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一封急电送进了位于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内容是请求抓捕一名景德镇瓷器店的老板。
一向温和的周总理看到这份报告信后，瞬间严肃起来，脸色还带着一丝愠怒。他来回踱步后，气冲冲地拍了下桌子，说道：“该和他算总账了。”
一名瓷器店的老板，为什么会和统揽国家大事的周总理扯上关系呢？这其中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
周总理
事情还要从国共内战说起！
叛变之心的根源
1931年，国民党大肆残害中国共产党等爱国人士，中国上下全部笼罩着白色恐怖下，普通百姓人心惶惶，但有志青年仍旧没有放弃救国救命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伟人初露锋芒，令蒋介石有所忌惮，但除此之外，令蒋介石更忧心的是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的前身）的领袖级人物——邓演达。
作为同是黄埔军校出身的两人，但蒋介石与邓演达两人始终不对付。
邓演达
当时，蒋介石想处死邓演达的私心已经昭然若揭，但无奈在明面上寻不到下手的机会。他只能采取卑鄙下流的手法，开始策反邓演达身边的人员，其中就有担任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干部陈敬斋。
陈敬斋的老家是江西景德镇，他也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曾经师从邓演达，这是两人的第一次结识。不过，当时的他们都没想到，今后会结下不共戴天的仇恨。
蒋介石
1927年，陈敬斋加入中国共产党，见“大革命”失败后，他见风使舵，直接退出我党，回到了景德镇老家。
但是，陈敬斋的本性暴露无遗，成日里游手好闲，还经常去逛“窑子”。可惜家里的那点本钱，很快就消耗殆尽，他不得不重新谋算赚钱的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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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邓演达创办的“第三党”在上海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给了陈敬斋重新投靠革命的机会，成了一名地下工作者。
尽管陈敬斋有了工作，但依旧不务正业，再次被上海的花花世界吸引了目光，经常出入歌厅、舞厅等游乐场所，花钱更是如流水。
然而，革命初期的党派人士基本上没有多少收入，全靠邓演达不断补贴，因此，发放的工资也是寥寥几张，只够满足基本生活支出。
陈敬斋当然不满：“就这点儿小钱，都不够我在‘大世界’玩一天的，我得想个办法。”随后，他谎称自己家境贫困，不断向善良的邓演达索要“补贴”，每次都能得逞。
然而，陈敬斋拿到钱后，又整日里闷在声色之地，连日常的党内工作都充耳不闻，因此遭到了其他同志的投诉。
邓演达得知后，生气地对陈敬斋说：“我们的目标是保家卫国，绝不是混吃等死的悠闲工作，你别待在上海了，去福建好好反思吧！”
过惯了好日子的陈敬斋哪能受得了穷苦生活，他又开始寻找新的投奔，心中对邓演达也是多加怨怼。
此时，蒋介石为了尽早处理掉“碍事”的邓演达，竟然公然贴出告示，称“谁能提供邓演达的下落，可获得20万元的悬赏金”。
陈敬斋立即来了精神，决定背叛昔日对自己伸出援手的邓演达，以达到敛财的目的。他很快便通过报纸回信，与蒋介石联系上了。
1931年8月初，陈敬斋按照约定，出现在上海市西藏路的一品香旅社。在一番焦急等待之下，他见到了四五个声称“国民党”的男人。
陈敬斋说：“我定会把这件事情办妥，但你们总得先给我点好处吧……至少一万元。”
那几个国民党轻蔑地笑了下，说：“我们都还没见识到你的本事，万一给了钱，你再办不成，那我们不就亏了吗！”
陈敬斋想了想，觉得此话有理：只要能帮忙“处理”掉邓演达，不愁国民党给不了好处。但他不知道的是，蒋介石从来没想过要花钱办事，那20万元只是噱头而已。
不过，在国民党的花言巧语下，陈敬斋对“拿钱办事”深信不疑，并且在数次见面后，制定了抓捕邓演达的计划。
革命人士惨死
陈敬斋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给邓演达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为了重新获得信任，他再次找到邓演达，表示自己愿意去福建磨炼，并为之前的错事道歉。
邓演达见他态度诚恳，也清楚“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道路，自然选择了原谅，允许陈敬斋参加党内的各种活动，对其信任有加。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的邓演达已经清楚了蒋介石下令抓捕自己的信息，他一直隐藏着行踪，但始终不愿离开上海这样的革命中心。
当时，周总理包括中共中央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员非常担心邓演达的人身安全，多次劝说他到香港或日本暂避，等风头过去后，再回来主持大局。
然而，邓演达却并不认可，说：“既然做足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我逃到哪里去，都会被有心之人暗杀，不如好好做自己，问心无愧就好。”他想过会有牺牲的那一天，但没想到始作俑者竟然是身边人。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打算为干部训练班作毕业研究，为了以防万一，还将会议的地方改成了上海市静安寺愚园坊第20号。
