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鹤梁题刻:从保护工程到水下博物馆/柳春鸣等
主编.--重庆:西南大学出版社,2021.10
ISBN978-7-5697-1122-6
Ⅰ.①白…Ⅱ.①柳…Ⅲ.①水文石刻(考古)－文物
保护－研究－涪陵区Ⅳ.①K877.4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08907号
责任编辑：鲁艺雷希露
责任校对：钟小族
装帧设计：观止堂_未氓
出版发行：西南大学出版社（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邮编：400715
印刷：重庆友源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85mm×260mm
印张：9.25
字数：180千字
版次：2021年10月第1版
印次：2021年10月第1次
书号：ISBN978-7-5697-1122-6
定价：218.00元
白鹤梁题刻——从保护工程到水下博物馆
BAIHELIANGTIKE——CONGBAOHUGONGCHENGDAOSHUIXIABOWUGUAN
柳春鸣杨邦德刘兴亮蒋锐主编
《白鹤梁题刻——从保护工程到水下博物馆》编写组成员
主编
柳春鸣杨邦德刘兴亮蒋锐
副主编
杨娟李艳杨松陈福云
编辑
章荣发周圣赵晋刚胡雪琴邬军
张宗山方文聂艳雪李佳欣秦小莉
长江三峡，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清代诗人王士祯诗云：“涪陵水落见双鱼，北望
乡园万里余。三十六鳞空自好，乘潮不寄一封书。”这首诗道出了三峡地区一处极为重
要的文化遗产——涪陵白鹤梁题刻。
受长江水位丰枯变化的影响，白鹤梁时隐时现。丰水时节完全淹没于水下，不露真容；
枯水时则露出水面。每年的水位高低没有定数，水越枯，石梁露出的部分就越多。自古
以来，这里就是涪陵胜景。诗中的“双鱼”“三十六鳞”指的是白鹤梁上的唐代石鱼题刻，
这是古人发明的标注水位的方法。自唐代以来，历经宋元明清和民国，直到公元1963年，
历代都在白鹤梁上留下了题刻。
一、白鹤梁与白鹤梁题刻
白鹤梁是一道天然石梁，位于中国重庆涪陵城边的长江里。长江自西北方向流入涪
陵后，呈西北—东南流向，涪陵在长江的南岸。长江与北向的乌江汇合后，折向东北流去。
白鹤梁就位于西北—东南向的长江靠涪陵城一侧。石梁下游约1000米，乌江北向注入
长江。石梁与长江的流向平行，具体方位为：北纬29度43分，东经107度24分。受
水流冲刷等自然原因影响，石梁分为三段，长度1600余米，宽度10~15米不等，距离
江岸约100米。白鹤梁的标高为137.81米（吴淞高程,中心点即唐始载石鱼水标的鱼眼）。
涪陵地理位置重要，历史悠久。1993年至1996年，在配合三峡工程的文物调查
工作中，于涪陵北拱剪刀峡发现了古脊椎动物化石。新石器时代各个发展阶段的文化遗
存，在涪陵地区都有发现，蔺市遗址出土文物证明这里是三峡新石器文化分布的重要地
区。青铜时代，涪陵镇安遗址等地的考古发现极为丰富，体现出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
化及楚文化的诸多因素。史前时期的三峡地区明显表现出受到成都平原、江汉平原青铜
文化的影响，镇安遗址的材料表明这里可能是文化交流的枢纽。
涪陵是巴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据《华阳国志》记载，巴人“先王陵墓多在枳”。
前言
2白鹤梁题刻——从保护工程到水下博物馆
秦昭王三十年(前227)置枳县，为涪陵置县之始。涪陵小田溪出土的巴王墓地以及众
多重要文物，证实了文献的记载。战国中后期，涪陵先后属巴国、楚国、秦国。东汉，
在枳县基础上增置平都县。三国蜀汉时，增置汉平县，隶涪陵郡(郡治彭水郁山镇)。
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在今涪陵区境内置涪郡(又名枳城郡)。南北朝时，郡县建置
变化较大。隋置涪陵县、丰都县、垫江县，分隶巴郡、巴东郡和宕渠郡。唐始置涪州，
下辖武隆县、涪陵县、隆化县。宋代至明代，叠置涪州，辖县略有不同。清代涪州不领县。
民国初(1913年)，改涪州为涪陵县，先后隶属川东道(东川道)四川省和四川省第八区。
白鹤梁得名，据考是清代的事，此前的史书上多称为“石鱼”“双鱼”等。石梁距
离岸边有100米左右，枯水时节，石梁与江岸之间形成内湖，水面似镜，名为“鉴湖”。
清代涪州八景中就有“石鱼出水”“白鹤时鸣”和“鉴湖渔笛”等。每当枯水时节，人
们驾小舟，渡鉴湖，登石梁，赏石鱼，吟诗作赋，为一时盛事。
白鹤梁上的题刻，有文字和图像两大类。《太平寰宇记》卷一二〇记载：“黔南上
言江心有石鱼见，上有古记，云广德元年二月，大江水退，石鱼见，部民相传丰稔之兆。”
这可能是古籍中有关“石鱼”最早的记载。从这段记载中可知：一是当时人称为“石鱼”；
二是除了石鱼还有题刻文字，其中最早的为唐代广德二年（孙华考证所谓“广德元年”
实为广德二年）二月；三是民间传说石鱼出水可预兆丰年。
此后，文献中关于涪陵江心石梁上“石鱼”的记载就越来越多了。如《舆地纪胜》
卷一七四《夔州路·涪州景物上》记云：“在涪陵县下江心，有双鱼刻石上，每一鱼
三十六鳞，一衔蓂草，一衔莲花。有石秤石斗在旁，三五年或十年方一出，出必丰年。
唐大顺元年镌。古今诗甚多，刘忠顺有诗见在石上。”现存题刻中，唐代石鱼仅留下痕
迹，即清代萧星拱《重镌双鱼记》提示的重镌石鱼下方的线刻石鱼和隶书“石鱼”题刻，
当为唐代旧刻。《舆地纪胜》中提到的大顺元年镌刻的秤、斗都已不见踪影。
有学者统计了著录的和实物可见的白鹤梁题刻，“有石鱼14组18尾，其他图像雕
刻3幅（其中白鹤雕刻1幅、观音及人物线刻2幅），文字题刻187则，文字约12000字”
（孙华，2014）。
1994年12月，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建设。白鹤梁题刻在三峡工程受影响的
文物中，无论是重要性、规模，还是保护难度，都堪称首屈一指。为了达到最合理的保
护效果，实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彰显中国政府保护文物的决心，体现中
国人民的创造力和智慧，自1993年以来，文物保护和科技、工程技术专家精诚团结、
砥砺奋进，先后提出过7个保护方案，即“水晶宫”方案、高围堰方案、自然掩埋方案、
隔流隧道方案、异地仿制陈展方案、“白鹤楼”方案以及最终采用的“无压容器”方案。
前言3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提出的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得到世界各国普遍赞成，成为各国
普遍遵循的原则，比如：保护文物以及环境的完整性，保护文物的原真性，等等。在上
述7个方案中，符合文物保护原真性、完整性原则，达到原址原样、原环境的，便是“水
晶宫”方案和“无压容器”方案。综合考虑工程技术和建设成本等因素后，“无压容器”
方案得到了评审专家和其他方面的认可。这个方案是在各种设想不断论证、否决，原址
保护与工程技术矛盾纠结，似乎“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提出的，既实现了题刻文物原
址保护，又解决了压力、水流和施工、参观等一系列难题，采用了众多新技术、新工艺，
具有独特的创新价值。著名文化学者、时任重庆市文化局（文物局）副局长兼三峡文物
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川平称之为“伟大的设想”，道出了众多专家和领导的心声。
