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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02
北朝至隋唐汉文民族石刻文献
著录概述
梁雨昕陈飞飞李宗俊
金石碑志是史学界重要的宝藏，而不同类别的碑志文辞难于集中，掩映在数量众多的金石文字中，不能有效集中利用，是学界十分遗憾的事。岑仲勉先生五十年前就十分遗憾的喟叹：“近世隋唐石刻，发现极多，唯其多故难于集中不克大量利用以补充史传之弗足，又是别一可惜之事也。”[1]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和巩固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我国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一个时期，但遗憾的是，该时期的正史文献与宋代以后丰富的史料相比是十分有限，有关边疆民族问题的史料尤其甚少，而与正史文献的窘促相反的是，北朝至隋唐的碑志文献极为丰富。
民族问题乃中古时期的主线，种族和文化乃北朝至隋唐历史研究的关键。要考察民族源流、王统世系、家族传承，掌握完整而系统的资料是前提。碑志中留下了北朝至隋唐各民族人物的丰富信息，综合碑志资料的信息，考察胡汉融合与中古时期边疆经略的日臻兴盛的轨迹与细节、勾勒边疆经略成功经验的线索，无疑对今天边疆学系统的构筑、当代边疆安全理论的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引用碑志以为史料的做法，传统上属于金石学的范畴，其历史却源远流长。王鸣盛曾经指出：“以金石为史料。始于《史记·秦皇纪》、《汉书·郊祀志》，今此则魏收元文，《北史》袭之。金石之学，魏收、郦道元、阚駰等已重之。”[2]至于这种风气之兴起，当推北宋。欧阳修撰著的《集古录》，为中国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作者因感慨于“汉魏已来圣君贤士桓碑彝器，铭诗序记”，“三代已来至宝”，然而却遭“风霜兵火湮沦磨灭、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未尝收拾”，于是撰写《集古录》，期望“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继欧阳修之后，宋代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仿照欧阳修的《集古录》之体例，撰成《金石录》三十卷，著录所藏金石拓本共二千种，上起三代，下迄隋唐五代，所著碑志“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胜任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3]
南宋以后，金石学者间出，但其风之再盛却至清代，受乾嘉学派的推波助澜，主张朴学，利用金石文字研求历史和考订史籍的考据之学很快蔚然成风。当时对于金石文字的重视程度，乾嘉通儒钱大昕曾说过：“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欧赵洪诸家，涉猎正史，是正尤多。盖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钞板刻，辗转失真，犹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人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4]正是这种学风的熏染和对金石文献价值的珍视，清代各种金石著述蜂拥迭出，但其集大成著作，当推乾隆朝进士王昶的《金石萃编》。是书于嘉庆十年(1805)撰成，全书共一百六十卷，所收资料达一千五百多种，王氏曾遍访各地金石碑刻，对当时新出土新发现的资料以及前人忽视的某些资料加以收集，著录石刻年代上自周秦，下迄宋、辽、金，与前代相比从规模到体例都有大的突破，资料价值极高。
后世仿照其体例的金石书和为其作续、补的著作很多,除王氏《金石萃编未刻稿》三卷,收元碑80种外,还有黄本骥《金石萃编补目》三卷，方履篯《金石萃编补正》四卷,王言《金石萃编补略》二卷，陆耀遹《金石续编》二十一卷，陆心源《金石续编》二百卷，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等。
乾嘉学派的考据之风对后世影响极大，瓜瓞绵延一直影响到清末民国以至于今，加之这种严谨的学风又与近代西方史学的科学方法相呼应，如与其中同一时期德国兰克（LeopoldvonRanke1795—1886）倡导的重视一手史料的实证学风就非常得相似，也是讲究“一份材料出一份货”。在这种东西方学风的交相辉映与传承影响之下，民国以来，一大批国学大师、史学泰斗相继涌现，如陈寅恪、罗振玉、王国维、岑仲勉、马长寿等等，他们都是利用碑志石刻进行史学研究并作出杰出贡献的代表。
1
（一）以断代史划分的断代类
2
（二）以地域或收藏单位划分的地方类
3
4
（四）碑志检索目录类
5
（五）电子数据库
（作者简介：梁雨昕，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陈飞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李宗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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