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使用什么方式，文物回归不是单纯地索要，所体现的不仅仅是文物回归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和文化遗产的重视，昭示了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履行保护文化遗产责任的决心。这个过程本身甚至比结果更重要。
与圆明园兽首、乾隆御玺拍卖这些戏剧性事件相比，2009年11月23日进行的这场由全国政协、文化部、国家文物局领导出席的青铜器捐赠交接仪式该算是一次极平和的文物回归。
11月23日，“范季融·胡盈莹捐赠文物交接仪式”在北京国子监的彝伦堂举行。范季融、胡盈莹夫妇是美国著名的华裔收藏家，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瓷器和青铜器的收藏，在纽约创建有“首阳斋”，珍藏有百余件中国古代青铜器，被视为此类中国文物最重要的私人收藏之一。范季融先生及其夫人胡盈莹女士、岳父胡惠春先生与中国文博界的交往算得上源远流长。自20世纪50年代起，胡惠春先生、范季融先生就曾多次向国内博物馆捐献，所捐献的各类瓷器、青铜器、书画、古籍善本等累计至今已有百余件。在这种背景下，借此次秦公晋侯青铜器交接仪式，中国文化部授予范季融先生“文化交流贡献奖”是水到渠成的事。
被盗文物的善意持有
其实“补偿文物善意持有人”是一种符合国际公约的通行做法。在文物追索问题上，最常使用的两个国际公约是：被简称为“70公约”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70年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和简称为“95公约”的1995年在罗马外交大会上通过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其中“95公约”又因其操作性较强而被更多地引用。“95公约”确立了被盗文物返还的三个原则：非法挖掘的文物也视为被盗；被盗文物的持有者应该归还被盗文物；被盗文物的善意取得人在归还文物时，有权获得公平合理的补偿。关于“善意持有人”，“95公约”在第四条第一款中规定：“被要求归还被盗文物的拥有者只要不知道，也理应不知道该物品是被盗的，并且能证明自己在获得该物品时是慎重的，则在返还该文物时有权得到公正合理的补偿。”
结合秦公晋侯青铜器的身世来看，范季融夫妇就应该算是这批青铜器曾经的善意持有人。秦公墓、晋侯墓均在20世纪90年代初遭到非法盗掘。获悉部分秦公墓和晋侯墓出土青铜器流失至美国，被范季融夫妇收藏后，国家文物局遂通过有关渠道与范季融接洽，希望促成文物回国。2009年9月24日，范季融应国家文物局之邀来京，在会谈中明确表示愿将收藏的9件秦公晋侯青铜器全部捐献。
然而，“善意持有人”的界定并不容易。对善意持有人，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素有分歧，在多数英美法系国家，购买人不能因其善意便获得购买的盗窃物的所有权，法律往往优先保护原所有权人；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多有制度保护动产的善意购买人，据此，即便文物是盗窃的，法律也倾向于保护善意取得人而非原所有人。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文物法专家李晓东当年参与了“95公约”起草的整个过程。李先生向本刊记者介绍说：“公约制订时，对持有人如何称得上‘获得该物品时是慎重的’争议很大。一方面是因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所有者的保护略有不同，另一方面是由于文物流失国和文物输入国的利益之争：文物流失国代表坚持严格限定‘善意’的条件，以免给已经流失文物的国家造成更多的额外损失。文物输入国一方自然态度相反。‘95公约’最终对善意持有人的行为做出了一些限定，例如有无到权威文物部门查询等。对于文物所有国文物部门已经登记的文物，假如持有人不能提供尽到了查询义务的证据，就不能证明他是善意持有。”
尽管“95公约”签订后签约国对“善意持有人”的定义都以此为准，但实际上各国对“善意持有”的宽泛度界定并不相同。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司长宋新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进一步补充道：“在准备捐献给国家的前提下购买是界定是否‘善意持有’的一个因素。另一考虑因素是‘一贯性’：对于文物商，很难界定是否‘善意持有’；但如果是一名合法的收藏家，所有行为都是在不期望以此牟利的前提下完成，我们会在确认‘善意持有’时予以考虑。”
