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笔者在河北考察瓷窑时，先后来到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临城县文管所，见到了邢窑发掘者王会民先生，看到了当时最新调查和发掘所得的一批精细白瓷（也称“透影白瓷”）。这些精细白瓷标本大约有十余件个体，从形制看为隋代常见的杯型，王会民先生称其地层在初唐地层之下。其釉质如玻璃，器壁如薄纸，器身透光，拿在手中，有一种担心被风吹落的感觉，真是叹为天人所造。唐大中五年（851）来中国考察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游记中记载：“他们有精美的陶器，其中陶碗晶莹得如同玻璃杯一样：尽管是陶碗，但隔着碗可以看得见里面的水。”邢窑所出精细白瓷似乎与这种能从外面看到器物中液体的陶器没有区别，可证苏莱曼所言不虚，他确实见到过这种白瓷。从当时的资料看，这种精细白瓷仅见于隋代邢窑。之后的20多年间，在河南的巩县窑和隋代的两京——今西安、洛阳地区都发现了隋代精细白瓷，这表明精细白瓷是一种高档白瓷，仅供两京地区的高官显贵使用。那么，这类瓷器为什么仅见于隋代？邢窑与巩县窑精细白瓷的异同在哪里？其技术渊源又在哪里？本文就这些问题试做探讨。
一、邢窑与巩县窑精细白瓷
（一）邢窑精细白瓷
1.河北邢窑窑址出土精细白瓷
最先发现的邢窑精细白瓷见于张志中、王会民的报道。报道称，邢窑内丘西关北窑址发现精细白瓷，为灰坑出土，时代为隋代，有薄胎和厚胎两种，均达到透影程度。杨文山的研究则扩大了精细白瓷的范围，提出精细白瓷是隋代到盛唐专门烧造的小批量软质瓷。本文主要讨论隋代的精细白瓷。
邢窑窑址出土标本如下：
（1）敞口深腹杯，多件，均为内丘县城西关北窑址出土。
T1H1∶16，高7.6厘米，口径8.1厘米，胎薄处不足0.1厘米。可复原，矮圈足，胎质细洁，达到了半脱胎的程度，瓷化程度很高，透影性强，色白，釉面不亮，内底粘有泥条（图一，1）。
T1H1∶15，高8.8厘米，口径11厘米，唇薄处厚0.07厘米。胎质细腻洁白，薄胎透影，釉白，瓷化程度很高，断面呈油脂光泽，釉面不太光亮（图一，2）。该件器物曾在北京艺术博物馆展出。
T1H1∶17，残高8厘米，口径10.2厘米，唇薄处不足0.1厘米，釉面光润（图一，3）。该件器物亦曾在北京艺术博物馆展出。
（2）残件，原报告中分别称为碗、盖、器壁，但具体形制不甚清楚。
贴塑刻花碗，内丘县城步行街窑址出土（图一，4）。
器盖，内丘县城西关北窑址出土（图一，5）。
贴塑壶残件，内丘县西关采集（图一，6）。
以上薄胎细白瓷均釉色洁白，薄胎精细，且胎体完全玻化，呈糯米状，器壁均可达到透影程度。窑址分别有内丘县西关北窑、内丘县城步行街窑。
2.墓葬或遗址出土邢窑精细白瓷
墓葬或遗址出土的邢窑精细白瓷难以区分具体窑口，只能统称为邢窑。目前的考古发现有几例，但发表的只有一件，为陕西西安市南郊隋大业四年（608）苏统师墓出土的细白瓷杯：“敞口，斜直腹，假圈足，口沿处有一小缺口，下有一段裂纹。内外均为满釉，釉面细腻且有光泽”，高6.9厘米，口径8.3厘米，足径3厘米，壁厚0.1厘米，口沿最薄处厚0.08厘米（图二）。
白瓷直壁杯还见于西安的另一座隋墓。2019年8月，在杨军昌陪同下，笔者与刘呆运一起在西安市考古研究院仓库内见到了张全民先生发掘的一件白瓷杯，为直壁，敞口，深腹，实足，白釉，有垂釉和缩釉现象，积釉处呈现泛蓝的绿色，杯壁较厚，呈糯米状，应为邢窑出品。另外笔者还见到过一件与苏统师墓所出同形同质的私人藏白瓷杯，据传出土于洛阳。
以上几件墓葬出土的邢窑精细白瓷敞口深腹杯在形制、胎釉上与前述邢窑窑址所出完全相同。
（二）巩县窑精细白瓷
1.河南巩县窑址出土精细白瓷
