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不仅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距离最长的运河，还被世界公认为与万里长城、埃及金字塔和印度佛加雅大佛塔齐名的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也是其中目前惟一还在利用的工程。1980年代，新华社编辑的大运河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大运河画册》，成为当年国际上的畅销书；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话说运河》，成为当时央视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产生了巨大的轰动。
但遗憾的是，这么个举世闻名的伟大工程，反而在今天，在国内的认知和重视程度远不能和万里长城相比，而且现在已到了缺水“断奶”、污染与破坏加剧，再不保护就有可能消逝的危机关头。2005年底，3位著名专家联名写信给大运河流经的18个市区的市长，呼吁联合申遗；200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58名政协委员提交的关于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的议案，使大运河再次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
依然的厄运
他们调查后发现，运河的生存现状非常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断流使运河的基本功能丧失。山东济宁以北段基本断流，好多河道已经变成垃圾坑，填满垃圾，有的已经被农田蚕食，中运河（台儿庄――淮阴）和南运河（天津――临清）虽然还有水，但时刻面临断流威胁。
二、污染严重。现代化的船只运输严重损害了运河的环境风貌。
三、真实性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丧失。伴随城市化的进程，古桥纵横、河埠林立、古屋比邻、商铺连绵、巷弄穿错的运河风光已成记忆。运河两岸有的建了高高的水泥墙，有的搞起房地产，有的造了一些假古董。地方戏曲、民间传说和民俗等非物质遗产也在消失。
“作为文化遗产，大运河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有消亡的危险。”他忧心忡忡。
缺“水”――靠天维生的人工河
运河的本义即是人工开挖的河道。京杭大运河实际上是开挖河道连通了五大水系而成。但如今，这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因为历史上漕运的废除，黄河改道的淤塞，普遍的缺水，乃至后来严重的污染、生态的破坏、多次的改造和沿岸的开发建设，作为有水通航贯通全程的完整意义上的一条河，已基本上不存在了。
4月8日，《小康》记者在通州的“北运河码头”看到，“码头”其实只剩下一个概念。跨河的桥上车来车往，拥挤繁忙，而河两岸密密的树林还能显出一片寂静，在证明着这片领地不能随便开发，尽管如此，成堆的垃圾使运河几乎成为污水沟。
在迎路横挂着“运河码头饭庄”招牌的一家新开的饭店里，正值中午，但进餐的人除了记者一行没有见到更多的客人，院内的整洁与院外临河的肮脏形成鲜明的对照。“谁会到这种环境里来吃什么农家菜呢？”同行的记者一脸的纳闷。
4月14日，记者来到河北省南运河河务管理处捷地闸所，看到十多米深的运河河道里，只有一洼长800多米，宽20多米积水，三个村民还拿着鱼网捕鱼。“有鱼吗？”“有，你看。”一位年长的攥着一把五六厘米长的小鱼儿。
记者站在大堤遥望，已不见昔日运河波光鳞鳞的景象，所替代的是大风卷起的尘土。
历史上的沧州段运河一直是条丰水河。在青县金牛镇双庄科村92岁的邢锡田老人的记忆中，解放前，运河水深有六七米，能行20多米长的大船。不仅解放前运河水多，1960―1970年代，运河的水还经常满槽。在河里面捉鱼逮虾，是沧州人的“习惯”。这是五六十岁的沧州人都记得的。
河北省南运河河务管理处河道科科长边自然告诉记者，40年前的历史记载中，运河一直有水，而且是大水。清乾隆年间，在现在的河北省南运河河务管理处捷地闸所处，为了减轻运河沧州段大水的压力，专门开凿了一条排水渠。记载这件事的一块石碑还在。到1933年，当时的政府还从德国引进了一套排水渠的启闭机，“至今还能用，可惜运河没那么大的水，好多年没派上用场了。”
沧州境内有20多条河流，其中有一半水源丰富，过去是与运河相连的，给运河提供了水源。可现在，这些河流淌的是酱油色的污水，运河只好“渴”着。
据了解，山东省济宁市以北的大运河河段，已基本断流停航。即使在济宁的运河，现状也不令人满意，特别是市内运河的污染情况比较严重。记者看到，河水发黑，同时散发出难闻的臭味。家住济宁运河兴隆桥附近的张先生感慨地说，“曾经引过清水，但是过不了多久，就又变浑了。现在都不大愿意靠近运河，运河的水什么能够清起来就好了。”
本来就是为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因为无水，尤其在北半截，成为了完全靠天补水的“运河道”了。
少“运”――交通运输方式的最后选择
没有了水，也就无所谓河；没有稳定足够的水，自然就无法正常运输。失去了运输功能的大运河，其运河的本义也就不得不大打折扣。
