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外景
近日，
“北京大学考古100年新中国考古专业教育70年”
纪念大会在北大举行。
来自国内外考古领域众多专家学者
通过线下线上方式，
回顾北大考古百年来的光辉历程，
共贺新中国考古专业教育70年华诞。
20世纪20年代，
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
北大于1922年在国学门，
成立以马衡为主任的考古学研究室：
这便是北大考古专业的前身。
1952年，
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设立，
这是我国高等院校中的第一个考古学专业，
至今已有70年历史。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下设的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是中国高等院校中首座考古专题博物馆。
1993年5月27日，
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博物馆虽仅有二十余年历史，
但溯其渊源，
其收藏的历史始于
1921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
已历经风雨九十余载。
本期推出的是，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曹宏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一起看看这座博物馆的诞生之路，
以及那些馆藏精品。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欧美探险家、学者等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的考察活动，以及日本探险家、学者在中国的考古、探险甚至盗掘活动频繁，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尘封多年的世界，更深深刺激了国人的民族情感。
随着二十世纪初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明清宫廷大内档案的发现，国内部分学者也开始加入近代考古学研究之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开启了利用考古学构建中国古代史的历程。
考古学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成为了当时学术界的焦点，诸多的考古实践也由此催生了中国高等院校的考古专业。北京大学国学门下设的考古研究室，即为最初成立的两个高校考古教学研究机构之一（另一个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科），也是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前身。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下设的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是中国高等院校中首座考古专题博物馆。1986年，在赛克勒（ArthurM.Sackler，公元1913～1987年）先生及其夫人的慷慨帮助下，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破土奠基。1993年5月27日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博物馆虽仅有二十余年历史，但溯其渊源，她与历史上数家教学科研机构和博物馆一脉相承并受其泽惠。从这一意义上讲，其收藏的历史始于1921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历经九十余载，期间经历了社会变革、战争和新中国的成立。经过几代前辈的艰辛努力，才使这些藏品保存至今，嘉惠后人。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1921～1952年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191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1916年12月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受欧美高等教育启发，成立了各种研究所，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研究所简章》中明确规定：研究所的性质及运作方式仿德、美两国大学，研究所为专攻一门学问之所。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1921年1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研究所取消。期间有过三个名字：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公元1921～1932年）、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公元1932～1934年）、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公元1934～1952年）。考古学学科在这三十余年中得以诞生与发展。这也是博物馆收藏的开端。
1927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自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出发摄影
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得大量的西方先进思想、观念、社会组织、学术建制等传入中国。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博物馆的初创阶段。
