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令人惊讶地保存着许多中国佛像。本展览“佛像中国·日本：中国雕刻2000年与日本·从北魏佛像至遣唐使再及玛利亚观音”在准备之际，重新认识了这个尚未被认识的实际面貌。
展示的作品开始于遥远的2300年前，中国战国时代所制作的纯银男子立像，被陈列在称为佛像展的展览中，这样的安排或许会令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本展汇集许多亚洲各国佛像，诞生于印度的佛教，经由丝绸之路传至中国、朝鲜半岛，继而传播到日本，其间创造出怎样的佛像？如此依循佛教发展的源流，构成了此次展览。
古代的人物表现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代表公元前的立体表现作品为俑之类的随葬品。所谓俑，指的是随葬于死者墓室里的人偶，以陕西省西安郊外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等身大的兵马俑为代表。中国从古代开始，便认为死后将继续过着与生前一样的生活，墓室中随葬着以那个世界所需的日用品为主的各式物品、侍者或是护卫等俑。其中，年代较秦始皇陵兵马俑更久远的河南洛阳金村墓葬出土的战国时代男子立像（图1），是极珍稀的作品。以不安的表情与仿佛充满紧张感而僵硬的姿势恭候着主人的命令，在极小的人像上能有如此真实的表现，令人惊艳。另外，尚有自前造像时代开始，以奢求永生的神仙思想为基础，由仙人、西王母与东王公所代表的神祇被开始形象化。通过理解这些作品，可以说2000多年前的中国，在雕刻人物的表现上已经达到成熟的境界。
1.男子立像，战国，银，日本重要文化财，东京永青文库藏
佛像的出现与广传
中国“佛像”的出现/日本与“佛像”的相会
2.佛兽镜，晋，青铜，日本重要文化财，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此外，这件佛兽镜出土于日本的古墓中。或许日本与佛像最初的“相遇”，可能完全不知道这是基于佛教创造出的尊像，而是将其一同视为作为护身符的神像吧。
中国南北朝时期佛教的昌盛与佛像的发展
分别于中国的南北并立统一王朝的南北朝时代（5世纪中叶至6世纪末），在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渗透各地的状况之下，佛像的制作必然逐渐盛行。南北朝的诸王朝中，由鲜卑族所建立、以广大领土自豪的北魏（386—535）充分地利用佛教来维护统治。当时的佛教不仅是像“国教”一样的存在，“皇帝即如来”如此脱离原本佛教思想的宣传口号也在那时广为流传。在这样的背景下，和平年间（460—465），经由皇帝的敕愿，在北魏的帝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郊外开始营造大规模的石窟寺院云冈石窟。能将这一时期帝都平城卓越的造像活动传递至今的是天安元年（466）的佛坐像（图3）。浑圆饱满的脸形、坚实的体格是其最大的特征。佛教渗透于各地这样的说法，意味着佛像在远离大都市的边陲地区也是必需品。虽然或许会认为边陲地区在初期阶段是以大都市的典型佛像作为模本而展开造像，但事实上，佛像的样貌是逐渐随着地区的不同而各自独立发展，如实地呈现出地方性。
3.如来坐像，北魏天安元年（466），石造，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北魏灭亡后，北朝东西分裂为东魏（534—550）、西魏（532—556），之后为北齐（550—577）、北周（557—581）。在造像的地方性持续地与王朝造像的特征相连的同时，也可见到进一步的发展。举例来说，西魏大统八年（542）的如来三尊像（图4），以被认为产自陕西、略带黄色明亮色调的黄花石制成，并可见到精致雕刻技法呈现出的协调姿态。另一个例子，东魏武定七年（549）的菩萨三尊像，以被称为白玉或是白石等以河北曲阳为中心产出的白大理石制成，主尊的菩萨立像以扁平的胸部与膨大的腹部为其特征。如此随着国家、地域的不同，不仅是造像样式，石材的选用也有所不同。来到北齐、北周时，样式的差异更加明显，相较于北周保定三年（563）的四面像中各尊头大身体小的矮胖样貌，北齐天保八年（557）的如来三尊像龛的主尊头部几乎呈球状。由此可见，南北朝的佛像是错综复杂地结合着广阔的地域性与数十年变化的时代性，而有多姿多彩的发展。