大运河的命运，历史上始终与漕运联系在一起。1292年，大运河实现全线贯通后，大运河成为元朝乃至大运河历史上最理想的纵向水上线路。据史载，当时仅从大运河北调的南粮，即达全国总税粮的六分之五，还不算由它串联的五大河系的部分。明朝时，因为实行海禁，大运河几乎成为惟一的南粮北运的水路通道，大运河实际上成为明王朝的生命线。
清朝末年，由于海运增多，漕运逐渐减少。尤其是1855年由于黄河改道淤塞运河，南北阻断。1900年清政府下令漕粮改征银两。辛亥革命后，漕粮完全折征银元，漕运也就彻底废除。随着漕运的废除，通过国家的力量保护维修建设大运河的时代基本上结束，大运河的辉煌也就逐渐变成了历史的记忆。
目前，大运河已不能全程通航，其中全年通航里程为877公里，季节性通航里程1100公里。即使是在济宁以南的河段（即黄河以南的鲁、苏、浙3省），由于其他现代交通运输方式的快速发展，加上河水不足，尽管大运河还依然发挥着部分的交通运输功能，但其载运能力已大大下降，几乎成为运输方式的最后一种选择。
丢“魂”――失去了文化就没有了灵魂
没有了水，没有了船，就动摇了大运河存在的自然基础。而围绕大运河的文化随着时光流转，也被消磨得似乎只剩下遗迹，大运河的精气神少了许多。
济宁南旺分水枢纽是整个大运河上最具科技含量的工程，明朝永乐年间（1411年）曾经因成功实施“引汶济运”，而使汶河水“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运河畅通了500年。一百多年前，南旺分水工程随着大运河的停运，曾经显赫的历史与这里的大多数古运河道一样，已经被掩埋在了地下，尘封在了岁月的长河之中。今天，分水龙王庙前的运河已经变成了一片树林。当年的龙王庙址现也已残破不全。
元代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实施的“四水济运”，其中汶河上的罡城坝是一个关键工程，现早已不在。始建于明朝的聊城东昌府运河“土桥闸”，现存闸口已坍塌。
昔日运河沿岸众多的会馆，货积如山的码头，摩肩接踵的市场，随着运河的断流停航和废弃，也大多“人去楼空”，甚至荡然无存。
附载在运河两岸和河上的许多民俗风情大多散落民间，而逐渐消失匿迹。
“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对比历史上的大运河，变化最大的是流经地区的居民生活方式。”4月17日，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提起两年前带领三个学生骑车沿大运河考察一个月的感触时，对《小康》感慨地说，“由于机械化的原因，大运河的沿途居民已经越来越不再依赖大运河生存，关于大运河的故事逐渐少了起来，刘绍棠笔下的那种丰富的大运河生活场景今天已基本不再有。这是大运河保护的一种危机，没有了故事的大运河将逐渐失去魅力。”
难“大”――没有统管的各自为政使运河难再“大”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特别指出，大运河出现的不少问题，很多就是因为一些地方对大运河保护的重要性还认识不够，各地保护现状和管理方式不一，缺乏保护的整体性和统一规划。
历史上，对大运河的重视和管理甚至上升到国家战略和政治命脉的高度。由于济宁段在运河全线处于“河脊”（海拔最高）位置，“处漕渠之中，襟带四方”，“南控江淮，北接京”，“闭则为锁钥，启则为通关”。因引水通航最难，“济宁通则全河通，济宁不通全河停”。因此，元明清三朝都把治运最高权力机构设在济宁，在重点整治济宁段的同时，负责对运河全线进行整治和督理，济宁故有“七十二衙门”之说，成为名副其实的运河之都。
济宁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同其他城市没有统属或主从关系，但是，济宁客观上的重要性使得它同沿运城镇有了统属或主从关系，沿运各地无不听命于来自济宁的指令，无不受制于驻在济宁的河道总督衙门。
河道总督衙门为朝廷在六大部外特设直属的一个部院级的专门治运司运机构，是运河、黄河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同时，他又拥有或掌管着自己的军队，并主要依靠军队来实现其总督职能，实际上也是一个军政合一的机构。
据考，元代在济宁初设开浚大臣，后设都水监、行都水督和总治河防使，其官阶最高为正一品。明代在济宁设总理河道、总督河道、经理河漕、总漕兼河道、巡抚兼河道等，简称总河，均由朝廷钦命署理，秩正二品，但不乏正一品、从一品大员充任。清朝派驻济宁的司运机构多袭明治，设总河部院，钦命署理，秩正二品。据考，自顺治元年至光绪二十八年的258年间，朝廷钦命河道总督119任，共有101人充任，其中正一品大员近半。
在济宁市博物馆，记者发现，现今仍保存着的一门清代的铁炮，炮筒上赫然铸有“河道总督署造”，据说这门铁炮也是总河权力之甚的有力证据。史载，嘉靖二年（1523年），“遣都御史提督河道，山东、河南、南北直隶巡抚皆受节制。”又载，明代驻济宁的两个兵备道下设布政司、按察司，各设官一员，敕行事代管河道，所属府州县官皆受其节制。由此不难看出，不仅省里的巡抚大人要在总河的节制之下，沿河各州府县也要在总河下属的兵备道的节制之下。由此，足见河道总督衙门的权力之大。
正因为有统一的监督管理，元明清大运河600年贯通的历史才得以延续，才保持了她历史的辉煌灿烂，才成就了京杭运河之“大”。