1922年《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北京大学设立研究所国学门，分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五个研究室。又特别设立陈列室，陈列本校收藏的古器物、金石、甲骨拓本等，并特别强调对实物的科学研究。
国学门成立不久，曾整理明末及清代内阁档案。这批档案原来堆积在午门城楼，无人管理。这次整理为以后整理故宫文物积累了宝贵经验。北京大学有二十余位教授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直接推动和参与了故宫博物院的筹建，对故宫旧藏的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曾说：“故宫博物院成立于‘五四’高潮之后，北京大学积极参与，对建院起了重要作用，其研究所国学门学术研究的新方法与风气，对博物院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23年5月，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成立“古迹古物调查会”，主张用考古学方法调查研究中国古代人类的物质遗迹及遗物，先从古迹古物田野调查着手，待经费等条件具备，再组织考古发掘。该会主席为马衡，在保护中国文化遗产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同年9月，国学门马衡、徐炳昶、容庚等先生前往河南新郑、孟津两县做出土周代铜器的调查。10月，学校曾致函国务院要求将孟津发掘的文物交由北京大学负责保管与研究，后未实现，最终在洛阳购回孟津所出铜器九十余种，六百三十余件。
1924年5月“古迹古物调查会”更名为“考古学会”，并制定学会简章，进一步明确学会宗旨和会员组织。同年，马衡、徐森玉赴洛阳故城朱圪档村太学遗址考察汉魏石经出土情况。此后又组织和参与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工作。
考古学会接受留法归来的法文系教授李宗侗的建议，采用欧美保存古物的办法管理和保存古物陈列室的古物，供大学生及校外人士参观研究。
有关国学门考古研究室的收藏情况，傅振伦先生曾描述:“1922年北大国学门考古研究室成立后，承国内外人士热心捐赠文物，本会又函聘郭玉堂为河南古物采访员，（马衡）先生又多方联系，躬往调查古迹，收到不少资料。”
胡适1923年日记中也曾写道：“到研究所国学门照相，参观展览各室。这几个月内，沈兼士、马叔平诸位竟办成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将来的希望甚大。”
1932年，研究所改为研究院，国学门改称研究院文史部。1934年，研究院文史部改称为文科研究所，内设编辑室、考古学室、金石拓片室、明清史料室、语音乐律实验室。此后该所参与了对西北的一系列考古勘察和发掘工作。
1946年10月，返京复原后的北京大学正式开学。文科研究所将原有各室调整为古器物整理室、明清史料整理室、金石拓片室及语音乐律实验室四部，向达先生任古器物整理室主任，宿白先生和马理先生为古器物整理室助教。
1952年11月，教育部将北大文科研究所取消。在通知文件中还特别提到“少数民族的古器物，应由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暂时保存”。调整之前，古器物室所藏画像砖、六朝刻石、造像碑、洛阳唐俑、稷县兴华寺壁画等一批重要文物拨交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古器物整理室的其余文物转入史学系。
四十年代末叶与国学门古器物整理室同时存在的另一个收藏机构，就是“北京大学博物馆”。这两个机构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彼此所有藏品均可借取陈列或研究。这个博物馆只存在短短五年，甚至现在我们都不能完全还原其存在的轨迹，但是从残存的记录中，我们还是被其理念所折服。
北京大学博物馆
1948～1952年
1947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行政会议决定：成立北京大学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委员包括胡适、汤用彤、向达、裴文中、韩寿萱等，胡适为召集人。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博物馆应该在1948年底或1949年初开馆。
韩寿萱先生任北大博物馆馆长及博物馆专修科主任。博物馆无论是组织结构还是经营管理理念都非常先进。这一点可从汤用彤先生在《北京大学博物馆概要》的序中看到，“期望博物馆未来担负责任有三：一，方便供给本校各部门教学研究的参考资料……二，修习博物馆学者的实验室……三，服务人民大众……”。
从目前的一些档案文献中，我们发现博物馆藏品征集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为教育部拨款购买；二为北大校方拨专款购买，例如1948年7月，学校“以数百万元购得商周青铜器二十余件……暂行布置”；三为接受校内外捐赠，博物馆早期藏品是韩寿萱先生捐赠的从美国带回的古器物照片资料及书籍，1949年12月《北大周刊》刊登了金静云先生将家中藏书和文物捐赠给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消息；四为学校通过与政府部门交涉为博物馆争取来的藏品，例如1947年5月24日，北京大学校长曾致电南京行政院秘书处“查悉张仁蠡所藏石刻碑版等文物中，当有磁器图章等项，适合本校博物馆藏，电请准由本校一并接收保管”，又于6月13日致函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本校所设博物馆储藏丰富，可资比较研究，拟请将汉奸嫌疑犯所藏文物应保存之移交本校接收保管。”
从《北大博物馆概要》中可知博物馆馆藏有三大类：一为文物类，包括陶瓷、铜器、漆器、书画、织造、版画、杂项等；二为照片类；三为图书类。其中文物3700件，照片2508张，图书1012册，共计7220件。其中文物类三分之二为捐赠，三分之一为购买。
燕京大学史前博物馆
1940～1942年，1948～1952年
