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说：“代王之入，任于卜者。”在这个背景之下，《日者列传》就有了来由。如果没有当时那个卜者卜出“大横”的话，代王说不定就不会进入长安，也就没有后来的汉文帝。显然，汉文帝对这件事情的记忆非常深刻，所以“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接下来，司马迁就说到一个特定的卜者，司马季主。
闲聊间，贾谊想到了一件事情：“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真正很有能力的人如果不去当官，那么往往不是卜者就是医生。贾谊继续说：“今天朝中的三公九卿，所有的士大夫我们都认识，如果还有我们不知道的高级人才的话，他会在哪里呢？要么就在卜者之中，要么就在医者之中。今天放假，我们就去看看这些算命的人是不是真有什么特别之处吧。”于是两个人乘兴而去，一起坐车到了专门设有一个算命区的东市。
因为刚刚下过雨，路上没有什么人。司马季主那个摊上没客人，只有他自己，旁边围了三四个弟子，他正对着弟子高谈阔论，“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贾谊和宋忠看到司马季主，觉得很有意思，就跑去看。这两个人觉得司马季主好像有点本事，就去拜谒他，跟他说：“我们可不可以进来拜访你一下？”司马季主叫弟子把他们请进来坐定之后，没理他们，继续跟弟子讲话，“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把这些天人之际的各种呼应关系说得头头是道。接下来就不只是高谈阔论了，而是“语数千言，莫不顺理”。宋忠、贾谊越听越觉得要尊敬这个人，同时越听越疑惑。
后来，他们就直接把这个疑惑给说了出来：“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污？”司马季主听到他们这样问，捧腹哈哈大笑，还以颜色说：“何言之陋，何辞之野？来，我这样问，你们到底看重和尊重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把‘卑、污’两个字安在我头上呢？”
宋忠和贾谊的解释是，世人都认为有钱有势，尤其是有政治权力的是人才。在市场里摆摊算命，所处非其地，因此叫作“卑”；另外，卜筮者说话不真实，行为不见效验，索取钱财不正当，所以叫作“污”。宋忠和贾谊辩解道，我们不是刻意要冒犯你，而是真的觉得疑惑，你拥有这样的相貌、姿态，又有这种知识、学问，还能这样侃侃而谈，为什么会在市场里做一个算命的呢？提这个大问题，是为了引出司马季主接下来的一番话。
司马迁不光是在说明什么叫卜者，更重要的是，他要用算命的本位去对应做官的人。譬如宋忠、贾谊，这样的人就有资格看不起算命的人吗？
贾谊和宋忠认为算命这个行业“言不信，行不验，取不当”。算命的人话很多，而且有几种特别的说话技巧。一种是说大话，说得冠冕堂皇，诱引人家把心里的状况说出来，用这种方式好像可以猜到别人的命或者处境。必要的时候，经常夸大会遇到的好运来取悦顾客，有时候倒过来，又会夸大以后可能遭遇的灾祸，用这种方式让人害怕、伤心，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另外，算命的人还会讲一大堆关于鬼神的话，这些都是为了骗人家把钱掏出来，对自己有利益。大家都认为算命的不是什么好行业，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司马季主听完之后倒没有发脾气，他先请两人坐好，然后说：“公见夫被发童子乎？日月照之则行，不照则止，问之日月疵瑕吉凶，则不能理。由是观之，能知别贤与不肖者寡矣。”先要强调的是，很少有人能够区分贤与不贤。显然这是司马迁在写自己的深刻思考。第一，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看过历史上这么多的人物、事件，是不是可以多一点点智慧，对什么是“贤者”、什么叫“权力”有不一样的洞见？第二，历史中往往有众说纷纭的社会现象，史家是否能够摆脱一般士大夫的刻板印象，承认人才其实可以出现在各行各业之中？
在这里，《史记》通过不同时代、不同人的生活轨迹，打开了读者的视野，认识到其实人可以有很多种活着的方式——这又呼应了《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对于这些人，如果用传统的、固定的、刻板的价值观去审视他们的生命意义和历史贡献，那么他们身上很难找到这些。为什么人们需要历史，就是因为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够彰显世间的千百种人，以及千百种生命追求。一旦他们认真地面对自己生命的追求，在对待自我、对待生命的情调上忠于自己，在对待别人的时候忠于他人，那么这个人就是高贵的，就是值得肯定的，丝毫不牵涉到他究竟有多少钱，有多少权力，或者住在哪里、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在司马季主的认知当中，有才能的人同时也要有品德，必然有很多原则上的坚持，看到不对的事情就一定要说这是不对的，还要有一种自尊心，就是“直道以正谏，三谏不听则退”。接下来，这种人站在自己特定的品德标准上去看待别人，他称赞别人不是为了获得感谢与回报，讨厌一个人也并不在意反过来会被人讨厌或者报复。对他来说，真正最重要的是“以便国家利众为务”。他不随便当官，如果一个官职无法让他的能力得到发挥，他就不去做；如果事情不是他能够做到的，他也不接受俸禄。看到品行不好的人，不管地位多么高，他都不会对这个人有真正的敬重。得到利益或权力，他不会特别高兴；利益或权力被拿走，他也不会遗憾。如果被冤枉了，只要这不是他做的事，不管别人在他身上施加多少侮辱，他都不会觉得羞愧。
司马季主接着说：“你们尊重的所谓贤者，那些有能力、有品德的人，以我的标准看根本不叫贤者。与我刚刚说的贤者相比较，他们一无是处。在你们周围，好像当官的比我这个算命的要了不起。可是，这些当官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谁都巴结、讨好，而真正的贤者是不讨好、不巴结的。那些所谓的贤者彼此吹捧，以便从公众那里得到利益。这种利益不是因为他们服务公众，而是出于私心。用这种方式得到的权力，基本上就会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这是司马迁最痛恨的一种态度：了解法、掌握法是为了绕过它，得到投机的机会。换句话说，越是了解规定的人就越能找出方法钻漏洞，从而得到好处。
司马季主认为，这些人“无异于操白刃劫人者”，其实就是土匪，用各种方法抢劫人民。那些人刚当官的时候，会想尽办法把自己的外表弄得漂漂亮亮的，“饰虚功执空文”，以此获得被拔擢的机会。一旦被提拔上去，就绞尽脑汁地去把位子占住，想尽一切办法把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以无为有，以少为多，以求便势尊位”。全都充满了欲望，要吃得好，喝得好，要有漂亮的马车，要有好的马，旁边要有美女和歌伎。
借由司马季主的话，司马迁其实是在批判，如果不用正确的方式来运作公权力，就不是真正的君子，相当于“为盗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这些人欺骗父母却不落罪名，危害君主却没有遭到诛伐。接下来，在所辖境内如果有盗贼，你其实应该予以平定，如果有外来的威胁也要予以抵抗。如果有诈骗、偷盗的行为，你不能够禁止，或者是对偷挖公家利益造成损耗的人也没有办法禁止，就是没有做到为官者应该做的。更进一步，对于农夫、农时、生产也要留意，尽力让每一年都能够丰收——这就包含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即对天地抱有敬意。作为一个人，在天人呼应当中，完成人之为人的责任。如果明明有这样的能力却不去做，就是不忠。“不忠”不光指不忠于皇帝或者朝廷，更重要的是不忠于自己的职务。如果一个官员不能认真地看待自己的职务，或者才能不够，那就意味着他根本不应该做到这个位子，是僭用了更有能力的人的位子，也就是“窃位”。