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现场考察后，称为“世界首座非潜水可到达的水下遗
址博物馆”。
二、白鹤梁题刻的重要价值
白鹤梁题刻因为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于1988年被列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历史价值
目前已知白鹤梁题刻始于唐代，现存题刻的年代分布为：唐代1则、宋代103则、
元代5则（其中有八思巴文1则）、明代20则、清代21则、民国12则、现代3则，
另有22则年代不可考。自唐代以后的各朝代，都在白鹤梁留下了记载，有人物有事件
多为当地或途经涪陵的官员（往往记有籍贯、官职名）、文人、名士，经学者考证，其
中姓名与史书记载互证的有300余人。
艺术价值
白鹤梁题刻书法价值突出，12000余字，呈现出真、草、隶、篆各种书体。各种书
法流派、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书法家，在白鹤梁留下了难得的墨宝，是研究我国古代书
法艺术、镌刻工艺发展、演变的珍贵素材。白鹤梁题刻的艺术价值还体现在历代人们吟
咏的诗词歌赋中。这是唐诗、宋词、元曲都不曾著录的文学作品，为中国文学艺术史研
究提供了原生态的宝贵材料，被称为“水下碑林”。
4白鹤梁题刻——从保护工程到水下博物馆
科学价值
白鹤梁题刻的内容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水位标记，方法是以石鱼为标准，“去鱼
ⅩⅩ尺”等；第二类是观看石鱼的感言，通常会提到石鱼出水与农业丰收的关系；第三
类是观看石鱼的人的题名。
这些题刻反映出自唐代至今1200余年来的60个枯水年份具体指标，应用现代技术，
站前最重要的枯水水文信息，科学价值弥足珍贵。因此，白鹤梁被称为“世界第一古代
水文站”。
由于白鹤梁题刻具有突出的价值，2006年，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中国政府申请世
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予以确认。世界遗产是指由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全人类罕见的、不可替代的文化及自然遗产，按照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文件中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阐述，众多学者认为白鹤梁
题刻具备申报世界遗产的条件：第一，白鹤梁题刻具有罕见的、超越国家界限的、对全
人类的现在与未来均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的文化价值；第二，符合真实性、完整性要求；
第三，拥有较好的保护管理状况。
刘曙光先生认为，白鹤梁申遗符合三条标准，即标准（Ⅲ）：能为已经消逝的文明
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标准（I）：是人类创造精神的天才杰作；
标准（VI）：与某些事件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有形的联系。
刘曙光先生认为，白鹤梁题刻记载了自唐广德元年（763）至现代水文站修建前的
长江水文资料，这种长期在江中石梁上镌刻枯水水位记录的做法，是一种独特的技术文
明；而当地民众每年来观看水文记录，以判断来年农作物丰稔状况，也是一种独特的文
化传统。这种传统的技术文明已经被现代水文站所取代，相应的文化传统也随生活方式
的改变而仅存于传统节庆之中，白鹤梁题刻则是这种文明和传统的实物见证。白鹤梁
保留下来的历史枯水水文题刻共计85则，使长江上游的枯水水位资料系列向上延长了
1100多年。这些枯水资料系统地反映了长江上游古代水位演化的规律，成为长江上游
地区历代枯水年代序列标尺，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应用价值，为长江上修建的葛洲坝
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水文设计依据。通常的水位观测都是根据水尺观
察水位，再将水位数值记录在其他载体上，白鹤梁则使用在江中不可移动石梁上雕刻石
鱼作为零点标准水位，然后观测江水水位与水标间的上下距离，并将这个距离尺度用文
字镌刻在水标附近。记录枯水水位也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而是寓水位记录于观看“石
鱼出水”的节庆性民俗活动中，将科学与艺术、数字与诗文结合在一起，极具中国传统
前言5
文化特色。
刘曙光先生认为，配合三峡工程的兴建，中国政府开展了规模宏大的长江三峡文物
保护工程，白鹤梁是其中最重要的保护项目。为保护永沉江底的白鹤梁题刻，科学家们
先后提出了7个保护方案，最后通过实施“无压容器”方案，给白鹤梁在水下穿上“外
套”，对题刻进行原址水下保护。从2003年开始，工程历时7年，耗资1.93亿元，
最终建成了世界首座水下遗址博物馆，成为水下文化遗产原址保护最为成功的案例。
对白鹤梁题刻的文化价值的认识，将随着保护、研究工作的深入而不断深化。白鹤
梁题刻及其保护工程的重大意义，也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彰显。
三、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建设及发展
“无压容器”方式实现了文物原址保护的目的。为了进一步发挥文物的作用，在国
家文物局、国务院三峡建委和重庆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重庆市文物工作者通过不懈努
力，克服了地面馆面积狭窄、附近无地可征、建设经费短缺、缺乏水下博物馆建设经验
使其具备了服务社会的基本功能。
一方面，面对水下保护体这一全新的工作内容，博物馆工作人员本着科学严谨的工
作态度，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积极探索，解决了一个又一个运
行管理的难题，保证水下保护体的正常运行，也积累了大量科学观测数据，形成了一套
工作规范。
另一方面，按照博物馆的功能与职责要求，加强藏品建设、丰富展陈体系，做好白
鹤梁题刻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传承工作，为白鹤梁题刻申遗做好基础工作。
白鹤梁题刻文化具有物质、精神两个层面的内容。作为物的白鹤梁题刻及其载体、
环境，需要得到持续保护；作为文化现象的白鹤梁题刻文化，同样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
的同时，得到保护与传承。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遗产预备清单，保护工作
就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过申遗活动，不断加深文化内涵与价值的研究、挖掘，不断
促进文物保护、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文化遗产事业良性发展。白鹤梁题刻文化
的保护与传承，应该得到持续加强。
（一）进一步加大文物保护工作力度
“无压容器”方案实现了水下原址保护白鹤梁题刻，为科学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提