巩县窑的发掘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也发现了一些透影精细白瓷和厚胎精细白瓷。杨文宪、张祥生曾报道过河南夹津口墓葬出土的两件精细白瓷杯，认为是半脱胎瓷器，但文中照片不很清晰，因此一直没有引起注意。到2011年，赵向青、廖永民报道了巩县窑出土的精细白瓷，之后在洛阳唐城遗址和巩县窑址也发现了一些薄胎透影白瓷。标本如下：
（1）敞口深腹杯，口径8.5厘米，足径2.8厘米，高6.5厘米。巩县窑址出土，现藏巩义市博物馆。赵向青、廖永民描述道：“敞口，深腹，饼形足。胎壁极薄，口沿下部仅0.2厘米。内外壁施白色透明釉至足部，釉层均匀，达到光照见影的奇特效果。”（图三，1）原文没有提到该标本具体出土地点，但认为其是盛唐时期产品，不知何据。按照这种类型杯的型式分期，此杯应是典型的隋代产品，其形制与河北内丘西关北邢窑址出土者相同。
（2）敞口深腹高足杯。目前仅有一些调查得到的窑址标本，还未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深圳望野博物馆收藏的高足杯，白瓷细润，器身透影，足部为瓷胎，杯体塌陷，残破，据传为巩义市北官庄窑址采集（图三，2）。另有天津市得一堂的赵敬在巩义市窑址采集的标本：一是采自北官庄基建工地窑址的碎瓷片标本，可看出为杯壁残片，胎体极薄（图三，3）；二是采自白河窑址的一件白瓷高足杯残件，胎薄处透影（图三，4）。
从巩县窑址调查和发掘的标本看，巩县窑的薄胎细白瓷有敞口深腹杯和敞口深腹高足杯两种，器壁均可达到透影程度，但是足部露胎处的胎体是一般常见的瓷胎。巩县窑发现有精细白瓷的窑址目前所见有白河窑和北官庄窑。
2.墓葬或遗址出土巩县窑精细白瓷
目前考古发现的巩县窑精细白瓷有两种：
（1）敞口深腹高足杯，杯身敞口，深腹，细喇叭形高足。这种形制多见于出土和公私收藏。如山西太原隋开皇十七年（597）斛律彻墓出土白瓷杯，高7.2厘米，口径7.7厘米，底径3.8厘米，胎薄质细，内外施白釉，釉层薄而匀，釉色白中稍泛黄，通体有细小开片（图四，1）。另外，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和深圳望野博物馆各藏有一件高足杯（图四，2、3）。相同的白瓷高足杯近年在陕西西安机场附近隋墓中也有出土。2019年8月笔者与刘呆运一起在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院的机场工地考察时，考古学家祡怡向我们展示了一件实物，为隋代纪年墓出土，其形制、胎釉与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所藏相同，应为巩县窑产品。
（2）收口钵，鼓腹，圜底，带盖。陕西西安郊区隋开皇十二年（592）吕武墓和西安市隋大业四年（608）李静训墓各出土一件（图四，4、5）。这两件均为白釉，釉面开片，薄胎。天津得一堂藏有一件相同的收口钵，胎质、釉面均与上面两件相同，经观察，钵壁可以透光（图四，6）。2021年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李明向我们展示了一件相同的白瓷钵，薄壁，经现场试验，可以透影。这些实物与巩县北官庄基建工地窑址所采集标本相同。
综上，巩县窑薄胎细白瓷有敞口深腹高足杯和收口钵两种，器壁均可达到透影程度，但是足部露胎处的胎体为常见的瓷胎，从残器的断面目测可知高足杯的高足柱端部分和钵底部均为一般胎质。
（三）邢窑和巩县窑精细白瓷比较
总体来看，邢窑和巩县窑的精细白瓷时代相同，均为隋代，形制、釉色也相同，但是两者还是有一些差异。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其异同如下：
1.形制相同。邢窑和巩县窑共有的敞口深腹杯形制基本相同，均为直壁敞口，实足外撇。只是巩县窑所出敞口深腹高足杯和收口钵尚未在邢窑发现。
