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顺治元年设钦天监，……以西人汤若望推算密合，大统、回回两法时刻俱差，令修时宪，领监务。……康熙二年，仍属礼部。明年，增置天文科满洲官五人，满员入监自此始。又明年，定满、汉监正各一人，左、右监副各二人，主簿各一人，满、蒙五官正各二人。……雍正三年，实授西人戴进贤监正，去监修名。八年，增置西洋监副一人。乾隆……十年，定监副以满、汉、西洋分用。十八年省满、汉各一人，增西洋二人，分左、右。四十四年，更命亲王领之。道光六年，仍定满、汉监正各一人，左、右监副各二人。时西人高拱宸等或归或没，本监已谙西法，遂止外人入官。”
“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均有出海门户”。
“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造成了洋货在国内市场销路举步维艰”。
“道光元年，复申鸦片烟禁。……十六年，定食鸦片烟罪。初，英自道光元年以后，私设贮烟大舶十馀只，谓之“趸船”，又省城包买户，谓之“窑口”。由窑口兑价银於英馆，由英馆给票单至趸船取货。有来往护艇，名曰“快蟹”，炮械毕具。……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请严吸食罪，行保甲连坐之法，且谓其祸烈於洪水猛兽。疏上，下各督抚议，於是请禁者纷起。”
“赔款，始于道光壬寅江宁之约，二千一百万两。咸丰庚申之约，一千六百万两。光绪辛巳伊犁之约，六百馀万两。乙未中日之约，并辽南归地，二万三千万两。至辛丑公约，赔款四万五千万两而极。以息金计之，实九万万馀两。”
“从1775年到1795年，东印度公司输入到中国的货物和银锭达3156万两，而从中国出口的货物达5660万两。这2510万两逆差，部分由港脚贸易和私人贸易得到弥补，他们获得较多的顺差。”
“前来中国贸易的商船要承担各色各样的苛捐杂税，主要分成三大类：船钞、各种“规礼”银、货物的关税。……正规的关税是相当低的，约在值百抽二和值百抽四之间，但海关官吏经常索取一倍于此的钱财，勒索高达三、四倍的事件也非罕见。这些费用通常由行商替洋商支付。”
“179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使团从伦敦出发，……马戛尔尼受命尽一切可能收集有关中国的思想、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和哲学等情报，此外还应达到六项具体的目标：
1、要求中国在茶叶和生丝产地及毛纺织品消费区域，割让一至两块土地，使英国商人可在那里居住，并可以实行英国的司法管辖权。
2、谈判一项商务条约，以便尽可能地把贸易扩展到整个中国。……（到北京后）马戛尔尼立即在（1793年）10月30日以英王陛下的名义呈送了一份照会，请求：……5、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转运税，或至少将税率降低至1782年关税的水平。”
“英国的商务在所有西方国家的商务中独占鳌头，而且由东印度公司垄断把持，……另一类私人贸易则发端于公司的一项政策，该政策允许公司船舶的高级船员夹带一定数量的黄金和货物，目的是贴补他们微薄的薪水----船长的月薪仅为10英镑，大副月薪为5英镑。比如，在1730年，一艘495吨位的船舶的船长准许夹带13吨的私人货物。事实上，公司认为如果高级船员带了一部分私人货物上船，他们将会更卖力地保证航行的速度和质量。
此外，公司也认识到，要想靠其它任何方法来杜绝夹带私货是不可能的，与其禁止还不如加以规范化。除了这类私人贸易外，东印度公司还允许派驻广州的低级大班从事私人贸易，以补偿他们微不足道的薪水。1764—1800年间，这种私人贸易约占公司在广州贸易总额的15%，但进入19世纪后却突飞猛进地增长了。”
“1792年9月26日，使团从伦敦出发，……马戛尔尼受命尽一切可能收集有关中国的思想、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和哲学等情报，此外还应达到六项具体的目标：
1、要求中国在茶叶和生丝产地及毛纺织品消费区域，割让一至两块土地，使英国商人可在那里居住，并可以实行英国的司法管辖权。……（到北京后）马戛尔尼立即在（1793年）10月30日以英王陛下的名义呈送了一份照会，请求：……
3、于舟山附近指定一未经设防的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存放货物及停泊船舶。
4、于广州附近指定一小块地方供英国商人居住居住，并允许他们自由往来于广州和澳门。5、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转运税，或至少将税率降低至1782年关税的水平。6、准许英国商人按中国所定税率切实纳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并请赐中国税单一份共英国商人参照。……在另一份单独致给（英王）乔治三世的敕书中，乾隆皇帝驳回了马戛尔尼的全部六项请求，并说这些请求是不可行的且不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
“为防止（法国夺取澳门）这种可能性，英国军队于1802年和1808年两度占领澳门，尽管中国方面抗议说澳门是中国的领土，并无法国占领之虞。……但第二次（英国）撤军就复杂得多。当英军统帅、海军上将度路利（AdmiralDrury）拒绝撤军时，两广总督报之以中断通商，这个举动在所有外国人中间引起了不便和普遍抱怨。度路利于是建议与总督会晤，但当遭到拒绝后，他便挑衅性地率三艘战舰闯过虎门抛碇于黄埔，提出会晤的要求。
随后便与中国人发生了武装冲突，英国人在冲突中有所伤亡。局势持续紧张，一直到是年12月，东印度公司货头委员会让葡萄牙人交付60万洋银赎金，保证了英国的撤军，局势才趣缓和。其它一些导致中英关系紧张的事件包括，英国进攻中国的藩属尼泊尔，以及1814年4月英国军舰“脱里斯号”（Doris）在广州水域捕获美国蒸汽船“汉打号”（Hunter），其时英国正在与美国交战。广州当局抗议英国破坏了中国的管辖权，声称要中断与英国的贸易，除非“脱里斯号”离开口岸。在广州的英国社团拒绝让步，中国方面的威吓未能奏效。”
“不幸的是，满清宫廷与中国的士大夫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因此，中国与西方碰撞时便显得极其痛苦。”
“在1895至1911年期间，因庚子赔款和三笔借款共偿还本息476982000两，后面三笔借款（一笔俄法借款、两笔英德借款）是给日本战争赔款才借入的。这个事实意味着中国的可用资源大量枯竭……476982000两的总款项相当于1912年前向外国人借进的全部铁路建设款的一倍半。它又相当于1895至1913年期间建立的一切外资的、中外合办的和华人自办的企业全部创办资本的两倍以上。”
“仅在1779年至1850年时期人口就增长了56%，所以在19世纪中叶大叛乱爆发的前夕人口已达四亿三千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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