司马季主用这种方法告诉宋忠和贾谊，他们犯了一种严重的错误：用职业来区分人的高下，以为当官的人比算命的人地位高，更值得尊重。可是当官的人也有好有坏，而且坏人的比例可能高得多，绝对不能把所有官员一视同仁，认为他们都是贤者。“子独不见鸱枭之与凤皇翔乎？兰芷芎藭弃于广野，蒿萧成林，使君子退而不显众，公等是也。”一些非常美好的人被抛弃了，却有非常糟糕的人被拔擢到上面，这是官场的现实。司马季主说，你们凭什么看不起我们算命的呢？
算命的有算命的自尊，也有作为一个行业的基本规范。
卜者的工作牵扯到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所以一定要“法天地，象四时”，对自然规律有所掌握，并且将之运用到认知和理解人世上。而在人世的这一边，则要“顺于仁义”。除此之外，还要学习一套非常复杂的技能，学会“分策定卦”，而且要熟悉背后的一整套仪式，这些东西全部加在一起，才能够“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所以不管是对于人世还是自然，如果卜者不能依循这个行业的真正规范，就没有资格做一个卜者。因为卜者牵涉的知识如此复杂而广泛，所以先王圣贤定国家大事的时候，就必须运用“龟策”，从这种自然与人世交界的幽微之处下定决心，有所决断。
“卜”在历史上的地位有多高呢？从远的来看，在传统的说法中，为了治理天下，伏羲先做了八卦，接下来周文王再把八卦衍出三百八十四爻。近一点来说，越王勾践光是模仿文王的八卦，掌握八卦的根本道理，就足以破敌国，霸天下。不只是大事要卜，就连日常生活中产子之类的事情，都要先“占吉凶”。司马季主一点都不觉得作为卜者有什么值得自卑的地方。
更进一步来说，一个称职的卜者，身上必须具备什么样的德行呢？首先，围绕着卜筮有很多礼仪，所以如果服饰或行为稍微不像样，就无法从事这个行业。接下来，必须要有德。因为这些道理毕竟还是要运用在人世上，所以“言而鬼神或以飨，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
接下来，贾谊和宋忠从世俗的角度对卜者发出了质疑：“卜筮也是一桩买卖，收的钱不还是进到自己的口袋吗？”为了回应这句话，司马季主说，那么就来看看卜者对顾客可以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
“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又或者是“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再往下一层，在最基本的人伦上“嫁子娶妇或以养生”，这些都是卜筮者提供的服务。卜筮者这样做，“岂直数十百钱哉”，反而是“利大而谢少”。老子所说的“上德”，是给予别人最大的德惠，可是不要求得到同等的恭敬或者谢忱——司马季主用这种方式来解释老子说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司马季主接下来解释第二层缘故。他说，像纵横家这种“谈士辩人”，可以用非常多的技巧来说服人主，例如“言必称先王，语必道上古”：明明是自己定的计谋，偏要说这是先王的智慧；明明是针对现实所拟定的策略，非要说在历史上是何等情况。这就是说话的策略。通过这种方式，一来刺激人主仔细听他们的意见，二来也是在替自己铺设后路，如果他所说的话无法实现，完全可以推到“先王”“上古”那里。这就是迎合人主，所以这些纵横家有这么多的话，话语中有这么多技巧，包括很多夸张的部分。我们不能指责他们这样说话，否则他们怎么能够说服国君呢？但如果人们可以理解纵横家这种说话方式，那么为什么不能理解卜者的言论？卜者面对的甚至都不是国君，他们要做的事情是“导惑教愚”，面对“惑”和“愚”的人，一句话往往无法让他们听明白。大家认为算命的人话非常多，喜欢夸夸其谈，感觉好像在骗人，其实并不是这样，这是卜者在工作上不得不面对的情况，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故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而凤皇不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
在此，司马季主不只讲了日者这个行业需要哪些能力，更是要告诉宋忠和贾谊，作为仕人，不应该用官本位的态度来睥睨其他行业的人，反而应该谦卑地向其他行业的人学习。如果一个官员愿意虚心学习的话，其他行业的人可以帮助他更清楚地了解人，了解“人之不齐”，他也就能够更进一步地思考，让自己的策略和知识更有说服力。
讲到这里，主客之间的位置已经彻底扭转了。贾谊和宋忠后悔不该用这种高傲的态度对司马季主提出这些问题，他们自认为了解“人”，所以想到要去卜医中间找那样的人才，现在他们已经知道，眼前这位司马季主就是卜者中的人才，而且超过他们的预想。本来要来衡量卜者的贾谊与宋忠，这时反而被司马季主评价和估量了。
司马季主最后的一段话是要告诉贾谊跟宋忠，真正的君子应该是怎么一回事：
君子处卑隐以辟众，自匿以辟伦，微见德顺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养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誉。
唯有在人群中隐而不彰，才能有自己的德行，不会沾染乌合之众的习气。只有把自己的生命收拾干净，才能够真正发挥助上养下的功能。如果一个人去追求尊誉，让别人都知道他的名字，那这个人就不是真正的君子。“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长者之道乎！”司马季主的年纪比贾谊和宋忠要大，更重要的是，卜者这一职业比官吏更古老，含藏着永恒的真理。
记录“被遗忘的智者”
听完这番话，宋忠、贾谊两人就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最后只能拍拍屁股，“摄衣而起，再拜而辞”。到了东市市门，他们还沉浸在一种恍惚的状态当中，“仅能自上车，伏轼低头，卒不能出气”。他们被司马季主的气势给压服了，也被他的道理震撼住了。一方面，他们显然懊悔，自己面对这样一个智者的时候竟然表现得如此鲁莽；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思考司马季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刚刚说的这一套道理，究竟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吸收、消化。
话说到这里，基本上这一段叙事就结束了。
宋忠的下场是什么呢？他被皇帝派去出使匈奴，但是没有完成使命，所以必须抵罪。而贾谊去担任梁淮王的辅佐，但是偏偏梁淮王从马上跌下来，死了。于是“谊不食，毒恨而死”。
换句话说，贾谊、宋忠虽然拥有知识，拥有来自知识的智慧，但只要在最根本的一点上犯了错误，就没有办法回头。这个根本的错误就是“务华绝根”。在植物当中，到底是根重要还是花重要？对人而言，是追求安稳、对一切事物都有明澈的洞察重要，还是追求权力和地位重要？太史公最后的评语是：“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多不见于篇。及至司马季主，余志而著之。”他的感叹是，这么多历史资料之中，有关卜者的少之又少，少到只能够找到司马季主一个人。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必须在《史记》中将司马季主留下来，让他在历史上为人所知。借由这种方式，司马迁让卜者这种“务根”的态度留在历史当中。