如今，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一是“上冷下热”，国家层面没有太多反应，部门和各地较为积极；二是“南热北冷”，大运河流经的南方省市踊跃，而北方较冷淡，这也反映出大运河在管理上缺乏全国全局的统筹协调性。“没有国家层面管理的大运河，势必会出现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最终的结局就是大运河很难再大起来，甚至是逐渐因荒废而消逝。”有识之士不无担心地指出。
大运河简介
京杭大运河流经北京（通州），天津，河北（沧州），山东（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台儿庄），江苏（徐州、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浙江（嘉兴、杭州）6个省级行政区18个城市，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
京杭大运河是由人工河道和部分河流、湖泊共同组成的，全程可分为七段：
(1)通惠河（北京市区―通县），18公里，连接温榆河、昆明湖、白河，并加以疏通而成；
(2)北运河（通县―天津市），148公里，利用潮白河的下游挖成；
(3)南运河（天津―临清），394公里，利用卫河的下游挖成；
(4)鲁运河（临清―台儿庄），463公里，利用汶水、泗水的水源，沿途经东平湖、南阳湖、昭阳湖、微山湖等天然湖泊；
(5)中运河（台儿庄―淮阴），185公里；
(6)里运河（淮阴―扬州），157公里，入长江；
(7)江南运河（镇江―杭州），395公里。
残存的幸运――
对保护大运河提出建议的58名政协委员中的第一提案
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刘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激动地说，大运河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被誉为“古代文化长廊”、“古代科技库”、“名胜博物馆”、“民俗陈列室”，其历史遗存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绝好实物资料，是中国悠久历史文明的最好见证。站在保护人类文明的高度看，大运河不仅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也为世界所公认。大运河水系绵延数千里，纵贯南北，构成独特的自然风情，孕育出浓郁的线形文化景观，如果再加上还未被很好发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就更加丰富。
这是张“廊道网”
2006年1期《中国文化遗产》杂志刊登了2004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清代京杭运河全图》和中国文物研究所航卫片图，以及浙江省博物馆藏的《清南巡道里图》。4月17日，《小康》记者从图上直观地看到，运河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水网，也构成了一个生态网，同时现存文物遗存也呈现出一个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
2004年7月，国家文物局立项由中国文物研究所承担的“京杭大运河遗产廊道研究”项目正式启动，课题组曾经在运河沿线6省市展开实地考察。
俞孔坚更明确地提出，这个廊道包括遗产廊道、生态廊道和休闲廊道，并由此组成大运河文化网络。
“大运河是中华大地上一张文明和智慧织就的网，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一条河，”李迪华总结说，“大运河的全部遗产构成了一张不折不扣的遗产网络，从遗产的角度，它包含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不是简单的遗产两个字就能够概括得了的。这也是提出构建大运河遗产廊道的最初动因。”
“还活着”的遗产
“同时，它还是活着的遗产――山东济宁南的大运河仍然承担着繁忙的航运任务。即使是其他没有了航运功能的部分，也仍然承担了排洪、灌溉、输水、排污等水利和市政功能。”李迪华分析道，“大运河是一条不断新生的河流，这是我们骑行大运河一路上最深刻的感受，应该说也是对大运河最恰如其分的评价”。
据说，天津最初就是隋朝大运河连到天津后才逐步形成的，至今天津南北承接北运河和南运河，还有条路就叫运河路。
大运河在沧州，如同长城一样蜿蜒曲折贯穿南北全境，把沧州一分东西，它像一片叶子的筋脉，串起了运河南北两岸城乡人们的生活。现在，沧州人还习惯把运河以西的沧州叫运西，沧州以东的地方叫运东。沧州的一个区，就叫运河区。
沧州作家宋子平认为，大运河选择了沧州是沧州人的幸运，因为有了这条贯通南北的水系，就有走出去的条件，是它成就了沧州人闯天下的渴望。沧州人历来是有周游世界的传统的，吴桥的杂技艺人、泊头的铸造技师们就是这样走出沧州，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运河不只是历史，也不只是风景，它今天还在为人们提供着便利，至今还担任着引黄济津蓄水工程主河道任务。
