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有一部关于“厕所”的印度电影在中国上映。
在这部电影里，一间小小的厕所竟然引发了一场社会革命，也让我们了解到由于传统习俗和宗教等原因，印度许多地区仍然有着这样一番奇观：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户外厕所。
然而，这番景象对于百余年前的中国其实并不新奇。
经历百年的变化，如今我们的“厕所观”以及卫生观念，已经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背后，实际上还隐含着关于文化冲突、道德观念，以及社会秩序与权力运作的演变。
梁文道：
雾霾稍有退去的夜幕里，刚刚结束节目的录制。我在胡同里晃悠，竟发现了一些久违的画面，才让我意识到原来它仍然存在——
那就是胡同里的公共厕所。
这些公厕和我们一般熟悉的现代都市公共厕所并不一样，这些胡同里的公厕往往是供给那些住在胡同里的家庭使用。这是由于胡同里的条件设施通常非常不完备，若要修整建家庭内的厕所相当复杂，很多住在胡同里的人家，家里依旧还是没有洗手间，要解手那就必须到这些公共厕所里。
这让我回忆起将近30年前，我第一次来到北京，有幸住在一个胡同的大杂院里，还记得当时那种兴奋的感觉，认为这是一个体验本地生活的好办法。结果到了夜里，我就问别人，怎么这房子里头没有洗手间，要去哪儿上厕所呢？人家就告诉我，要到外头去，路边上有个公厕。
可想而知，对于当时的我，相当震惊。因为我到底从香港来，一直默认家家户户都应该有洗手间，直到住在北京城市的老区胡同里，我才有了这样的“公厕体验”。
30年后，当我再次看到这样的情景，那种怀旧的情绪一下全涌上来了。
说到这里，你可能以为我要开始批评北京的“落后”，不是的。其实你要想想看，有公共厕所已经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1.上厕所？一起到街上解决
你是否想过，明清时期，家里没有洗手间，路上也没有这些公共厕所，而人有“三急”，那又该怎么解决？
可能有些人会说，家里会放个夜壶、恭桶一类的，可是如果夜壶装满了怎么办，污物倒在何处？理论上，我们如今看书看、影视剧都会提到，有人专门收买，但实际上那时候很多人依然觉得这太麻烦，夜壶恭桶容易堆满，放在家里味道也不好闻，也非常难以清洗。
于是，大家最容易想到的解决方法，就是一起到街上去解决。
现在的我们当然都会默认，上厕所解手应该是件非常私密的事情，如果看到有人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会觉得这人简直太没有公德心。可是要知道，在几百年前的明清时期，老百姓其实是很习惯在大街上当众解手。
最早来到北京见识到这些景象并进行较大规模记录的，是当初来华的医生，或者有医疗背景的传教士。
清末时期，西医开始进入中国，这些西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随军队而来的军医，另一类是通过开办医院、提供医疗服务来借机传教的传教士，第三类就是当时中国的口岸，有些是租借有些是公开的，都会根据当时的情况和部分被迫的约定，将口岸交由外国人管理，而这些外国人到来的时候也会带自己的医疗官过来。这些医疗官并不只是为了看病那么简单，他们同时还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具体的之后我再找机会细说。
就是这些来华的外国医生，他们首先注意到了北京城的状况。
2.当年北京的马路街道，就是一个巨大的“公厕”
其中有这样一个苏格兰人，我希望你记住他的名字，这个人叫作德贞（JohnH.Dudgeon）。
JohnH.Dudgeon
德贞是个医生，原先在教会医院工作，也到过中国海关任职。这位德贞医生在北京历史上，甚至中国历史上都应该被记住，为什么？他当年在北京，并不只是为海外来的这些传教团体和海关服务，他其实在北京首创了一所西医院，并且还首次开设了西药药行。
1865年，德贞用1300两白银购买了城东米市大街火神庙，重新装修成医院，命名为“京施医院”。
后来，他又受聘于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北京同文馆讲授西方的医学和生理学，他对于北京和中国可谓格外了解。
那么，德贞刚到中国时，对中国又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在不少记载中，德贞提到，当时的北京以及中国各大城市都缺乏专人负责道路清洁工作，使马路成为容纳各种垃圾秽物的容器。
李尚仁，《帝国与现代医学》
同时他又注意到，北京当初的规划其实本来相当不错，曾修建具备相当规模的排水沟，但是由于长期缺乏维修和疏濬，都被荒废堵塞，每次下起大雨污水就会漫流路面，使整条马路充斥污水烂泥和垃圾，变成装满臭泥烂物的池塘。
关于北京的厕所文化，德贞又说到：北京的街道基本上就是公厕，每天都堆积着大量的人和动物的粪便。中国男人习惯天黑后就蹲在街上大解，甚至大白天在最繁忙的街道上也有人这么做。巷口及倒塌或无人居住的房屋，经常也被变为一个另类的便溺场所。
其实除了德贞之外，当时很多外国医生也都发表了类似的描述。比如汉口的海关医生瑞德（A.G.Reid）说到，中国人任由厕所粪便堆积数周，直到整个巨大的粪坑堆满为止，而更让瑞德感到惊讶的是，这么恶臭的厕所旁边不只有私人住家，而且还常常紧邻生意兴隆的餐馆，乃至于如果坐在餐馆里点菜吃饭，都闻得到隔壁厕所传来的味道。
所以，当时的北京，甚至中国各大城市都给他们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直到什么时候北京的卫生状况才发生了些变化？这里就需要提到八国联军。
3.禁止随地大小便，始于八国联军