在《日者列传》里，“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从这句话引申出去，就说明在另一个重要的群体中也可以找到被遗忘的智者。司马迁并没有忽略这个群体，于是写下了《扁鹊仓公列传》。
扁鹊仓公列传：汉医的智慧
神医扁鹊
众所周知，扁鹊、仓公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医。
“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扁鹊年少时遇到了“长桑君”，一眼认出他是个奇人，谨慎有礼地对待他。长桑君也意识到，用这种方式看待自己的扁鹊并非一般人，便一直观察他。过了十几年，长桑君“乃呼扁鹊私坐”，告诉他：“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敬诺。然后，长桑君从怀里拿出药让扁鹊喝了下去，说：“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作为一个医者，扁鹊的神秘能力就来自长桑君给他的水。
长桑君把禁方书给了扁鹊之后，就忽然不见了。显然他不是凡人，而是神仙。三十天之后，扁鹊就有了特殊的眼力，能看穿人的皮肉，一直看到内脏，如此一来，自然就很容易知道患者出了什么问题。为了不让别人感到害怕或者大惊小怪，扁鹊假装自己的医术来自诊脉。扁鹊有的时候在齐行医，有的时候在赵，在赵的时候，他给自己取了这个特别的名字——扁鹊。
在春秋后期，大夫的权力越来越大，国君的势力越来越弱。晋昭公时，赵简子作为大夫，独揽国事。有一次，他得了非常严重的病，连续五天不省人事，身边的大夫很害怕，想来想去，觉得必须找一位神医，就把扁鹊找来了。
扁鹊看过赵简子之后，赵简子身边的人董安于就问他，大夫到底生了什么病呢？扁鹊说：“不用担心，这种症状有过先例，秦穆公也是昏迷过去，七天不省人事。”醒来之后告诉旁边的人，自己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天帝的宫殿。秦穆公在那里待了很久，学到很多东西，甚至可以看到未来。天帝跟他说：“晋国且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这样一来，才有了“公孙支书而藏之，秦策于是出”。正因为秦穆公预见了未来，才会有秦国后来的历史变化，包括“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淆而归纵淫”。扁鹊告诉董安于，赵简子的病跟秦穆公一样，所以不用担心，最多三天他一定会醒过来，然后会说他去了哪里，看到了什么。
两天半之后，赵简子果然就醒了过来，跟诸大夫说：
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
天帝还告诉他，“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秦国会用军队“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赵简子知道这些未来的信息之后，叫董安于写下来，妥善存放。董安于这时候才明白，扁鹊早就知道赵简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可以说，这是在三家分晋之前，扁鹊崛起的一个故事。
接下来，扁鹊到了虢。虢是一个小国，扁鹊到的时候，虢太子刚刚去世，扁鹊到了宫门下，就问太子得的是什么病。中庶子说：“太子病血气不时，交错而不得泄，暴发于外，则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气，邪气畜积而不得泄，是以阳缓而阴急，故暴蹷而死。”
扁鹊接着问：“是什么时候死的？”
“鸡鸣时。”
“已经收殓了吗？”
“还没有。”
扁鹊就跟虢国的一个大夫说：“听说太子不幸而死，但是我有能力让他活过来。”人家听了这话，不免觉得荒唐，虽然之前听过让人起死回生的方式，包括割皮解肌，诀脉结筋，但都是过去的传言。“难道你的医术能像传言中那样吗？如果不是的话，岂不意味着你可以逆反天道？”
扁鹊于是仰天叹气：“夫子之为方也，若以管窥天。”这种想法，就像从一根管子里去看天。若是以为让一个人复生在医学上很困难，那只是因为医术还不够透彻罢了，而扁鹊能够探测的是更根本的地方。“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他继续说道：“如果你觉得我是随口说说的话，那么不如让我去看一看太子。你可以摸摸他的两股之间，现在应该还有体温，因为他并没有真正死去。”中庶子发现，太子身体的状况果然如扁鹊所说，于是马上报告了国君。国君听后深感惊讶，赶紧出来见扁鹊，说：“窃闻高义之日久矣，然未尝得拜谒于前也。先生过小国，幸而举之，偏国寡臣幸甚。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弃捐填沟壑，长终而不得反。”国君讲到太子之死，痛哭流涕，不可自持。
其实，太子的病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作“尸蹷”，具体说来就是“以阳入阴中，动胃繵缘，中经维络，别下于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真正的问题是阴阳颠倒，所以一时之间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从脉象上来看，人确实是死了，不过这时候如果能够“以阳入阴，以阴入阳”，就可以把他救活。于是，扁鹊叫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对太子进行针灸。过了一会儿，太子真的醒过来了。扁鹊又让太子喝了药，体内的阴阳进一步调和，二十天以后太子就完全恢复了。从此之后，全天下都知道扁鹊是个能起死回生的名医。
扁鹊很谦虚，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在虢国太子这个故事里，扁鹊作为名医，最大的特点并不是起死回生，而是他不依循当时其他医生的看法。当时的医术对病症的看法太粗糙了，连生死之间的判断都过于简单。由于扁鹊可以洞识内脏，所以他知道，在生死之间，在一切阴阳调和与变化之间，存在着太多的可能性。
起死回生只是过去传统认定的一种医术传奇。为了印证这样的传奇，人们往往会编造一些故事，比如说古代名医怎样把人拆开，怎样用各种稀奇古怪的医术。扁鹊不是这样的，他看到了生死之间的过程，所以当病人还没有达到终点时，医者就有机会救活他。
司马迁用这种传奇方法彰显了扁鹊的历史地位，但他并不是要在史书里教人如何当一名医者，而是要整理中国医方中最精微的细节和道理，说明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医生。要做到扁鹊这样的地步，医生对于人，以及人体的内在运作必然有一种洞识的智慧。有了这种智慧，他不只能够医人，更可以进一步运用这种智慧的其他部分。所以，开头的部分写扁鹊是讲医理本身，但是接下来，这篇列传精彩的地方是要告诉我们，拥有这种医理智慧的扁鹊，到底把他的道理用在一些什么方面。扁鹊的很多事例可以离开医学的固定领域，而对人生有所烛照，有参考的价值。
六不治
