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知青馆鸟巢展。在1962年到1978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约有1776.48万人离开城市，进入农村。（图片来自网络）
7月1日，一位47年前在黑龙江插队下乡的老知青沈建平，站在玻璃展柜前，和自己的秋衣合了张影。紫色的秋衣洗得发白，但还能清晰看见胸前巨大的“奖”字和沈建平当时所在的兵团番号。浏览着三个展厅的展品，沈建平认出了当年战友们的物品——军大衣、医学教材。
这是在北京鸟巢的知青博物馆，门票120元，知青免费。
在全国巡展两年之后，远在东北边陲小镇的黑河知青博物馆在京城鸟巢落了户，正如它的负责人潘忠林所说，“等于黑河馆在北京鸟巢开了分馆”。然而在引发一代人青春记忆的同时，也遭致了激烈的批评和舆论争议，北大教授贺卫方甚至指责它“将罪恶变成了伟业”。
这家占地1600平方米，耗资超过400万的知青博物馆鸟巢展，被港媒称为“北京首家知青博物馆”，虽然潘忠林不太认可这个说法，但他还是觉得，比之十八大之后蜂拥而出的知青博物馆，自家的可以“理直气壮”地称为“客观”，因为“无论从内容、形式设计上，还是国家、省市层层审批上，都是立得住的”。
自1955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1962年被纳入了国民计划，直到1978年宣告结束，这场延续20多年的运动永远改写了将近2000万名年轻人的命运，他们中断了学业，进入农村。学界流传最广的观点是，上山下乡是为了解决城市粮食短缺和就业问题，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知识青年下乡“接受再教育”和“思想改造”并非只是宣传之词。
认证为前《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的郭松民在4天后对贺卫方提出反驳，直指其是“鸡永远理解不了鹰”，并赞扬知青运动的优点：“知青运动的本质，是防止工业化进程变成对农村的单方面榨取，也是为了防止中国从一个有机的共同体分裂成两个对立的社会。”
人大教授张鸣与贺卫方有着类似的观点：“把人人为地投入到灾难之中，然后拼命强调这个灾难对个中人的锻炼。现在说知青下乡运动好的人，都是这样干的。别客气，请你们把你的子女，孙子孙女也行，放到最艰苦西北农村，干上8年。”
作为“亲身体验知青一代”历史的潘忠林，认为贺卫方的观点“太过偏颇”。他觉得知青博物馆与文革“没有一点关系”，他不否认当年有不好的事发生，但他不断强调着，办此馆是为了“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精神”。这与他的同事、黑河馆馆长刘树新颇为一致。在2013年接受采访时，刘树新说：“在展览里永远也不要提，也没有必要提。这不是一代人的主流，不能体现一代人的风采。写它，是把我们大家对国家的责任感奉献，抹黑了。”
对话/许晔
凤凰网：鸟巢这个知青展览馆是如何建起来的？
潘忠林：我们首先在黑河建立了黑河知青博物馆，这个建的比较早，是2009年开的馆，那个时候全国各地没有知青馆。我们这个馆开得也很艰难，当时写完了大纲之后，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上一级的，比如省文化厅，都不大敢批。
后来赶上有一个机会，我们遇到了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龚心瀚，他本身是知青，所以他的知青情结很深，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大纲给了他，他找了一些专家给审，黑龙江省文化厅又组织专家给了论证，这样这个馆才能够得到上级的批示。
我是2012年退居二线，之后，我就带着知青博物馆开始在全国巡展。因为黑河馆比较偏僻，全国各地的知青，有很多想去而去不成，后来我们就考虑在全国巡展，但巡展费用比较高，也还是满足不了知青需要。我们在北京的地质博物馆展了一个月零六天，大概是有十来万观众，我们到其他地方都是展一周，也就是三万多观众，根本就不能够知青的要求，所以我们才决定在北京建馆。2013年在北京展览期间，我接触到了中国万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就开始和他们谈合作的事。他们在鸟巢有两万平米的场地，给我们提供了三个厅，我们建了这个馆。
1973年上山下乡时期，习近平（左二）在陕西延川县。新华社发
20多岁在凤阳县插队时的李克强（中）。资料来自李诚故居。
凤凰网：有港媒称这是北京首家知青博物馆，是这样吗？
潘忠林：现在还不好这么说。十八大之后全国各地知青馆蜂拥而上，习近平、李克强他们都有知青身份，而且都有知青情结，所以这个时候口子就开了。我们在春节前统计过，全国大概有大大小小79家知青博物馆，截止到现在可能是有百十来家了，但是目前这些博物馆，实实在在地说，展览内容就不一定能够很客观地反映知青这一代的历史。而我们这个馆，为什么我敢理直气壮的说呢？第一个，这个展览是经过龚心瀚组织专家论证的。第二是经过黑龙江省文化厅专家组论证审批的。第三，我进京展览之前，又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王伟光亲自给把的关，包括这个主题“与共和国同命运”都是他给帮忙起的名。
最重要的，在现在所有的知青博物馆里，只有黑河知青博物馆是隶属于国家文物局系统管理的馆，而且是国家四部委批准的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它是黑龙江省级爱国主义基地。鸟巢馆实际上就等于是黑河馆的分馆，所以说这个展览无论从内容、形式设计方面，还是从国家、省级层层审批这个环节上说，都是立得住的。
凤凰网：强调黑河馆和鸟巢馆是“客观”的，为什么？
潘忠林：我们这个馆之所以办得好，就是我们和党中央、国务院保持一致性，我们弘扬的是正能量，是在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心声。知青心声是一种什么心声呢？在建国初期，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新中国的长子长女们，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承担起了一个老大应该承担的责任。因为他们从学校毕业之后，国家没办法安排他们的工作，散落到社会，那不是个办法，所以怎么办呢？农村又需要文化，这个时候他们从繁华的都市来到了祖国需要的地方，这是与共产党同命运，也就是我们这个馆的主题。国家有困难了，你作为祖国母亲的大儿子、大女儿，你就得要承担这个困难，所以知青的精神是什么？是担当、是奉献、是拼搏、是创业。我们要弘扬知青精神，就是我们这个馆的主要目的，和其他人不一样。
那么知青精神是什么精神呢？我觉得它和红军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以及抗灾救险精神一样，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传承它，要弘扬它，这就是我们现在办馆的目的。我们不想在学术上去纠结什么，至于知青那个年代，有没有一些知青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做不好的事），是有，那难道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没有了吗？何况70年前。我觉得有些人，起码我觉得他们不是弘扬正能量，和党中央、国务院没有保持一致。
凤凰网：你如何回应北大教授贺卫方的质疑？
潘忠林：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偏颇的，不是实事求是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从1955年开始的，1955年跟文革有关系吗？没有关系。1955年时任团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北京组建了第一支北京青年志愿者垦荒队，60人，队长是杨华。到了1962年的时候，国家已经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上山下乡，纳入到了国民计划。到了1968年的时候，全国进入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所以我说这个贺教授，我不能说别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他对党有什么不满，对知青有什么仇恨。
第二点，当时毛泽东同志组织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事，其实与文革没有任何关系，这其实源自于他对青年运动方向的一种思考。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就曾和那些进步的青年搞了大量工农调查的报告。在1939年的5月4日，他在延安召开了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大会，在那个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有一个讲话，叫作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拿什么做标准？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就是看他能不能够和工农群众相结合。1946年，毛泽东就把他的儿子毛岸英送到了草原，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去补上农村这一大课。紧接着就是1955年。你想想它和文革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说有些人是别有用心的，我不泛指，或者是说我不针对某一个人，我认为有的同志他不客观就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