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书写其实是有尽头的，就像司马迁撰述《史记》，虽然“通古今之变”，但真的上溯到商周之前，不免“烟涛微茫信难求”。
历史的书写有尽头，但在史书里文明的起点似乎难以穷尽，两厢错愕，如同以寸量尺，以河度海，便显出了历史书写的局限性。史书在努力回答“我们从哪里来”，但一直无法圆满地回答“我们从哪里来”，于是探索文明起源的考古便显得格外重要，它挖一条贯通历史越往前越“难信难求”壁垒的隧道，把历史书写的尽头和文明的尽头连接起来，仿佛若有光。
这一线光，不光是还历史的真实面貌，还要还历史的真实价值。或者两者本就是一体，通过恢复模糊不清或早已被遗忘了的人类童年时代的历史，从而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更加完整和有根可寻，如考古大家苏秉琦先生所说，只有透过遗存才可以见“人”。
另一位考古大家张光直用另一番表述，其实表达了同一个观点。他说，起源问题“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终极问题”。终极，既是指考古人向起点的追溯永不停歇的动机，也是指只有从起源我们才能看清从文物中所拼绘出来的历史图景的本质。他用一系列的问题来追问这个本质：归根结底，从考古资料来看，文化是如何发展的？各种文明标志如文字、国家、阶级、城市、艺术等各自又如何发展？各种文明标志在发展过程中又如何互相影响？最后，是什么“推动”了文明的发展并决定了文明的发展道路？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追问，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界几十年来的热点，如戴向明形容说，“文明起源探索在中国大热并能持久不衰”，甚至“无形中还担当起了学科发展、转向和提升的一个重要角色”“起到了对各门类研究成果进行整合、然后再进行理论构建的作用。借此可以推进考古学学科的整体发展”。
这些探索的人中就有戴向明自己，他将几十年的田野考古当作了生活方式，形容为“既艰苦又有乐趣”“考古学家都是很朴素、满身尘土而乐在其中的”。
【访谈】
三星堆和中原、长江流域有密切联系
戴向明：我去年才到三星堆博物馆现场参观过，至今印象深刻。
首先说考古文物。从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的文物可以看到，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长江流域同时期的其他文化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它的青铜人面像、人头像、立人像、神树和一些青铜鸟兽等，造型具有很明显的独特性；但是另一方面，其他的青铜器，比如铜罍、铜尊等铜礼器，无论样式还是纹饰，都展现了商代流行于中原各文化遗址的一些共同特征，具体样式则和长江中游地区出土的一些铜礼器更接近；还有玉器，从大型的玉璋、玉戈，到小型玉串饰等装饰品，都与中原夏商文化的器物明显一致；甚至陶器中也有与中原二里头文化相似的陶盉。这些共有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礼仪用器，至少说明在夏商时期，三星堆的上层文化通过四川的北部和东部峡江等通道，与中原和长江中游文化有较密切的交流。
所以，三星堆文化不可能自外于中华文明这个大的谱系。它的独特性和与中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恰恰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特质。
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在史前时代，中华文明就形成了以粟作农业为主的黄河流域和以稻作农业为主的长江流域两大中国“两河”流域文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形成了所谓的八大“核心文化区”，分别是黄河流域的甘青区、中原区和海岱区，长江流域的巴蜀区、两湖区和江浙区，此外还有燕山以北到辽河流域的燕辽区和位于陕、晋、冀北部及内蒙古中南部的北方区，其中甘青区和北方区属于从中原区分化出去的亚文化系统。这八大文化区也是历史时期古代中国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核心区域，在史前晚期都形成了各自的区域文明。这些都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的证明。
但中华文明进程是趋向一体的。是无论怎样多元，无论各文化区经历了怎样的速度不一、程度不同、形态多样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实际上彼此都存在着广泛的接触和联系、交流和互动，彼此间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然后随着中原夏商周王朝的兴起和扩张，多元的文化区域在保留自己地方特色的背景下，逐步融合进了华夏文明的整体之中。
中华文明同源不是指“单一起源”
读+：我们常说的“同源”，从考古来说，是什么意思呢？比如，您提到的从新石器时代就形成的八大文化核心区，我们可以说它们是同源的吗？
戴向明：同源不是指单一起源，而是指彼此间的兼收并蓄，形成一种共同的文明面貌。
中国的文明起源就是这样，多个区域文化从兴起走向衰落，同时也有其他区域文化走向更高阶段，此起彼伏、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连绵不断的文明共同体。其中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和海岱文明，长江中下游的江汉和环太湖文明，以及东北的燕辽文明，都属“原生文明”，都有自己从简单到复杂、从低到高逐层递进的轨迹，有的最后产生“原生国家”；而黄河中游北方地区、上游甘青地区，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皆是在史前末期出现跳跃式发展，其社会的复杂化特别是早期国家的出现可能都有外部刺激的强烈影响，因而可以称为“次生文明”，有的出现“次生国家”。
所以，有人形容说，这是由多个彼此相邻、有互动关系的区域文明共同构成了东亚地区巨大的“文明丛林”。但如良渚文化一样，从龙山到二里头时期（约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长江中下游到黄河下游等东部“低地”的各区域文明先后渐次衰落，只有中原腹地近乎持续繁荣。首先是位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所代表的夏文化强势勃兴，随后雄踞大中原的商周文明又接力扩展，逐步覆盖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其影响还渗透到周边更广远的地方，成为东亚文明的核心。中原地理位置居中，其他的区域文明，甚至还有“核心文化区”之外的各边地文化，为这个中心源源不断地提供了诸多要素，使得中原像一个聚宝盆一样，或者像百川归海，周边不断向中心汇聚。
中华文明的“聚宝盆效应”蕴含统一趋势
读+：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和它的起源的特色有无关系？也就是说，中华文明的起源进程是否就内在决定了它的延续性？
戴向明：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中华文明圈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扩散开来，终成汪洋之势。随后的历史进程，自然蕴含着强烈的统一趋势。
读+：放在世界考古的背景下，中华文明的起源有怎样的特色，我们今天该怎样理解和认知这种特色？
戴向明：中国文明的起源除了我们常说的“多元一体、连绵不断、兼收并蓄”的特点外，我觉得还可以加上我刚才所说的四周向中心汇聚的“聚宝盆效应”和吸收-辐射的发展模式，这些都奠定了后来秦汉帝国完成政治统一，并持续扩展到周边更广大区域，文化上也日益趋同的中华文明格局的基础。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尽管作为政体的中国时有分合，还常有“边地”族群的不断融入，但中华文明始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而且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贯通古今的文明体系之一。同时，中华文明最具活力的时期，也是与其他文明深度交流、频繁互动的时期，其奥秘即在于只有开放、包容，不断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才能吐故纳新，并进一步激发出自身的创造力。
何以是“我”
我们到底要怎样的历史？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喜欢引用孟子的话“充实而有光辉”。我理解，历史所呈现的每一个文字、器物都凝练着“充实”，所指向的精神、意志和理念都散发着“光辉”。“充实”展现历史的真实面貌，告诉我，如何是我；“光辉”展现历史的真实价值，告诉我，何以是我。
考古，探源中华文明起源多样性丰富性，让我们看到早期中国各区域不惧山水阻隔密切交流密切影响，看到文化根与脉、活力与创新的关系，就像考古人常说的，倍加珍惜每一件文物，充分挖掘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重建一部真正血肉丰满的史前史”。
历史的血肉，就是我们今天文化与精神的血肉，我们承载着它生活，不可一刻分离，不可一丝剥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