因为运河历史上对沧州深层而巨大的影响，如今的沧州仍体现出文化杂糅特色，这从当地人现在口音中就能体现出来。沧州下辖14个县市区，以市区为中心，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人们的口音就相差很远。沧县被运河一分为二，河东与河西口音又有差别。
1980年代，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话说运河》的第一章，标题就是《漂来的北京城》，很形象地描述了历史上大运河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巨大贡献。
“有一种说法，先有谭柘寺，后有北京城；而大运河对北京城来说，可以叫做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北京城。这也是与其他文化遗产如长城不同的地方”，4月13日，尽管是知名的长城保护专家，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在接受《小康》专访时，仍然不得不承认，“大运河在历史上可以说不仅造就了北京城，而且造就了众多的沿岸城市，不仅发展了沿岸地区的经济，而且为中国南北的和谐统一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相比长城的防御性功能，大运河的建设性功能更强，至今都还在发挥她的作用就说明了这一点。”
“数不清”的宝库
90岁的著名城市规划建筑专家郑孝燮，83岁的著名文物古建筑保护专家罗哲文和61岁的铜建筑工艺美术专家朱炳仁，在给大运河沿岸城市市长的信中呼吁：“以我们的经验来看，京杭大运河可是个无价之宝呀！沿岸的文化遗产内容令人目不暇接，如果再加上还未被发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就更令人兴奋。”
尽管大家对大运河的历史遗存之丰富几乎是众口一词，但到目前为止，没有谁能说得清这些历史遗存的实际情况。
据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显示，大运河沿线城市，遗留有大量的城址、衙署、驿站、钞关、仓库、寺庙、商铺、桥梁等和地下的古墓、沉船、关闸、石坝等文化遗存。但目前对大运河主干河道和沿线文物古迹的家底调查并不是十分清楚。目前已知的山东段文物点有100多处，江苏段初步定有100多处，南水北调工程一期涉及的文物点有900多处。
“一方面是过去普遍不够重视，另一方面是破坏的较为严重，还有就是年代久远，有些河道已被掩埋，需要发掘才能知道。”罗哲文解释说。
据了解，目前关于大运河的基础研究非常薄弱，通过田野调查完成的专类研究类型的书籍并不多。李迪华对此呼吁说，“基础研究中，系统整理大运河的遗产是核心工作，迫切需要完成的是各种清单，包括涉及大运河方方面面的遗产清单，不仅要列出名称，还要搞清楚它们的存在状态。”
2006年年初，作为大运河最早河段邗沟的发祥地扬州，市政协文史委专门出版了《扬州古运河》一书，从而让读者可以重温古扬州城是如何应“运”而生，应“运”而兴，又应“运”而衰，应“运”而落。据悉，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全景式介绍作为扬州母亲河的运河历史文化的书籍。
从3月31日开始，由河北省文物局组织的大运河沧州段文物调查工作正式启动，将于4月底结束。沧州市文物局局长王玉芳说，这次大运河文物调查内容极为丰富，运河流域遗存都在此次调查之列，预计会有一批重要文物被发现。
3月全国两会结束不久，全国政协专家组就开始对大运河专题调研，亲赴扬州和杭州古运河段进行考察。据悉，今年５月，全国政协将组织提出议案的58名委员对大运河进行深度调研考察，为大运河的申遗做前期准备。
随着大运河热的升温，尤其是沿线城市对大运河价值的重新发现，对大运河遗产的调查整理工作正在全面地展开，让大运河的“宝贝”重放光彩有望不再是梦。
18市区部分领导话运河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北京具备条件，有兴趣也有能力为大运河申遗当“领头羊”。
扬州市市长王燕文：扬州古运河经典段要力争比肩欧洲“塞纳河”。
沧州市委书记郭华：过去沧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是大运河时代。
聊城市副市长郭秀华：因为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从前的聊城被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但随着大运河的衰败，失去了交通便利的聊城成了偏隅之地，城市发展受到制约。现在聊城还要借南水北调之机再兴大运河。
枣庄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玉祥：台儿庄区要依托京杭大运河，搞好沿运经济带开发，南接徐州，北接枣庄，形成发展的新优势。
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千百年来，大运河孕育了常州的经济发展、人民富裕和社会文明。为了适应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对运河常州市区段启动改线扩建工程，这是惠及子孙后代的“民心工程”，是常州城市建设的现代化工程，是科学发展、统筹发展的效益工程，更是国家水运大动脉的畅通工程。
嘉兴市副市长王洪涛：京杭大运河在嘉兴被称作城市的项链，嘉兴是大运河孕育的儿子。
