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文物被盗出土后，往往要经过几级市场的转手卖到海外，这不仅是个增值的过程，也是个“合法化”的过程。
古玩市场这样卖货…
一般盗墓者是不会把所盗文物留在身边的，要赶紧出手，免得夜长梦多。支锅要么卖给掌眼，要么卖到二三线城市的古玩市场，掌眼通常直接卖到北上广的古玩市场。
古玩市场也是个混圈子的地方。真正的好文物是不会摆到架子上卖的，古玩商人收了真宝贝会先放出消息，等待买主前来。也不会随便卖给陌生游客，没有熟人引荐没门。
现在的盗墓很少单打独斗，多为团伙化作案，产供销一条龙。一般盗墓团伙，都有固定的上家收购所盗文物。这些文物，一个渠道就进入了文物市场。
文物贩子进行交易时有一种老派做法。因为古玩店是公开场所，并不隐秘，交易时，双方很少说话，只打手势，“有的就是握下手，大家就道大概多少钱了”。
双方对文物的价值都心知肚明，买家伸出一个手指头，卖家就知道它代表了一万，还是十万，抑或是一百万，仿佛高手过招于无形。不过也有不懂行的卖家，张口便问：是一万？还是十万？这就露了怯，不被买家坑，那是命好。
普通被盗文物在国内文玩市场转几圈就完了，价值较高的，还必须得到国外“鎏一层金”。
到国外溜一册档案
文物出关，最常用的掩盖方法是声称这是复制品。吴树说，文物鉴定迄今为止依然是一个技术要求极高的工作，“有时候连权威专家都不能确定真伪的文物，到了流通关口怎么能被鉴定出来？”而这些文物，一旦离开国境，想要追回，就更加困难了。
洗白的过程，就是给这些文物编造档案。
出处一般会嫁祸于战争，因为战争期间流至国外的文物太多，国内也没有详细的名录，是个完美的漏洞。
然后文物会被放到欧美之外一些小规模门槛低的拍卖行上进行拍卖，由自己人拍回来，开始建立“拍卖记录档案”。潜水几年，再拿出来，转到另外的国家去拍卖。
同样的过程重复几次，并且每次都适当提高拍卖行的规格。一来二去，文物拥有了一份“流传有序的档案”，或者说一个“合法”身份证，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欧美大国的主流拍卖场露面了。
另外，这些待洗白的文物不会在拍卖行单打独斗，一般会被几件“合法”文物包围在中间，所谓打掩护。
经过这一整个过程，被盗文物不仅身价非常，还摇身一变成为“海外流失文物”，有没有一股浓浓的乡愁味道？
博物馆是最大洗白途径
大多数博物馆并不会直接接触盗墓者。“行内的人一般不从‘一线’收东西，‘二线’、‘三线’是他们的主要客户。”江苏某市博物馆名誉馆长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线”就是指直接参与盗墓的人，因为知道盗墓是犯罪行为，从盗墓贼手上买文物，不仅有被追回的风险，还往往会成为“垫背”的而被追究刑责。
但正是这位馆长，没有忍住诱惑，在盗墓者用来掩护身份的蔬菜大棚里，以9.5万元的价格，买下了一些“很有价值，甚至无法估价”的文物。最终，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万元。
要说博物馆财力雄厚，社会关系多，倒卖渠道多，确实是盗墓者洗白文物的不二之选。
这些长期与往昔世界打交道的专家们，很清楚那些文物的来历。有些文物，“水头还很饱满，包括光泽度等，一看是新出来的”，倪方六说，大家心知肚明，“但是不点破。”
没办法点破，装作不知，对彼此都好。毕竟博物馆从业者和这些文物贩子都是文物圈子里的人，若把事情挑破，甚至按法律规定将其举报，“以后你就断了货源，谁还和你做生意？”
可以看看，建国后第一大盗墓案获得宣判。这个案件中，那位据说能根据山河走势判断古墓位置的“现代”孙殿英：姚老三，便是通过天津一位民间博物馆馆长倒卖文物的。
这批朝阳抓捕的犯罪团伙，曾在前年10月份盗得红山文物44件，并以28万的价格卖出。这批文物，便由此开始了自己的洗白之旅，从沈阳抚顺，到山西，再到杭州，又从杭州、上海回到山西太原。王红岩说，太原有个人正好在筹建一个红山文化博物馆，建成后，比张月那个规模还大。显然，倒卖这批文物的贩子，很清楚这个消息。
近些年来，民间博物馆数量急剧增加，也刺激了文物交易市场。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红山文化研究专家郭大顺对此就忧虑重重：“许多私人博物馆都大量收购古文物，这无形中也为文物交易提供了平台，成为灰色地带。”
当然大多数博物馆不愿直接接触盗墓者，万一东窗事发不好开脱。所以该天津民间博物馆馆长也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了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