“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扁鹊一看到齐桓侯，马上就说：“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腠理”指的是皮肤之上。齐桓侯很不以为然，一看齐桓侯否认，扁鹊也就离开了。扁鹊离开后，桓侯跟左右的人不屑地说：“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由此看来，对于扁鹊这样的说法，他不但完全不接受，而且抱着一种猜疑讽刺的态度。
五天后，扁鹊又来了，说了同样的话：“先生你有病，但是这次的病已经在血脉当中。如果不治疗的话，还会更加深入。”桓侯的回答也一样：“寡人无疾。”扁鹊就又回头走了。桓侯对于扁鹊坚持说他有病，要帮他治病，非常不高兴。让桓侯更不高兴的恐怕是扁鹊的态度：“你这是什么态度？你说我有病我就得承认我有病？我说我没病你掉头就走！”桓侯已经越来越不耐烦了。
过了五天，扁鹊又来了：“先生，你有病，病已经在肠胃之间。如果现在不治疗的话，这个病会更加深入。”前面桓侯已经“不乐”，这次干脆什么话都不说。扁鹊仍然掉头就走，桓侯也就更加不高兴。
再过五天，桓侯竟然又见到了扁鹊。这次不一样了，扁鹊“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觉得很奇怪，“使人问其故”。扁鹊就说：“如果一个人有病，他的病是在皮肤表层，这个时候‘汤熨之所及’，可以敷药；如果到了血脉，就必须要用针石；如果到了肠胃，可以用吃药的方式，尤其是用酒下药，让它从里面发出来。不过，如果病症再深入，到了骨髓，就不是医生可以挽回的事情了。就算是司命之神来也没有办法。我远远一看，就知道桓侯的病已经深入骨髓。现在已经没我可以做的事了，所以我退着出来。”五天后，桓侯果然发病，这时候他派人去找扁鹊，扁鹊早就逃走了。桓侯最终就这样病死了。
这个故事其实反映了中医医理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知微”。良医真正要做的是看到尚未发作的病症。如果先看征兆，也就是早疾，并且及时去处置的话，人就不会死。“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在汉医的医理上面，人有各式各样的疾病，但是医治疾病却只有几个最关键、最重要的根本原则。不过，这些道理在遵守的时候也不完全是医生的事情，显然是由医患关系决定的，所以接下来《扁鹊仓公列传》里面就提到了“病有六不治”，但这六种病并不是真正的病，而是看待病的态度。
“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根本不相信医生的人没有办法医治，齐桓侯就属于这种。“轻身重财，二不治也。”明明生了病，却不愿意花钱来挽救自己的身体，那也没有办法医治。第三种叫作“衣食不能适”。生了病需要在生活上有所节制，但是如果不愿意配合，这种人也不能治。再下来，“阴阳并，藏气不定”。身体里面阴阳浮动不定，医生没有办法确切地把脉，找到阴阳失调的根本缘由，也没有办法医治。还有一种不能医治的，就是当人的身体弱到了一定程度，连服药都会伤害身体的时候，这种人无法医治。在汉医的医理中，药都是有好坏两面的，如果药物进到身体里面，造成的破坏让病人无法承受，那么这样的人当然也就无法医治了。最后一条是，“信巫不信医”，如果相信光怪陆离的巫术和鬼神，就没有办法医治了。
扁鹊针灸画像石之一（山东省博物馆藏）
扁鹊不只以医药闻名，更重要的是，他还有很多灵活的手法。扁鹊每到一个地方，就会观察那个地方特别的风气，“随俗为变”。邯郸的风气是“贵妇人”，女性生病之后很舍得花钱医治。到这种环境，扁鹊摇身一变，成了专治妇人病的名医。洛阳的风气是爱老人，意味着尊重老人，想尽办法为老人延命，于是在洛阳，扁鹊又变成了老人病的医生，专门治“耳目痹”。咸阳秦人的偏好是疼爱小孩，所以扁鹊又化身为儿科医生。
正因为这样，扁鹊声名鹊起。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当时定都咸阳的秦国正在崛起，秦的太医令李醯听说扁鹊的名声后，自知技不如扁鹊，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忌妒心，怕扁鹊到了秦之后会造成医学环境的大变化，对自己不利，于是就诉诸那个时代最常用的手法，“使人刺杀之”。
扁鹊被暗杀了。但是扁鹊的名声并没有随着他的生命而结束，他的医理也没有因此断绝。司马迁特别说道：“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稍后到了全篇结尾处，太史公又针对“忌妒”这个话题，就扁鹊的下场补了一句短短的感慨。忌妒是一种强烈的情绪，而且带有非常巨大的破坏能力，所以扁鹊才“以其伎见殃”。
汉代疑难杂症指南
仓公早早就知道，医者的名气最好不要随便让别人知道，所以他“匿迹自隐”。但阴错阳差地，他的名气最后还是留了下来，被写在《史记》当中。
司马迁写扁鹊与写仓公，用的笔法完全不同。写扁鹊的时候，讲的是他以什么方式受了训练、教育，然后是在行医过程中特别值得称颂的传奇，同时将他所相信并留下来的医理夹杂在其中。写仓公的时候，《史记》宕开笔墨，先写了缇萦救父的故事。
仓公个性独特，还身怀绝顶医术，所以在乡里非常低调，低调到近乎孤僻。只要是知道他会医病的人，都跟他产生过复杂的纠结——许多人知道仓公能医病，但是仓公不一定愿意医治，因此在乡里结怨，被人家控告抓到长安去了。幸好他的女儿缇萦给皇帝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书信，这才被救了出来。
缇萦在上书的时候特别说，如果让他受肉刑或者被杀，就再也无法改过自新，无法对社会有所贡献了。那么，这个人为什么值得让别人产生期待，待他改过自新后会对社会有所贡献？汉文帝调查一番之后发现，原来此人是个名医。汉文帝就好奇地问淳于意（仓公的本名）：“既然你是个名医，那么你的医术是从哪里来的？大家都说你是名医，你到底治过哪些人？都用什么样的方式医治的？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录？我听说过很多关于你的故事，可是有些东西听上去并不合理，所以请你告诉我。”于是，在《扁鹊仓公列传》的后半段，司马迁就记录了淳于意与皇帝的问答。
从史学的角度看，这段对话应该是司马迁在宫中档案里找出来的。他看到了这批资料，知道它的价值，所以把淳于意回答皇帝的长文全部收录到列传之中。
皇帝问题的关键，在于淳于意到底是不是一个名医。我们当然都知道，为了淳于意，后来汉文帝甚至废除了肉刑。不过，淳于意在狱中真的是“危在旦夕”，可以想见，他为了自救，必然要竭尽过去的所能来回答这个问题，证明自己的能力。另外，他还不能空口说白话，因为皇帝会找人去检验。为了让皇帝的使者相信确有其事，淳于意采用了一定的策略，把他结交过的齐国贵族以及他们所生的病，分门别类，一一地写了出来。
讲完个案之后，接下来一大段，是淳于意回答汉文帝另外一些特别的问题。例如，很多病的名称是一样的，外表的病征也相同，可是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诊断？同样的症状，有些病会致死，有些却可以医治，这是什么道理？
淳于意回答说：“单纯地看症状是有限的，不能够用症状的类别去看病、诊断、治疗，这就是为什么古代圣人发明了脉法。”这就接到了前面的扁鹊，扁鹊是中国古代脉法上重要的突破者。脉象才是古代中国医学的度量、规矩、权衡、绳墨，只有在脉象当中，才可以感知到阴阳的差别，与天地相印。从脉象上了解阴阳、天地之间各种元素和力量在人身体里面的运作是诊断与医治的根本。脉法是非常复杂的，有一部分要依赖诊脉者的主观经验。所以，诊脉者必须非常有经验，才能够更细腻地去区分和感知到同样症状的不同起因。
淳于意接下来说：“长期以来，我一直累积并接触自己诊断过的病症，凭借这样的经验，才能真正诊断出确定的疾病。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案例表明，表面上相同的症状，有些可能非常严重，有些却并不那么严重。这就是为什么表面上看同样的病，从脉象上看就知道有的是医不了的重症，有的是可以救活的轻症。”