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对杭州大运河的古迹要进行严格保护，未拆的绝不能拆，正在拆的要立即停止，已拆的要妥善修复，京杭运河姓杭，杭州作为运河南端的城市，理应在申遗中起带头作用。
未来的大运？
环保第一
实际上，运河污染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但却成了老大难问题。据报道，江苏段是大运河最长的河段，也是水量最丰富的河段，还是最繁忙的河段之一，但水生生物受到的有机污染，一度出现76%的监测断面生物评价结果为重污染。
作为大运河最北端通州，仅在2003年，就投资5000余万元建设运河奥体公园，投入3000多万元建成了运河生态文化公园。目前，投入超过1500万元建设的三教庙工程已开始全面施工，并将建成运河文博院。运河古迹人民楼、运河畔北方第一大寺清真寺、张家湾古城墙景观区等一大批文物古迹也进入全面修复阶段，总耗资将超过3000万元，这将是通州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运河人文景观整治。同时，该区还将完成运河主要历史景观的复建工程，包括大光楼、石坝、上坝、复建大王庙、黄亭子、潞河驿，建设运河博物馆等。据悉，围绕运河整治、疏浚、恢复古道等总投资预计将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投入这么多的钱，我们没有看到运河水有多少改变，没有清洁的运河水，光有这么多的复古工程究竟有多大意义呢？让运河死了，运河建筑还能活吗？”4月19日，在通州的北运河附近，《小康》问及市民的反映，他们普遍对政府保护运河的举措既不苟同，也不领情，“有钱还不如先好好把河岸和河水治理好呢！身边是臭烘烘的垃圾污水沟，怎么可能靠联想去欣赏大运河的美好？！”
20年前，杭州一工厂污水处理站工人丁云川，曾经因为建议中央电视台《话说运河》摄制组补拍大运河污染情况而被央视采访，在2004年浙江电视台拍摄《寻访运河》时回忆说，二十多年前，乘船从杭州到乌镇、嘉兴、苏州，沿途看到运河遭受污染的情况，一股股红色的印染废水，黄色的电镀废水，无止境地排入运河中，心里十分难受，如欠了运河债似的。现在，杭州运河水一点气味都没有，清清白白，还有不少金虾儿在浮游。我高兴地告诉大家：运河水活了，水中有微生物，说明运河里鱼类可以生存了！
在沧州，王建新想到利用“雨洪资源”解决水源不足问题，河北省南运河河务管理处已着手论证“黑龙港及运东（运河东）地区雨洪资源利用方案”。“把这些汛期浪费的洪水想方设法下泄到运河，成为运河的‘淡水银行’，就成了运河的救命水。”
“申遗”的尴尬
“这完全是一种无奈之举，”提起罗哲文等3名专家致函18市区长关于大运河保护和申遗一事，李迪华直言，“真正应该重视的是国家文物局、建设部和水利部。在国家层面就涉及到这三个独立部门，除了国务院，可能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协调好这件事情。大运河的申遗工作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国家战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同时进行。”
通州最早提出申报世界遗产问题。2004年9月，在山东省济宁市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京杭大运河文化艺术节上，大运河沿线17座城市达成共识，将联合组成大运河专家机构，进行运河文化遗产研究，形成成果并撰写、起草申报文本，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运河文明，发展运河沿线城市文化特色。2005年底，借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20周年之机，罗哲文等3名知名专家煞费苦心联名给大运河流经的18个市区长写信呼吁申遗。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包括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内的58名政协委员联名对此提议，从而将大运河申遗一事推到了舆论的高潮。
但在现实中，大运河申遗并非如提议那么简单。国家层面的协调机构缺失，遗产确定工作量大而分散，难度很大。“实际上，山东德州以南的大运河已经早在1958年前后就改造得面目全非了，申遗价值很让人怀疑；另外，作为现在的整个大运河的申遗也很难确定其价值。”姚榜义对大运河整体申遗不以为然。
“大运河和长城在遗产名录上应该是姊妹篇。”刘枫提醒说，如果不注意启动有如“申遗”这样重大的、为各地重视的保护工作，她的历史文化、遗迹和自然风光等，将不可避免地退化并迅速消亡，这将是中华民族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王建新认为，实施“雨洪资源”救运河可行性很大，但是困难也大，主要困难就是长距离跨行政区划调水，需要有畅通的机制做保障。“就目前的管理机制来做这项工作，还不成熟。”
对此，李迪华更多地从大运河的文化精神层面认定大运河的遗产价值，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体制改革设想。“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自然和文化遗产，无论是否列入世遗名录，都应该被视作世界遗产，并率先试点探索改进中国世界遗产管理的国家机制。”
