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梁台上筑有一个史称高三十丈的铜柱，柱顶立一铜铸的仙人，掌托玉盘，离长安二百里犹可望见这一高耸入云的建筑。如史载无误，真是一个奇观。不久，柏梁台遭受火灾，显然是雷电引起的。汉武帝决定重建此台，便召来方士，问如何能避免火灾，方士禀称以水克火，在建筑上安装兴水的象征物螭吻、鸱尾。螭是传说中兴云雨、出入水中的灵物，或说是没有角的龙。
含元殿前有翔鸾、棲凤二阁，阁前有钟楼、鼓楼。每当朝会之时，上朝的百官在监察御史的监审下，立于钟鼓楼下等候进入朝堂。朝会进行之际，监察御史和谏议大夫立于龙尾道上层扶栏两侧。
首先，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丹凤门遗址博物馆的序厅，大家可以看看地面上，这是整个唐大明宫实测平面图和各宫城门位置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大明宫四周城墙先后开有城门11座。南面开五门，北城开三门，西城开二门，东城开一门。南垣有丹凤门、建福门、兴安门、望仙门、延政门等5座城门；北垣有玄武门、青霄门、银汉门等3座城门以及北夹城正中的重玄门；西垣有右银台门、九仙门；东垣有左银台门。从实测图中看到，宣政、紫宸二殿基本上在一南北轴线上，但其前的含元殿、丹凤门都要向西偏移。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其实，这是由地形决定的。自含元殿起，其北诸殿都建在高地上，主殿含元、宣政、紫宸三殿又建在地形最高之处，而含元殿又必须和大雁塔相对。为顺应地形并满足南对大雁塔的要求，这三殿只好不建在一条正南北轴线上。
丹凤门始建于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是大规模扩建大明宫时，在大明宫南墙即长安城郭城的北城墙东段上新修建的。丹凤门的形制属于古代城门中最高等级的五门道制。残存门址由墩台、门道、隔墙、马道、城墙等部分组成，均为夯土结构，但破坏比较严重。门道地面、隔墙上多发现有火烧痕迹，堆积中还出土了许多烧流的砖瓦结块，表明丹凤门应毁于唐代晚期的一场大火。该遗址中发现的墩台规模之大、门道之宽、马道之长，均为目前隋唐城门考古之最。同时，丹凤门也是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城门，它的尺度规模、建造水平均达到了无以伦比的高度。
由于唐长安城大明宫与太极宫性质相同，与东都洛阳的洛阳宫性质一致，因此对我们比展示选择大明宫丹凤门、洛阳宫的应天门(则天门)进行比较。应天门遗址平面呈“凹”字型，由门楼、垛楼、阙楼组成，下部台基的范围东西达一百二十米以上，南北达六十米，城门进深二十五米，在这样的台基上建起一百二十尺(合今35米)的城门。早期门址约当盛唐时期，残存遗迹主要有墩台、门道、隔墙、东西飞廊、东西垛楼、东西两阙。除了墩台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51米，南北残宽23米，台体残高0.3-0.5米。晚期城门约当晚唐五代北宋这个时期，即文献所载的五凤楼遗址。门址直接坐在早期门址之上，残存遗迹有墩台、门道、东西飞廊、东西朵楼、东西两阙以及东西马道，除此之外，在东阙的东西两侧还发现有宋代的建筑基址。
大明宫北宫墙正门，位于北宫墙中部略偏西。考古发掘表明，玄武门基座东西长34.2米，南北进深16.4米，开一个门道，宽约5米，道中横置一个石门槛，石槛上凿出两个相距1.36米的车辙沟槽，反映了唐时车制的两轮之距。一般情况下，丹凤门是关闭的，唐时丹凤门只为皇帝车骑出宫时才使用，大臣上朝走的应是丹凤门左右的建福、望仙二门。
