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窑瓷器流布范围很广，考古发现东到我国东北的辽宁，北到内蒙古，南到江浙、湖南，西至陕西等地都发现有定瓷出土。即使在宋金对峙时期，也未阻断定瓷的流通，近年来在杭州市开展的南宋都城临安城考古的许多重要发现，如南宋太庙遗址、临安府衙署遗址、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等，南宋地层中都出土了一些定窑瓷器，许多瓷器还带有宫廷使用的款识(马时雍主编《杭州的考古》，杭州出版社，2004年)。甚至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也出土过不少北宋时期的定窑瓷片(三上次男《中世中国とエジプト—ト遗迹出土の中国陶瓷を中心として》，载出光美术馆《陶瓷の东西交流》，日本写真印刷株式会社，1990年，84-99页)非洲的东海岸以及东南亚等地也都发现有定窑的瓷片，1977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了我国沉船，发现有定瓷(冯先铭《南朝鲜新安沉船及瓷器问题探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03期，第113页)。有的还有铭文，说明定窑的产品行销海内外，战争和大洋都没能阻当住定瓷的吸引力，可见在内外贸易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定窑遗址的保护工作。1956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定窑遗址公布为重点文物古迹保护单位。1985年，曲阳县人民政府在定窑遗址设立了专门保护机构“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修建了专门的重要遗迹保护展示棚。1988年，国务院公布定窑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
近十年来，各级政府和文物部门对定窑遗址开展了一系列保护管理工作。制作遗址保护规划、支持对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和保护、大力扶持复仿制品产业的发展、成立了定瓷研究室，培养出了定瓷制作大师陈文增等制瓷名人，2006年“定瓷烧制技艺”被列为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投资拍摄了“定窑考工记”纪录片，提出了建设定窑考古遗址公园的计划等，正在稳步推进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
白釉凤首壶(晚唐)(2)
发现定窑
有关定窑的文献记载很丰富，时代最早的当属现藏于曲阳北岳庙的《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碑阴处铭文包括有：“冶将”“冶副将”“都知瓷窑”等与瓷窑管理有关的官职名称(王丽敏等《曲阳发现<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文物春秋》2009年6期);另一条被定瓷研究者们广泛引用的材料是《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内容中出现了“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瓷窑税务官职衔，龙泉镇即今定窑窑址所在地(董涛撰、周斯億等修《光绪曲阳县志》，光绪三十年曲阳小学堂本)。由此可知在唐代中期，曲阳已存在制瓷业并受官府的监管。五代还出现了税务使收取课税，不仅证明确有瓷窑，而且规模可观，管理有序。古代瓷窑址一般以州命窑，曲阳古属定州管辖，也是其主要的集散地，因此称为定窑。
有人做过专门的统计，宋至清时期文献和方志中有关定窑的记载三十余条，元朝人刘祁在《归潜志》一书中曾有“定窑花瓷瓯，颜色天下白”的赞誉(刘祁《归潜志》，卷八“联句亦诗中难事”条，中华书局，1983年)。刘氏所言的“花瓷瓯”是指定窑白瓷上那种以模印、刻画为主的装饰而言，其工巧富丽的程度，与花釉瓷器相比毫不逊色，可谓独步一时冠绝当世。宋代大文豪苏轼赞誉定瓷：“定州花瓷琢红玉”(苏轼著《苏东坡集》(上)，卷三“试院煎茶”，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3页)。苏东坡北宋元祐年间曾知定州，对辖区内的定瓷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懂得饮茶器具在茶道中的重要性，道出了定瓷与好茶的相得益彰。南宋太平老人所著《袖中锦》给定瓷以极高的评价，把定瓷与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认为皆为“天下第一”的名牌产品。《邵氏闻见录》中记有宋仁宗一日去张贵妃处，见宫内陈设有一件“定州红瓷器”，仁宗问怎么来的，贵妃回应说是某大臣所献，皇帝听后震怒，训斥其不守戒禁，私自接受大臣的馈赠。说明定窑不仅白瓷天下知名，也产红瓷器，且在当时也属珍贵物品，并为达官贵人所喜爱(邵伯温撰《邵氏闻见录》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13页)。
