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历史上，青铜时代作为人类第一个利用金属的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时代诞生了大量的青铜器，它们绚烂多彩，代表着当时的审美特征，反映着独特的经济文化。
这个阶段的皇宫贵族使用着大量的青铜器具，包括鼎、鬲、簋、盂等食器，觚、爵、觯、觥等酒器，甚至是水器、乐器，都是由青铜制成。
此外，一些青铜器具上还会刻着长篇铭文，这都为我们今后研究当时的文化提供了依据。
一、全面继承殷商青铜工艺，取其精华推陈出新
在夏商西周前，我国古代有过一段“龙山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冶金术，古人逐渐发现并运用了青铜这一元素。
及至商代，青铜的运用已经趋向了成熟。古人能够比较熟练地冶炼青铜，能够锻造成批的青铜武器。
在最开始，由于青铜冶炼技术的不成熟，青铜还是王公贵族的专属，甚至仅仅被运用在武器制造上。
《吕氏春秋》中记载：“夏桀、商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萧之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
这里面的大鼓、钟、磬、管、箫等音，都是青铜制作的。同时，商代追求稳重、巨大的青铜器，追求华美的青铜器具。
如商代一些饮用青铜器：提梁壶、提粱蚕。它们明显都是先铸壶身，再铸壶把。
掌握分铸技术对于青铜器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使用该技术可以铸造更加复杂精美的器具。一些剑、盾等青铜武器，身上也开始出现繁复的花纹和文字。
同时，一些日常的青铜用品也开始变得精美起来，还出现了青铜礼器。整个国家都在使用青铜器具，青铜器的铸造规模越来越大，造型也越来越精美，工艺也越来越精巧。
足以可见，商代的青铜发展已经颇为繁荣。比起夏朝来说，商代的青铜使用范围更广、青铜制作工艺更精美，青铜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比颇重。
随着商代的灭亡，西周全面继承了殷商的青铜工艺，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创新青铜工艺，最终把青铜工艺推到了最高潮。
殷商留下了大量的青铜作坊和工艺，这些都被西周全盘接受。没有经过探索青铜技术的道路，西周就得到了商人的大量熟练工人和青铜技术，在这个基础上，西周青铜工业迅速发展起来。
比起商代，西周的青铜器大量增加，同时其技术也更加成熟，造型也异常华美。但是到了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造型、纹饰，甚至是铸造都更加简单。
同时，西周后期的青铜器也偏向于实用、简单，器形比较单调。甚至有很多奇怪的器形减少或者消失，造型逐渐变得统一起来。
周人不再注重造型的华美，开始追求简朴造型的青铜器，以达实用功能。同时，由于“礼治”体系的形成，西周更多从着重造型到着重青铜的精神内涵，并在其中反映“制礼作乐”。
二、“任人唯亲”宗法制度下，强化“礼治”体系
在商代之前，我国古代并没有形成成体系的礼治文化。
直到奴隶制王朝开始建立，科技水平开始提高，我国古代开始注重礼。尤其是周天子，吸取了殷商灭亡的教训，开始向往“有德”之治。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称：
“殷周之兴亡，乃有德无德之兴亡......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之所以兴盛，是因为注重德行，发展新制度和新文化。不论王国维的一家之言是否可信，商周之间的确有明确的文化分野。
在取商而代之后，周天子开始“制礼做乐”。
自夏、商而来，礼乐就开始有了萌芽。然而那时的礼乐并没有形成系统化，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礼乐就是宴会乐舞、祭祀祖宗。
商代的统治者喜好奢华享受，各种食器、饮器都异常华美。比如，商代出土的酒器乐器都十分华美，一个器上有十几种纹路出现，甚至连底座都会有纹路。
殷商出土的“妇好墓”可以证明这一点，里面出土青铜器468件，酒器就占了100多件。
《说苑·反质篇》记：“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妇女优倡，钟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
商纣王劳民伤财，除了鹿台糟丘、酒林肉池，还有钟鼓管弦。这些乐器全是华美的青铜，追求花纹精美、威仪、壮观。
这时候的礼乐还浮于表面，被用作统治者的享乐上。
