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古代先民就开始尝试金属器的冶炼和制作。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有黄铜片、黄铜管状物，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700年。仰韶文化庙地沟类型的陕西渭南北刘遗址出土有黄铜笄，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前3500年。这是目前所知东亚地区最早的金属器。这种铜锌合金的产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可能是铜锌混合矿或共生矿提炼不纯的结果，并非是有意识的金属合金，对青铜器的产生没有形成有效的技术传承。
甘肃临夏东乡林家遗址发现有马家窑文化时期的青铜刀（图23），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740年。这件器物的合金是锡青铜，为双合范铸造，是目前所知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器。在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永登蒋家坪遗址也出土了青铜刀，年代为公元前2100—前2000年。这里发现的早期青铜制品以工具类为主，形制简单，反映了青铜器铸造技术仍处于探索实践阶段。虽然黄河上游地区已经出现小规模的青铜冶铸活动，但是还没有形成以青铜器为核心的礼制系统，进而引发广泛的社会变化。
龙山文化晚期的黄河中游地区开始出现具有礼器性质的金属器，并且呈现红铜、砷青铜、锡青铜并存的状况。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套地区的陕西石峁遗址和临汾盆地的山西陶寺遗址，两个遗址分别在黄河南流的两岸。石峁遗址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前1800年，陶寺遗址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前1900年。陶寺遗址晚期墓葬M11中发现有玉瑗和青铜齿轮形器，两件器物平叠套于墓主人的手臂。（图24）石峁遗址晚期墓葬中同样发现有类似的青铜齿轮形器、青铜环与玉环、玉牙环相叠放置的情况。（图25）这两个遗址发现的齿轮形器均为砷青铜，并且陶寺遗址还出土有锡青铜的璧形器。这种模仿玉器的青铜器与玉器组合使用，应当是在祭祀场合中使用的礼器，标志着墓主人的祭司身份。
这种齿轮形器、璧形器、环形器等青铜制品仍为双合范铸造，只需要在石范或陶范上刻出一个形状的浅槽，将熔化的铜液倒进去冷却之后便完成了，技术工艺相对简单。但是在陶寺遗址M3296出土有一件使用复合范铸造的红铜铃（图26），这就必须要用模型制成内范和外范，将内范和外范结合在一起形成空腔，再将熔化的铜液倒入空腔，待冷却之后脱范成完整的器物。这种内范和外范相结合的复合范铸造工艺对技术要求相当高，成为夏商周三代非常发达的青铜容器制作技术的先驱。在陶寺遗址中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的夯土中，出土了一件砷青铜容器的口沿残片（图27），可能是一件青铜盆，同样采用了复合范的铸造工艺。这些发现说明，陶寺遗址的铸造技术已经开启了东亚地区复合范铸造青铜容器的先例。
中国青铜器的产生，尤其是以容器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首先出现于中原地区的中心城邑。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原地区开始出现大规模的青铜冶铸活动。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内发现有冶炼过的铜渣。夏代早期的郑州牛砦、汝州煤山、新密古城寨等遗址都发现了冶炼的熔炉和坩埚遗存。郑州董砦遗址发现有青铜片。在登封王城岗遗址第四期遗存中出土了一件青铜容器的残片，可能为鬹的腹部或袋状足残片，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900年，这是东亚地区所知年代最早的使用复合范铸造的锡青铜容器。新密新砦遗址出土有红铜容器的残片（图28），可能是鬹或盉的流口部分，共存的还有红铜刀、砷青铜片和錾等。
王城岗遗址和新砦遗址发现的铜容器残片，为二里头文化掌握复杂的合范技术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准备。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容器是目前所知最完整的、成体系的青铜礼器，初步形成了以酒器和食器为核心的礼器组合，为商周时期青铜礼器制度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器只随葬于社会上层的贵族墓葬中，是统治阶层身份和地位的标志，显现了中原王朝以礼制立国的特质。
青铜器铸造技术经过二里头文化的积淀，在商周时期大放异彩。在技术进步和礼制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无论是体量，还是艺术水平和铸造工艺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创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巅峰。
（二）青铜器的礼制
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作为社会关系和国家意识的集中体现，是维护社会秩序的规范和准则。中原地区从周边地区汲取了多种文化因素，形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独有的礼乐文化，创造了影响深远的礼制。礼乐器的器类、器形、组合和使用方式会因观念的不同发生变化，但是礼器作为人与神沟通的媒介、贵族身份地位的标志并没有改变。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通过青铜礼器所体现的天命与德行仍然居于中国人政治伦理的中心，它不仅为秦汉时期恢复秩序，最终建立大一统王朝奠定了基础，也成为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伦理道德的核心。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上层贵族墓葬已经开始使用精美的陶礼器或玉礼器随葬。