供了有利条件。白鹤梁由历史上的时隐时现，变为常年处于保护体内水环境下保存，带
6白鹤梁题刻——从保护工程到水下博物馆
图：白鹤梁题刻分布图
来了新的研究课题，水压、水质、水温、灯光、微生物等对文物本体的影响，有待进一
步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二）进一步加强白鹤梁题刻文化及保护管理的研究
白鹤梁题刻延续时代久远，内容丰富，内涵厚重。白鹤梁题刻文化研究涵盖历史学、
考古学、遗产学、艺术学、水文学、民俗学等众多学科。水下原址保护、水下博物馆运
行管理，涉及一系列新的学科与课题，加深跨学科融合、交流，对于促进白鹤梁题刻文
化研究、加强运行管理意义重大。
（三）持续开展文化遗产传承工作
白鹤梁题刻是我国古代水文观测最重要的档案库，同时也是古代涪陵乃至我国古代
历史社会变迁的活化石，充分挖掘文化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发展文化遗产。
前言7
各级党委、政府应进一步提高对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大意义的认识，将文物保护提
到国家文化安全、民族振兴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全面落实文物工作方针，为文化遗产保
护提供制度、政策、经费、人员保障。进一步提升文化自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调
动社会各界力量，推动形成热爱中华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社会氛围。进一步加大
申遗工作力度，按照世界遗产的标准和保护规范，协调城市发展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争取早日申遗成功。文物部门和博物馆应充分发挥主体作用，积极发挥和履行专业机构
功能职责，改革探索，不懈努力，做好文物本体保护，加强学术研究，提升科技化程度。
深入发掘白鹤梁题刻文化内涵，创新文化传承发展新途径、新模式，努力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注：该图源自《白鹤梁题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图2-11，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孙华团队提供。古代题刻集中分布在中段石梁上，中段石梁在极枯水期露出水面的
长度有220米，最宽处约20米，最高处高于水面2.8米（海拔高程139.96米）。
目录
第一章
白鹤梁题刻的发现与研究
一、清代的白鹤梁题刻研究4
二、民国至20世纪70年代有关白鹤梁题刻的调查与研究6
三、前三峡时期的白鹤梁题刻保护研究12
四、后三峡时期白鹤梁题刻研究13
第二章
白鹤梁题刻水下原址保护
一、三峡工程背景下的白鹤梁题刻保护21
二、白鹤梁题刻保护诸方案的提出24
三、“无压容器”方案的深化设计31
四、水下保护工程的实施35
第三章
白鹤梁题刻水下保护体运行管理研究
一、题刻文物本体的清洗保护48
二、题刻文物本体及保护环境监测系统50
三、循环水系统60
四、深水照明系统62
五、水下保护体的玻璃观察窗系统63
六、潜水作业系统66
七、自动扶梯66
八、安防系统67
第四章
水下博物馆建设
一、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功能与藏品73
二、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展陈体系89
三、白鹤梁题刻文化传承98
第五章
白鹤梁题刻保护管理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一、水文遗产考察114
二、发展基础116
三、发展目标119
四、申报列为世界文化遗产120
五、中国水文博物馆（国家水文遗址公园）设想124
六、保障条件126
参考文献128
后记132
发现与研究第一章：白鹤梁题刻的
第一章白鹤梁题刻的发现与研究3
但清代以前文献少有以“白鹤梁”三字相称者，而是多以“石鱼”“双鱼”“石梁”“石
鱼浦”“双鱼石”等称之。《舆地纪胜》卷一七四《夔州路·涪州景物上》曾记涪州石鱼云，
石鱼“在涪陵县下江心，有双鱼刻石上，每一鱼三十六鳞，一衔蓂草，一衔莲花。有石
秤石斗在旁，三年或十年方一出，出必丰年，唐大顺元年镌。古今诗甚多，刘忠顺有诗
见在石上。”对于此段文献，以往学者多有利用，但是就其解读方式则各有不同。虽争
议尚存，但不容否认，至晚在唐大顺元年（890）之前，白鹤梁上已经多有题记，也可以说，
古人对于白鹤梁题刻的认知与续刻，在此时已经有所成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唐代及
更早历史文献中，对于白鹤梁题刻并无更多记载，这样一来，成书于宋初的《太平寰宇
记》中的内容实际就是有关题刻线索最早的记录。《太平寰宇记》卷一二〇有载，其地“杂
居溪洞，多是蛮獠，其性犷悍，其风淫祀，礼法之道，固不知之。开宝四年，黔南上言
江心有石鱼见，上有古记，云广德元年二月，大江水退，石鱼见，部民相传丰稔之兆。”
《太平寰宇记》之后，宋人地理类志书诸如《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书也陆续有对
石鱼的记载，二书均引录宋人马提干《涪州五十韵》诗：“地据襟喉重，城踰雉堞坚。
东渐邻楚分，南望带夷边。舟楫三川会，封疆五郡连。人烟繁峡内，风物冠江前。溪自
吴公邑，园由妃子传。许雄山若峻，马援坝相连。滩急群潴沸，崖高落马悬。石鱼占岁稔，
铁柜锁晴天。地暖冬无雪，人贫岁不绵。岩标山谷字，观塑尔朱仙。”该诗首次将唐宋
事之渊薮。
宋以后，白鹤梁题刻的记录渐多，诸如文集、笔记、杂史、方志等均出现一些题刻
仍多以涪州“石鱼”代之。至清代中后期以后，“白鹤梁”三字开始在文献中广为出现，
无论诗词或是文赋中，“白鹤梁”已是很普遍之称呼，如《重修涪州志》于卷二“古迹”
内专以白鹤梁为名，讲述该处题刻。此外，石梁上也直接出现了“白鹤梁”三字石刻。
一、清代的白鹤梁题刻研究
明清后白鹤梁记载虽逐渐增多，但是大多数记述仍属题记转录或诗词阐发而已，并
不能算作对题刻的专门研究。而这一时期为数众多的以收录与考据并重的金石学著作中，
则几乎没有收录这批题记。特别是以记载巴蜀地区石刻、碑刻为主的著作，诸如李调元《蜀
碑记补》、刘喜海《金石苑》均无只言片语道及。以《金石苑》为例，该书收录自汉代
直至宋末碑刻题记四百九十三段，其中宋代碑刻占全书九成以上，地域范围涉及渠县、
雅安、芦山、巴州（今四川巴中）、中江、广元、绵州（今四川绵阳）、华阳（治今四
川成都一带）、南江（今四川巴中市南江县）等多地，但于涪州则未作记录，这不能不
说是一种遗憾了。可以说，白鹤梁题刻的历史虽然悠久，但对其真正系统性地整理则已
是清末时事。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姚觐元与钱保塘合署著作《涪州石鱼文字所
见录》以及钱保塘独自署名的《涪州石鱼题名记》。
（一）姚觐元、钱保塘《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的成书
姚觐元，原名经炳，号彦侍，亦作彦士，晚号复丁老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其《涪
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为任职川东兵备道时所作，就题刻辑录方式而言非常严谨，体例划