一方面是英租界，就算国民党也不敢肆意带兵搜捕，另一方面是隐蔽，不易被人发现。
当时，邓演达出席活动的事情只要少数几个人知道，再加上地点隐蔽，应该万无一失。但陈敬斋却早早地将消息透露给了国民党。
国民党得知后，先是申请了逮捕令，随后出动了二十多名的警察将愚园坊包了个水泄不通，等待“瓮中捉鳖”的时机。
那时，国民党临时行动党的人士为了保障会议顺利进行以及邓演达的安全，通知到会的每个人直至会议结束，都不准离开，甚至吃饭都要在办公室里解决，但依旧没能防得住国民党的侵害。
那天下午，邓演达正在为学生们授课，英租界的警察突然闯入，以“非法聚会”为由，带走了邓演达等人。至于陈敬斋，他早早地在国民党进来抓人之前，就找借口溜之大吉，逃避嫌疑。而他的出卖，导致邓演达的惨烈结果。
邓演达被英租界带走之后，又转交给了国民党。蒋介石亲自下令：“务必要撬开邓的口，换取第三党及中国共产党的有利线索。”
可是，无论是利诱，还是威逼，邓演达自始至终只有一句话：“我是孙先生的坚定拥护者，任何损害民族利益的事情，我都不干，即便遭受胁迫。”
那时，当邓演达被逮捕的消息传出后，社会各界反应激烈，尤其是爱国人士。他们联名上书，要求蒋介石立即释放邓演达。
然而，一些对邓演达恨之入骨的国民党人则统一口径：杀了邓演达，永绝后患。“西北王”胡宗南更是放出狠话：“如果蒋校长不除邓演达，那我的兵也带不成了。”
蒋介石见邓演达丝毫没有顺从自己的意思，也渐渐起了杀心。在1931年11月17日，设计杀害邓演达，并伪装成“意外死亡”的假象，借此逃避社会上对蒋介石的指责。
1957年，得知真相的农工党人士，找到邓演达的埋骨之地，将其迁葬到南京市玄武区中山门外灵谷寺旁边的公墓，让邓演达得以安息。
叛徒陈敬斋完成“引狼入室”的任务后，再次找到国民党，准备“论功行赏”。他说：“事情已然办妥，可以把钱给我了吧。”
然而，蒋介石不想把钱给一个不要紧的人员，吩咐手下的国民党人员露出了本来面目，说：“你不过是给我们提供了邓演达的位置，怎么能值得起20万呢？别痴人说梦了，快走。”
陈敬斋见对方打算“黑吃黑”，心中也有了忌惮，没再执意要那“20万”，唯唯诺诺地说：“我干出这样的事情，在国内是待不下去了，你们行行好，让我去美国留学吧，钱我也不多要，就5万。”
那时国内时局动荡，无数富家子女们挤破头地想要出国留学，可名单极少，怎么能轮得到不名一文的陈敬斋呢！
接头的国民党嘲笑他“痴人说梦”，但为了反正陈敬斋“狗急跳墙”，只答应给出1万，还说：“要是拒绝的话，不止这钱没有了，说不定连小命都保不住。”
陈敬斋担心邓演达的结局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只好接过国民党拿来的1万元，灰溜溜地跑回了景德镇老家。
可是，那些钱根本不够挥霍，没过几天就花了干净。正当他打算出去碰碰运气的时候，却想到：我可是间接导致邓演达死亡的罪人，外面的人恨不得把我千刀万剐，出去的话，恐怕小命都保不住。
陈敬斋思虑良久，决定接过祖传的“瓷器手艺”，开了家瓷器店，逐渐安定了下来，也遗忘了背叛爱国人士邓演达的事情。
然而，就在陈敬斋以为那件事情会不了了之时，却没想到邓演达的战友们始终铭记，还发誓要找到叛徒陈敬斋，给邓演达报仇。
陈敬斋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罪有应得的惩罚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负责处理革命时期的敌特任务。这天，他正在翻开文件时，农工党监察委员会主席彭泽民急冲冲地走了进来，开口：“总理，您还记得邓演达吗？”
“当然记得，他可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人士，当初能与我们合作，算得上国民党的右派，值得我们敬重。可惜，英年早逝啊！”
彭泽民听到周总理的评价，眼角溢出来少许的眼泪，他说：“总理，您说的没错。邓演达的死都是叛徒陈敬斋导致的，希望能对他作出惩罚。”
周总理非常重视彭泽民的汇报情况，说：“此事不能再耽搁下去，一定要尽快找到叛徒陈敬斋。”他立即致电江西省公安部，要求他们调查并抓捕“江西一号叛逆”陈敬斋。
时任江西省公安厅长王卓超知道周总理的急电非同寻常，立即查出来陈敬斋建国后改名为陈福林，经营着一家瓷器店。
1950年3月8日，陈敬斋像往常一样开门营业。没过一会儿，店里进来三名客人。他热情地打招呼：“想要什么瓷器？我可以帮着介绍下。”
三名客人开门见山地说：“你是这家店的老板，陈福林吗？”
陈敬斋以为对方是慕名而来，连忙点头承认了身份。但没想到那三位却直接把他摁在了桌子上，叫嚷着：“我们是公安部的民警奉上级命令，前来捉拿罪你，请你不要抵抗。”
陈敬斋边挣扎边说：“我犯什么罪了？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其中一位民警直接亮出来逮捕令，上面赫然写着：“陈敬斋，江西一号叛逆，务必捉拿。”
陈福林盯着“陈敬斋”三个大字，已然明白了自己犯下的错过，他不再抵抗，被办案人员戴上了冰冷的手铐。
周总理得知陈敬斋被逮捕归案的消息后，心中欣喜万分，并立即做出指示，称：“到了要算总账的时候。”
1951年4月25日，军事法庭开庭审理陈敬斋叛变一案，决定对其执行枪决。
陈敬斋死亡的消息传到各界各处，曾经“第三党”的人士得知陈敬斋死亡的消息，纷纷拍手称赞，表示：“大仇得报，死而无憾。”
在革命的各个时期，想要获得成功不止有敌人的百般阻挠，更有某些心术不正的内部人员的有意干扰。但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加防不胜防。
因此，我们才会对“叛徒”“内奸”等深恶痛绝，而陈敬斋在潇洒了二十多年后，也终于为他的罪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