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录|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研究馆员
原文刊发于《美成在久》2021年3月第2期双月刊
总第40期
关于涅槃图，敦煌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永增和日本学者宫治昭的解读较为详细。画面中，佛陀右侧而卧，左腿压右腿，躺在佛床上；佛右首处，阿难扑倒在地，阿那律挽臂；佛床前为佛陀涅槃之前教化的最后一位弟子须跋陀罗，他身穿兜头衣，正面或背面而坐，旁边有三脚架及悬挂的吊袋；佛左首处，摩诃迦叶礼拜佛足，还有裸体外道；佛前、后，有执金刚神及其金刚落地的痕迹，佛后为表现出痛苦状的末罗族人，外围有娑罗树和树神；魔王波旬左手搭在魔女肩上，巴米扬的佛陀旁还出现了摩耶夫人和弥勒〔1〕。
涅槃图中的三脚架及其吊袋
三脚架及其吊袋
〔图1〕涅槃图（局部）
公元7世纪印度阿旃陀石窟第26窟
虽然，宫治昭认为三脚架及其吊袋是须跋陀罗的外道标志，扬之水认为“三叉立拒”“外道瓶”是所有外道的标志。但从内容上看，福歇尔的重点在吊袋上，宫治昭、扬之水都重在三脚架和吊袋是结合一体的外道标志，他们在研究中都没有把三脚架和吊袋分开论述，并区分不同案例间的差异。因此，笔者对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事实上，在涅槃图的这种三脚架和吊袋的组合中，悬挂物可以分为三种：扁坠腹型吊袋、扁瘦腹型吊袋以及被直接悬挂的净瓶。
扁坠腹型吊袋
第一种吊袋呈扁形，腹部呈坠腹状。在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藏巴基斯坦犍陀罗地区出土的涅槃图〔图2〕〔6〕中可见，吊床前，有三根木棍相互交叉，用绳子扎在一起，其间吊着一个袋子，袋子为扁坠腹状，表面是菱格网状纹，时代约在1至2世纪。
〔图2〕巴基斯坦犍陀罗出土涅槃图（局部）
犍陀罗风格公元
12世纪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藏
美国佛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一幅2世纪的犍陀罗风格涅槃图中，也为扁坠腹吊袋〔图3〕〔7〕。
〔图3〕涅槃图（局部）
公元12世纪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
巴基斯坦白沙瓦出土的涅槃图〔图4〕〔8〕，三脚架和吊袋处剥落，图像较为模糊，但仍可以看出，吊袋为坠腹较扁的状态，此图的时代应在2世纪。
〔图4〕巴基斯坦白沙瓦出土涅槃图
公元2世纪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博物馆藏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佛陀涅槃图像〔图5〕〔9〕，也为扁坠腹型吊袋，属于斯瓦特风格，时代在2至3世纪。意大利考古队在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斯瓦特亦发现了同样的三脚架及扁腹式吊袋〔10〕。
〔图5〕佛陀涅槃图斯瓦特风格
公元23世纪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此外，具有相同吊袋的还有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涅槃图、德国柏林东方艺术馆藏涅槃图。它们的时代均在2至3世纪，属于犍陀罗风格。