定窑虽因其在中国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屡见于文献记载，但由于窑火的熄灭，遗址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人们依据文献资料在河北中部寻找定窑窑址，根据“窑以州名”的认知，认为窑址在定州，结果考察定州本地并没有发现窑址，窑址遗迹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日本〕上田恭辅《关于定窑的考察会》，陶雅会，1925年。尾崎洵盛《支那陶瓷小考》，宝云舍，1934年)。
1934年，时任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的叶麟趾先生，这位背负实业报国留洋归来的学者，决心揭开这个历史之迷，他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首次报道定窑遗址在河北省曲阳县的剪子村(即涧磁村)和仰泉村(也就是燕川村)(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北平文奎堂书庄，1934年，第10页)。
1941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根据《古今中外陶瓷汇编》的记载，跟着日军扫荡的队伍进入了曲阳，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一次调查，获取了一定数量的瓷片，同年他以《关于定窑遗址的发现》为题报告了窑址的情况(〔日本〕小山富士夫《关于定窑窑址的发现》)这批材料后来由东京根津美术馆结集出版(根津美术馆《定窑白瓷》，东京，小学馆，1983年)。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对定窑遗址进行了实地复查，从刻花、划花、印花、泪痕以及细腻洁白的瓷胎等方面，基本确认了河北曲阳涧磁村一带即史载的定窑遗址所在地(陈万里《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期。陈万里《邢越二窑及定窑》，《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9期)。采集到近两千瓷片标本，并初步判明了始烧的年代，认为唐代开始烧白瓷，五代时期有较大发展，宋代为极盛时期(冯先铭《瓷器浅说(续)》，《文物》1959年第7期)。
定窑白釉茶炉(晚唐-五代)
定瓷之美
定窑白瓷唐代时就堪与邢窑媲美，宋到金是定窑的鼎盛时期，定窑的白瓷工艺达到极高的水平，定瓷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00oC以上，高于一般成瓷的1250oC，所以定瓷比其他窑烧出的瓷胎更坚致。定瓷的胎料经过精心加工，因此产品烧成后胎质细腻温润。定窑烧制白瓷为主，由于釉料中氧化钛含量较高，加之用氧化焰烧成，故釉色多白中泛黄，呈现出象牙般的质感，给人以柔和悦目、温润恬静之美感，因此也被人誉为：中和之美。
白瓷乃彩瓷之母，定窑除烧制白瓷外，还兼烧白釉黑彩、黑釉、酱釉和低温铅绿釉、铅黄釉两色釉彩瓷等，定窑还生产三彩器物。黑酱、芝麻酱色釉瓷即是文献记载的“黑定”和“紫定”，更受时人的欢迎，价格皆高于白定。
定窑瓷器的装饰手法多样，主要有塑贴、刻花、划花、印花和描金花等。此外，定窑模制器物，剔花、黑剔花也有少量生产，以金代的装饰手法最丰富。定窑纹样有花卉纹、莲瓣纹、海水纹、云龙纹、禽鸟、游鱼、走兽等，丰富多样。其装饰构图简练，线条明快，层次分明，纹样清晰，图案布局富于变化，独具一格。定窑装饰技法中，印花最为人称道，在宋、金时期所有使用的印花装饰的瓷窑中，定窑以高超的技艺独占鳌头，被推为印花之冠。所见传世的印花花鸟图盘，内壁上的两孔雀之间以一枝牡丹相隔，盘心配以鸳鸯牡丹，图案优美宛如一幅布局严谨的织锦画。印花龙纹标本窑址多见，造型多数为盘，盘内满印云纹，盘心印一条姿态矫健的三爪蟠龙，龙身盘曲，首尾相接，张牙舞爪，栩栩如生。
定窑瓷器的造型很丰富，除祭器、玩具和佛事用具等外，大量的产品是日常生活用具，主要有碗、盘、杯、碟、盏、盒、洗、壶、罐、瓶、枕、炉等。定窑的高端产品造型精美，有枕等生活用具，也有佛事用具等。如在定县出土的一件白釉刻划花莲瓣纹龙首净瓶，高达60.9厘米，通体刻花，肩部刻三重覆莲瓣纹，上腹部刻缠枝菊纹，腹中部以下又刻有四重仰莲瓣，堪称北宋早期定瓷的代表作。层次明快、饱满、优美，有浅浮雕之立体感，是国宝级的文物之一。定窑最精美著名的产品当属白釉孩儿枕，两岸故宫均有收藏。
定窑瓷器带题款的有15种，大都与宫廷有关，15种题款中数量最多的是带“官”字及“新官”字款的，据不完全统计，出土及传世的近80件，可见定窑之美也受到了官家的喜爱。
