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空间上来看，邯郸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一度处于中原农业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过渡带，正如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所说，这样的地理位置必然成为战争的高发区，这一点，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表现得淋漓尽致。战争是历史的暗面，但它同时又推动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如此种种，都在邯郸市博物馆中呈现着。
赶马起家，与马结缘
▲邯郸市博物馆大厅内的骏马雕塑。
三匹马个头并不大，但造型却极为精美，并且采用了典型的写实手法：一匹昂首前行，一匹驻足觅食，另一匹则似乎在打响鼻。把它们并排放置在一起，一个生动的画面顿时出现——三匹无拘无束的马仿佛正在草原上闲庭信步，又似刚从战场归来，卸去沉重的马鞍和铠甲，享受着片刻的宁静。
邯郸市博物馆所藏的这三匹青铜马，虽然体积不够大，但在写实一项，却堪称秦陵陶马的先声。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这三匹青铜马被誉为“孤品”和“稀世珍宝”，也当仁不让地成为邯郸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三匹青铜马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赞誉，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它们出土于赵王陵。
▲图为赵王陵2号墓的车马坑。1997年2号墓被盗后，被追踪回来的文物才让赵王陵的面目在人们的视野中清晰起来。
古代王公贵族墓中殉马或陪葬马匹模型并不少见，因为马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但对于邯郸城中的诸位赵王来说，马更具有另一番神圣的意味。
早在战国时，邯郸作为冶铁业中心，就已经成为黄河以北最重要的贸易城市，出现了大批“富至千金”的工商之家。及至秦朝灭亡，中国历史迎来在第二个大一统时代汉代，邯郸更是一跃成为位居全国第三的经济中心城市，与洛阳、临淄、宛（今河南南阳）、成都并称“五大都会”。
公元1世纪中期的某天，一座精美绝伦的铜酒樽，从偏远的蜀郡千里迢迢来到赵都邯郸。而它的主人是东汉的一位赵王。
▲东汉金银涂乘舆大爵酒樽、承盘。
这座铜酒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出土于邯郸市南郊的张庄桥1号汉墓。这是一座规模宏大、规格极高的汉墓，虽然早被盗墓者光顾过，但仍然出土了多件陶器、铜器、玉器、骨角器、铁器等文物，以及数万枚五铢钱。
在众多出土器物中，这座铜酒樽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它由酒樽、樽盖和承盘三部分组合而成，通体鎏银，纹饰鎏金，精美异常，虽然深埋地下近两千年，依然闪烁着耀目的光彩。专家根据其外形、质地及纹饰，将其命名为“金银涂乘舆大爵酒樽”。
酒樽承盘的下沿，刻有48字隶书铭文。不仅是对这座铜酒樽制作程序的详细说明，更是它的身份简介：它诞生于公元47年，当时东汉王朝正忙于平定内乱和抗击匈奴；它由“蜀郡西工”制造，那是一个设于今四川成都的官营制造机构。它的地位很高，因为铭文中有“乘舆”二字，意思是皇帝才能使用的器物。
历经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作为区域政治中心的邯郸没落。到隋文帝统一中国的公元589年，作为民间艺术代表的磁州窑，隆重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古代，制造一场春梦，大概得先拥有一只“高唐梦”瓷枕吧。
在这些技法中，有一种宋代晚期出现的“白地黑花”最具代表性。具体程序是在施有化妆土的瓷胎上，以毛笔蘸“斑花石”颜料，绘制纹饰图案，再罩一层透明釉，最后入窑高温烧制。由于颜料中含大量铁成分，烧制后呈黑色或褐色，俗称“铁锈花”。这种技法形成了黑白分明、对比强烈、质朴脱俗的独特艺术效果，故而被称作“白地黑花”。
“白地黑花”这项独特技法，开创了中国古代瓷器彩绘艺术的新纪元，也使得磁州窑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并就此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古陶瓷学家冯先铭先生所说，磁州窑白地黑花技法的成熟和发展，直接导致了元明青花瓷的产生和发展。
▲邯郸的响堂山石窟表现了佛教石窟中的“北齐样式”，佛像面貌丰满健壮，衣纹线条简洁洗练，洋溢着一种石雕艺术的成熟之美。图为博物馆中复原的响堂山石窟雕像。
今日，当我们信步邯郸街头，仍可寻得这座古城往日依稀的风华，而邯郸市博物馆，不仅收藏了这座城市的记忆，更保存了它慷慨悲歌、雍容宏阔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