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最大冶锌遗址、世界上最早火器……重庆这些考古成果你知道多少
忠县发现我国最大规模冶锌遗址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幸军介绍，重庆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3000多年历史文脉闪耀星河，2.6万处不可移动文物、148.3万件可移动文物展示着浓郁的文化底蕴。近年来，我市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主动考古、基建考古、三峡考古“三箭齐发”，石窟寺考古、科技考古、公众考古快速发展。
据悉，近十年来我市累计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30余项，巫山玉米洞遗址实证了从距今40万年延续至0.8万年的古人类演化序列；西南地区首个“考古中国”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围绕涪陵小田溪、九龙坡冬笋坝、江津梧桐土等遗址的考古工作，实证了巴渝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多重贡献。连续不间断地开展合川钓鱼城遗址为代表宋元（蒙）战争山城遗址群考古工作，为合川钓鱼城申遗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幸军介绍，三峡后续考古方面，巫山大水田遗址发现了距今约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墓葬212座，大溪文化作为唯一一处以重庆境内遗址命名的古代文化，在我国新石器考古中的地位进一步确立。
忠县临江二队遗址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规模冶锌遗址，通过考古发现将我国的冶锌技术提前至明代中期，早于欧洲约4个世纪，是我国古代冶金史的重大发现。
科技考古方面，全国首个国家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基地落户重庆，建成开放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
公众考古方面，我市在全国首创“文化遗产宣传月”活动，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打造了全国首个考古虚拟展示体验馆、考古标本陈列馆、重庆故事馆和考古书院“三馆一院”研学基地，并于9月29日正式对公众开放。
科技考古确认现存世界最早火器
通过对白帝城、钓鱼城等宋元（蒙）山城遗址铁火雷的制作工艺、黑火药成分等的分析研究，确认了现存世界最早火器的重大考古发现。
通过对十余处炼锌遗址考古发掘采集的70余件样品，采用金相显微学等进行检测分析，基本厘清了炼锌遗址的时代、矿源、成分、炉温、工艺流程等重大问题，确认了世界最早的下火上凝式单质锌冶炼技术。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馆长钟冰冰称，近年来，三峡博物馆先后开展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11项，分别在重庆三峡库区设立了9个文物保存环境监测系统，使得三峡出土文物的保存环境得到了根本的改善；累计抢救修复三峡出土文物13182件（套），年均修复文物2300余件（套），使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得以“延年益寿”。
大溪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白九江介绍，在距今6300年至5300年期间，重庆地区东部的巫山、酉阳等地分布着一种考古文化，就是大溪文化。
大溪文化是以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考古发现命名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在重庆地区目前已发现6处经确认的大溪文化遗址。大水田遗址是其中之一，该遗址在后续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当中发现的。
大溪遗址和大水田遗址发现了约600多座史前墓葬，发现了大批祭祀坑、动物坑、鱼坑等一些反映史前人类精神活动和意识形态的遗迹遗物。
研究人员在过程中做了一些科技考古研究，比如说对发现的史前人骨开展了骨骼病理研究，对当时人类常见骨骼上所表现出来的病例以及人类食物的构成有新的发现——一些史前艺术的雕塑，比如说人面像、穿山甲、野猪等动物造像，也发现了一些非常精致的装饰品。在考古工作中也发现了大溪文化，以旱作的粟和黍为主，但是也有少量的水稻。
白九江介绍，在考古研究过程当中，研究人员对大溪文化典型的墓葬演变序列有了清晰的认识，同时也厘清了当时重庆最东部的大溪文化与重庆西部本土文化玉溪上层文化的进退关系。
因为这些重要的发现，大溪遗址还入选了我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大水田遗址也进入了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名单。
首次获得古代巴人的DNA样本
“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作为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旨在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川渝地区文明演进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方刚介绍，从2021年该项目启动以来，在早期巴文化考古取得重要突破。重庆地区在商代中晚期也就是相当于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过渡到十二桥文化的阶段开始发展出自己的本土文化——石地坝文化，石地坝文化具有强烈巴文化特征，以圜底器和尖底器为基本组合。江津梧桐土遗址、涪陵小田溪墓群C区的文化面貌都属于石地坝文化早期。
晚期巴文化考古方面，2021年的九龙坡冬笋坝遗址发现战国晚期船棺葬4座、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土坑墓32座，为研究晚期巴文化及其融入汉文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考古实证，首次发现重庆地区先秦的竹编织制品——“竹笥”，首次通过科学检测确定了陶釜的红色颜料主要成分为朱砂，首次获得了古代巴人DNA样本，为开展后续人群分析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老鼓楼是已发现最大南宋高台建筑
重庆市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长袁东山介绍，宋元（蒙）战争山城是南宋末期战争双方在四川地区修建的系列军政合一的山地城池，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关键节点和重要见证。自上世纪90年代三峡考古以来，已逐渐成为重庆历史时期城址考古和大遗址考古的重要方向。
皇华城一号城门，是排叉柱城门向卷拱类城门形制演变阶段的珍贵例证。白帝城、钓鱼城和皇华城出土的铁雷，为目前我国考古所见年代最早的火药实物及最完整的铁火炮（震天雷）实物，是世界中古史上冷热兵器并用时代开创阶段的重要见证。
袁东山介绍，其中，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合川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获评2012年度、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重庆城（太平门）、钓鱼城（范家堰）、白帝城、皇华城、龟陵城获评重庆市“十二五”“十三五”期间重大考古发现。
重庆考古对于中国考古的发展贡献大
“重庆考古在中国考古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考古的重要力量，为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历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幸军表示，抗战时期，知名考古学者郭沫若、卫聚贤、常任侠等人曾在这里留下考古足迹。1951年，西南博物院在重庆成立，著名学者徐中舒、冯汉骥领导考古工作者活跃于川、滇、黔等地区，为西南考古开了新局。
在此后的40多年里，重庆考古取得了“巫山人”、巫山大溪遗址、涪陵小田溪墓群等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的考古发现。
特别是随着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实施，重庆考古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联合全国72支考古队伍，实施了规模宏大、举世瞩目的三峡文物保护工程，为全国重大基本建设文物保护提供了范例，同时加速了我国考古学科和人才队伍的发展。
考古发现表明，重庆地区拥有覆盖整个旧石器时代的古遗址，建立了长江上游唯一完整的新石器文化谱系；中坝、中井坝遗址发现了东亚地区最早的、规模化生产的盐业遗址群；白帝城、钓鱼城等地出土了20余枚铁火雷，是世界上最早的成熟爆炸性火器；由20多处遗址组成的重庆冶锌遗址群，证明我国是世界古代两大炼锌技术体系之一的起源地。幸军说，而这些，都展现了巴渝先民对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上游新闻记者汤皓部分图片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大足石刻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