1940年，裴文中先生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开始筹建史前陈列馆，后来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同年12月在燕大镜春园开馆。展厅面积约120平方米，展品多为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品，以及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等复原模型，还有裴文中先生从法国带回来的欧洲旧石器标本。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闭，陈列馆被迫关闭。
1945年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复校。1946年后，陈列馆经过日本著名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先生整理，1948年11月更名为“燕京大学史前博物馆”重新开馆，馆址仍在镜春园。
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燕京大学史前陈列馆的标本划拨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文物陈列室。
同年，原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史学系合并为新北京大学历史系，原燕京大学史学系翦伯赞教授担任新北大历史系主任。北大历史系下设考古学专业，聘请苏秉琦先生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考古教研室下设文物陈列室。北京大学博物馆、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和燕京大学史前博物馆合并，成为历史系文物陈列室。
自此，三个机构的收藏集中为一处，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北大历史系文物陈列室”，主要为教学与科研服务，而暂停了社会服务的功能。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室文物陈列室
1953～1983年
在这三十年间，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师生参与旧石器时代的周口店遗址、大窑遗址，新石器时代的王湾遗址、泉护村遗址，商周时期的琉璃河、周原、盘龙城、吴城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为考古学年代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材料，同时也带回一些重要的教学标本。
1958至1959年，为配合三门峡水库修建工程，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组成的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陕西分队华县队，对华县泉护村史前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主要发掘了泉护村遗址和元君庙墓地。
1958～1959年，
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墓地发掘工作照
1961年，在邹衡、高明、俞伟超、李伯谦等先生的带领下，赴北京市昌平县进行生产实习，发掘了雪山遗址。
1961年北京市昌平县雪山遗址发掘工作照
1972年，考古学专业七二级学生在邹衡、李仰松、李伯谦等先生的带领下赴北京市房山县，与北京市文管处合作发掘了刘李店、董家林遗址，为探索西周时期的燕国始封地提供了重要线索。琉璃河燕国遗址在邹衡的建议下得以保存。
1982年，山东沂源人化石的发现，为研究这一地区古人类的分布和演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1983年，考古学专业独立建系，考古教研室陈列室变更为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标本陈列室，继续在教学与科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标本陈列室
1983～1992年
这期间，考古系的师生参与了山东长岛、河南八里岗、辽宁金牛山、山西曲村等许多重要发掘，带回了一些教学标本，继续充实了标本室的收藏，主要用于考古专业的教学和研究。
1984年辽宁营口金牛山东南隅A点洞穴发掘工作照
1993年至今
1993年，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成立，继续为教学科研以及社会大众服务。
博物馆筹建时得到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支援的考古标本。开馆后得到徐展堂、李汝宽、王度、关宝琮、袁熙坤、林敬超、翟健民等及韩国的金亨石、申熙哲，美国的唐纳德·斯通、海伦·林等海内外人士的捐赠。
美国克利福德等编著的《中国博物馆手册》（China:Museums）中这样描述这次展览：“从这里开始中国艺术博物馆之旅是最好的选择，参观赛克勒博物馆将为观众开展一堂浓缩的中国艺术史课程。若掌握了这里提供的信息，你无疑做好了参观更大更复杂的博物馆的准备，也具备了欣赏更细的藏品的能力。”
馆藏珍品
赛克勒博物馆目前拥有13000件藏品。下面择要介绍八件精品。
01
1984年秋季，吕遵谔先生带领旧石器时代考古方向的研究生在辽宁营口金牛山进行田野发掘实习时，在东南隅的A点洞穴中，发现了一具较完整的人类化石。
根据研究，其为二十至二十二岁之间的年轻女性个体。经过对动物群和地层学的研究，其地质时代属于中更新世晚期，铀系法测年为距今二十六万年。因此，金牛山A点洞穴是一处相当于周口店北京人较晚时期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对人类化石的研究表明，在人类发展阶段上属于由直立人向智人演化的过渡时期。
金牛山人的化石计有头骨（缺下颌骨）、脊椎骨、肋骨、尺骨、髋骨和足骨等五十余件，材料十分丰富，保存也较完整，是研究人类发展的珍贵资料。
金牛山人头骨化石
辽宁营口金牛山A点洞穴出土
旧石器时代早期
长20.4厘米，宽14.9厘米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
02
1958至1959年，为配合三门峡水库修建工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组建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陕西分队华县队，由高明、杨建芳、张忠培负责，对华县泉护村史前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主要发掘了泉护村遗址和元君庙墓地。