皇帝又问：“我知道你医治了很多人，可是有一个人，齐文王，他年轻的时候就得了病，而且病得非常严重。既然你是一个名医，刚刚的记录里面也显示你几乎医遍了齐国的贵族，可是其中为什么没有齐文王？”这里就牵涉到淳于意的基本态度。他说：“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皆使人来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时，臣意家贫，欲为人治病，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如果被抓走了，那家庭靠谁养活呢？所以一知道这件事情，淳于意就逃跑了。他先把户籍从齐国移出来，让人们误以为他不在齐国。后来想想还不够，他就干脆在齐国境内到处游方，看很多的病人，赚足够多的钱。皇帝这样问，是因为心疼齐文王年纪轻轻就死了，他想了解，如果齐文王当时找了淳于意，医得活医不活呢？
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真正对话的双方不是皇帝与淳于意，而是淳于意与齐文王的其他医生。在这个隔空的对话之中，彰显了淳于意的水平以及他所代表的这套脉法、他所相信的那些医学原理。
仓公的智慧
后面一大段，是汉文帝问淳于意的来历。通过讲述关于自己的来历及医术的优缺点，淳于意的回答彰显了另一种历史面向——当时医者的养成、来历，以及自我认同。
回到《扁鹊仓公列传》开头讲仓公的部分。“太仓公者，齐太仓长，临菑人也。”也就是说，“太仓公”是一个尊称，因为他当过“太仓长”，他真正的名字是姓淳于，名意。他年轻时就喜欢医学，到高后八年的时候，同郡有个人叫“公乘阳庆”，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的医术出神入化。阳庆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一身的功夫和医学知识没有人可以传承，于是就传给了淳于意，包括“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五色诊病”意味着通过各种表象，能够直接看到人的五脏——扁鹊在医学方面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能够拨开皮肉看到人的内脏，所以他的诊断才会那么精准。
跟随阳庆学了三年之后，淳于意就有了“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的能力。齐国很多人知道他是阳庆的徒弟，但阳庆的老师又是谁呢？这一直是很神秘的一件事情。皇帝甚至在诏书里说：“我问了被你看过病的齐国王公贵族，没有人晓得你的老师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跟谁学习的。”淳于意就解释，阳庆家里很有钱，他虽然有这么高明的医术，但是不随便替人治病，所以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不见得认识阳庆，更不用说阳庆的老师了。接下来，淳于意说：“我当时跟阳庆学的时候，他给我提了一个条件，不能让别人知道他的医方，所以大家不会知道阳庆，更不会知道他的师承。”他这是在告诉皇帝，医者有自己专业上的尊严。
皇帝又问：“这样有本事的人，为什么要教你呢？你是用什么方式得到这一身本领的呢？”淳于意就很诚实地说：“我开始学医的时候，根本不认识阳庆。”淳于意猜到皇帝心里的怀疑——如果阳庆根本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淳于意又怎么知道他的呢？
淳于意解释道：“我先是自学。后来因为我太喜欢这门知识，所以我到处学，去看看还有哪些方法可以用。有了一定基础之后，我听说齐国有个了不起的医者，叫作公孙光。公孙光传的是古方，而不是现在流传的这种知识。我先去拜公孙光为师，从他那里得到了各种医方和医学的道理。学到一定的程度，我就忍不住问老师还有没有别的。老师说，并不是他吝啬，有所隐藏，他会的都已经教我了。他还让我答应，这一身本领不能随便教别人。”这也是汉医的习惯，所有东西都是秘密传授的，不能公开。
淳于意答应之后，有一天公孙光闲来无事与淳于意讨论药方：
见言百世为之精也。师光喜曰：“公必为国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产处临灾，善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闻也。”
公孙光就告诉淳于意：“其实还有一个人，也许你有机会跟他学。可是这个人，他是连我都看不起的，不愿意教我。如果有机会让他知道你的兴趣、能力，以及已经有的基础，或许他会同意见你。不过我要告诉你，这个人年纪很大了，而且家里非常有钱，所以你要用别的方式靠近他。”这个人显然就是阳庆。
皇帝思考得非常缜密，马上就问淳于意说：“那你应该有弟子吧？你教过别人学你的医方吗？他们都学到了什么？”
淳于意回答：
临菑人宋邑。邑学，臣意教以五诊，岁余。济北王遣太医高期、王禹学，臣意教以经脉高下及奇络结，当论俞所居，及气当上下出入邪逆顺，以宜鑱石，定砭灸处，岁余。灾川王时遣太仓马长冯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顺，论药法，定五味及和齐汤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脉，来学，臣意教以上下经脉五诊，二岁余。
淳于意在细节上做了非常清楚的分疏，他教每个弟子都是不一样的东西。虽然他没有直接说，但是表达了两件事：第一，唐安跟他学了“五诊上下经脉，奇咳，四时应阴阳重”。唐安还没学成就去当齐王的侍医了，换句话说，光是在淳于意这里学到一点点皮毛，在世间行医就可以处理很多病症了。第二，淳于意答应公孙光和阳庆不会随便把医方和医法外泄，因此这几个弟子没有一个人可以取得完整的知识。这其实也是淳于意的小心机，他要告诉皇帝，全天下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他。
皇帝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依照你现在的本事，能够完全不出错吗？”这又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淳于意再次巧妙地说：“治病的时候，一定先要把脉。把脉是为了精准地确认病因在哪里。另外，把脉能够测知这个病的严重程度。所以，如果脉象是顺的，就表示这个病可以治，脉象败逆的话，就无法挽回。”淳于意的意思是，如果你问我是不是每个病人都能够治好，我要诚实地说，不是。有些病严重到脉象已经败逆，我就不治了。可是如果你问我的是，我的判断会不会错，那基本上不会错。最关键的是我要判断病是可治的还是不可治的，不可治，我就不治了，可是当我要治，就一定能够治得好。
用这种方法，中国传统医学一些非常精要的思想被留在了《扁鹊仓公列传》当中。仔细分析，这又代表了皇帝跟一位名医的交手。皇帝怎么问、淳于意怎么回答，中间全都是智慧。最后皇帝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这个时候可以信赖淳于意，淳于意也说服皇帝，活了下来。
太史公最后引用老子的话：“美好者不祥之器。”人身上有特别能力不见得是好事，这样的特质势必会引来许多忌妒甚至仇恨。扁鹊就因为医术太了不起，结果丢了生命。但是，淳于意不一样，他懂得隐藏自己的能力，当需要的时候又会拿出来运用在人际智慧当中，保全自我。对比这两位名医的遭遇，也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对于生命的领会。
货殖列传：为商人正名
职业平等