具有这种扁形坠腹吊袋的图像，大多出现在巴基斯坦犍陀罗地区，斯瓦特地区也有少量，时代均在2至3世纪。且在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的印度巽伽时代（公元前1世纪）的巴尔胡特栏杆一角浮雕仙人本生图中也可以见到，图上有仙人、牲畜、浮屠宝塔和水罐〔图6〕〔11〕。
〔图6〕仙人本生图巴尔胡特栏杆一角
印度巽伽时代（公元前1世纪）
印度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根悬空的杆子上挂有两个吊袋，吊袋为扁坠腹形，表面呈菱格网状，与佛陀涅槃图的扁坠腹吊袋相同。并且能够清楚看到，网袋内的上三分之一处是明确的收口弧底钵的口沿，其再往上的部分置空。两袋情况相同，可以判断网袋内均为钵。相同的图像还可见于中国新疆克孜尔石窟窟顶的焰肩佛〔图7〕〔12〕，此为立佛，左手垂下，提着一个扁坠腹型网袋，右手作说法印，时代约在4世纪。佛左手中的网袋，袋内的上三分之一处清楚地显现出收口弧底钵的口沿，其以上部分置空。
〔图7〕焰肩佛
公元4世纪
新疆克孜尔石窟窟顶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9窟前室西壁上层也有一尊基本相同的立佛，其手提扁坠腹吊袋〔图8〕〔13〕。以网袋装钵是印度的习俗，佛陀也袭用了这一传统。因此，佛陀涅槃图中一再出现的扁坠腹状吊袋内应该就是钵，且此钵应为佛涅槃后留在凡间的佛钵。
〔图8〕菩萨
公元5世纪
大同云冈石窟第9窟前室西壁上层
扁瘦腹型吊袋
第二种吊袋呈瘦腹、扁长型。其可见于巴基斯坦犍陀罗地区罗里央·唐盖（LoriyanTangai）出土的涅槃像〔图9〕〔14〕中，时代在2至3世纪，现藏于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该图像中，三脚架上悬挂着一个上下拉长的瘦型吊袋，袋底坠地，三脚架前还放置了一张小案子。
〔图9〕涅槃图
公元23世纪
巴基斯坦犍陀罗地区罗里央·唐盖(LoriyanTangai)出土
印度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作者摄
〔图10〕涅槃图
栗田功收录
网袋中装置净瓶的猜测在中国可以找到依据，即盛唐西安临潼庆山寺塔基的净瓶和晚唐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净瓶图像。陕西临潼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庆山寺塔基出土的铜净瓶〔图11〕，高18.5厘米，瓶体通素无纹，有盖，盖上为宝珠纽，长细颈、撇口、高足外撇〔16〕。“腹上有缚带痕迹”，痕迹为菱格纹，表明该净瓶曾经套在菱格纹的袋子里。
〔图11〕铜净瓶
盛唐时期
陕西临潼庆山寺遗址地宫出土
此推测在建于晚唐大中、咸通年间（公元851～862年）的敦煌莫高窟第17窟北壁东侧的僧侣图中正好有一例证〔图12〕〔17〕。壁画上可见一位比丘坐在一旁，菩提树上悬挂着的净瓶则被套装于一个网状纹的袋子里。袋中净瓶为细长颈、带箍，推测为晚唐时期的双口净瓶，其肩部的乳状口可能被隐蔽了。这是因为净瓶口部向后的情形，出现在了斯坦因第二次进敦煌藏经洞掠走的一张9世纪晚期的白描线图上〔18〕。因此，这种扁瘦腹吊袋可以套装两种细颈净瓶，一是撇口细颈净瓶，二是双口细颈带箍净瓶。
〔图12〕僧侣图
晚唐时期
敦煌莫高窟第17窟北壁东侧