分亦算得当。其价值主要有以下四点：
1．首次形成白鹤梁题刻系统化的资料，体例完备
光绪四年（1878），钱保塘在接受了姚觐元的委派后，首先从缪荃孙所拓取的一百
零八段拓片中，选定拓片一百段，然后按照时代先后顺序照录拓文，计“得北宋二十二种，
南宋六十四种，附宋末九种，元五种，凡百种。”这批拓片集结了从北宋开宝年间至元
至顺年间共三百六十年的石鱼文字记载，首次形成系统化的编年资料，创编了石鱼文字
的研究专著。若从开宝四年（971）题记上溯到广德二年（764），则可再向上延伸二百余年。
2．对历代石刻题名者的生平事迹进行考证，颇见功底
钱保塘于该书自叙中说：“诸人中史有传者朱昂、黄庭坚、庞恭孙、刘甲。史无传
而其书行世者，吴震、晁公武、晁公遡、邓椿、秦九韶。其余间有见于他书可考者，略
为按语，缀于各条下。”这就使得该书不仅仅是单纯的拓片结集，而且与各朝各代的人
第一章白鹤梁题刻的发现与研究5
白鹤梁题记中有开宝四年（917）题记称：“古记云，唐广德春二月，岁次甲辰，江水退，
石鱼出见。”钱保塘引证《太平寰宇记》：“开宝四年，黔南上言，江心有石鱼见，上
有古记云，广德元年二月，大江水退，石鱼见。”又如宝祐二年（1254）刘叔子题诗记
提到石鱼：“《图经》谓三五年或十年方一出，出则岁稔，大率与渝江晋义熙碑相似。”
钱保塘于此条下引录《舆地纪胜》“重庆府丰年碑在江岸，谓之义熙碑。每水落而碑出，
则年丰。人争摹打，数十年不一见”作为参证。
4．对每幅拓片的尺寸、行数、字数都加注说明，测量准确
《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一书整理每幅拓片之时，首先要做的即为量取拓片尺寸，
计算拓片字数，辨明书体。例如开宝四年题记注明“拓本高四尺六寸，宽三尺五寸，
十三行，行十八字，正书，径寸许，多磨灭”。这不仅记述了拓片的原貌，为后代历史
研究及文物工作者鉴定拓片实物提供了辨别真伪、完缺的依据。对水利工作者而言，尤
其具有实际意义的是，每个拓片最下端，应是刻石距离水面的最近点，换句话说，基本
上是当时的水位所在。
除以上所列诸点，《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一书对于拓本中出现的业已漫漶的文字，
空而不辨，以防人为疏失。另外在考证方面，姚、钱二人往往先据整体内容判断创作时代，
然后依次对题刻中官职、人名、地名等进行考证。对于同一时代同名同姓者，则列明所
查史料，仅供阅读者参考，而不下断语。这些都为该书的学术价值增色不少。
总之，《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一书对于白鹤梁题刻的整理是开创性的。其中对于
石鱼文字的一些考证颇见功力，为后世学者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一批可资参考的重要史
料线索。
（二）钱保塘及其《涪州石鱼题名记》
《涪州石鱼题名记》最早的版本为光绪乙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风室校刊本。
清风室为钱保塘书斋名，故清风室刊本实为钱氏自刻本。上海书店于20世纪90年代编
辑出版《丛书集成续编》时，将此书与《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一同收入，并合刊影印。
《涪州石鱼题名记》不分卷，首页下方题海宁钱保塘编，共录入题刻一百段。每段
题刻前依次注明字数、字体风格等情况。题刻后亦多附按语，释读题刻内容，并对题刻
中所存人名、地名、职官沿革等进行考释。题刻整体以时代排序，但由于部分题刻时代
难以断定，故也并非严遵此例。因该书与《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一出同源，故所录题
刻亦依《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之原则，明及之后题刻不作收录。汉文题刻在前，唯一
的蒙古文题刻则置于全书最末端，考释文字亦不多相同。
二书互异之处则在于《涪州石鱼题名记》序中言“光绪四年正月十一日海宁钱保塘
序”，后不见有跋语。《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或是由于前接《涪州石鱼题名记》之故无序，
但有缪荃孙题跋，跋中言“光绪三年六月”“江阴缪荃孙跋”。
需要注意的是，《涪州石鱼题名记》刻本前附有详细目录并标注石刻年代，而《涪
州石鱼文字所见录》刻本不列目录，且石刻年代亦未标明。另外，《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
于每条石刻下注明拓本尺寸，《涪州石鱼题名记》则略而不书。《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
刻印保留了石刻的版式，《涪州石鱼题名记》则无此考虑。
至于其他一些方面都略有差异。如《朱昂题诗记》，《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记为：“拓
本高四尺，宽五尺六寸。记八行，行十字。正书，径三寸。诗凡四行，行十二字，字径
三寸五分。衔名一行。”《涪州石鱼题名记》则为：“正书，径三寸。凡八行，行十字。
衔名一行。诗字径三寸五分，凡四行，行十二字。”
二书条目也有不同。《涪州石鱼题名记》共收录题刻题记等共一百段，而《涪州石
鱼文字所见录》仅有九十七段，缺《卢棠等题名》《张彦中等题名》《何震午等题名》
三段。又，《涪州石鱼题名记》中所录《贾涣等题名》在《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一书
中录为《贾复等题名》，录文具体内容则大体相同。
总之，《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与《涪州石鱼题名记》二书内容均以题名为主。题
借石得传，经二书收录后方传于世。
此外，二书所辑录的题刻信息，如《吴缜题记》“江水至此鱼下五尺”，《庞恭孙
等题名》“大宋大观元年正月壬辰，水去鱼下七尺”，《贾思诚题记》“石鱼出水面数尺”，
《李景嗣等题名》“鱼在水尚一尺”，《杨谔等题名》“石鱼出水四尺”，《杜与可题记》
“戊辰春，五马及双鱼出水”，等等，成为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学者调查题
刻情况、研究长江水文变化极其重要的参考文献。
二、民国至20世纪70年代有关白鹤梁题刻的调查与研究
随着我国近代学科体系的建立，以及国外学术研究方法的传入，国内知识界逐渐开
始聚焦白鹤梁题刻的研究。
（一）民国时期
早在20世纪30年代，施纪云在纂修《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一书时，就延续《（乾隆）
第一章白鹤梁题刻的发现与研究7
涪州志》及《（道光）涪州志》传统，对过去《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及《涪州石鱼题名记》
二书未收之宋元以后题刻，特别是清代题刻进行了广泛收录。同时期，由中国画学研究
会主办的《艺林月刊》则设专栏《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分期刊载白鹤梁题刻文字，
供研究者查证。但是由于种种因素制约，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术界关于白鹤梁
代水文站——涪陵石鱼》，该文首次以科学的态度，对部分具有水文研究价值的题刻进
行了介绍，并就白鹤梁题刻的成因以及题刻中所反映的江水消长年代，进行了详细的解