范季融夫妇显然是宋司长所言“一贯性”的典范，也自然不会有人质疑范季融夫妇对秦公晋侯青铜器的善意持有，但这批被盗掘的青铜器以“先善意持有，而后捐赠”的方式回归，难免不使人联想起2009年1月15日中国与美国签署的有关文物进口的最新《谅解备忘录》。
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美国将限制以下考古材料进口美国：“原产于中国和代表中国的文化遗产、从旧石器时代到唐代结束（907年）的考古材料和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迹雕塑和壁上艺术，包括将由美国政府公布的清单上所列的各类金属物、陶瓷、石材、纺织品、其他有机物质、玻璃和绘画，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发许可或其他证件证明这种出口不违反中国法律的除外。”同时，《谅解备忘录》第1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识到，美国的博物馆依照本《谅解备忘录》将受到限制，不能获得某些考古物品，因而同意其博物馆也将同样不谋取原盗劫于中国大陆、后非法出口到国外的此类受限考古物品，除非卖方或捐助者提供从中国大陆合法出口的证据，或可核查的文件，证明该物品是在美国实施进口限制之前离开中国大陆的。”有了这层对双方的限制，假如能找到可以证明“善意持有”的第三方，总会帮助事情有些回旋余地。
以国家资源对抗
在“范季融·胡盈莹捐赠文物交接仪式”的新闻发布会上，单局长也再度回顾了近年来中国政府以法律手段处理的文物追索代表案例：1998年从英国成功追索3000多件走私出境的中国文物，2001年从美国成功追索被盗掘的五代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这两个案例在知名度上或许还不如圆明园的兽首诉讼，但它们都堪称中国海外流失文物追索史上的典范之作。
“这是中国第一次通过诉讼在海外追索文物而且得到比较完满的解决。”亲身参与指挥了1998年英国走私文物追索案的前国家文物局局长、现任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亚太地区委员会名誉主席张文彬向本刊记者介绍说。
1995年2月20日，中国驻英使馆发回一份密电，密电中说：英国警方于前一年破获了一个走私埃及文物团伙，清查赃物时警方发现了数千件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文物，于是通知了中国使馆。1995年4月，中方指派两名专家前往伦敦，确认英方查扣的文物中有相当多的中国文物。由于有英方一名警官涉嫌此案，英国警方着手刑事立案，并于当年7月派人来华实地调查，准备刑事起诉。1996年3月1日，国家文物局致函英国内务部，表明中国对这批文物拥有所有权的主张和要求归还中国的立场。
“我们希望通过刑事诉讼解决问题。如果刑事诉讼成功，就可以判定它们属于走私文物，根据英国当地法律是可以无偿返还中国的。”现任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马自树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忆道。事件发生时，马先生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负责英国第一线的指挥协调工作。
英国警方虽然积极主张刑事诉讼，但英国皇家检察院以文物走私发生地在香港地区而不是英国本土为由，拒绝刑事立案，还认为这批文物履行了正常的报关手续并缴纳了税费，进入英国属合法入境。由于不能进行刑事诉讼，英国警方考虑退出此案，并提出：如中国不参加民事诉讼，警方只能将文物归还给走私嫌疑人。
然而，就在张文彬到达英国的同时，走私嫌疑人公开致函中国使馆，要求中国承认对这批文物没有所有权，或者进行民事诉讼。同时，他们还起诉警方非法查扣财产。英国法院没有理会中方对于案件延迟审理的要求，在中方缺席的情况下将一些文物判归走私嫌疑人。
1997年1月15日，两名走私嫌疑人表示了谈判和解的意向，英国法庭也提出了庭外和解的建议。漫长的交涉持续了一年，中方委托的英国律师行每天都从北京发传真给对方，加上之前的交涉，后来清点时发现前后发了三四千份传真。1998年1月22日，正式谈判开始。24日，双方达成协议，对方承认中国对全部涉案中国文物的所有权。1998年2月10日，双方正式签署法律文件，这起长达三年的文物追索案终于结案。
“最后外交部门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使馆不断与英国官方交涉，并且通过在当地的资源向对方施压，走私嫌疑人真切地感觉到了是在与一个国家对抗。”马自树说。
“从文物工作者或收藏家的角度看，这批文物不算最珍贵的。这场斗争的意义主要在于维护民族的尊严、维护文物所有权。”张文彬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物，不管它是什么，都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是历史的见证，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记忆。”