他提议说，不妨由国务院统一协调，在有关部委和沿线城市中成立“大运河领导委员会”以做务虚工作，领导“大运河工作委员会”以做务实工作，负责拟订《大运河法》和大运河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战略，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京杭大运河世界遗产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可以挂靠国家文物局或建设部。理想的是成立直属于国务院的世界遗产部，全面负责中国的世界遗产管理。”
发展是最好的保护
神情有些焦虑的肖肖告诉《小康》，包括自己在内的很多人对长城和大运河怀着同样的感情，但大运河作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载体，它与长城有着根本的不同，只有充分开发了大运河的航运、灌溉、养殖、旅游等等这些实用功能之后，大运河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和传扬，单纯的遗产保护条例基本上是一纸空文。
郑孝燮认为，“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大运河的价值和风貌传承千万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断流”。而更重要的是，与以往的文物景观不同，京杭大运河是一个流动的、还活着的遗产。从这一点来说，它甚至还是个‘孩子’。所以保护必须要考虑发展，发展中要涵括保护。这才是我们申遗的目的。”
朱炳仁也提出，“必须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保护思路，也就是在保护的同时把发展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但要保护好老祖宗留下的珍贵遗产，而且更要为后代留下我们这一代创造的传世瑰宝。实际上，大运河的保护与发展规划，本身就可称的上是一次‘新文物运动’。”
肖肖特别欣赏杭州市政府对大运河在开发中保护的举措。乾隆下江南在杭州的行宫位于塘栖镇。镇上的一位村民说，原来村里经济主要靠养蚕和作丝织品，现在运河整治好了，旅游业都可以让我们致富。“这样的开发本身就是最好的保护。”肖肖说。
杭州既保护了大运河，也借助大运河发展经济――浙江省和国家交通部正在着手实施的杭甬运河计划乃是其中之一，就是要把大运河从杭州延伸至宁波港达240公里，此举毫无疑问将为中国内河集装箱运输和内河航运带来新的繁荣。
实际上这样的动作在济宁到杭州的通航的运河段早就开始。为了使“黄金水道”产生“黄金”效益,沿线的鲁、苏、浙三省纷纷下大力气对大运河各段进行了整治、扩建和渠化,使千年古运河重新焕发了青春,成为我国华东地区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济宁段(山东济宁―江苏徐州蔺家坝,130多公里)年通过能力将达到2500万吨,新增港口吞吐能力1350万吨,抵得上新建一条“京沪铁路”。
济宁市航运管理局局长沈学启告诉记者，“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借南水北调这个机遇，尽快实现从济宁向北延伸，直通黄河这个工程，现在上上下下摩拳擦掌，就是想能够尽快实现复航工程。”
苏北运河(徐州蔺家坝―扬州六圩口,404公里)是大运河上运输最繁忙的河段，成为大运河上等级最高的航道。苏南运河(镇江谏壁―南浔,224公里)的整治工程是我国目前内河航道建设的样板,成为我国目前内河建设规模最大、标准最高、效益最好的水上主通道。目前,年货运量已超过1亿吨,超过江苏境内长江航道的运量,相当于沪宁铁路单线货运量的3倍。航行船舶的密度超过了德国的莱茵河,是大运河上运量最大、密度最高的河段之一。
对大运河可全年通航的河道的全面整治，使其成为国家北煤南运的黄金水道、南水北调的大动脉，综合利用效益明显。
在“中国运河文化之都”扬州，经过７年的拆迁、疏浚、绿化等，如今的古运河风光带已成为扬州的“外滩”。今年的“烟花三月下扬州”经贸旅游节，扬州主打“运河牌”，开展“４*１８”古运河专项整治。
“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认识到我们身边流淌着的这条人工长河隐藏着世界上最大的一笔财富，而不仅仅是祖辈留下的文化遗产。”肖肖很是感慨。
严防破坏性开发
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认可杭州对运河开发的举措。
目前从开发的角度看，杭州的力度在整个大运河沿线城市中应该说是最大的。杭州是通过杭州运河集团的公司化运作方式进行改造开发的，一方面对城市进行了改造，建设了许多利于市民的公共工程，另一方面也带动了旅游，拉动了杭州运河的旅游经济。
“杭州的做法争议也是很大的，从文化界和文物界来看，普遍反对这种模式。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导向，而不是文化导向。这种导向的结果，就是以城市化和现代化开发的名义将文化的积淀彻底消灭。”李迪华提醒说，“这种方式，长期来看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未必是件好事。”