借由《日者列传》中宋忠和贾谊的一番对话，司马迁试图说明，这个社会里，人才除了理所当然地在读书人、贵族和官员外，往往见于“医”“卜”这两个行业。这类群体因为牵涉到特殊才能，所以人才高度集中。这是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家的视角，他认为必须离开传统的范围，把医者和卜者之中真正有本事的人也予以表彰，在历史上留下他们的痕迹。除了《日者列传》和《扁鹊仓公列传》之外，他还写了另外一篇列传，认为这个领域同样充满了各种人才，绝对不能忽略。这一篇就是《史记》倒数第二篇——《货殖列传》，也是除掉《太史公自序》之外，列传当中的最后一篇。《货殖列传》作为《史记》的终卷，显然有它特殊的地位，体现在司马迁不太一样的写法上。
列传的第一篇是《伯夷列传》，《伯夷列传》一开始就没有讲人物，而是先讲了一大段道理。最后一篇《货殖列传》，一开始也不讲人物，先讲道理。不过，这两篇列传讲道理的方式不太一样。《货殖列传》摆在《史记》的压轴位置，是因为太史公要表达一个跟当时的传统、世俗智慧不太一样的判断，也就是商人、货殖不应该被放在最低的社会层级，被人看不起。商业贸易有其根本的价值和智慧。
但有趣的地方是，《货殖列传》引用了这一段话之后，立刻接的是“太史公曰”。这才是司马迁真正的姿态，事实上，他并不同意老子所说的话。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挽能之荣使。
作为太史公，神农以前的材料不够用，所以我不知道。但是“《诗》《书》以下”，我们看到的状况是什么？我们看到，人各种感官的享受已经充分地发达，深入到了社会风俗，深入到了民心。换句话说，长久以来，人们就是以追求感官欲望不断得到满足的方式在过日子，这是历史的事实。
这个历史事实，不管用什么了不起的高论，说再多大道理，也不可能改变。因此，统治者真正的策略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我把这段话倒过来解释。太史公说，面对人已经拥有这些欲望与享受的习惯，最糟糕的一种方式是强制他不能拥有这种欲望；稍微高明一点的，是想方设法设立规则，要求人只能在规则中去满足自身欲望；再稍微高一点的是用教诲的手段，让他们放弃或至少节制对于欲望的追求；再高一等的，是让他们知道，在满足欲望与享受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分配自己的能力，应该用什么方式让自己不受伤害；最上等的是，用人们原本拥有的欲望与享受的追求，因势利导，没有任何阻碍地将这种欲望与享受导向正确的方向。
到这里，如果追究司马迁的理论，其实还是“无为”。他要表达的是，面对不喜欢的状态或者事实，有资格、有权力的人如果真正理解“人”，最应该采取的方法是，让各种势力去建立自己的秩序。
所以，司马迁其实是以老子的道理反对老子的政治图像。这种批判是非常深刻的，意味着他指出了老子的内在矛盾：你不是告诉我们不要用强硬手段去阻止、主导或者规划吗？但你的政治理想却不可能以“无为”的方式来达成，因为你要强制人民放弃他们的欲望，是用“有为”的方式去抵制、防堵人民的欲望。这样怎么可能是对的呢？
由此，司马迁点出了撰写《货殖列传》的原因。在写《货殖列传》的时候，他要说的是更高一层的政治道理，也就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最根本的一件事情叫作“物之不齐”。“物之不齐”是庄子《齐物论》中表达出来的，每样东西都有内在的本性，任何人都不能用强迫的手段“齐物”，真正能够齐的是“物各付物”，每个人、事物、现象都有各自的规律以及原则。
“物之不齐”表现在哪里？例如说山西、山东、江南、江北都有各自的产物，而这些特产大家很喜欢，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根本的道理——应该有不同的行业参与其中，才能够让这个“物之不齐”的状况得到平衡。在这里，司马迁开创了一个在那个时代难得的“职业的平等功能论”。“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这四种职业并立：农夫去种田，才能够得到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作物，人们得以维持基本的生命；畜牧业者饲养动物，人才能够吃肉；工匠能够帮助人们得到许多生活上的必需品；商人能够让各处的“不齐之物”流通。更进一步说，有的人种田，有的人畜牧，有的人做工匠，有的人做商人，这是哪位了不起的圣人用他的规划刻意打造出来的吗？不是。这就又回到了无为的基本哲学，“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这是自然的现象，正因为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欲望，有不同的享受和追求，因此会造成这种社会的不同分工。因为物之不齐，所以每样东西都有相对的贵与贱。在这里，《货殖列传》建立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是事物价值的相对性——任何一样东西，其实都没办法决定其绝对价值。这已经有了后来经济学的“价格”概念，而价格是由需求和供给两种元素在动态中决定的。
司马迁基本上也是这样认为的。“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事物会在动态的状况当中改变自身的价值，这就像是“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不是任何人可以控制的，也不需要什么了不起的智慧才能够看清楚，它就是一套非常自然的规律。
农、虞、工、商是人民衣食生活的基本依赖，让这四种行业充分发挥作用，人民就过得好，如果不能让它们发挥作用，人民就过得贫穷。因此，货殖或者其背后的一套道理是：“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从个人或者集体的角度，如何让人们得到丰厚的生活，在什么样情况下会衰败贫困，是有自然的原理和规则的，重点在于如何掌握这种自然的原理和规则。
富国与富家
再后面的一段，司马迁就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明证”——“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也就是说，富国与富家在道理上基本是贯通的。在此，司马迁举了越王勾践的例子。
越王勾践败于吴，被困于会稽之上，但是他用了两个重要的人：范蠡、计然。计然说：“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意思就是，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一方面照顾到经济，一方面照顾到军事，那么国君所需的东西也就齐备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经济上有所安排呢？很简单，你看一下基本的规律，基本的“物之理”。一般来说，在农业上“丰收”与“干旱”参半。如果十二年当中有六年基本上是丰收的，另外一半就是没有办法丰收的。而且，每十二年大概就会出现一次大饥荒，有时候是水灾，有时候是旱灾，所以必须要从“或然率”上去做准备。在干旱的时候，反而必须准备船只，遇到了水灾的时候，反而要准备车。因为干旱结束后必有大水，大水结束后必有干旱。