文物追索CSI
“当时我一看就上劲了。”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直接参与此案追索的河北省文物局执法调查处副处长李宝才再次显露出当年的兴奋，“王处直墓里的东西是纯属被盗出去的。像这种以前没有档案记载，完全靠取样追索回的文物在中国是第一次。”
“怎么确认是王处直墓中失窃的雕刻呢？拍卖目录上有尺寸，当年的考古发掘报告上有一张不太清晰的照片，有壁龛的尺寸。我对照一量，宽度是一样的没有问题，但高度不一样。我的解释是：盗贼从壁龛中撬取雕像时，上下各抽去了一些砖块，所以墓中壁龛的高度会略大于拍卖品的高度。”李宝才说。
“然后是分析石料。从拍卖图录的照片上可以看到石料边上崩了些茬，茬口的石料一看就是曲阳石。曲阳从汉代开始就出产汉白玉，曲阳石有特点：白里带些黑点与黑线，这和其他石料都不一样。湖南也出汉白玉，但它是雪白雪白的那种。拍卖图册上的照片照得很清晰，一看茬口就能确认那是曲阳石。
“第三是分析风格。王处直墓浮雕四周绘有边框，使用的是赭石色和红色。和留在河北文物研究所的几块雕像，也即散乐图、奉侍图比较，发现边框的处理是一样的。后来文物的持有者抗辩说：这两个武士的风格和散乐图、奉侍图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回答是：这很正常。作为门神，他就是要恐吓鬼和恶人的，所以他必定会怒目而睁。这种风格的差异是很正常的。奉侍和散乐必须是温文尔雅的，因为毕竟是侍奉人嘛。
“持有者又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说这是出自王处直墓的，为什么我这块色泽如新，鲜艳如初，而你们的那两块散乐图和奉侍图漫漶不清、颜色几乎脱落？我们回答：王处直墓被盗后进行过清理发掘，这时发觉有盗洞，盗洞中发现有金代的碗和镢头等物品，也即金代盗墓贼的工具。不过金代盗的是后室。双室墓一般前后相连，但这个墓比较特殊，它将连接前后室的门做成了一扇假门，上面还画了一幅画作为伪装。所以金代的贼进去之后只是把后室的一些值钱的东西给盗走了。盗走后留下一个盗洞，下雨时雨水透渗，所以把后室的一些石雕给浸泡了。而且这块浮雕肯定不是金代被盗的，因为古代人主要偷金银器变卖，绝不偷浮雕之类。绝对是现代人偷的，再说除金代盗洞外我们也发现了现代盗洞。
“另一方面分析：这件拍卖品不可能是假的。造假必须先有真品，然后再有仿造的赝品。以这两块武士雕像为例，以前就没有发现过这样的东西，所以根本不可能有赝品。现代人‘自造’的东西肯定会和古人制造的不同，比如脑袋可能是唐朝的，而脚给弄成了清朝的，一看就很不协调，而真品一看就与周围其他雕刻风格一致。”
“1994年王处直墓被盗后曲阳市公安局确实立了案，还在现场拍摄了很多勘察照片，一直追查到陕西。但没抓到人，也没找到东西，这件事就暂时撂在那儿了。”李宝才说，“到2000年，当时的公安局长已经调任，档案也有很多不在了。照片只留下两张。我需要的是壁龛的照片，但1995年清理发掘时拍摄的只有两张一半的，也说明不了问题，只能重新再整理资料。为了准备可能需要的进一步举证资料，我又下了一次墓。当时墓土已经回填，所以是重新打开的。墓有9米多深，下去也是很危险的。下去后发现甬道已经塌了。一左一右两个壁龛，一个侧面塌了一半，一个上面塌了一半，但整个宽度还能量出来。除此以外还想从墓室里取土样：拍卖的浮雕背后肯定还能提取到土样，不同地方的土酸碱度不一样，可以进行化学分析比对。墓地里有些残存的墙皮，我取了一些带有颜料的样本：过去的颜料都是用矿物质研制的，一分析就能看出来。当然，我还拣了些石料的样本。”
沉默中的征集
李宝才觉得有些遗憾的是：因其他材料已足够翔实，下墓取得的土样最后没有分析对证。这类初步的取样工作也许做不到传说中那些犯罪鉴证实验室所做的那样精确，而且或许如同参与了1998年英国走私案的马自树所说，“泥土并非特别有力的证据”，但经历过文物追索的专家都会感慨的是：鸦片战争至1949年间的战争掠夺文物连泥土证据都没有。
2001年，国家文物局直属下的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成立。“搜集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有关资料、建立专门的信息数据库”便是中心肩负的多项职能之一。有关数据库的现状，宋新潮司长介绍说：“目前的核心工作还是支持一些学术机构、研究机构进行流失文物清查方面的研究。信息中心会将各学者、学术机构以前的和现在的研究成果汇集，成为中国在海外文物的总目。这是一项基础工作，也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各国对自己文化遗产有明晰了解的要求。这样一个数据库既可以作为未来专题研究的依据，也会为以后的追索和国际合作提供基础材料，但一定要把它纳入真正的学术研究领域。”