由于冶金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青铜器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与政治权利紧密结合，被统治阶层赋予了象征权利与地位的特殊内涵。所以，青铜礼器在礼制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他礼器难以企及的，由此造就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夏代的青铜礼器是以酒器为中心的礼器群，食器仅发现有一件青铜鼎。无论是登封王城岗遗址和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的青铜鬹，还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青铜斝和青铜盉，均为仿造陶礼器制作而成的酒器。这种礼器系统与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最早以成套酒器随葬来表现墓主人身份地位的习俗就出现于山东地区。由此可知，在夏王朝祭祀礼仪形成和整合的过程中，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礼器开始作为新的礼器而加以采用。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三号宫殿中院发现有一座年代最早的高等级贵族墓，在墓主人骨架右侧肩部至胯部的位置斜放有一条绿松石龙形器和一件青铜铃。（图29）这件龙形器长度超过70厘米，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组合而成，周围发现多处红色漆痕，原来是粘嵌在木、革之类的有机物上。青铜铃是重要的响器，其功能和性质与陶寺遗址的红铜铃有较深的渊源。在二里头遗址1981Ⅴ区M4、1984ⅥM11、1987Ⅴ区M57等墓葬还常见有绿松石铜牌饰与铜铃共存的情况。这种器物组合应当是祭祀活动中的礼器，表明墓主人是身份等级较高的祭司。
商代非常重视以酒祭祀的传统，酒器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并且形成以青铜觚和青铜爵为核心的礼器组合。觚、爵是实行祼酒礼的主要礼器，一般还配有称作“瓒”的玉柄形器。殷墟遗址发现的玉柄形器有朱书的祖先日名，例如1991年安阳后岗M3出土的玉柄形器（图30）书写有“祖庚”、“祖甲”、“父辛”、“父癸”等，表明这种玉瓒应该是象征祖先神灵的“石主”。将玉瓒插在青铜觚上，用盛满郁鬯酒的青铜爵对玉瓒进行浇灌，预示着天地或祖先神灵在饮酒，这就是祭祀活动中实行祼礼的仪式过程。日本东京长尾美术馆收藏有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铜尊，铭文第一个字隶定为“祼”（图31），反映的就是当时的祭祀场景。
青铜器是贵族现实身份的真实反映，生前享有不同的等级地位，死后使用不同规格的礼器进行随葬。商代墓主人的身份等级以随葬的觚、爵套数为标志，觚、爵套数越多表明身份等级越高。低等级贵族墓仅有一套觚爵，这是商代礼制的标准配置。1976年安阳小屯M5妇好墓出土有十套“妇好”铭文的觚爵，以及还有“后母”铭文的十觚九爵、“亚其”铭文的十觚九爵和“束泉”铭文的十觚九爵。1990年安阳郭家庄M160出土了十套“亚址”铭文的觚角。角与爵的使用功能相同，在礼器组合中可以代替爵。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亚址是商王朝骁勇善战的大将，都是仅次于商王的大贵族。商代礼器以酒器为中心的特点，是继承和发展了夏代的礼器系统。2001年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M1发现有玉柄形器和漆木觚痕迹（图32），时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早段，同出的还有白陶爵、白陶盉，以及印纹硬陶器。这种使用觚形器和玉柄形器举行祼礼的祭祀方式，最早发现于东南沿海地区的良渚文化和好川文化，例如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的卞家山M56（图33）、瑶山M9，以及好川墓地M8等。因此，夏商周三代的祭祀仪式和礼器系统实际上是融汇了周边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而形成的。
周代礼器是以食器为中心，酒器的种类和数量锐减，形成以青铜鼎和青铜簋为核心的礼器组合。周人吸取了商代酗酒而亡国的教训，严格规定饮酒的场合，节制饮酒的次数和量，这在传世文献《尚书·酒诰》中讲的非常清楚。中国青铜时代的礼器制度从商人的“重酒”转向了周人的“重食”。周人敬天祭祖，以宗法制作为政治权利和社会生活的基础。在祭祀和宴飨活动中，根据地位身份使用不同数量的鼎簋，即“列鼎制度”。《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按照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九鼎分别盛放牛、羊、猪、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九种肉类食物。诸侯用七鼎，无鲜鱼、鲜腊。卿大夫用五鼎，再减牛、肠胃。士用三鼎，仅为猪、鱼、腊。最低级的士用一鼎，盛小猪。（图34）簋是盛放黍稷稻粱的器皿，奇数的鼎和偶数的簋配合使用。九鼎八簋是天子使用的祭器组合，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列鼎制度在周礼中占有核心地位，1993年在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三座郑国的祭祀坑，埋藏有成组的九鼎八簋和编钟。（图35）
编钟是祭祀和宴飨场合中，使用的一种成组的打击乐器。周人对音乐的社会功能有着充分的认识，并严格规定了各级贵族的用乐制度，即“乐悬制度”。《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宫悬是指天子享用的编悬乐器，可以像宫室一样摆列四面。诸侯要去其一面，使用摆列三面的轩悬之制。卿大夫再去其一面，为摆列两面的判悬之制。士再去其一面，只能是摆列一面的特悬之制。“钟鸣鼎食”是先秦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社会生活方式，周王朝将宗法制度和王权意识渗透于礼乐制度，用来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