综上，三脚架上的吊袋有两种，均为菱形网状纹袋，但其形制有所不同，一是扁坠腹型，二是扁瘦腹型。扁坠腹型吊袋里装的是收口弧底钵，扁痩腹型吊袋里装的则可能是两种净瓶，一为撇口细颈净瓶，二为双口细颈带箍净瓶。
直接悬挂的净瓶
第三种是三脚架上直接悬挂净瓶的情形。直接悬挂的净瓶多为扁圆腹、平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直颈、扁圆腹、单口净瓶；一种是细颈带箍、扁圆腹、双口净瓶。
单口净瓶可见于栗田功所收录的一件涅槃图〔图13〕〔19〕。画面中，三脚架于下端扎捆，其中一根木杖上悬挂了瓶子，此瓶为撇口、直颈、鼓肩、收腹、平底。
〔图13〕涅槃图
犍陀罗风格
栗田功还收录了一件涅槃图〔图14〕〔20〕图中反映的是须跋陀罗身前一根斜插的杖头上悬挂着一个类似的瓶子。这两幅涅槃图的时代均在2至3世纪。
〔图14〕涅槃图
这种单口净瓶还出现在5世纪所补修的桑奇大塔栏楯上的弥勒手中〔图15〕〔21〕，其瓶形与此相同。
〔图15〕桑奇大塔栏楯上的弥勒像及其手中的直颈鼓肩收腹瓶
公元5世纪补修
而双口净瓶，为扁腹、细颈。瓶的颈部带一圆箍，锥状细颈的顶部有一口，口上往往加盖，肩部亦有一口。在三脚架上悬挂净瓶的涅槃图中，双口净瓶的器形基本相同，而且均为裸身悬挂，无袋，但瓶的挂置方式有所不同。
一是印度马图拉坎普尔GovindNagar的石雕涅槃像〔图16〕〔22〕，须跋陀罗正面结跏趺坐，左手边为三脚架，净瓶以正立状悬挂；
〔图16〕石雕涅槃图（局部）
贵霜时代（公元55425年）
印度马图拉出土
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藏（器物编号:MMNo.76.101）
二是印度阿旃陀石窟第26窟的涅槃图（见图1），佛陀床前，须跋陀罗背面而坐，左边为三弯的三脚架，斜向悬挂着净瓶。前者石雕涅槃像属于贵霜时代（公元55～425年），后者阿旃陀石窟第26窟的涅槃图则属于7世纪。从这类图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只有瓶子挂在三脚架上，没有吊袋，更没有网状纹。
公元7世纪
印度阿旃陀石窟第26窟
印度马图拉坎普尔GovindNagar石雕涅槃像中的净瓶为细直颈、扁圆腹、平底，其特殊之处在于其颈上有一个轮状箍，顶部凸出，肩部有一个乳状口。同样器形的实物，我们在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发掘的巴基斯坦塔克西拉皮尔丘第二层遗址中亦有发现，是一件陶瓶〔图17〕〔23〕。
〔图17〕陶瓶
孔雀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24年约公元前185年）
巴基斯坦塔克西拉皮尔丘第二层遗址出土（器物编号:Bm.No:66）
报告中指出：陶瓶高5.5英寸（约14厘米），黏土黄色、含沙，外表涂了深红色颜料，形状矮粗，圆底，喷水嘴底部穿了孔。马歇尔将塔克西拉的陶器分为希腊化式样和印度式样，该壶命名为带嘴的壶，属于印度式样。
印度阿旃陀第26窟涅槃图佛陀床前的三脚架为三根弯腿杖相抵支撑，悬挂着一件净瓶，形状为瘦型扁圆腹、细长颈，颈上有箍，肩部为乳状口。相同的实物形制，可见于印度新德里普拉纳（Purana）古堡遗址第二层出土的贵霜时期的红陶净瓶〔图18〕。
〔图18〕红陶净瓶
印度新德里普拉纳（purana）古堡遗址第二层出土
印度马图拉郡博物馆藏