另一个关键的原则在于“物价”，而受物价影响最大的是农作物。计然同样给出了一个公式。谷价如果低到二十钱一斗，则“谷贱伤农”。可是谷价高就好吗？如果谷价高到九十钱，那些必须买食物的升斗小民就倒霉了。所以必须控制物价。不过，控制物价不是说任何时候粮食只能够卖四十五钱，而是要给出一个基本范围——“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要让谷价维持在这个范围内，才能够“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末”就是一般的升斗小民——在一定物价范围之内，事物才会有正常的流通，这就叫作“治国之道”。
春秋末战国初，各国的货币形态开始慢慢成熟。范蠡、计然的一个基本原则和理想是，一国之中应该做到“务完物，无息币”。在这个经济体系里做到货币流通，货币越是流通，就越能促成物物之间的交易，使得缺乏物资的地方得到物资，生产过剩的地方把多余的物资送出去。货物交易中，有一些非常根本的道理，例如说，最关键的货物是粮食，可是粮食是会腐坏的，无法长期囤积，要去衡量有余与不足。如果用一种清醒的、冷静的眼光去衡量有余和不足，也就能够预测所有价值的变动。用今天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如果有某类产品，其价值非常高，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生产，就产生了供给上的增加。供给到了一定的程度，价格势必下跌。倒过来，如果某种产品的价格太低，没有人愿意生产，供给少到一定程度，价格也就上去了。每样东西都有相对的价格，现在贵重得不得了的东西，也可能有一天低贱如粪土。倒过来，现在非常低贱的东西，如果不仔细看它的变化，总有一天也会变得像珠玉一样珍贵。如果能够让钱币“行如流水”，久而久之，国家必然能够累积财富，进而变得强大。
越王勾践采纳了范蠡、计然的建议，果然在十年当中累积了庞大的财富。然后他“厚赂战士”，为越国打仗的人可以得到非常丰厚的待遇。有这么丰厚的待遇，这些士兵打起仗来比谁都英勇，因此本来比较弱小、地理条件糟糕的越国，反而战胜了吴。越王勾践达到了报仇的目的，甚至更进一步“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在会稽之耻雪耻之后，越王勾践报完仇，范蠡感叹道：“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于是范蠡离开了政治圈，“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他到了齐，改名“鸱夷子皮”。
为什么要去齐国？《货殖列传》中有一个背景，那就是在所有货殖的发展上面，齐国是最早而且效果最显著的国家。《货殖列传》中有这么一段话：
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澙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
换句话说，太公望绕过了一般的生活，把自己的经济予以专业化，累积了财富，从而吸引人民来到齐。到后来，齐不但解决了人口不够的问题，社会组织和文明程度都有很大发展。“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齐国越来越强大，变成东方的一个重要中心。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到了齐威宣王的时候，经济基础打牢，齐国就发展出封建上复杂而优雅的“礼”。因此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说，“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他对于经济的成就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只要富起来，对君子、贵族，也就是那些地位高的人有好处，能够让这些人得以深化自己的人生；对小人也有好处，让一般的升斗百姓也能够发展自己的能力。这是自然的，并非任何人所能控制。金钱是人取得尊严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俗谚讲：“‘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这都是财富所产生的正面效果。司马迁不愿意依循原来的基本看法，把财富看作毒蛇猛兽，应该被节制甚至被排除。
在这个背景下，范蠡要将这些生财之计用在自己身上，所以才先到了齐。过了一阵子，他又离开齐到了陶——也就是今天的南阳——在那里又换了一个名字，叫作朱公。
陶在“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这里是水陆码头，一个交通枢纽，各地货物都会来到这里。所以范蠡就在这里“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范蠡用这种方式成为了典范，因此后来中国讲到有钱人，一般都称其为“陶朱公”，指的就是范蠡。范蠡是用了计然的策略致富，而计然的策略是为越王勾践规划的。换句话说，在司马迁的眼中，货殖有一种特性，不管是经营自己的人生，还是要经营一个社会、国家，是一套共通的道理。
史家：独立思考者
讲完计然、范蠡之后，司马迁接下来讲的是一个特别的人——子贡。子贡的其他事迹写在《仲尼弟子列传》当中，所以这里讲得非常简短。司马迁一定要在《货殖列传》里面提一下子贡，也是为了破除当时普遍认为的儒家的基本态度。
子贡作为孔子身边最重要的弟子之一，在孔子死后结庐守丧，守得最久，对孔子极其敬重。然而作为儒家，作为孔子弟子，怎么可以做生意，怎么可以去逐利呢？在《仲尼弟子列传》当中也许不会问这个问题，但是到了《货殖列传》，司马迁事实上就在回答这个问题。
简单地说，居丧是需要物质条件的。子贡是孔子弟子当中最有钱的一个，他的经济基础可以让他无所事事，只在那边守丧。子贡是孔子的弟子，他离开孔子之后曾经在卫担任一阵公职，后来在曹、鲁之间做生意，所以他在七十子中是最有钱的。同样是孔子的弟子，原宪是连糟糠都不见得可以随时吃到、吃饱的，更不要说他的居所永远都在穷巷里了。
反观子贡，一出门就是一大车队随行的派头。因为他有这样的财货，所以无论走到哪个国家，国君都非常尊重他，需要用对待另一位国君的礼节去招待子贡。而且，能够让孔子名扬天下最关键的人物、最关键的支持力量，也是子贡，所以司马迁说，“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孔子本来就非常了不起，因为有子贡这种“得势者”，能够让孔子的光亮传播得更远，得到更高的地位。
用这种方式，司马迁在他的列传最后一篇再度表现出一个史学家的追求——成一家之言。《货殖列传》是一个独立思考者的示范。在那个时候只有几家的思想和立场，儒家、道家又是主流当中的主流，但是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一开头就挑战了老子。从他的角度看，老子也不是每句话都是真理。相反，老子自己的道理中也可能存在矛盾，是需要读者去认真检验的。后面，当他在讲子贡的时候，也是在破除人们对儒家的许多刻板印象。
如果继续追溯下去，司马迁还在《太史公自序》里面引用了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更进一步地说，司马迁的立场叫作“史家的立场”，是一个更高、更超越的立场，不依循任何一家，用来自历史的累积去评断各家的主张。从历史的角度，必须要观察、记录不同的现象，在观察与记录的过程当中，也就不得不承认人的现象的多元性。在这样的情形底下，跟随任何一套理论都不会是史家的立场和态度。一个史家，非得是一个独立思考者不可——正是在独立思考当中，诞生了一家之言。
简短的结语
为什么要读《史记》
司马迁的历史态度
我们今天要读《史记》，首先会遇到两个问题：为什么读？用什么方式读？