上层社会为了让宴会更加其乐融融，会让专门的乐舞奴隶舞蹈庄严的舞蹈，并伴以美食美酒、钟鼓之音。
到了西周，这种“礼乐”有了一定转变。
为了维护统治、以礼乐来教化世人，周天子汲取了夏、商的礼乐文化，把礼乐文化推向了高峰。
西周强调，所谓礼乐，是政治、文化的开端。这种礼，不仅仅是乐礼，还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主要以政治制度为主，涉及到政治、军事、宗教、婚姻等方方面面。
并且，这种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是国家要求的，具有法律效应。比如：嫡长子继承制。西周规定，只有嫡长子享有继承权，如把权利交给非嫡长子，是一种非法行为。
在这种制度体系下，青铜象征着政治的权力。
例如青铜器的列鼎制度。西周的“制礼做乐”，实际上是封建时期的一种等级制度，这种需要高技术冶炼的产品，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朝代的实力。
而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天子的规格自然是远远高于诸侯或其他人的。西周规定“天子
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也被称为“列鼎制度”。
西周王朝通过不同青铜器的规格，来强调社会政治的等级秩序，强化政治等级关系，拥有强烈的世俗色彩。
在“任人唯亲”的宗法制度下，青铜器也体现着当时的文化和政治，强化青铜器使用的等级和规格，也是强化“礼治”体系。
与商代的神权至上相比，西周的青铜文化体现着政治色彩，亦是从“神”向“人”进行转变。
三、“子子孙孙永宝用”，政治重心由“神”到“人”
和商代的神权相比，周朝开始转向人的政治等级。
在西周早期，政治重心延续了商代的特点，以“神鬼”为主。囿于科技的落后，平民百姓信赖鬼神之力，王公贵族用青铜器祭祀鬼神，以安抚民心。
此外，西周百姓的生产多以农业为主。他们无不祈求风调雨顺、作物安然生长，故此祈求神鬼风调雨顺。
青铜器作为礼仪工具，经常出现在祭祀场合，这样给它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使得青铜器成为神权和君权的象征。
随着周王朝统治程度的加深，礼仪制度变得更加森严。
这一表现也显示在青铜器的使用上，如按照个人身份的高地，青铜的规格、大小、花纹、色泽各不相同。这也逐渐形成礼器制度。
上层的奴隶主、君王和下层百姓在衣食住行上被严格限定，甚至蔓延到了冠、婚、丧、宴上。
富裕高贵的人可以使用更多、更精美的青铜器，而贫穷的百姓则很少甚至不使用青铜器。
青铜器成为权势的象征，变成“明贵贱，辨等级”的器物。
这种礼器制度，对于周王朝的统治者来说，是物化政治的手段，更是维护统治的方式。至此，青铜器逐渐剥离开它原来的物理属性，成为另一种象征。
随着王权的加深，神权开始淡化，西周后期的青铜器展示出更多的世俗因素。
在殷商时期，青铜器上刻着金文以用来记事，且多是族氏铭文、日名，字数也并不多。在西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逐渐变多，开始大段篇幅描述战争、王室祭祀、王公贵族等。
甚至，在西周晚期时，这种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开始形成模式化。如“子子孙孙永宝用”“万年无疆”等之类类似后世纪念碑的文辞开始流行起来。
此外，青铜器上的字体也开始形成规范，开始使用统一的字体。
描述家族功绩的篇幅逐渐增多，形成系统化的文辞，与此同此是涉及鬼神的文字慢慢减少。到了后期，青铜器上还出现了一些现实经济、法律等生活化的描述。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周人对神权已经逐渐淡化了。
这种对神权的淡化也吸引到了青铜器的纹饰，西周后期的器具开始简朴、凝练。作为政治的象征，青铜器不需要以华丽的装饰来接近神仙鬼怪，从神秘转向为大众所知。
上面的铭文也不再深奥诡秘，而是长篇累牍的功业记事。在西周之后，青铜器的艺术造型、铭文特点，都出现了世俗化的转变。
可以说，西周作为青铜器的一段承上启下的阶段，影响着当时的政治面貌、意识形态，承担着非同寻常的功能。
结语
西周青铜器承接夏商的青铜技术和文化，并在其上繁荣发展。
其后，西周形成了王朝独特的青铜文化，从复杂繁复的纹饰到简单凝练的造型，显示出西周青铜从“神”到“人”的转变。
现在，我们已经很少在现实社会接触到青铜器了。铁器以它更耐久、更坚硬的特点取代了青铜，青铜也随着改朝换代湮灭在历史之中。
然而我们依然可以从青铜器上看到中国古代这段漫长的青铜时代，从中窥得当时青铜艺术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