读。此后不久庞福成《白鹤梁记》一文，写道：“控涪陵之西北，离城数百步，有巨石焉。
屹然立于江中，绵亘里许，每值夏秋之际，江水泛溢，汹汹混流，则沉没于江心，隐不
可见。迨秋末冬初，水稍退，则石见如初，以供骚人墨客之游咏。驾小舟登其上，则波
涛汹涌，风云开阖，诚有如范文正所谓‘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
者。东望乌江之下流，城郭隐隐可辨。西观荔圃诸山，岗陵起伏，草木行列。南有秦园
桑林畅茂，渔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数。北有伊川点易之故迹，山谷洗墨之遗址，今人
徘徊感想。起无穷之思，而此石又有名人字画，唐宋间风流遗迹亦足称焉。噫！是石也，
其所处之美，乃沉浮之际，有类贤人君子，隐德之士。孔子云‘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今水浅而清则见，水涨而则隐，盖于出处之道，深有合焉。余不识其名，询诸父老，乃
曰‘白鹤梁夫鹤载于易，咏于诗，其清远间放，超然出于尘埃之外，以字兹石，岂非实
但可以说是民国以来首篇对白鹤梁题刻及周边情况进行详细描述的文字。此文以后数年
30年代以后，先后有多篇有关白鹤梁题刻情况的介绍性文字见诸期刊。比如杨讷庵
《剑门涪江之游》一文，该文内容虽不专门谈论白鹤梁，但对涪陵白鹤梁题刻情况也有
所述及。与之相似，宋其新在《旅行杂志》所发表《涪游小记》一文，也专门提到白鹤
梁及附近其他题刻，更说此地“刻石拓帖者踵接不绝”。在30年代见刊的白鹤梁题刻
鹤梁石鱼。涪陵城西江心，旧志，‘尔朱真人，浮江而下，渔人有石姓者，举网得之，
击磬方醒，遂于梁前修炼，后乘白鹤仙去，故名。’梁石刻有双鱼，皆三十六鳞，一啣
芝草，一衔莲花，旁一秤一斗。其缘起不可考。唯唐广德中刺史郑令珪，已载上其事，
谓其出为丰年之兆。相传历代名人，留题甚多，尔来水虽极涸，宋以前之刻石皆不可见。
清王士祯诗云‘涪陵水落见双鱼，北望乡园万里余。三十六鳞空自好，乘潮不寄一封书。’”
8白鹤梁题刻——从保护工程到水下博物馆
心有所转移，对古史及古遗迹的研究往往赋予一种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古为今用、救亡
图存意识高涨，故无论是通俗性传播还是学术研究，都自然会将白鹤梁这种本身尚显边
缘化的遗迹排除在外。
相较于公开出版物的缺失，对于题刻本身的调查和续题等活动却一直没有中断。
1915年，当时主持修纂涪陵地方志的施纪云与张树菁、颜广恕、雨茂才等人游历白鹤梁，
并题记于上。“乙卯正月，江水涸，石鱼出。时哀鸿遍野，方与官绅筹赈恤，喜丰年有
兆，亟往观焉，鱼形古拙，鳞有剥落痕。志载：其下刻秤、斗，今未见也。同游者邹进
士增右，刘孝廉子冶，张树菁、颜广恕、雨茂才，曹淳熙上舍与其弟镛。旧史氏施纪云
记。”1923年又有杨鸿胜、安平王叔度、隆昌张宪星、贵阳李任民等游白鹤梁，并作题记，
然字迹漫漶，现已无法全文释读。1931年，又有曲阜颜爱博、江津成肇庆、崇庆杨茂仓、
合川蒋汉宵以及周极甫等游白鹤梁，并作题记。原文为：“神仙福慧，山水姻缘。民国
辛未春，曲阜颜爱博，江津成肇庆，崇庆杨茂仓，合川蒋汉宵、周极甫偕游斯梁，历视
往迹，憩而乐之，镌此纪念。”至1937年2月至3月，涪江水涸，石梁再次露出水面，
是年，白鹤梁再添七段题记。其一为涪陵人刘冕阶所镌《白鹤时鸣图》。其二为刘镕经
游白鹤梁所作题记《游白鹤梁》：“江水西来去自东，浪滔淘尽几英雄，两三鸣鹤摩天渐，
卅六鳞鱼兆岁丰。皇祐序诗刘转运，元符纪事黄涪翁。遍舟载得潞州酒，醉听渔人唱晚
风。民国丁丑仲冬，玉山老人刘镕经题，年七十六矣。邑人刘树培涂鸦。同游文君明盛、
王君伯勋。”其三为刘镜源诗记一则：“白鹤梁中白鹤游，窗听飞花几千秋。只今皓月
还相照，终古长江自在流。铁柜峻峭樵子路，鉴湖歙乃渔人舟。升沉世事何须问，把酒
临风一醉休。民国丁丑大悔刘镜源题。”其四为文德铭题，刘冕阶书石鱼诗一首：“民
国丁丑仲春，偕弟德修、德禄、德禧游白鹤梁观石鱼。双鱼石出兆丰穣，弟后兄先叙雁
行。白鹤不知何处去，长江依旧水泱泱。”其五为是年二月，刘镜源、陈翼汝、刘德藩、
石应绩、潘俊高、张肇之、郭载之、刘冕阶、刘泽金等人观石鱼后所作“白鹤绕梁留胜
迹，石鱼出水兆丰年”题记。其六为是年三月，何耀萱偕曾海清、刘升荣、王和欣、谭
佑甫、蒋慎修、周国钧、周哲生、刘静禅游白鹤梁时所作题记：“民国二十六年三月，
雨泽稀少，河流枯落泻卤。鉴湖中有石梁横亘，古凿有两石鱼于其上，相传水涸鱼出，
出则岁丰。公余之暇，偕曾海清、刘升荣、王和欣、谭佑甫、蒋慎修、周国钧、周哲生、
刘静禅诸君命舟渡梁，眺览大周，果见鱼出。窃思涪陵亢旱六载于兹，民不聊生，哀鸿
遍野。今天显仁爱，示兆于石，斯亦吾民之大幸也。海清命余为记，并勒诸石。邑人何
第一章白鹤梁题刻的发现与研究9
耀萱记。方伯旻书。”其七为是年三月十三日卢学渊等题记：“民生公司渝万河床考察
团冉崇高、江世信、李晖汉、魏哲明、罗嘉献、殷平志、陈资生、赵海洲等二十九人经
此留念。重庆水位倒退一尺六寸，宜昌水位倒退一尺八寸。民国二六年三月十三日，卢
学渊题。”对于该处题记，《新世界》杂志1937年第5期曾有短消息予以报道，原题《渝
万河床考察团在白鹤梁题字》：“十四日午，渝万河床考察团陈资生、李晖汉等二十余人，
乘民用到涪，在白鹤梁鉴别水位，并将渝宜倒退水位，请卢学渊经理书写，雇工刊于该梁，
共七十八字，以留纪念。”
（二）改革开放前有关白鹤梁题刻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白鹤梁题刻的调查与研究逐渐走向科学的轨道。可以
说，从这一时期开始，白鹤梁题刻正式结束了单纯依靠传统金石学资料著录的研究方式，
开始多种研究方法并重，注重发掘白鹤梁题刻本身所附着的地理信息、水文资料等多样
化价值。
1958年，重庆市博物馆（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前身）派员参加长江三峡考古调查，
发现并椎拓白鹤梁题刻及其他一些重要水文考古资料200余幅。是年冬，博物馆结合其
他地区同时进行的考古调查，撰成《长寿、涪陵、武隆、彭水文物调查报告》，并附《长
寿至彭水沿线文物分布图》。1962年长江水位有所下降，白鹤梁上大批题刻显露出来。
是年3月，重庆市博物馆计划在原有馆藏碑刻拓片的基础上，增加收集四川地区的古代
碑刻拓片资料，拟编辑一部《四川石刻文字图征》。根据邓少琴先生的建议，龚廷万与
胡人朝二人赴涪陵工作，在涪陵文化馆郭昭岑、徐泽光等人的配合下，从3月13日至3
月30日，集中工作18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次调查在传统金石学方法之外，融入
了不少现代文物研究方法，除对所见题刻进行数量统计外，还对题刻逐一进行编号、照
相，并就水文情况与题刻所记进行了实地测量。利用这次调查，重庆市博物馆不但绘制
了石梁地形平、剖面图，以及白鹤梁题刻分布草图，还椎取拓片81幅。但是因这年长
江并不到历史最低水位，仍有大批题刻无缘得见，特别是清代《萧星拱重镌双鱼记》题
刻仍没于水中，致使调查组无法弄清石鱼水标的年代始末。1963年2月15日，石鱼露
出水面1.45米，梁上题刻露出水面很多。是年3月17日，博物馆又组织调查组对题刻
情况进行摸排。这次调查除了补拓上年未拓的清代以来题刻之外，还测量了清代萧星拱
重镌石鱼中线距水面的距离，并将这个距离同附近长江航运水尺所示的水位进行了比较，
绘制成《古代石鱼与现在川江水位比较图》，发现当日石鱼去水的高度与当地长江航运
水尺的零点距离水面的高度相同。
10白鹤梁题刻——从保护工程到水下博物馆
可以说，重庆市博物馆组织的此次调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首次对白鹤梁