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还是“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项目的实际实施单位。这是一个自2002年开始由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联合实施的政府工作项目，从名称上看，似乎没有民间组织“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提出的“国宝工程”简洁响亮，也不曾有“寻访圆明园兽首”这样轰动的新闻事件。除刻意保持低调外，项目所针对的对象也是它貌似沉默的原因之一。对市场炒作过热的艺术品，“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项目从来不去推波助澜，而是在一定的额度内筛选本身具有很高学术价值、来历清楚，非盗掘、非1949年后出土的文物，同时还要考虑稀缺性、填补博物馆序列空白等问题。例如2005年征集的一件宋代木雕观音，并非市场追捧热点，但体量硕大，神态端庄安详，是东方雕塑的代表作品。北美7家大型博物馆收藏的宋代木雕观音有20多件，而国内各大博物馆尚无任何宋代木雕精品，因此这一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极高，是真正需要利用国家专项经费征集的文物。
至于“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项目的征集范围，宋司长的总结是：“值得国家购买的文物；应该由国家出面来抢救的文物。”自项目启动，已经征集到的文物有：米芾《研山铭》，宋代青白釉花口凤首壶，宋代大观铭牡丹纹碗，战国虎形佩，陈国琅藏宋元明清善本，龙门石窟佛头和子龙鼎等。除这类可归为“值得国家购买的”珍贵文物外，还有成系列的皮影、成批量的道场画等“应该由国家出面来抢救的”民俗文物。这类文物可能单件并非十分珍贵，但作为整体系列存在会对社会学、民俗学研究具有价值。“国家不出面成批量地购买，它们就可能散落而失去其意义。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文物的抢救。”宋司长说。
尽管宋新潮司长慨叹“这是非常不好花的一笔钱，必须慎之又慎”，但无论是在资金实力还是征集手法上,“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项目仍拥有较多的优势。在征集的方法上，“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项目分别使用过从私人收藏购买、定向拍卖、行使“国家优先购买权”参与拍卖等方式。号称“项目”开山之作的米芾《研山铭》的定向拍卖尤其耐人寻味。《中国文物报》当年记述《研山铭》回归经过的报道中称：《研山铭》流落到日本，被日本有邻馆收藏，几位寄居海外的中华游子集资将其收购回国。2002年12月6日，经与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事先协商，《研山铭》被定向拍卖给国家文物局指定的唯一一家有权参加竞拍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
诸如“保留所有权、同意有限期租借”这种更灵活的国际合作方式，国家文物局也考虑运用在流失海外的“敦煌文书”这样的文物上。“有限期租借”方式已有过成功的尝试。1994年，山东省博兴县文物保管所一尊北魏菩萨立像被盗，后发现被日本美秀博物馆收购并展出。国家文物局得知后，于2000年正式派员与日方接触，开始就追索菩萨像一事进行谈判。2001年，中日双方在日本美秀博物馆签署备忘录，确定美秀博物馆无偿捐还菩萨像，自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菩萨像归属中国山东省，中方同意美秀博物馆借展该像至2007年底，在美秀博物馆10周年馆庆后正式归还山东。2008年1月，美秀博物馆将该菩萨像返还中国。
“无论使用什么方式，文物回归不是单纯地索要，所体现的不仅仅是文物回归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和文化遗产的重视，昭示了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履行保护文化遗产责任的决心。”宋司长说，“这个过程本身甚至比结果更重要。对被劫掠或盗掘的文物进行追索是一件需要大量研究取证的细致工作，不是借助情感吵一吵就能解决的。”
最后，宋司长透露：今年底至明年初，国家文物局将启动一个已经进行了长期调查、取证、研究的案例，此案例与不久前埃及向卢浮宫追索壁画的案例类似，很有可能，中国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