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大军以锐不可挡之势挺进辽东，并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至辽东重镇辽阳，大兴土木，修筑宫室。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625年三月初三早朝时，努尔哈赤突然召集众臣和贝勒议事，提出要迁都盛京（今沈阳），诸亲王、臣子当即强烈反对，但努尔哈赤坚持自己的主张。努尔哈赤为何如此“仓促迁都”？民间一直流传：努尔哈赤深信“传统风水”，按照风水先生的指点，他在当时的东京城西南角修建娘娘庙；在东门里修建弥陀寺；在风岭山下修建千佛寺，想用三座庙把神龙压住，以保龙脉王气。
但是，三座庙宇只压住了龙头、龙爪和龙尾，城里的龙脊梁并没被压住。于是龙一拱腰，就要飞腾而去，一直向北飞到浑河北岸。罕王以为龙是奉天旨意，命他在龙潜之地再修造城池，于是一座新城便拔地而起，并将此命名为“奉天”。又因为浑河古称沈水，而河的北岸为阳（风水中有关阴阳的规定为：山的南面为阳、北面为阴，水的南边为阴、北边为阳），所以又称“沈阳”。
当然，传说似乎过于神奇，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李治亭教授和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佟悦表示，历来建都建城，风水都是放首位的。沈阳在浑河之阳，上通辽河，辽河又通大海，可谓是一块“风水宝地”。但是两位专家同时又指出，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更主要的目的应该是出于战略进取上的考虑。首先，沈阳乃四通八达之处，其地理位置对当时的满族而言非常有利，北征蒙古，西征明朝，南征朝鲜，进退自如。其次，原先的都城辽阳满汉民族矛盾冲突严重，而沈阳当时还只是个中等城市，人口少，便于管理，这样可以避免满汉矛盾的激化。
由于史料没有任何明文记载，沈阳故宫究竟何年开始建造，一直是历史上的一大悬案，也是历史学家们争论的一个焦点。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佟悦说，这可能是因为修建皇宫是件劳民伤财的举动，清代统治者认为不值得提倡，而且修建宫殿本身也就是为皇帝建个家，没必要将具体建造年份写进史书。然而几年前，鞍山市文物站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当地发现了一本《侯氏宗谱》，其中关于修建辽阳东京城和沈阳盛京城的记载非常详细。
这些清代宫殿建筑到底是谁设计的？又是由谁建造的？这一次，同样是《侯氏宗谱》掀开了冰山一角。宗谱中记录了这么一段文字：“大清高皇帝兴师吊伐以得辽阳，即建都东京，于天命七年修造八角金殿，需用琉璃龙砖彩瓦，即命余曾祖振举公董督其事，特授夫千总之职。后于天命九年间迁至沈阳，复创作宫殿龙楼凤阙以及三陵各工等用。又赐予壮丁六百余名以应运夫差役驱使之用也。余曾祖公竭力报效，大工于是乎兴。
选择一十七名匠役，皆竭力报效。……”佟悦认为，这段文字说明，侯振举这个人与沈阳皇宫的营造关系很大。从以上文字可以判断，侯振举应该是建造故宫的负责人之一，但是考虑到沈阳故宫中有许多建筑是满蒙风格，侯振举作为一个汉人，不可能设计出来，所以除了侯振举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设计者和建造者。
对此，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有专家认为，侯振举只是“烧制琉璃瓦的管窖人”，而不是沈阳故宫的“工程师”，因为侯振举是从海城迁至沈阳的，根据《海城县志》载：“城东南三十五里，在岩山山麓有黄瓦窖，制黄琉璃瓦。清时工部派五品官监制黄瓦。以备陵寝宫殿之用。”其卷2《民族》中有这样的记载：“侯氏，原籍山西明福县，后徙本境。清初隶汉军旗，世袭盛京五品官，监制黄瓦，族繁户众，世居城东南析木城。”该县志又在《重修缸窖岭伯灵庙碑记并序》中说：“清初修理陵寝宫殿，需用龙砖彩瓦，因赏侯振举盛京工部五品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