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举办的董其昌书画大展对董其昌数字人文项目进行了展示
上海博物馆自1984年在全国文博界率先成立电脑组以来，几乎经历了国内博物馆从电脑化到信息化，再至数字化、智慧化建设的全过程。“虽然概念在改变，但我们的理念始终没变，即博物馆的数字化必须与博物馆这样一个知识生产和传播机构的初衷相符合。”上海博物馆信息中心副主任刘健告诉记者。
如今的上海博物馆运用物联网技术建立的馆藏文物保存环境监测与检测技术系统，形成了对博物馆展品微环境的有效监控，预防性保护珍贵文物成效卓著。去年建成的上博数据中心项目，是业界首次基于数据分析和博物馆学理论开发的可视化管理系统，它为博物馆的管理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提供了有益尝试。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古籍数字化工作近几年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框架内，工作人员积极开展古籍数字化工作，使古籍得到保护的同时，能够为更多人所用。目前，“中华古籍资源库”在线发布古籍资源超过3.2万部，其中，国家图书馆超过60%的古籍善本资源实现了在线阅览。
事实上，早在2014年3月，国家文物局就支持7家省级博物馆作为试点单位，开始了智慧博物馆建设的探索和实践。2017年，我国进一步将智慧博物馆纳入规划，明确提出要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现代信息技术，研发智慧博物馆技术支撑体系。然而，有专家指出，当前我国智慧博物馆总体建设水平仍滞后于社会信息化发展进程。同时，古籍数字化建设也不尽如人意，大多数古籍收藏机构的古籍数字化工作还停留在普通书目的数据库建设阶段，甚至有一些单位尚未启动该工作。
“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够清晰地描绘出智慧博物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许多博物馆在智慧化建设过程中仍然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这一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将制约智慧博物馆的建设。”王春法说。
刘健也表示，目前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工作虽有“智慧”之名，但“万物互联”“透彻感知”“智能融合”等智慧化特征体现得还不充分。
对此，有专家认为，管理体系封闭、资金薄弱、人才匮乏、技术落后等多种因素制约了博物馆数字化建设进程。
“智慧博物馆追求的是智能高效，各个部门之间沟通顺畅、配合紧密。这就需要对博物馆管理体系进行格局重塑、流程再造与组织重构，除了理顺各部门职能外，更要保证各个部门之间沟通顺畅、信息共享，从整体上提高效率。”王春法说，此外，在智能时代，专业管理者和技术人才是博物馆事业的核心。管理层和执行层都需要既具备文化传播、展览策划等专业知识，又懂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应该高度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
“智慧博物馆不是简单建立一些应用系统和进行多媒体展示，而需要形成一整套‘人+物+应用+管理’的体系，各博物馆在统一标准的指导下，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有序建设和自我完善。”王春法建议，推进智慧博物馆建设，要在尊重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结合国情实际和博物馆需求，从加强博物馆管理、提升策展水平、改进观展体验等角度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智慧博物馆建设标准，“智慧博物馆建设是组织机构变革、业务流程再造和组织文化变迁的过程，这也要求各博物馆加强合作，共享发展经验和科研成果。”王春法说。（屈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