三脚架下裸挂的净瓶与扁瘦腹网袋内的套装净瓶种类相同。而印度马图拉坎普尔（见图16）和旃陀罗第26窟的涅槃图像（见图1）的三脚架上还有另一件器物，前者在三脚架的一侧斜搭悬挂一件袋状物。后者悬挂一件袋状物，袋状物均为底部大、上部小的坠腹型，不排除其中套装物为钵。故推测每个三脚架上挂有两件器物，一件为双口净瓶，一件为钵。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单口净瓶至迟于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公元4～5世纪）才出现，而双口净瓶于8世纪前半叶的盛唐时期逐渐替代了直颈、鼓肩、收腹的单口净瓶，并成为一种流行的净瓶式样。
净瓶，也名军持、军迟、君墀、捃稚迦等。于佛教文献中，“君墀”一词最早见于东晋《法显传》：“法显亦以君墀及澡罐并余物弃掷海中。”法显译《摩诃僧祗律》（大正藏卷二二），僧众的“随物”有“：三衣：尼师檀、覆疮衣、雨浴衣；钵：大揵鎡、小揵鎡钵；囊：络囊、漉水囊；二种腰带，刀子，铜匙，钵支，针筒，军持，澡罐，盛油支瓶，锡杖，革屣，伞盖扇。”
而双口净瓶的记载见于唐代。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曰：“捃稚迦，即澡瓶也，旧曰军持讹略也。”
玄应《一切经音义·九》曰：“军持，正言捃稚迦，此译云瓶也，谓双口澡罐也。”同十四曰：“经中或作军迟。”
慧琳《一切经音义·八十二》曰：“君稚迦，僧所受用。君持，铜瓶是也。”
《陀罗尼集·三》曰：“君迟，唐云胡瓶。”可知在初唐玄奘、玄应到晚唐慧琳和《陀罗尼集》都存在军持使用的情况。
关于军持的形状，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其作瓶法，盖须连口，顶出尖台可高两指，上通小穴，粗如铜箸，饮水可在此中。傍边则别开圆孔，拥口令上，竖高两指，孔如钱许，添水宜于此处。可受二三升，小成无用。斯之二空恐虫尘入，或可着盖，或以竹木，或将布叶而裹塞之。”可见，义净在这里讲的是双口净瓶，文献记载也正反映了两种净瓶在唐代的变化交替。
涅槃图中三脚架空置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还有一种涅槃图，其上的三脚架为空置状，也就是涅槃图中出现三脚架，但架下空置，即没有悬挂任何器物，或者看不清楚器物。
所以仅列此备考：阿富汗迦比试地区哈姆扎朶尔出土涅槃图〔26〕；印度拉姆讷格尔出土涅槃图，现藏于印度拉克脑考古博物馆〔图19〕〔27〕；
〔图19〕涅槃图
笈多王朝，公元5世纪
印度拉姆讷格尔出土
印度拉克脑考古博物馆藏
时代在2至3世纪的涅槃图〔图20〕现藏于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28〕。
〔图20〕涅槃图
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藏
综上，图像显示涅槃图有两种，一种有三脚架，一种没有三脚架。
其中有三脚架者可以分为五类，两类悬挂吊袋，两类裸挂净瓶，一类空置。两类悬挂吊袋的共同特征是均为菱格网状纹袋，而形制又有所不同，一是扁坠腹型，二是扁瘦腹型，扁坠腹袋里装的是收口弧底钵，扁痩腹袋里装的是两种瓶：一为撇口细颈净瓶，二为双口细颈带箍净瓶。
撇口细颈净瓶和双口细颈带箍净瓶在三脚架下，吊袋套装和裸挂的形式都有存在。这说明三脚架下的悬挂物有收口弧底钵、撇口细颈净瓶和双口细颈带箍净瓶，时代均在2至3世纪。吊袋多见于犍陀罗、斯瓦特等巴基斯坦的西北地区，裸挂多见于印度的马图拉和旃陀罗地区。
其中最多见者为套装钵的扁坠腹型吊袋，并且多见于犍陀罗地区。无吊袋而空置的三脚架可以视为一种符号，时代也在2至3世纪。
佛陀涅槃图中，犍陀罗地区套装钵的扁坠腹型吊袋是大宗，扁瘦腹型吊袋和裸挂瓶数量较少。但是都说明佛陀涅槃图中三脚架及其悬挂物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悬挂多种、吊袋多种、袋内器物多种。