2.釉质有别。邢窑釉面细密平整，不开片，有棕眼；釉色纯正，为猪油白色；釉光有油性和哑光两种。巩县窑釉面细密平整，有大开片和棕眼；釉色白中泛青，为亮光釉。
3.胎质有别。邢窑胎质结构细密，玻化很重，为糯米状，如河北内丘西关北窑址出土白瓷杯（图五，1）和陕西西安隋代苏统师墓出土白瓷杯（图五，2）的足部；巩县窑胎质结构为正常瓷胎，如天津得一堂所藏巩县窑采集白瓷杯（图五，3）和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所藏白瓷杯（图五，4）的足部。
4.工艺相同。胎质极薄，修饰精细。
5.从目前墓葬或遗址的出土地看，巩县窑精细白瓷仅见于两京地区和太原，而邢窑精细白瓷仅见于两京地区。
总之，邢窑和巩县窑所烧造的薄胎精细白瓷虽然在瓷质、釉色、胎质、工艺上有所差异，但均为最高档的陶瓷品，也是当时最为奢侈的工艺品。
二、精细白瓷的渊源
从现有资料看，精细白瓷的主要形制有三：一是敞口深腹杯，二是高足敞口深腹杯，三是收口钵，我们来看看相同形制玻璃器的情况。
（1）敞口深腹杯
玻璃敞口杯可以分为多种形制，这里只讨论敞口深腹杯。
（2）敞口深腹高足杯
玻璃敞口深腹高足杯，杯体敞口，杯壁斜直，足部为简洁的高装喇叭口。西方发现的更早的同类杯是美国康宁博物馆所藏的敞口深腹高足玻璃杯（图六，5），其杯壁较直，敞口，年代为公元5—6世纪；该馆还藏有一件杯壁略呈弧形的敞口深腹高足杯（图六，6），年代在4—5世纪——大卫·怀特豪斯认为这两件杯子均为罗马玻璃器。陕西西安郊区隋开皇十二年（592）吕武墓出土的玻璃杯（图六，7）杯壁较直，与前者类似；广西钦州隋代一号墓出土的玻璃杯（图六，8）杯壁略呈弧形，与后者类似。这种杯在罗马的年代为4—6世纪，在中国的年代均为隋代，其形制与精细白瓷敞口深腹高足杯相同。所以可以认为该型玻璃杯为巩县窑的敞口深腹高足杯提供了形制模本。
高足杯虽然均为罗马形制，但我们知道在罗马与中国之间活动的是粟特商人。粟特商人把罗马的玻璃杯及其形制带到了东方。高足杯还见于陕西西安北周粟特人安伽墓和山西太原隋代粟特人虞弘墓出土的饮酒图像中，可知是粟特贵族的日常用品。
资料显示，上述两型杯是粟特贵族的饮酒常用品，虽然在图像中看不出这些杯子的材质，但追求奢侈风气的粟特贵族一定会使用金、银、玻璃器之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杯型也是中国贵族追求的时尚品，所以也见于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壁画图像中。如陕西西安唐咸亨四年（673）房陵大长公主墓壁画中一侍女一手持高足杯，一手持凤首壶。新疆博物馆藏唐代绘画中一侍女用盘端着一个高足杯，说明高足杯在丝绸之路沿线也属于汉人贵族的生活用品。
（3）收口钵
收口钵是在三国两晋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在中国流行起来的。前文列举的李静训墓、吕武墓出土及天津得一堂收藏的精细白瓷收口钵，在玻璃器中找到的原型即李静训墓出土的收口玻璃钵（图七）。该钵与上述精细白瓷钵形制几乎完全相同，只是盖钮有别。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前引几个出土白瓷收口钵的墓葬均出土有玻璃器，只是损坏严重，无法修复，仅李静训墓所出保存完整，因此不排除其他墓有玻璃钵的可能，故玻璃钵也可与精细白瓷钵建立起同形状、同墓地的联系。
北朝至隋代，再到初唐时期，正是中国佛钵崇拜的高峰，也是对弥勒下生的期待高峰期，一队队僧人前往犍陀罗拜钵，一座座世俗墓葬里埋入佛钵，佛钵俨然成为中世纪中国人的生死寄托（参见拙作《钵——中世纪中国人的生死寄托和期待》，待刊）。玻璃本就是佛经所谓“七宝”之一，对佛陀的玻璃器礼敬和供养代表着虔诚和洁净。敦煌莫高窟322窟初唐壁画中释迦佛左右的两个菩萨分别手持透明的玻璃钵，莫高窟334窟初唐壁画中一位供养人双手捧玻璃钵，可见玻璃钵也应该是当时的贵族在奢侈的宗教生活中所追求的重要法器。
