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其实是红铜、锡、铅的合金，在中国古代称为“金”或者“吉金”，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其在商、周时期迎来青铜器铸造的鼎盛时期，出现了大量的青铜礼器。古时，青铜礼器在举行祭祀、宴飨、征伐和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彰显了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权力。而从春秋战国开始，青铜器作为礼器的特性逐渐消失，更多以日常生活用品出现。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正在展出的藏品中，既有簋、鼎、爵等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也能看到精美的铜镜，还有明清时期精美的铜香炉。这些器物或是祭祀等场合的用品，或是百姓的日常生活所需。
出土于北京最古老帝王陵的铜坐龙
位于主楼二层3展厅的金代铜坐龙是参观者眼中的“明星”。
这件铜坐龙昂首闭口，口中衔一铜珠，两条前腿直立，弓身而坐，尾巴上翘。“坐龙”一词出现于宋金时期的文献中，后演变为“蹲龙”，是踞坐状龙的统称。铜坐龙有何用途，一直是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目前的观点有车辇装饰物、帐顶装饰物、建筑构件等用途。比如据《金史·舆服志》记载，金世宗完颜雍在大定六年（公元1166年）重新审定皇帝所乘坐的车，规定将本朝以前所用之金辂（皇帝乘坐的大型豪华车辆）轼上坐龙改为凤，表明铜坐龙实物曾用于皇室御用专车座前扶手的横木上。又据记载，大辇顶轮上有银莲花、坐龙。可见，此类铜坐龙还曾被用在马车的顶轮上。目前我国已经出土的金代铜坐龙均属金代都城、皇陵或皇家行宫，所以铜坐龙应为具有皇家性质的专属类器物。
1990年在北京金中都遗址也出土了一件铜坐龙。这件铜坐龙龙身底部有四个钉孔，内有铁锈的痕迹，由此推断，此物应是固定在某种器物上的饰件。北京出土的这尊铜坐龙，其总体造型和制作工艺同金上京阿城出土那尊坐龙极为相似。但也许是北京地理位置更靠近中原地区的原因，所以它更多地吸收了宋代中原流行的龙形特点，整个形态更像只蹲坐的猛虎。
北京建城史的新证据
还是在第3展厅，一进门就能看到一件重器。这件出土于房山区琉璃河燕都遗址的作册奂鼎来自西周早期，即公元前11世纪中期至公元前10世纪中期左右。这件文物是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遗址的重要考古新成果之一。
作册奂鼎与同一墓葬出土的尊、爵、卣、觯，这5件青铜器器内铸造的铭文内容大体一致。记录了太保前来燕地筑城，在燕侯宫举行祭礼并赏赐作册奂贝币，而作册奂为祭祀父亲辛而铸造青铜器的史实。其中作册为官名，掌管著作简册，奉行国军诰命，奂则是人名。
这件文物的铭文内容与1986年同在该遗址出土的西周克盉与西周克罍内部的铭文互相印证。克盉与克罍均为当时的酒器，考古人员在两件文物器盖与文物内均发现了43字的铭文，大致内容就是记载西周初年周成王册封燕侯，以及授民授疆土的史实。这与作册奂鼎内部的铭文相呼应，是北京3000多年建城史的新证据。
不仅是器物内的铭文，商周时期青铜器上面的纹饰也十分精美。博物馆三层“沧海撷珠—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珍藏文物展”中的青铜器单元，有一件西周时期的铜饕餮纹簋。这件文物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仔细看，簋口沿下两兽首耳间置对称突起的兽首，器身两侧饰饕餮纹，圈足饰一周夔纹，腹内铸有铭文。饕餮纹又称兽面纹，是青铜器中最具特色的纹饰，代表了青铜器装饰图案的最高水平。大部分学者认为，当时的统治者用青铜器纹饰的“狰狞恐怖”来表达王权的神秘威严，让人望而生畏。
北京地标性的美食街叫簋街，簋便是当时食器的一种，用于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等食物的器具。最初的形态是无耳簋，逐渐发展后形成了可以手持的双耳簋、方座簋等，随后又出现双耳方座簋和四耳方座簋。同时簋也是祭祀和宴飨等礼仪活动中的重要礼器。
日常生活中的青铜器
从春秋战国开始，青铜器作为礼器的特性逐渐消失，转而多以日常生活用品的形式出现，除了常见的鼎、尊、爵等，精美的铜镜也是一大品类。历经岁月沧桑，虽然这些镜子已没有照面的功能，但是其背面各具特色的纹饰，依旧是历史爱好者们的心头好。
一件唐朝的缠枝莲飞凤纹透腿铜镜引起了记者注意，铜镜背面主要为缠枝莲纹，莲纹之间点缀四只凤鸟，每一只都口衔花枝单腿立于一朵莲花之上，而边缘装点流云纹。这件铜镜的亮点是名称内的“透腿”，仔细观看能看出，每一只凤鸟立于莲花的腿均采用透雕手法，即凤腿与铜镜背面有镂空缝隙，说明制作者技艺精湛，这件文物也是唐镜中的精品。另一件隋朝的四神十二生肖纹铜镜则不仅在镜背面中心位置雕刻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而且在边缘位置雕刻了十二生肖。据史书记载，以十二生肖纪年最晚为东汉兴起。
中国古代铜镜有4000余年的历史，是古代人民日常生活的用品，铜镜的形制、纹饰、铭文等内容蕴含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铜镜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春秋战国时期铜镜大为发展，汉代铜镜纹饰繁复、制作精细并达到了铜镜的鼎盛；隋、唐时期铜镜的制作取得长足的进步，随后便进入缓慢发展时期，直至清代后期被玻璃镜完全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