曾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浙江省民进党名誉主委的毛昭晰，2002年就曾致信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呼吁，历史上，拱墅区运河段原来有许多码头，但在近几年的城市建设中，绝大部分已被拆除。在杭州拱墅区卖鱼桥运河主河道边还剩下惟一一个古运河码头，仅存最后一个古老仓库――富义仓，有着近200年历史，是清朝一个大粮仓。
“如果这一仅存的古代码头也被拆掉，那用什么来说明拱墅区是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呢？古仓库虽然不漂亮，没有雕梁画栋，但其文物价值不言而喻，它体现了运河文化，并用最朴素的形象，告诉人们杭州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端。”毛昭晰提醒说，应防止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中被拆除。据悉，当时杭州有关部门接受了建议，这些古建筑才得以幸免于难。
据《小康》调查，不少人反映，杭州的运河改造实际上不少就是搞房地产开发。但所幸的是，杭州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在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地慎重从事。
实际上，在大运河保护和建设逐步升温的背景下，最令人担心的就是“以建设和发展的名义进行和造成的破坏性的开发”。“再也不能出现1958年那样的破坏性建设了。”姚榜义老人痛心地提醒说，“过去我们为无知造成的教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我们不能再重犯类似的错误。”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大跃进的历史背景下，在交通运输更快发展的要求下，1958年5月16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成立了大运河建设委员会，提出重开大运河，在1960年代实现全线通航的规划，还制定了具体建设方针和整治规划。据说规划完成后，人们可以乘2000吨的大江轮，从最南头的杭州穿越五大河直达北京。
由于不切实际，这一宏伟的蓝图最终并没有实现，尽管部分河段得到了整治，但也给大运河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我们今天看到的，尤其是德州以南的大运河实际上已经不是解放前的大运河了。”姚榜义很是叹息。
最佳规划是先“反规划”
“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规划设计手段就是反规划。”俞孔坚和李迪华指出，反规划途径即逆规划程序，就是在建设规划之前，必须首先规划一个覆盖整个大运河领域的“负规划”（不建设规划），制定相应法规，保障大运河遗产和生态景观网络的完整性。
不久前，俞孔坚在给国务院和温家宝总理起草的一项建议中提到，大运河是连接城市与区域生态网络、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建立市民休憩空间的战略性资源，但这个网络由于近些年的城市建设、市政建设和水利建设已遭到严重破坏，包括污染、截断、河道硬化渠化、水系填埋、覆盖等，另外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和商业开发，如夹运房地产开发、粗制滥造的假古董开发旅游，严重损害了大运河遗产廊道的真实性。“如果不进行系统的规划和管理，大运河最终将虽有形骸却无生命。”据悉，俞的建议已被批复给有关部门进行深入研究。
扬州大学经济学院黄杰副教授介绍说，作为世界上最早的、也是中国惟一的与古运河同龄的“运河城”，扬州目前是运河城市中运河形态保持最好的城市，不仅运河的完整性、真实性令其他城市艳羡，而且在保护利用方面也做得很出色。“毫无疑问，扬州最有资格为古运河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代言”。
对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借道大运河的建设，俞孔坚认为，这是“对大运河生态网络和遗产廊道又一次较大的人工干扰，如果明智地加以规划利用，对运河的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的生态修复和遗产保护，不啻是一个历史性机会，但关键在于系统全面的规划和管理，切勿单一目标导向。”
根本在民族认同感
隋朝连通了大运河尤其是元朝直接贯通了大运河后，中国再也没有大分裂的历史已经证明：大运河对于中国的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大贡献。而且，历史也证明，凡是太平盛世时期，对大运河的重视、保护、建设和利用的情况相对就最好；凡是国力衰微和政治腐败时期，大运河的状况往往也是最糟的时候。因此，大运河在历史上不仅是交通运输问题，也不仅仅是事关国计民生的经济问题，而且是关涉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的政治问题。“大运河无疑应该是中华民族另一张身份证”。李迪华形象地说。