1900年夏天，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光绪逃匿到西安。我们通常知道，当时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非常粗暴混账，在城市多处各种抢砸掠夺。结果这样糟蹋一番之后，又觉得自己现在要统治这个地方，需要对一切认为不当的地方进行整顿。
而卫生，就成了待整治的一个重要部分。欧洲对于排泄物、公共卫生的问题，大致是在进入18世纪后，才逐渐有系统地重视和解决。所以，那个时候的西方，和半个世纪以前的西方已经大不相同了，城市卫生非常受重视。
按照法国历史学者柯邦的观点，认为对待处理排泄物的态度和方式，其实展现了一个社会对秩序的看法和权力运作的方式。清洁和秩序、肮脏和失序相互对应，脏乱差也被视作一种道德缺失。
前面已经提到当时北京城的厕所和卫生状况，于是有人曾形容，当年这些洋人进入北京城之后，赫然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巨大的“露天厕所”。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后，就对北京下了一个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命令：不准民众在街上大小便。
除此之外，还要求都点上街灯，以前北京城没有路灯，他们就要求老百姓每家每户自己负责，晚上天黑之后要在自家门口亮灯，更不许随便上街道解手。
结果问题来了，因为以前大家已经习惯了在街上解手的方式，现在既然不允许在街上，那要去哪里解决问题呢？
于是除了德军以外，其他几个国家的军队就纷纷在北京建起了公共厕所，也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公厕。
4.“粗暴干涉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
可是德军就非常恶劣了，又不许大家上街拉屎，还不肯建公共厕所，只是颁布命令表示不准，如果有人要在街上随地大小便，一旦被德军发现就会招致一番毒打。
所以，当时的老百姓都敢怒不敢言，只能自己躲在家里面解决，根据当时的部分记载，对此许多老百姓都觉得非常痛苦，备受德国人的压迫。
根据当时一位文人的记载：“各国界内虽不准在沿街出恭，然俱建设茅厕，尚称方便。德界并无人倡率此举，凡出大小恭或往别界，或在家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他同时说到：“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口皆设公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德界无人倡办，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蹩死’也。”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可以说，对当时的北京人而言，这简直就是：粗暴干涉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
根据一篇日记里的记载，大致是当年有人对着墙小解，过路的人试图制止，对他说“你这样不行，万一让那些洋巡捕看到可不得了”，结果那人却回头大骂，对制止他的人大加指责说“你为什么帮着那些老外说话”，大骂他是个“汉奸”，他认为自己在街上大小便就是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今天这个人却帮着洋人制止我，你不仅不应该制止我，还应该帮忙把风才对。
其实早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前，许多侵入中国的国外军队就已经为了“屎尿屁”的问题和中国人发生过冲突了。
说的就是俄国士兵不肯让民众用铁锹铲除粪便，而是逼迫老百姓用手掏粪清理，久而久之，老百姓异常愤怒，有次就爆发了，纷纷将粪便扔到俄兵脸上，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就此发生。
当时外国军队占领我们的城市后，许多次冲突的爆发正是由于我们中国人与外国人对于粪便处理的态度和方法有很大区别。
5.故宫，也未曾避免“随地大小便”
你可能会认为，当时只是一般老百姓会这样，那些贵族人家应该不同，家里肯定设有比较好的厕所。以最近非常火热的故宫来说，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以前住在宫里的人如何解手？去哪里上洗手间？
皇帝、太后这些享有特权的人当然没问题，比如传说慈禧太后如厕的马桶，就非常特别，有着特殊装置，可以让秽物直接落下就被隔绝在一层水银之下，水银就可以隔绝臭味。
可是，宫里并不只有帝后妃嫔，试想那些太监宫人又如何解决？
你可能知道，基本上是用自己房里的便桶，可是因为故宫实在太大，万一在日常干活的时候一时“三急”，该怎么办呢？所以，通常最容易的解决办法就是在故宫随便的地方，只要有个坑就去解决了。据说连太和殿——举行国家大典的地方——两侧都随处散落着太监们的排泄物。
你会不会觉得这简直太离谱了？要是皇帝看到了该怎么办？
放心，因为皇帝平常也不会去的。太监宫人只需要在大典举办之前，集中一次进行大扫除。
说完这些故事就让我想起来，今天我们的公共厕所其实已经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就牵涉到另一个严肃的话题了，也就是所谓“卫生”这个概念。
我们的卫生习惯和状况究竟怎么被改变的？这种卫生的现代化，为什么又与外国的殖民势力有关？不如我们以后再谈。
1.李尚仁，《帝国与现代医院》，联经出版社，2008
3.谌旭彬，《中国近代全城“禁止大小便”，始于八国联军》，短史记，2016
4.祝平一编，《健康与社会：华人卫生新史》，联经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