“史识”与“史观”密不可分。当我们认为历史就是一些固定的事实时，就没有史观存在的空间，即不管什么样的人来写，历史总是那堆东西，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来写，都不会写出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历史如果真是如此，就没有史学存在的必要，也不可能比较什么历史书是好的，什么样的历史学家比较杰出。
历史真正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或者进一步说，是解释“如何”及“为何”，这是与我们当下学习历史的态度差异最大的地方。按司马迁的态度，历史不是一堆“What”，重要的是“HowandWhy”。在个人层次上，一个人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讲话做事？作为一个群体，彼此行为之间的互动会产生什么模式，他们为何如此？某些事情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又选择何种手段？这些都在历史里，也是我们理解、研究史学时最重要的挑战。
当我们以这样的视野和方式去整理丰富庞杂的史实，就会对人类行为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从而碰触到普遍的人类经验，真正做到以古鉴今，让历史对当下现实有所帮助。司马迁在著作中清楚地展现了这种历史态度。他用了几个重要的观念解释《史记》的目的。
首先是“究天人之际”。简单来说，在解释历史上人的行为、判断是非善恶时，必须区分这是不是意志可控的事情，有些东西人再怎么样努力也无法改变，比如说像命运般庞大的东西，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限制。要公平地评价一个人，从他的行为因果中得到智慧，就一定要区分“天”与“人”。司马迁讲的“天”指庞大的背景，是与个人努力无关的部分，而“人”就是一个人如何思考、如何选择、如何作为，在最后如何承担责任。
能够在历史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就彰显出司马迁另一个巨大的野心，即“成一家之言”。这仍然与我们的历史观念不一样，历史怎么会是每个人说来都一样呢？对司马迁来说，如果你说不出“一家之言”，提不出自己的独特看法，比如周代怎么瓦解、秦始皇如何统一六国、汉武帝如何改造汉朝，就根本不配做历史学家。写历史就要写到“成一家之言”，不能人云亦云。
所以，我们今天读《史记》，就是学习如何解释历史，如何在其中区分出命运与人的意志，在历史里看到更加庞大或长远的模式。这些与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观念差距太大，必然会给予我们很多刺激。
《史记》的地位
认识《史记》有若干种方式，包括如何理解它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史学和文学上的特殊地位。
从史学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在早期就已经很发达了。中国的历史在周代发生重要转折，直到20世纪我们才比较仔细地掌握了周之前的商代文化。从文献或考古资料上看，商代的文化非常奇特，它背后有着一个神鬼交错的世界。在商代人的意识中，现世活人所在的世界与死人或者灵魂所在的世界交错。我们看不到、触摸不到后者，但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包括灵媒或动物，跟它来往。那个世界就在生者身边，与生者没有截然的差异。所以我们会在商代文化里看到很多沟通天地的精巧描绘。
不过，自从西边的周人崛起后，这种文化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之间，周人剪商成功，建立了新的政权，同时带来了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新的政治制度叫作封建制度，新的文化就依附封建制度而成立。封建制度来自亲族系统，换句话说，它的核心概念与精神最看重自然的亲族关系，作为父亲、儿子、叔伯、侄子外甥，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在一般的生活礼仪乃至政治权力上就做相应的行为。由此，我们认识的中国历史与文化才真正浮现出来。
周人这种价值观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即必须保留宗族系统的记录，使第二代、第三代乃至更久之后的人们仍能清楚每个人与其他人的亲族关系，这就要依赖记忆，而人的记忆没有那么可靠，自然必须依赖记录了。
在中国上古的考古资料、金石资料里面，青铜器的用法在商代到周代之间明显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在商人那种鬼神世界中，青铜器是人与非人世界的交流工具，所以铸刻了以动物为主的各种纹饰。我们可以想见，在仪式中，鼎或者其他青铜器里焚煮东西的香气、烟往上传，商人相信这样就可以与住在上面超越现实世界的祖先进行沟通。
周人从商人那里继承，甚至应该说“偷”来铸造青铜器的方法，但是他们铸造的青铜器的重点特征改变了。商人青铜器表面华丽复杂的艺术性纹饰，或者说功能性的神鬼交会的纹饰慢慢被忽略，取而代之的是铭文，即把文字刻铸在青铜器上。为什么要在青铜器上写字呢？我们要看到青铜器铭文的固定形式。青铜器铭文和周人发展出的其他记录方法，都是为了让这种关系，以及围绕这种关系所需要的经验永久保留下来。在此开始诞生中国非常强大的意识传统，也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在世界各种文明中，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最发达，历史记录最完整，这部分来自周人在建立封建制度过程中，功能性地保留了这些资料。
但是这种意识在功能性作用之后发生了各种深化、变形，其中最重要的阶段在春秋时代，这时出现了《左传》。原来只是为了把人与人的关系、与礼仪有关的部分记录下来，现在则进一步出现了特殊面向，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教训。换句话说，从《左传》开始，如果不学历史，不去继承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经验，生活就会变得危险而艰难。不知道前人遇到了哪些事情，他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又如何解决，与懂得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相比自然远远不如。从这里开始，东周历史的记录进入王官学的系统里，变成了贵族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历史有不同的意义，最浅显的诸如昨天的事情教会我们今天怎么面对现实，而深邃的哲学性意义则要把历史作为总体来掌握和理解。从这个意义来说，司马迁在中国历史意识的深化上厥功至伟。在《史记》之前与之后，如何看待历史、历史包括什么、历史可以给我们什么，是彻底不同的。至少从这一角度，司马迁不但写了一本书，而且改变了中国文化，他的方式直接建立在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一个面向，即如何看待历史上。这个态度是由司马迁建立的，此后无论谁进入中国文化、进入中国历史，都无法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