涅槃图中无三脚架
在涅槃图中，也存在没有三脚架及其悬挂物的情形，如栗田功所收录的犍陀罗涅槃图〔图21〕〔29〕，还有现藏于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的印度孟加拉北部迪纳普尔（Dinajpur）地区出土的10世纪石雕涅槃像〔图22〕。
而这种无三脚架的涅槃图正是中国的涅槃图，中国的涅槃图中一般看不到三脚架及其悬挂物。
〔图21〕涅槃图
〔图22〕石雕涅槃像
公元10世纪
印度孟加拉北部迪纳普尔（Dinajpur）地区出土
作者摄
对三脚架悬挂扁坠腹型吊袋的深化认识
在中亚地区，三脚架装置似乎是一种习惯。除上述涅槃图以外，阿姆河流域出土了一件银盘〔图23〕，上绘三脚架悬吊的内装套了罐子的网袋。
〔图23〕宴饮图银盘
阿姆河流域出土
其画面中有正在饮酒的主人和伎乐，应是一幅饮宴图，网袋中的罐子很可能就是酒坛〔30〕。意大利考古学家在斯瓦特地区发现的三脚架〔图24〕，被认为是给液体保鲜或者固体脱水之用。这说明网袋装置本来就是中亚的一种习俗，而佛教沿用了这一方式和习惯〔31〕。
〔图24〕悬挂“皮囊”的三脚架
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出土
我们在世俗典籍中为网袋装置佛钵的做法找到了印证。
郦道元（公元527年卒）《水经注》在其关于“弗楼沙国”的记述中写道：“佛图调曰：佛钵，青玉也，受三斗许，彼国宝之。供养时，愿终日香花不满，则如言；愿一把满，则亦便如言。又案道人竺法维所说：佛钵在大月支国，起浮图，高三十丈，七层，钵处第二层，39金络络锁悬钵；钵是青石，或云悬钵虚空。须菩提置钵在金机上，佛一足迹与钵共在一处。国王、臣民悉持梵香、七宝、壁玉供养。塔迹、佛牙、袈裟、顶相舍利悉在弗楼沙国。”
上述记载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一是佛钵如何存放，即位于高三十丈共七层的浮图的第二层，以金络悬钵，与佛足迹共在一处。二是如何供奉佛钵，如“国王、臣民悉持梵香、七宝、壁玉供养”。
成书于公元624年的初唐类书《艺文类聚》对佛钵也有记载，在第七十三卷“杂器物部”第三部分“钵”中写道：“《西域传》曰：‘《诸国志》曰：佛钵在乾陁越国。青玉也，受三斗许，彼国宝之。供养愿终日花香不满，则如言也；愿一把满，亦随言也。’”
“《支僧》载外国事曰：佛钵在大月支国，一名佛律婆越(Purusavai)国，是天子之都也。起浮图，浮图高四丈，七层，四壁里有金银佛像，像悉如人高，钵处中央。在第二层上作金络络钵，鏁悬钵，钵是石也，其色青。”
这条文献提供了更为详细的供奉佛钵的装置方式：佛钵处七层浮图的中央，四边有与人等高的金银佛像，以金络悬钵。而所谓的金络就是菱格纹网袋，与涅槃图上三脚架悬吊钵外套着的网袋相同。
那么，印度以及犍陀罗地区涅槃图中三脚架悬挂的扁坠腹型吊袋正是“金络络锁悬钵”，同时礼拜佛陀和佛钵，更具有石钵挂起等待传承的意义。
三脚架与“外道瓶”问题
又卷十八“入支”：“以三杖交之，支举于瓶也。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三拒木”：“亦曰三岐杖，可长二尺许，一头有橛，一头有三股。股长三二寸，随身道具，用承水瓶。案西国净行婆罗门皆共遵奉围陀戒行，每持瓶洗净涤除形秽，以此三拒木插于地，于岐上横安水瓶，令涓涓自承以洗手也。彼国学士游方访道者持三岐木瓶钵随身也。”
笔者对上述两条文献，进行以下讨论。