题刻进行的系统考察工作。考察的目的本是鉴定石刻年代，并为题刻编号以及统计数量，
鹤梁题刻更多的水文价值，这次考察也被认为是以后长江上游地区“水文考古”的开端。
调查工作进行期间，龚廷万、李谦写成《四川涪陵石鱼铭刻图集》书稿，对重庆市博物
馆所存168段题刻拓本进行年代编排，附拓本照片，手录了钱保塘部分考证文字，并就
一些题刻进行了初步的考证。不久，龚廷万再撰《四川涪陵“石鱼”题刻文字的调查》
一文，发表在《文物》杂志1963年第7期。该文制作了石鱼题刻简表，详列已取得各
拓片信息，并详细列举了石鱼及拓片的水文科学价值。1970年，博物馆还曾派员参加长
江上游水文考古调查，对白鹤梁题刻材料再次进行补充收集。
这几次调查以后，对白鹤梁题刻的考察逐渐走向多元化，无论历史、艺术还是科学
方面，都有研究人员的目光聚集。同时，研究方法也焕然一新，不再单纯是著录和考据，
而是运用现代测量技术与记录方式，精准地判断出这批题刻的各种价值。在研究方式变
化的背景之下，学术界对于白鹤梁题刻研究的视角和选题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研
究内容变得更加深入和广泛。
在整个60到70年代，有关部门为了给当时正在规划中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提供有
效的历史资料，多次组织专家、学者对包括白鹤梁在内的重庆市江津区到湖北省宜昌市
之间的长江历史洪水、枯水位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1972年1月27日至4月4日，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和重庆市博物馆组成联合枯水调查组，对白鹤梁一带石鱼水标和枯
水题记等情况进行专题调查与研究，后又转赴宜昌，对宜昌段情况进行考察，最终由龚
廷万执笔撰成《渝宜段历史枯水调查报告》。此稿并未刊布，但其简本《长江上游渝宜
段历史枯水调查——水文考古专题之一》，则以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与重庆市博物馆历
史枯水调查组的名义，刊载于《文物》杂志1974年第8期。
这次调查以后，利用所取得的成果，重庆市博物馆在《光明日报》1974年1月6日
第三版刊文《古代长江“水位站”——关于四川涪陵白鹤梁石鱼题刻》，这是白鹤梁题
明了至少在距今1200多年前，中国古代先民就创立了富有民族风格的古代‘水尺’，
开创了立‘尺’以记水文的新纪元”。也是在这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国际水文
工作的学术会议在巴黎召开，中国代表团在会上作了题为“涪陵白鹤梁题刻”的研究报告，
该报告引起了与会各国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白鹤梁从此正式步入了国际学术界视野。
此外，1977年，重庆市博物馆还曾组织人员调查涪陵、武隆、彭水等地文物情况，是年
第一章白鹤梁题刻的发现与研究11
11月撰成《涪陵、武隆、彭水三县调查简报》。
工，重庆市图书馆亦于1974年组织人员编写了《长江流域重庆至巫山段水文地震历史
并做了摘要，为方便研究者检索，还详举文献篇名、出版年、索书号等信息。
从这以后直至80年代初，有关白鹤梁的研究趋于沉寂，但是这一时期发表的成果
历史价值起到了先导与推动作用。
年2月，涪陵县文化馆在白鹤梁题记一则，其内容为：“红日艳艳映碧空，白鹤翩翩舞
东风。鉴湖泛舟歌盛世，石鱼啣花庆丰年。”其下又作后记：“我县人民在共产党和毛
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战胜了连续
三年的特大旱灾，使我们的经济情况日益好转。去年比前年好一些，肯定今年必将比去
年更好。”尾题“涪陵县文化馆，1963年2月15日”，后再镌“石鱼距水1.45公尺。
长寿水位零下0.68M。”与此题刻同时，又有涪陵地区专员公署副专员山东牟平林樵题
诗刻一章：“水枯江心石鱼现，相传鱼现兆丰年。丰稔岂由鱼断定，战胜自然人胜天。”
此题刻旁，涪陵地区专员公署副专员四川达县龚堪贵再题《卜算子·游白鹤梁》词一首：
“涪陵长江心，白鹤梁驰名。相传石鱼唐人刻，还有佛像神。石鱼兆丰年，游者题诗称。
尽管有唯心观点，贵在四代文。”
这一时期，重庆市博物馆还利用数次水文调查的成果，于1973年举办了专题展览“长
江上游水文考古展”，展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正确的方向，光荣的任务”；第二
部分为“水文考古新成就”；第三部分为“广阔的道路，光辉的前景”。1977年，博物
馆再与上海博物馆、长江流域文物考古工作队合作举办了“长江流域水文考古展览”，
展览最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汇报展出。两次展览展出了大量包括白鹤梁题刻拓本、题刻
著录书籍在内的水文题刻展品，通俗易懂的语言、平实浅近的文字为宣传白鹤梁发挥了
一定作用。基于前期工作的扎实展开，1978年白鹤梁成功入选涪陵县文物保护单位。
总之，这一时期的白鹤梁题刻研究，在很多方面属开创性的尝试，其中虽或有传统
研究方式的延续，但更多是在一种理性与科学精神的指引下进行的有益探索，这为改革
开放以后白鹤梁题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批宝贵的学术资源。
12白鹤梁题刻——从保护工程到水下博物馆
三、前三峡时期的白鹤梁题刻保护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三峡水利工程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在国家文物局
的领导下，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开展了大量关于三峡工程水下文物的考古调
查工作，对白鹤梁水下题刻、朝天门码头灵石水下碑林、云阳龙脊石题刻等古代遗迹进
行了详细的探摸与记录，并获取了丰富的成果资料。1980年，白鹤梁进入四川省文物保
护单位名录，1988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增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1992年，重庆市博物馆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成《关于三峡水库重庆淹没区地下文
物的初步调查和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报告》，白鹤梁题刻是其中的重点。1994年10月28
日，重庆市博物馆提交《涪陵市三峡淹没区文物保护规划情况》，为当时正在筹划中的
白鹤梁题刻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决策参考。在科学调查的同时，学术界对白鹤梁题刻的
研究逐步升温，并于90年代中期掀起了一个小的高潮。这一时期，有关白鹤梁的资料
汇编性质的图书开始集中出版，如政协四川工委编《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
陈曦震主编《水下碑林——白鹤梁》，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编著《长江三峡工程水库
水文题刻文物图集》，陈曦震主编《鹤风鱼韵——白鹤梁诗萃》，陈曦震、陈之涵著《中
国长江水下博物馆——白鹤梁题刻》。以上书籍为世人认识白鹤梁、研究白鹤梁题刻提