“骑行大运河考察回北京后，最想说的就是：中国人一生一定要去大运河感受一次，体验一次，最好是徒步、骑自行车。”李迪华的那种激动似乎只有亲历大运河的人才能体会得到。“我坚信，今生一定还会去，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骑走大运河的潮流中来。”
“我甚至想象：如果每年有一百万人走在大运河的路上，就可以形成一个中国东部地区规模最大的新型产业，大运河会因此变得更加年轻而有活力，会给沿线城乡和人们带来新的生机和希望，大运河的保护和持续利用才会受到普遍重视。如果真是这样，大运河生态和遗产廊道也就通过中国的民众的行动建立起来了。”
20年前的《话说运河》的开头是由“人”字的联想来引入节目的：“我们从地图上粗略地看，长城跟运河所组成的图形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正好是我们中国汉字里一个最最重要的字眼人，人类的人，中国人的人。你看，这长城是阳刚、雄健的一撇，这运河不正是阴柔、深沉的一捺吗？长城和运河是中国人为人类所创造的两大人工奇迹。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以如此巨大的代价，在如此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书写这个人字，它又是何等可敬可畏，可歌可泣的事业呢？说来话长了。”
郑孝燮深情地表示：“千百年来我们都受益于这条河，我们有责任保护好它，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几个老人都愿作大运河上的一个纤夫。”
而我们如何将这一“捺”不致折断，甚至要继续拉长下去，大运河“大运”能否来临，在大力提倡“以人为本”的今天，无疑要靠今天的国人，无疑需要更多的大运河“纤夫”。
3名专家《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
各位尊敬的市长：
在纪念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20周年及2006年新年到来之际，我们三位年老的城市规划与建筑、文物古建筑保护和工艺美术工作者，怀着急迫的心情，联名致信给您，呼吁用创新的思路，加快大运河在申报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大遗产领域的工作进程。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以我们多年的经验来看，京杭大运河可是个无价之宝呀！沿岸的文化与自然遗产内容令人目不暇接。如果再加上还未被发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就更令人兴奋。如果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相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足以与长城媲美。
我们坚信，京杭大运河申遗的成功率非常大，甚至大过目前正在排队等待的许多申报项目。
自1985年，由侯仁之、阳含熙和我们中的郑孝燮、罗哲文等四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中国应该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来，至今已经经历了20个年头而且我们国家的收获甚丰。中国已有三十一个项目名列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并有三项口述和非物质遗产列入了名录。这是国家的大好事，是民族的盛事，我们的后代将会感谢和铭记所有为此作出贡献的人。
是由于各种原因，京杭大运河的“申遗”工作迟滞裹足不前。这也造成了目前大运河由于行政区划而产生的保护与发展规划不一致甚至相左。为此我们向您建议，这件工作不仅不能再拖,而且，在大运河沿岸的经济发展高潮还未到来之际，务必还要使主管部门将申报自然文化遗产与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通盘考虑。这样才能作到全面。
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京杭大运河的价值和风貌传承千万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断流”。而更重要的是与以往的文物景观不同，京杭大运河是一个流动的、还活着的遗产。所以必须保护还要考虑发展，发展中要涵括保护。这才是我们申遗的目的。可有效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申遗”，京杭大运河完全可形成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文化与自然景观带；在保护和弘扬了中华千年文化的同时，还能够使京杭大运河沿岸人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