丰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各时期的语文课本。
港澳台及海外华文地区的汉字教育历史悠久，这些地区大多采用繁体字教学。香港和澳门在回归祖国之后，政府采取“繁简由之”的语言文字政策，香港、澳门两个地区同时也采用简化字教学。这是港奥台地区的小学语文课本和国民小学汉字标准。
元朝时期的《朴通事》和15世纪前期成书的《老乞大》都是为朝鲜人学习汉语编写的教材，反映了汉语在海外的传播由来已久。
近年随着汉语热方兴未艾，海外汉字教育日益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汉语列入了学校的教学计划中，而且建立孔子学院，专门教授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些国家的汉语教材。
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数量大，字形多，读音乱，这给现代汉字教育和国家政策、法律通行都带来极大不便，所以亟待实行汉字标准化。汉字标准化，是指在对现行汉字进行全面、系统、科学整理的基础上，做到“四定”，即定量、定形、定音和定序。在汉字标准化过程中，汉字的简化非常重要，实际上简化汉字古来有之。例如在古代简帛、碑刻及书法作品中，就有一些简化字或简化的偏旁；汉代史游的《急就章》和《敦煌汉简》中，“孙”字与现在的写法一样，“食”字作偏旁，被写成“饣”字，也和现在的一样。
近代陆费逵与钱玄同等人都提倡过汉字减省笔画。1935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收字324个。但第二年的2月通令收回，标志着民国时期汉字简化运动的失败。瞿秋白还提倡汉字拉丁化，并出版《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得到当时苏联语言学者的注意。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字改革，这是吴玉章写给毛主席有关文字改革的信以及毛主席的批示。1954年12月，国务院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8月25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北京图书馆（国图前身）举办中国文字改革文献资料展览会，这是周恩来给展览会的题词。在文改会的积极工作下，《汉字简化方案》相继出台，《简化汉字总表》于1962年4月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教育部向全国发布。这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就六年来分批推行及修订补充的简化字进行一次总结，收录简化字532个，偏旁简化字1382个，共计1914字。这次文字改革运动，使在中国通行了上千年的文字在短短几年中就被一种更便于识别和书写的简化字替代，是自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中国文字史上的最大改革。
与此同时，汉语拼音工作也在积极进行。实际上早在清末就出现了用拉丁字母为汉语注音，但不是中国人发明的。1867年，英国驻华使馆中文秘书威妥玛为了便于外国人学习汉语，采用拉丁字母为汉语注音，称为威妥玛拼音。后来，威妥玛式拼音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很多中国地名、人名以及商标名都采用了这种拼写方式。1958年我国现代汉语拼音方案颁布后，部分地名、驰名商品品牌仍沿用威妥玛式拼音，比如北京，威妥玛拼音为：peking、广东为kuangtung、茅台酒为moutai。以至于现在的一些外国人写书还用此种拼写方式，蒋介石为chiangkai—shek,这就难怪有些人不知这是威妥玛拼音，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闹出大笑话。
1913年，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汉字形式的注音字母诞生，又称国音字母。字母选自古汉字，共有39个字母，音节拼字法采用三拼制，用来标注汉字读音。注音字母从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使用起，一直到1958年新中国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一直通行，对统一汉字读音，推广国语，普及拼音知识有很大贡献。这是当时公布的注音字母表。1930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曾把注音字母改名为注音符号，后来台湾改称为国音符号。
1955年，在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又设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经过专家们的研究论证，最后确定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1956年2月，新中国第一个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发表，使用了6个新字母。经过征求全国意见和国务院“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的审订，1957年10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又提出完全采用拉丁字母的修正草案，也就是今天的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正式公布实施。从此，汉语拼音取代注音字母，在全国小学教学，小学生先学汉语拼音，再用拼音帮助认字，迅速掌握了汉字读音。同时汉语拼音在推广普通话和外国人学汉语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文字改革的同时，国家又将汉字传统的竖排变为适合视觉科学的横排。这一系列变化，使汉字在读、写上更加科学，简便，适应了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为汉字信息化打下了牢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