第一，有关三脚架，扬之水认为“三拒木”与“三叉立拒”“类同而形制稍异”，但从实际图像中看不出差异。此中关键在于对“拒”字的理解，“拒”字是“手”与“巨”合，为以手抵物而不持的意义，《玉篇》释“拒”字“抵也”。
故拒可释作相抵，三木相抵，即“三叉立拒”“三奇立拒”。“三拒木”，实为三支木棍相交而立，可以悬物。上述图像中三脚架有四类，有吊袋两类，裸挂净瓶一类，无吊袋一类，均可以称为三脚架。
第二，三脚架习俗为“外道”的记载，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二十八》曰：“譬如尼乾立拒举瓶，互为因果不得相离。”尼乾为耆那教徒，这说明三脚架确实也属于耆那教的习俗。《佛本行集经》卷三十八曰：“尔时彼女身体上着一奢絺衣，在于腰下，一奢絺衣，披置肩上，手中执持三奇立拒拟澡洗时安瓶之所。”这里的“彼女”即是北天竺特叉尸罗城中一个在外道家生活的女子。可见上述三种吊袋的三脚架就是外道的习俗。
第三，关于“外道瓶”的记载，东晋《菩萨本行经》曰：“婆罗门比蓝‘欲澡婆罗门手，倾于军持而水不出’。”〔32〕所谓外道瓶，应该就是一种瓶子，但实际图像显示有钵、撇口长细颈净瓶、双口净瓶等至少三类器型。如果说三脚架及其裸挂的双口净瓶和撇口细颈净瓶为“外道瓶”，那么三脚架及其吊袋中的“金络”纹的钵或者吊袋中的撇口细颈净瓶又应如何理解？问题比较复杂，给我们理解三脚架及其吊袋带来了障碍。
而且涅槃图中的三脚架及其悬挂最少可以分为五类，并不是单一的三脚架，三脚架下有的有悬挂，亦有部分无悬挂，有悬挂者大多悬挂物为吊袋套装的钵和最少两种净瓶。
这就可以看出：
其一，没有悬挂的三脚架下无“外道瓶”；
其二，悬挂的吊袋里大多为钵，并非瓶，更非“外道瓶”；
其三，有可能为“外道瓶”的是三脚架上裸挂的两种净瓶，但联系到网袋套装具有的同型净瓶，并且该类三脚架上均挂有两件器物，其中一件是钵，就不能单纯说三脚架上的裸挂净瓶属于“外道瓶”了；
其四，《一切经音义》的最早版本为初唐玄应本，不能用以说明早期（公元23世纪）的犍陀罗涅槃图。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参照东晋《菩萨本行经》：
“贫穷孤老婆罗门梵志皆悉来集。比蓝即设大檀。人民闻令云兴而集。强弱相扶皆悉来至。于时比蓝欲澡婆罗门手。倾于军持而水不出。大用愁忧。今我大祠将有何过。意不清净所施不好。以何等故而水不出。即时天人于虚空中语比蓝言。汝今布施大好无比。其心净洁无能过者。汝之功德天下第一无过上者。但所施人尽是邪伪倒见之徒。非是清高快士之辈。而不堪任受汝澡敬。以是之故水不出耳。于是比蓝闻天人语。意便开解即作誓言。今我所施用成无上正真之道。审如所愿者。令我泻水当堕我手中。作誓愿已讫。便倾澡瓶。水即来出自堕掌中。诸天空中赞言。善哉善哉。如汝所愿成佛不久。尔时比蓝布施贫乏衣被饮食一切所须。”
这里明确提及军持是普通日用器，在给婆罗门洗手时，瓶不出水。故理解为军持是印度人的日用器，佛教僧侣沿用该器具，其他宗教的僧人也可用之。但不能据玄应《一切经音义》作出三脚架及双口净瓶均为外道标志的结论，最多可以作出的猜测是，外道须跋陀罗是在佛陀涅槃的当夜来到佛陀床前，又先于佛陀而涅槃，其必然出现在佛陀涅槃图中，但是标志其外道符号的三脚架中的吊袋里一定是佛教僧侣所用的钵或者净瓶，不会依旧还是“外道瓶”。
所以在涅槃图像的实际情形中，钵已经放置在金络纹网袋里了，这是所见涅槃图像的大多数情形；而细颈净瓶、双口净瓶、空置三脚架，在涅槃图中都较为少见。据此，佛陀涅槃图中的三脚架所悬挂的吊袋里应该是佛教僧侣所用的钵或净瓶，是佛陀最后一个弟子的传法象征，代表的应该是佛法传承有序，永续不断。
注释
.〔1〕刘永增.敦煌莫高窟隋代涅槃变相图与古代印度、中亚涅槃图像之比较研究[J].敦煌研究,1995(1):6-35.