4.杨子受造如来三尊像，西魏大统八年（542），石造，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遣隋使、遣唐使的传递
隋（581—618）与之后成为中国代名词的唐（618—907），与日本的飞鸟（592—710）、奈良（710—794）、平安（794—1185）各时代重叠，是广为人知以遣隋使、遣唐使为首而产生密切交流的时期。而在美术样式上，飞鸟与奈良之间有被定名为白凤（7世纪中叶—710）的时代。若以相同时代这样的观点来看，虽然可视为隋之于飞鸟，唐之于白凤、奈良、平安前半期，但佛像的影响关系似乎并非如此单纯。首先将试图根据隋唐佛像的轮廓，对这一观点稍加梳理。
隋、唐时代的佛像
5.观音菩萨立像，隋，木造，日本重要文化财，堺市博物馆藏
唐接续隋以长安为帝都，虽然唐代相较于佛教，更采取以道教为优先的政策，但佛教寺院的创立和造像活动的兴盛程度并未改变。如此以国家的规模来发展的这些活动，大约是以8世纪下半叶的安史之乱为止的这150年间为中心。
白凤时代的佛像与中国
在美术史领域中，对于所谓“白凤”时代的设定曾有很长的讨论，也有白凤时代并不存在的说法，虽然这段时期没有统一的时代样式，而是各式各样的风格并存，但使用“白凤”这样的统称仍被认为是有帮助的。所谓白凤佛的其中一项特征是“童形佛”“童形像”。概称“小孩样体形”这样的定义有些模糊不清，主要是指头大四肢短的矮胖样貌，如果硬要说的话，或许可以说是两岁左右的体形。这样的特征在中国有先例，具体而言，像是北周保定三年四面像一样散见于北周至隋朝的造像。其中，北齐虽然不同于北周流行这种矮胖的姿态，但创造出许多头部浑圆如一岁幼童的中国风孩童造像作品，这样的风格在日本似乎不被采用。另外北周至隋朝的样式也不一，散见于白凤佛像的厚重双眼皮与细长脸形、年轻面貌等特征，可以想象是从这个时期的佛像中受到较大影响而取舍选择的结果。“白凤”在唐这一段时期，可说是如此以隋之前的样式作为模板，广为制作造像的时期。
奈良·平安时代的佛像与中国
飞鸟、白凤所展现并非同时代的中国佛像，而是受到已经流行数十年左右的中国佛像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延迟距离在逐渐缩小，奈良、平安时代所出现的佛像，呈现出与唐代几乎同时期的关系。例如唐代（8世纪）的如来坐像（图6）与奈良时代（8世纪）的药师如来坐像（图7）皆有结实的体格，虽是不同媒材的两尊造像，却有共通的氛围。另外，还有到了唐代逐渐盛行的十一面观音菩萨立像的制作。这类立像以使用珍贵檀木制作的十一面观音菩萨立像为代表，是细部也十分讲究的精巧佛像。另一方面，在檀木造像上缺乏适合木材的日本，一边以这样的唐代檀像作为模板，一边使用日本拥有的素材，以如同十一面观音菩萨立像这样细微雕刻为特征，来制作所谓的代用檀像。换言之，日本在积极地采用唐代风尚的同时，表现的不仅是模仿，而是以在日本也可以实现的造像来灵活反映。从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奈良、平安时代终于追上同时期的唐代了。
6.如来坐像，唐，石造，东京永青文库藏
7.药师如来坐像，奈良时代（8世纪），铜造，日本重要文化财，奈良国立博物馆藏
禅宗的到来与“宋风”雕刻
宋代是由以开封（今河南开封）作为帝都的北宋（960—1127），以及被金夺取北方而南迁，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帝都的南宋（1127—1279）所构成。其中，与日本佛像有密切关系的是进入南宋时代后的事情。
禅宗的到来与泉涌寺
中国自唐代以来，以坐禅修行为旨的禅宗日渐确立，但与现今禅宗有关的各派被认为形成于南宋时代。在成立之际，与道教有密切的关系，禅宗寺院安置着身着中国服饰的伽蓝神，以及同样身着中国风甲胄的韦驮天等在过去的宗派中没有见过的尊像。另外，入宋僧俊芿在京都开设泉涌寺，作为真言、天台、禅、净土等兼学的道场，镰仓时代（1185—1333）亦建立了许多禅修的寺院。特别是泉涌寺不仅请来了南宋时代（13世纪）的韦驮天立像，也请来了同时期奠基于普陀山观音信仰的观音菩萨坐像“杨贵妃观音”（图8），将南宋佛教的造像、经典与仪礼传递至今。
8.观音菩萨坐像（杨贵妃观音），南宋，木造，日本重要文化财，京都泉涌寺藏。于本展10月12至20日限定展出
宋风雕刻