龙山文化晚期中原地区青铜器遗存的出现，开启了夏商周三代辉煌的青铜时代。不同区域之间冶炼和铸造技术的交流和传播，以及中原地区的技术创新是中国早期青铜器产生的重要因素。“礼制”萌芽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诞生于夏代，完善于商周时期，为此后历代王朝所继承，并对东亚文化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夏商周三代礼制的核心内容是祖先崇拜和社会等级制度，青铜器则成为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特征。
融汇与辐射
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主要模式表现为“融汇”和“辐射”的双重格局，这个格局始终是相互并存的。中原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地处周边众多邦国的包围之中，如同在花瓣的中心，能够博采周围各个区域的文化成就而加以融合发展，从而形成中心之中的核心文化，这种核心文化又扩展到更大范围内，带动周边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增强了文化向心力与认同感，严文明先生将之称作“重瓣花朵式”结构。这种结构是一种超稳定性的结构，又是保持多样性而充满自身活力的结构。中华文明之所以几千年延绵不断，就是与这样一种多元一体的重瓣花朵式的文化结构与民族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是分不开的。
（一）融汇
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周围乃至更远的区域分布着若干各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各个地区的文化因素逐渐向中原地区汇聚，使得中原地区不断汲取周边文化的精粹，并与自身文化融合最终发展成为第一个地域性王权国家——夏王朝。在禹州瓦店遗址发现有三类遗存，分别是代表华夏族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存、代表东夷族的山东龙山文化遗存和代表三苗族的石家河文化遗存，反映了当时古代中国夏、夷、苗三足鼎立的格局。
在二里头遗址中，多种文化因素汇聚的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二里头遗址的陶鬹、陶爵、陶盉等器物都是以山东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同类器为原型创制出来的，玉璋、玉钺、玉刀等大型玉礼器也起源于山东龙山文化，半月形双孔石刀等器物与岳石文化的同类器相似。二里头遗址发现有少量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以及陶器的云雷纹装饰与江浙地区的陶器风格和纹饰系统关系密切。例如，二里头遗址Ⅳ区M26出土的鸭形壶是马桥文化的代表性器物，1994年上海闵行区马桥遗址出土的鸭形壶（图36）与之非常相似。二里头遗址Ⅴ区M3出土的象鼻盉具有浙闽地区的器物风格，福建光泽马岭遗址出土有不少同类器，浙江丽水松阳县博物馆收藏的象鼻盉（图37）与之基本相同。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玉鸟形饰，类似于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的同类器。这些器物应该都是从南方直接输入的产品。
二里头遗址的花边罐最早见于龙山文化晚期的西北黄土高原地区，以河套地区的朱开沟文化最为集中。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与新疆、甘青地区发现的同类器有较深的关系。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战斧和环首刀属于北方系青铜器，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特征。这种器物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地区，反映了中原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的密切交往。
夏商周三代王朝各个区域的文化因素逐渐融汇的过程是持续不断的，充分体现了三代文明的多样性。在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遗址以及洛阳北窑西周墓地都发现有来自于江浙地区的原始瓷。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有北方草原风格的器物，还有长江流域地区艺术风格和技术工艺的器物，显示了殷墟作为商王都所具有的文化开放性和包容性。春秋、战国时期是民族和文化大融合的重要时期，不同区域在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同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圈，由此构成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
（二）辐射
文化交流和传播是国家巩固与壮大的基石，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礼制思想和艺术风尚对周边地区的强势辐射，塑造了多元与统一并重的中华文明。夏代之前，文化交流以向中原地区汇聚融合为主。王权国家出现后，高度发达的三代文明呈现出向四周辐射的态势。在文化辐射和传播的过程中，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
夏代的文化传播已经不是邻近地区的松散交流，而是更大范围地向外扩散。二里头遗址的陶礼器北传燕山南北地区，南抵浙江至四川的长江流域，西达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例如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发现有两种类型的陶礼器，一种是土著文化的筒形鬲和彩绘陶器，另一种是二里头文化的陶鬹和陶爵。并且，这种二里头文化的陶礼器仅见于规模较大的高等级贵族墓，说明中原地区的祭祀礼仪已经被当地的上层贵族所接受。四川广汉三星堆同样发现有二里头文化的陶鬹，这些器物与大量富有当地特色的陶器共存。（图38）在江淮地区不断发现有二里头文化的青铜斝、铜铃、铜钺等，最新的考古发现是2018年安徽合肥肥西县的三官庙遗址。二里头遗址的玉璋最能反映夏文化的广泛影响力，以多组扉齿并刻有细线纹为特征的二里头式玉璋从中原地区向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扩散，在福建、广东、香港乃至越南北部都有发现。（图39）这些器物的发现表明，来自于中原地区的礼器作为权利地位的象征物被当地的贵族阶层所接受。