三、精细白瓷与玻璃的关系
精细白瓷杯是隋代最为精工细作的特殊白瓷产品。这种杯与玻璃杯有着相同的造型，这使得我们联想到《隋书》卷六十八中何稠以绿瓷造玻璃的记载：“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对于这一段话的理解有很多种，笔者即曾提出这里的“绿瓷”可能包括低温釉建筑琉璃。金家广先生最先将内丘仿琉璃绿瓷与何稠绿瓷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新的见解。下面我们分别讨论绿瓷、白瓷与玻璃器的关系问题。
（1）绿瓷问题
绿瓷就是青瓷，也称缥瓷。西汉邹阳的《酒赋》：“醪酿既成，绿瓷既启。”西晋潘岳的《笙赋》：“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醽。”青瓷在汉以来的文献中有记载，实物也存在。隋代以前，青瓷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东汉前为原始青瓷，东汉后为成熟青瓷。仅就成熟青瓷而言，目前知道的窑口，南方有浙江的上虞窑、温州窑，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等，北方至少从北朝晚期开始，有河南的安阳窑、巩县窑，河北的曹村窑、邢窑，山东的淄博窑等，这些窑场在隋代都烧制青瓷。所以，到隋朝为止，青瓷也就是绿瓷在中国南北方都已具备了广泛的烧造基础。但是王承遇等科学家认为以绿瓷烧制不出玻璃，这样，如何把绿瓷或者瓷器转换成玻璃就是一个问题。
（2）玻璃问题
“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就是说隋代时中国的琉璃制造方法已失传。从以往的出土实物和研究成果看，隋朝以前中国境内的玻璃实物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大部分为进口。玻璃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贵比金玉的奢侈品，大量见诸记载。西晋潘尼《琉璃碗赋》说玻璃碗的进口来之不易，故珍重有加：“览方贡之彼珍，玮兹碗之独奇，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其由来阻远。”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得其法而铸作之者。”这里的水晶碗应该就是玻璃碗（杯）。葛洪说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交广地区“多得其法而铸作之者”，而《隋书》记载隋代时玻璃制造技术已失传，于是何稠重新恢复玻璃制造，这就涉及到参照样本问题。何稠是何妥之兄子，其家族为西域人，而其父何通善于斫玉，何氏属于昭武九姓之一，可见何稠家族属于精通工艺的粟特人。何稠所依据的样本，一是中国既有的青瓷技术，二是中国贵族所追求的时尚和作为粟特人的何稠所熟悉的日常用品，敞口深腹玻璃杯、敞口深腹高足玻璃杯及收口钵便是其中一部分（本文仅就精细白瓷所涉及的器形而言，其他如青瓷、白瓷还有值得讨论之处）。那么，何稠“以绿瓷为之”的物质是什么呢？
（3）陶瓷仿制玻璃器问题
在隋代，使用玻璃器成为一种时尚，仿制玻璃也是一个潮流，而作为粟特人的何稠正好熟悉这种时尚，了解这个潮流，在此背景下，既然中国传统青瓷不可能直接烧制出玻璃，那么就只有改进青瓷，仿制玻璃，并迎合中国贵族的需求，引入时尚的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