〔2〕SirJohnMarshall,AlfredFoucher.ThemonumentsofSanchi[M].Delhi:SwatiPublications,1982.
〔3〕[日]宫治昭.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从印度到中亚[M].李萍,张清涛,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456,图328.
〔4〕扬之水.《一切经音义》之佛教艺术名物图证[J].中国文化,2010(1):175-182.
〔5〕同注[1].
〔6〕[日]田边胜美,前田耕作.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第15卷:中亚[M].东京:小学馆,2000:112.
〔7〕[日]栗田功.GandharanArtI:eBuddha'sLifeStory[M].东京:二玄社,2003:243.
〔8〕同注[7]:244.
〔9〕孙英刚,何平.犍陀罗文明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401,图8-8.
〔10〕[意]多米尼克法切那,安娜菲利真齐.犍陀罗石刻术语分类汇编[M].魏正中,王姝婧,王倩,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41.
〔11〕SeemaBawa.Gods,MenandWomen:GenderandSexuelityinEarlyIndianArt[M].NewDelhi:Printworld,2013:366.又见:肥塚隆,宫治昭.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第13卷:印度（1）[M].东京:小学馆,2000:349,图290.
〔12〕《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编辑委员会.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第一卷:克孜尔石窟（一）[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9.
〔13〕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9、10双窟的特征[M]//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株式会社平凡社,1994:199.
〔14〕同注[6]:112,图141
〔15〕同注[7]:244,图485.
〔16〕临潼县博物馆.临潼庆山寺遗址[J].文博,1985(5):12-37.
〔17〕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四[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图128.
〔18〕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参见:SusanWhitfield.TheSilkRoadTrade,Travel,WarandFaith[J].SERINDIA,2004:图260.
〔19〕同注[7]:245,图487.
〔20〕同注[7]:247,图496.
〔21〕同注[2]:PLATE125b.
〔22〕R.C.Sharma.BuddhistArtofMathura[M].Delhi:AgamKalaPrakashan,1984:PLATE164.
〔23〕约翰·马歇尔.塔克西拉3[M].秦立彦,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图版123.
〔24〕约翰·马歇尔.塔克西拉2[M].秦立彦,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578.约翰·马歇尔.塔克西拉1[M].秦立彦,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56.
〔25〕[印度]ASOIndia.RediscoveringIndia:AnExhibitionofImportantArchaeologicalFinds:1961-2011[M].NewDelhi,2012:237.
〔26〕同注[3].
〔27〕[日]肥塚隆,宫治昭.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第13卷:印度（1）[M].东京:小学馆,2000:211,图148.
〔28〕[巴]穆罕穆德·瓦利乌拉·汗.犍陀罗——来自巴基斯坦的佛教文明[M].陆水林,译.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9:290.
〔29〕同注[7]:290,图639.
〔30〕[英]O.M.Dalton.eTreasureofAxus[M].London:eBritishMuseum,1964.PLATEXXX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