供了便利，但是由于这些出版物本身性质不一，侧重点各异，因此，多少存在一些问题，
如收录题刻不全、释文错误、解读失当等等。对此，曾超先生出版的《三峡国宝研究——
白鹤梁题刻汇录与考索》，分“正误”“辑佚”“考证”“求索”“附录”五个部分，
对以上诸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汇总补正，并就研究白鹤梁题刻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
思路。此外，高文等编《四川历代碑刻》、长江水利委员会宣传出版中心编《长江志》、
郑东敬著《中国三峡文化概论》、胡人朝编《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四川重庆卷》
等书也对白鹤梁题刻进行了部分收录介绍。除以上公开出版物外，这一时期重庆市博物
馆研究员胡昌健还自编《四川元以前石刻文字简目》一书，稿本现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资料室，该书内容虽并非专研白鹤梁，但其中对《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金石苑》
另外，1990年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金石组编成《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
本汇编》，此书收录有该馆旧藏白鹤梁题刻拓片《庞恭孙题记》以及《吴革等观石鱼题记》
两幅。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收录题刻汉字数段。而《中国金石总录数据库》据
《八琼室金石补正》收录《吴革等观石鱼题记》《庞恭孙题记》等，《历代石刻文献全编》
则未见石鱼文字。
第一章白鹤梁题刻的发现与研究13
四、后三峡时期白鹤梁题刻研究
出版。
2011年，白鹤梁题刻所在的重庆市涪陵区组织编写《涪陵历史文化丛书》，首批
十四个选题中包括黄海主持的《白鹤梁题刻辑录》。该书详细收录了已发现的白鹤梁题刻，
研究的继续展开提供了方便。
谢向荣、吴建军、章荣发等著《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
一书，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是水下保护工程的实施方案及技术报告，下篇主要是
白鹤梁水下题刻保护工程的保护方案以及关键技术问题、工程实践等方面的解读。有四
个附录，分别是《水下遗产保护公约》《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庆建议》《白鹤梁
题刻文物保护工程大事记》《工程与文化相互促进的武汉倡议》。由于该书主要作者均
任职于长江勘测规划设计院，并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白鹤梁题刻水下保护工程，因此他们
对题刻保护工程的解读，更具针对性与可读性。重庆市文物局与重庆市移民局共同编著
《涪陵白鹤梁》一书，共分三篇。首篇《历史与研究》，主要对白鹤梁的地理环境、白
鹤梁题刻的概况、白鹤梁题刻演变的历史以及题刻的发现与研究等进行介绍。第二篇《勘
察与保护》重点回顾了白鹤梁题刻保护工程方案的形成，汇集了《水下保护工程地质勘
察报告》《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专题研究》等方案文件。第三篇为《设计与施
工》，共八部分，依次为涪陵白鹤梁题刻保护工程设计工作，涪陵白鹤梁水下工程施工，
涪陵白鹤梁G标段工程——地面陈列馆，涪陵白鹤梁工程竣工验收、竣工决算及工程移
交，涪陵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贡献，永恒的记忆，涪陵白鹤
梁工程大事记，涪陵白鹤梁工程主要参建单位名录。全书最后亦以附录形式，收录与白
白鹤梁题刻保护工程最权威的官方报告集，它的出版对于学界充分了解白鹤梁，掌握题
刻保护工程整体情况多有助益。此外，天津大学白鹤梁题刻保护规划组编《长江三峡工
程淹没及迁建区四川省涪陵市白鹤梁题刻保护规划报告》以及郝国胜编《二十年——三
保护工程的重要资料。刘兴亮的《白鹤梁题刻整理与研究》则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
三峡博物馆藏拓本资源进行系统校释与专题解读，编写了人名索引以及资料目录，方便
学界利用。王晓晖的《白鹤梁题刻文献汇集校注》对题刻文字、题名人情况进行了注解。
14白鹤梁题刻——从保护工程到水下博物馆
2016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北京大学孙华教授策划编辑《白鹤梁题刻丛书》，该丛
书入选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及2018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至2020年底，已出版《白鹤梁题刻求索集》《巴渝石刻文献两种合校》《白鹤梁题刻
史料辑录》等三种，其余正在有序撰写出版中。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三峡建设时期，大量通俗读物以及地域文化研究论著中也多涉
及白鹤梁题刻的内容。如涪陵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编《四川省涪陵县地名录》，文绍
奎、李梅主编《涪陵风物录》，杨铭等编著《三峡史话》，沈宁编《中国考古博览》，
吴涛等编著《巴渝文物古迹》，李胜编《涪陵历史文化研究》，马培汶编《历史文化名
人与涪陵》，张立先编《石壁立西江——中国三峡工程决策建设实录》，章创生等著《重
庆掌故》，高文麒编《巴渝川蜀文化》，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编《白鹤梁——世界第一古
代水文站》等均属此类。这类书籍还有很多，此处不再逐一罗列。
在出版图书的同时，学术界有关白鹤梁题刻研究的项目申报也如火如荼地展开。
1994年，文物部门委托重庆市博物馆进行“三峡工程川江水文石刻”研究，并签订正式
研究项目有：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资助项目“白鹤梁题刻文化遗产研究”；重庆市
文物局“白鹤梁题刻文物本体和保护环境监测”项目；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博士项目“白
鹤梁宋元题刻研究”；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白鹤梁题刻文献汇集校注”；
长江师范学院“白鹤梁文化研究丛书”项目。此外，长江师范学院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重
庆古代石刻文献研究”，重庆市教委资助项目“乌江石刻文化研究”，重庆市重大社科
研究项目“重庆碑刻整理与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水文记录与社会意识：
中国古代洪水枯水题刻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微痕分析与数字模型技术在考
古研究中的应用”“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抢救研究”“西南少数民族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三峡地区古代石刻整理研究”“重庆石刻文献总集元数据整理研