乾隆皇帝开创康乾盛世，同时他也是一位喜欢艺术收藏的帝王，在位期间共刊印《御制诗集》五部，也做了大量咏瓷诗，有的诗皇帝会旨令宫廷匠师将其镌刻在器物上，部分流传至今。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皇帝于三十八年到四十年间，曾多次提看“定瓷娃娃凉枕”，并下令为其配制木座、锦垫，可见对其喜爱。孩儿枕是定瓷中的珍品，已知存世三件，故宫博物院一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两件，造型如出一辙。此藏品深得乾隆帝的厚爱，在其咏定瓷的诗中，以孩儿枕题材为最多，共计11首，仅有台北故宫一件外底上刻有《咏定窑睡孩儿枕》御制诗：“北定出精陶，曲肱代枕高。锦绷围处妥，绣榻卧还牢。彼此同一梦，蝶庄且自豪。警眠常送响，底用掷签劳”(《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诗四集·卷13·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咏定瓷的诗计存有三十二首，可见其对定瓷之美也很钟情。
紫定瓶(北宋晚期)
考古定窑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又不断对定窑进行了考察和研究，20世纪60年代对定窑窑址进行了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对定窑进行了初步分期。80年代，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又对定窑进行过一次大规模发掘，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资料尚未得到充分公布。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地考古工作的发展，从城市、墓葬、窖藏、塔基等各种古代遗迹中出土定窑瓷器资料不断积累，使人们对定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1960-1962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曲阳涧磁村的地理位置、环境与自然条件以及窑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层的堆积情况等进行了调查，并试掘了420平方米，清理灰坑5处，残窑1座，残墙2堵和瓷泥槽2处，共出土遗物216件，其中瓷器123件，工具与窑具26件，铜钱67枚。此外，调查中还获得上自晚唐，下迄金元时期的遗物35件(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08期，394-412页)。
白釉龙首莲纹大净瓶(金早期)
曲阳涧磁定窑遗址
考古发现并清理了从中晚唐到元代各个时期的地层，自中晚唐到金末，定窑一直盛烧，到元代继续烧造。因此文化层很厚、很丰富，从2、3米到8、9米不等。其中以往从其他考古材料并不十分了解的中晚唐、北宋中期和元代地层的清理，为我们全面了解定窑的生产历史和工艺发展的全过程提供了详实的资料。金代的文化层普遍很厚，出土物丰富，说明金代是定窑瓷器烧造历史中生产规模最大的时期，但是，器物的质量比北宋时期有所下降。
出土了一批代表定窑各时期贡御情况的重要遗物，如五代、宋初地层中的“官”字款器物，北宋地层中的带“尚食局”、“尚药局”、“乔位”款，装饰龙纹的器物，金代地层中的“尚食局”，“东宫”款盘等。宋金时宫中设立六尚局为宫中服务，“尚食局”“尚药局”是其中的两个，“东宫”则是当时太子的宫殿，说明自五代、历宋至金代，定窑都在为宫廷烧制瓷器。这些带款识的器物多为贡御的器物，考古发现生产这类器物的地点在定窑遗址中分布比较普遍，其中以涧磁岭地区产品质量最高，器物种类最丰富。但即使是在集中出土这些官用器物的地点，也还同时生产胎釉粗劣，制作草率的另一类产品。由此推测这种官作制度似乎是由许多水平较高的窑户承造官用的精致产品，同时其还从事商品生产的体制(秦大树《定窑的历史地位及考古工作》，《中国定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第269页)。
北宋中期以后，窑炉燃料用煤，火膛发现有烧过的煤渣，定窑同时也是北方地区最早采用煤为燃料烧瓷的窑场，印证了定窑创新了烧制工艺，发明了覆烧工艺。定窑生产薄胎瓷器，就必须努力克服烧成中器物变形的问题，所以定窑发明了覆烧工艺。定窑的发掘不仅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瓷器，同时也出土了大批量的不同形状的碗形支圈和环形支圈，用碗形支圈和环形支圈承托器物的口部入窑烧制即采用覆烧工艺，这种工艺首先解决了器物变形的问题，同时也由于覆烧的装窑密度大于一般的叠烧，特别是匣钵单烧，因此极大的提高了产量，有学者统计，采用覆烧工艺可以使瓷器产量比匣钵单烧方法提高4倍左右(刘新园《景德镇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初步研究》，《考古》，1974年06期，24-31页)。在定窑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支圈，特别是在涧西区和燕川区，有堆积如山的支圈窑业堆积。定窑发明的覆烧工艺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对整个瓷器业生产的繁荣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