《华县泉护村》考古报告中记载：“1958年秋，在泉护村遗址附近调查时，太平庄农民殷思义向我们送交了他在耕地时获得的鸮（鹰）鼎和小口单耳平底瓶，并告诉这两件器物的出土地点。”
鹰鼎造型匀称，大方，逼真，出土时称“陶鸮鼎”，为细泥黑陶，器形像鸮，是一件实用的造型艺术品。鸮作蹲踞形，体态丰肥，两翼微撑起，两足壮实有力，鸮头极形象，在嘴之两侧仅分别各用一刀，便巧妙地将上、下嘴唇刻画出来。眼正视前方，圆凸，正视之，有雄壮严竣之感。后足形态上区别于前二足，宽扁，明显象征鸮尾，附于鼎腹后方以支撑器物。三空足皆贴附在鸮腹之下。1960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借展，后入藏该馆。
陶鹰鼎
陕西华县太平庄M701出土
新石器时代后期
长38.4厘米，高36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03
1990年至2011年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合作，在邓州八里岗遗址进行了长达22年共11次发掘，对周边六个县市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调查。八里岗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期迄今唯一被完整揭露的聚落，对了解仰韶时代中原地区的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起到重要作用。发掘成果于1994年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2～1996年秋季，
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房屋基址发掘工作照
出土的彩陶深腹盆为手制盛储器，泥质红胎，敛口，圆唇，小平底。唇部及肩部施乳白色陶衣，上饰褐彩圆点纹和弧边三角纹。现收藏于赛克勒博物馆中，曾在2012年“考古九十年”展览中展出。
彩陶深腹盆
河南邓州白庄村八里岗遗址出土
仰韶文化(公元前4000～前3500年)
高16.1厘米，口径21.5厘米，底径10.2厘米
04
1981年秋至1987年春，北京大学考古系师生与烟台地区文管会、长岛县博物馆合作进行了五次发掘。该遗址的九十余座房屋基址和丰富的石、骨器及鸟形尊等陶器遗物，基本反映了大汶口文化胶东半岛地区的文化特色，描绘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氏族社会组织结构的基本状况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生活发展的图景。
鸟形尊
山东长岛北庄遗址出土
大汶口文化北庄一期（公元前4000～前3500年）
高19厘米，长23.5厘米
05
卜辞完整，既有前辞、命辞、占辞，又有验辞，内容也比较丰富，讲到云、雨和祭祀，因此一直受到学者们重视。凡研究商代天文气象和宗教祭祀方面的论著，都会引用这块甲骨卜辞。
特别是辞中有“三啬云”，于省吾先生读为“三色云”，谓三色之云（《甲骨文字释林》第八页）。但因为辞中有的字各家读法不太一致，理解也就有分歧。
沈培教授认为应该读为：“己亥卜，永贞：翌庚子酒……。王占曰：‘兹唯庚雨卜。’之夕雨，酒，三色云□，其……。既祝，启。”大意是：己亥日占卜，贞人永贞问：明天庚子要进行酒祭……王看了卜兆判断说：“显示的是庚日要下雨的卜兆。”己亥那天晚上下雨了，仍然进行了酒祭，三种颜色的云彩聚集（？），可能要……当完成祝告后，天晴了。
甲骨卜辞
商代，武丁时期（公元前13世纪）
长32厘米，宽21厘米，高8厘米
06
成周鼎1984年于山西省曲沃县曲村镇出土，直口，立耳，垂腹，底略平，柱足。口沿下方有六道扉棱及一圈图案。以三道扉棱为中轴，各有一组以夔纹组成的兽面纹。鼎内侧近口沿处有“成周”两字。腹底有三角形合范铸造痕迹。鼎出土于周成王的侄子變父受封的晋国境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成周鼎
西周早期
高20.6厘米，口径17.6厘米，腹径18.8厘米
07
佉卢文井阑石刻发现于洛阳汉魏故城附近，1924年由北京大学马衡教授从洛阳古物市场收购回北大，最早收藏在国学门考古研究室。林梅村教授提到“这个石刻在发现之初就断成两个残块，较大的一块运回北京后又断为两残块。所以这个佉卢文石刻现在是三个残块。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告诉我们，其中两个残块在六十年代借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只有一个断块仍然留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品目录》中对此石刻有著录。
根据林梅村教授的释读，石刻上的文字大意是“（某）年（某）月的第十五日……祈愿四方僧团所有僧人皆受尊重”。这件石刻是佛教寺院内的井阑，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证据之一。
佉卢文井阑石刻
东汉
长39.5厘米，宽30.5厘米，高13厘米
08
德拉克洛瓦是十九世纪法国美术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画家，著名的作品有《但丁之筏》《自由引导人民》等。德拉克洛瓦精通文学，并富有人文主义精神，莎士比亚的戏剧为他带来了丰富的创作灵感。1834至1843年间，德拉克洛瓦为《哈姆雷特》创作了一系列版画，给这一伟大戏剧锦上添花。
1843年，这些插图在巴黎限量出版，总数仅80套。1864年，即德拉克洛瓦去世次年，这些版画的第二版发行后，作为母版的石版被废弃（现藏法国德拉克洛瓦博物馆）。目前仅有极少数西方博物馆收藏有整套。这幅法国版画《哈姆雷特》是唐纳德·斯通教授捐赠的一套（十三张）版画中的一张。
画家根据《哈姆雷特》第一幕第四场这一场景创作了这一画面：哈姆雷特在城堡前的露台见到了他父亲的鬼魂，鬼魂向他招手；他不顾一切地要冲过去，而他的朋友考虑到哈姆雷特的安全，试图阻止。从画面中我们可以感悟到画家丰富的情感和生命力，人物表情刻画细腻，我们似乎可以听到哈姆雷特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