主要指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间所制作，如字面所形容具有宋代风格的日本制雕像。京都峰定寺所传，镰仓时代正治元年（1199）的释迦如来立像被认为是代表之一。本像最大的特征是在服饰上，几重相连的衣褶表现以及就像过度卷曲的波浪状衣摆，其衣纹表现被认为受到南宋佛教绘画的影响。虽然有人指出北宋至南宋时代的佛教雕刻研究几乎没有进展的现状，但其中已产生新的关联性，即唐代以前，尚未看见从佛像到佛像这样一般的影响关系，而从已经完备的日本如来立像中，可见其加入了引用绘画而来的要素。
与新的佛教、基督教的相会
明代（1368—1644）末期至清代（1644—1912）初，即江户初期，从中国传入新的“佛像”到日本。包括禅宗宗派黄檗宗的各种造像，与以玛利亚观音为代表、隐藏天主教礼拜像的佛像。两者虽然皆是从长崎广传于日本各地，但是完全不兼容的平行关系。玛利亚观音被视为违禁品，又，以招募隐元至日本为动机的“唐寺”（译注：日本对在长崎的中国寺院的称呼），其创建具有佐证贸易船的船员并非基督教徒的意义。
新的佛教：黄檗的冲击
江户时代初期，在日本国际贸易港长崎从事贸易的华侨基于丧葬需求，从各自的出生地招聘中国僧侣作为住持，陆续建立以兴福寺为首的唐寺。接着，通过唐寺的邀请，位于中国南部沿海的福清（今福建福州）的黄檗山万福寺住持隐元来访日本。起初认为几年之后便会回国，但在谒见慰留他的将军后，被赐予位于宇治的寺地，建立与在福清同名的黄檗山万福寺。据闻，隐元亲眼见到日本的佛像后，认为其“不甚如法”，即违反佛道。或许对隐元而言，“佛像”的理想姿态应该是京都泉涌寺的清代（17世纪）释迦如来坐像（图9）。此像被称为“三平瑞像”，是以福建三平山自唐代种植、树龄900年的桧木，于南明（明流亡政府）永历三年（1649）制作的一尊瑞像，之后被送往居住于日本的隐元之处。在福建制作的释迦如来坐像，与在日本制作的释迦如来立像皆是端正的姿态，令人联想到明末福建佛像样式的沉静感。关于明清佛教雕刻的研究，由于现存作品的数量众多以及分布地域的广阔，在中国尚处于初期阶段。
9.释迦如来坐像，清，京都泉涌寺藏
玛利亚观音：隐含天主教礼拜像的佛像群
“玛利亚观音”是在江户时代基督教禁令下，隐含天主、圣母玛利亚或是圣母玛利亚怀抱基督的圣母子像作为礼拜对象的观音菩萨像。现存的玛利亚观音大部分为白瓷，年代为明代至清代，主要由福建南部的德化窑烧制而成（图10）。再者，即使中国佛教雕刻史几乎没有论及，玛利亚观音仍是明代至清代重要的佛像类别，本展览为了再确认此观点，特将玛利亚观音与黄檗宗的造像共同展示。
10.观音菩萨童子像（玛利亚观音），明清，白瓷，日本重要文化财，长崎奉行所旧藏，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结语
或许在中国佛教雕刻史上，南北朝时代的北魏以及隋唐时代被认为是鼎盛时期。无论是哪一个时期，现今都有许多实例存世，大部分的研究也是集中于这两个时期。除此之外，虽然关于南宋时代作品在镰仓佛教雕刻中被论及，或是关于明清时代的作品也在黄檗研究中被考察，但仍未达到清楚明了各时代全貌的阶段。因此，在收集许多中国雕刻的展览中，包含本馆，都以南北朝至隋唐时代作为完结，很少见经宋代至明清时代这种通史性质的展览。基于这样的现状，本展览中大幅度地展示各式各样的作品，并包含没有明确的制作年代的例子。
在此基础上，综观展出的中国佛像，可以实际地感受到佛像的姿态在某些时候体形较结实，某些时候则较为纤瘦，且随着时代与地域有相当大的差异。虽然佛像没有非得改变的必要，但它就如同服饰的流行一般，直到清代都一遍又一遍地改变着。这一点与同样在中国的道教像有很大的不同。
道教的主尊以中国具有威严的男性姿态为基底，持续以类似的形式、体格结实的样貌呈现。换句话说，佛像的姿态总是不同的最大原因，可能在于持续摸索、不断追求谁都无法知道实际样貌的“真正佛的姿态”。
本展览对日本与中国佛像的见解若能引起些许新的反响，我们将感到非常荣幸。
文｜斋藤龙一译｜郭懿萱
图｜大阪市立美术馆
斋藤龙一，大阪市立美术馆主任学艺员
郭懿萱，日本九州大学人文科学府美术史博士生，台大艺术史研究所硕士。研究领域为东亚近现代美术史与中日艺术交流
佛像中国·日本：中国雕刻2000年与日本·从北魏佛像至遣唐使再及玛利亚观音
地点：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本文刊载于《典藏·古美术》中国版2019年10月刊。原标题为《中国佛教雕刻的展开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中日佛教造像特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