究”“白鹤梁题刻题名人群体研究”，以及长江师范学院科研项目“乌江沿岸少数民族
文字题刻研究”等，都有一定篇幅涉及白鹤梁题刻的研究。2015年12月，北京大学还
专门利用项目研究成果及所藏拓片资源举办了白鹤梁题刻拓片展，广受学界好评。重庆
中国三峡博物馆成功申报并实施“白鹤梁题刻旧拓知识图谱”项目，对以往研究进行图
谱化链接，是一种学术与文化普及融合发展的大胆尝试。
可谓成果丰硕。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有四个大的方向：
一是有关白鹤梁题刻文物本体保护方面的研究。此方面研究有杨宝衡《涪陵白鹤梁
第一章白鹤梁题刻的发现与研究15
的形成、发展与保护》，赵冰《白鹤梁题刻保护规划总体方案》，贺勇《沉没，也记忆——
涪陵白鹤梁题刻地面陈列馆设计方案札记》，郭晓《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交通
廊道的止水连接设计》，李宏松《白鹤梁题刻保护工程》，刘斌《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
保护工程围堰施工技术》，宋靖华《保护题刻古迹再现长江水文历史——长江白鹤梁题
刻文物保护方案研究》，张绪进《三峡库区涪陵河段泥沙淤积及对白鹤梁题刻影响的研
究》，王小兰《白鹤梁题刻——国际档案遗产保护成功范例》，赵万民《三峡工程中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涪陵市迁建与白鹤梁保护规划思考》，胥润生《再谈长江三峡文
物“白鹤梁”的保护》，黄真理《白鹤梁题刻保护问题及其与水域环境的关系》，刘争《白
鹤梁，不灭的记忆——涪陵白鹤梁保护历程回顾》，刘忠铭《涪陵白鹤梁题刻原址保护
参观廊道设计综述》，周建军《关于涪陵白鹤梁题刻保护工程的可靠性研究和建议》，
胡长华《白鹤梁题刻水下保护工程安全监测系统设计研究》，汪耀奉《长江涪陵白鹤梁
题刻在科学文化领域中的应用》，王思渝《以遗产价值为核心的取舍——关于白鹤梁遗
产保护和展示行动的评述》，蒋锐《浅析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措施及成效——以白鹤
梁题刻为例》，杨娟、杨邦德《白鹤梁水下石质文物保护与展示》，杨娟、蒋锐《白鹤
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水下技术分析》等等。这类成果很多，不一一列举。
二是关于白鹤梁题刻价值的认识及文旅融合等方面的研究。如袁明媛《白鹤梁效应
打造涪陵文化名片的思考》，王春振《白鹤梁题刻的历史贡献与当代价值探析》，王高
龙《巴渝文化的璀璨奇葩——涪陵白鹤梁题刻》，吴胜成《白鹤梁题刻水下考古新发现
及其历史意义》，周兰《以游客体验为基础的产品开发：ASEB栅格分析法——以白鹤
梁水下博物馆为例》，徐秋颖《白鹤梁的重庆角力》，黄江华《白鹤梁景观文化成因探源》，
蒋锐、肖扬《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与设计研究——以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为例》，
沈速《重庆白鹤梁石鱼纹饰分析》等文均属此类。
三是对白鹤梁题刻整体的文化解读。熊达成是较早透过史学视角对白鹤梁题刻做整
体解读的学者，他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表论文《从涪陵白鸽（鹤）梁石鱼题刻看四
川省的水旱灾害》，利用石刻题名资料，对古代四川地区水旱情况进行了图文汇总。丁
祖春、王熙祥、胡昌健、武仙竹、邹后曦、黄海、王兴国、李胜、王晓晖也都有此类研
究成果。曾超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白鹤梁题刻整体研究用力甚勤的学者，对白鹤梁题刻
峡库区白鹤梁题刻的姓族考察》《试论白鹤梁石鱼文化的科技理性精神》《浅议“石鱼
出水兆丰年”》《〈刘氏宗谱〉与白鹤梁题名人考察》，以及收录于王久渊等主编《乌
江经济文化研究》一书中的《试论枳巴文化对白鹤梁石鱼文化的影响》《试论白鹤梁石
16白鹤梁题刻——从保护工程到水下博物馆
鱼文化的开放精神》《石鱼题刻哲学观念探索》《西南地区白鹤梁题刻唐宋涪州牧考述》
《白鹤梁题刻易学文化考察》等论文。这些研究通过仔细梳理题刻所录内容、刻石情况、
书写风格等，对白鹤梁题刻所蕴含的科技、人文、历史等信息进行了充分的发掘，得出
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这种研究是对白鹤梁题刻研究内容的进一步拓展。
四是对白鹤梁题刻的断代研究、个体研究。从现有研究来看，对题刻的断代研究并
不是很多，已有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单个刻石的考察。如黄秀陵《涪陵白鹤梁“瑞鳞古迹”
题刻》《宋代科学家秦九昭与白鹤梁的水文科学》均是就宋人秦九昭与白鹤梁水文记录
关系及背景所做的述论。与之相似，周晏有《白鹤梁题刻与中世纪数学无冕之王——秦
九昭》一文。此外，还有胡昌健《涪陵白鹤梁“元符庚辰涪翁来”题刻考》，李金荣《涪
陵白鹤梁题刻“元符庚辰涪翁来”考辨》，周晏《白鹤梁蒙文题刻背景追述》，曾超《白
鹤梁题刻〈晁公溯（遡）题记〉价值小议》《白鹤梁题名人濮瑗史迹稽考》《白鹤梁题
名人张师范史迹考》《白鹤梁题名人董维祺涪州史迹考》《白鹤梁题名人萧星拱史迹
稽考》，王晓晖《北宋涪州知州考略》，何凤桐《宋代长江水文题刻实录》，高远《白
鹤梁题刻与宋史研究》，李胜《〈八琼室金石补正〉石鱼朱子诗辨伪》等文也属此类。
综上所述，现今学术界对白鹤梁题刻的研究已比较全面。这种成就的取得，有赖于
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国家对三峡文物保护工程的启动，使大批白鹤梁文物得以完整留
存；二是在学界与出版界的通力配合下，有关白鹤梁题刻的原始材料得以大量整理和刊
布；三是近年来学界更注重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利用。尤其是第三个方面，正是研究
方法的调整，使研究者对白鹤梁题刻产生了新的认识。如果简单从某一学科出发去研究
白鹤梁题刻，易陷入结论的偏颇，只有从多学科的视角去考察，才会正确地判断白鹤梁
题刻所蕴含的丰富历史信息。当然，尽管白鹤梁题刻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
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首先，白鹤梁题刻的研究全面而不系统，缺乏全局性的史学观照，因而迄今为止，
除曾超、王晓晖、刘兴亮等人对题刻有集中考释、阐述外，尚没有其他以史学视角全面
深入研究白鹤梁题刻的专著和论文出现。
其次，缺乏以申遗为导向的针对性研究。白鹤梁题刻研究虽一直以来具有一种倾向，
即重视成果的功用性，但成果多泛泛而谈，以解读其文化旅游开发价值为主，极缺以质
量为标杆、以申遗为导向的纯学术考察，已发表成果目前仅见蒋锐、杨娟、邓佳《白鹤
梁题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思考》。申遗研究的缺乏，一方面造成大众遗产认知的脱节，
另一方面也使申遗不能对标、对表，不利于工作的持续开展。
再次，缺乏针对公众的题刻文化知识普及，缺少题刻的数据化、图谱化等高科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