商王朝继承发展了夏代以来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控制区域，吸纳了更广大区域内的宗教祭祀形式，确立了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礼制文化。由于中原地区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需要与周边地区建立长期稳定的渠道。商王朝在王畿之外修筑城址作为资源集散的据点，派驻人员进行管理控制。随着生产技术和礼制观念的传播，青铜礼器的使用阶层在空间上逐步扩大。东至大海，西到青藏高原，南达长江流域以南，北抵长城沿线都发现有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青铜器，呈现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商文化影响区域。（图40）这些地域集团逐渐被纳入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等级秩序范围内，从而形成更广阔的统治结构。这种文化辐射网络的扩展，为此后以周王朝的进一步拓展，乃至秦汉帝国版图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
夏商周三代王朝促进了广泛地域内文化的统一，优势文化对周边地区大范围地强势辐射，体现了中原王朝的礼制和权威普遍得到了接受。但是这种文化辐射并没有消灭不同地域固有的文化差别，甚至在春秋、战国时期多元文化还有所加强。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文字和度量衡以后，多元文化的色彩才逐渐淡化。各个地区的互动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非常重要的动力之一，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相互交融构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这种文化结构保留到今天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重要根源，使得中华文明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达到了新的高度，成为国家长久统一或分而不离的基石。
结语
中国早期文明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这个广阔区域共同发生的。由于各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不同，早期文明发展的模式也不相同。李伯谦先生提出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以良渚文化、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神权古国在经历了繁荣鼎盛之后突然消亡，只有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王权古国得以承续发展，其文明模式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文化不尚浮华，乐于吸收周边地区的优秀文化，强调王权又不过分渲染宗教的神力。这种文化特性被夏商周三代王朝所继承，形成一个以华夏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体系。这个体系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活力，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虽有不少波折，却从未中断，与三代文明所奠定的有核心、有主体的多元一体结构是分不开的。
王国的建立是中华文明起源历程上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正式步入了文明时代。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体现在都城制度、宫室制度、文字系统和青铜器铸造技术等各个方面。尤其是以青铜器为核心的礼制文化的确立，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传播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构成了东亚文化圈制度思想的内核。同时，夏商周三代文明还蕴含着多元性的特点，各个区域文化之间持续着长期的交流、渗透和碰撞，在中原王朝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地域性文化又对更外围的文化施以积极的影响，产生重瓣花朵的影响效应。这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元性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特征，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和民族结构使得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成为绵延至今唯一没有中断的人类文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华文明开始进入帝国时代。
（本文原标题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统一性与多元性》，原刊于上海博物馆展览同名图录《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原文有注释，此处限于篇幅未予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