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唐孝威，研制“两弹一星”是个绕不过的大事，因为那是和他青春连接的一段记忆。
1952年9月，唐孝威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开始了他科学研究的生涯，也开始了他和“两弹一星”的渊源。应该说唐孝威是幸运的。当时，新中国正开始研究原子核科学技术。一批留学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心系祖国，克服重重困难回到“家”，他们和原来在国内的科学家一道，带领着像唐孝威这样一批新中国培养的大学毕业生工作。1953年冬，研究所由北京城内东黄城根原址搬迁到中关村新址，那时，中关村是北京的郊区，这里是一大片农田和坟地。所里的仪器装箱后用驴车陆续运到中关村。惟有一台真空设备，怕驴车在中关村的土石路上颠簸震坏，特别放在大轿车里，由唐孝威等几人用手抬着运到中关村。
“新中国刚成立，一穷二白，研究核技术除了激情，还能拥有什么。”其实，唐孝威这份激情由来已久。
1931年10月1日，唐孝威出生于太湖之滨的无锡。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日子似乎昭示着他一生的命运会和共和国有着不解之缘。他在读高中时，正是上海青年学生投身民主进步运动的一个高潮时期。当时，他所在的南模中学的地下党组织领导了南模中学的进步学生运动，那时，唐孝威15岁，他积极投入了进步的学生运动。在课余，他参加了为贫苦居民子弟开设的南模义务夜校工作，为失学儿童讲课，还到贫苦居民居住的棚户区去招生，一度还担任过夜校的校长。在唐孝威热情投入民主进步运动的时候，南模中学中共地下党组织支部吸收他入了党，他从此走上了献身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道路。
中国原子弹研制的系统工程取名“596”，含意就是1959年6月，苏联拒绝提供对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帮助，借以激励大家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坚定研制成功原子弹的决心和信心。
1960年4月，唐孝威从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所回国，立即找朱光亚报到，参与596工程。他被安排去做有关研制核武器所需的核探测及探测器的研制工作。在实验准备工作告一段落以后，唐孝威和他的一些助手从北京迁居到青海。唐孝威的爱人吕芳，为支持唐孝威的工作，离开广州和唐孝威一起来到青海。
青海的高原，辽阔而粗犷，年平均气温为零下0.4度，短暂的夏季过后，随之就是寒冬，狂风夹着砂石，满眼是一望无际的冰雪。稀薄的空气造成人们严重缺氧，走路、爬高、干活都要比在平原上付出加倍的能量。在高原的低气压条件下，水到80度就沸腾，馒头和米饭常常做不熟，人们吃着这半生半熟的粮食，满怀热情地工作着。青海的工作条件极其艰苦，一切日用品都得从遥远的内地运来，仪器材料更是如此。唐孝威常要靠双手去不断组装所用的仪器。他身体瘦弱，从北京到青海后，在紧张的工作中经常感冒，他的上衣口袋总是放着感冒药，这样可以随时服用，不致影响工作。他还患风湿脊椎炎，高原的寒冷常使关节炎发作，造成行动不便，有时甚至卧床不起。但他对工作却毫不松懈。唐孝威在工作中要求很严格，例如对电子学线路。他常常说，连接测试仪器的实验用电缆线，是传递信号数据的通道，要把它们看成是实验中的生命线。他还在实验中不断总结实验的各种注意事项，用文字形式写成规章制度，以避免因任何偶然疏忽造成的差错。其中一些规章已经在九院有关研究所一直沿用下来，成为测试工作定型的规章和操作程序，对保证实验的质量起了重要的作用。
转到新领域，我就是个小学生
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是唐孝威传奇人生中最浓墨重彩和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一笔。从大学毕业后的五十年中，他研究的领域涉及核探测器、国防科研、高能物理、核物理、原子物理、空间物理，以后又转到生物物理、医学、脑科学、神经信息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几乎十年一个台阶，十年一个变化。1997年，唐孝威主持了关于跨世纪的脑科学的“香山科学讨论会”，当时的科技部长朱丽兰参加这个讨论会时，对他跨学科的研究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高能物理学和脑科学如此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经唐孝威给她详细解释后，她非常高兴，在会议发言时，她对唐孝威努力推动交叉学科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以核探测技术为基点，‘触角’伸到各个领域，从基础研究过渡到应用研究，这就是我进行跨学科研究的过程。”唐孝威微笑着向我解释，“当然，研究领域的转变是相对的，即便转到另一个全新领域，也不是完全放弃原来的工作，只是侧重点有些变化。”比如，他目前重点是搞脑科学研究，但同时也还在做阿尔法磁谱仪的研究工作。
唐孝威认为，科学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个科学家求新求变不仅是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服务社会和人民的需要。当然，不同学科领域的转变要冒很大的风险。到另外一个全新的领域，要甘于像一个小学生那样，到处向人请教。80年代，唐孝威有机会先后结识了我国生物学界的前辈科学家汤佩松、贝时璋、张香桐、冯德培等，并且经常向他们请教，受益良多。有一次，他在北京中关村见到贝时璋先生，贝先生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在物理学领域做了很多工作，这很好。然而我认为还不够，你有很多潜力可以发挥。你只探索了无生命的科学领域，你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去探索另一个有生命的科学领域。这样，你探索的和知道的就是整个自然界了。”于是唐孝威开始了交叉学科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唐孝威多次向我国神经科学、心理学和医学专家们请教，在经过调研和反复考虑后，他决定亲自在脑科学的研究方面做一些工作。
从物理研究转到脑科学是渐进的。先转到核医学，利用核技术诊断脑疾病。后来，唐孝威感兴趣的就是在无创伤条件下对活体的人脑活动进行动态过程的研究。研究脑如何感知，如何记忆，如何工作。唐孝威认为，脑的研究是一项具有重大科学和哲学意义的战略性科学领域，揭示脑的工作原理是当代自然科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作为积极推动脑科学在中国发展的科学家，唐孝威总是说，自己只是做一些组织、推动的工作。他说，在脑科学领域，他只做了三件事：推动国内脑功能成像的研究；和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合作进行人的工作记忆的研究；组织国内神经信息学的研究。“我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
我现在是普通的人民教师
当我问起唐孝威做过什么“官”时，他幽默地说，迄今为止他做过最大的“官”是研究室的主任，他说：“做官我没能力。”
唐孝威强调说：“科学需要科学家投入全部精力，我不敢有丝毫懈怠。”
我提起在他调到浙江大学时，很多人猜测他要“当官”了，他笑着说：“其实，我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民教师，不担任行政工作。在这个岗位上我非常高兴。”我问唐孝威“是不是很喜欢做教师，”他笑了。唐孝威生活在一个“教师之家”。他的妻子吕芳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的女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多年从事教育工作。女儿也是小学教师。唐孝威的祖父唐文治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41岁时弃官从教，到南洋公学任校长（即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到1920年共达14年之久。1920年眼疾加重回无锡家居讲学，并创办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校长长达30年。唐孝威从小跟随在祖父身边，聪颖好学，深得祖父喜爱。祖父的为人、学识、思想对唐孝威性格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孝威曾先后在许多大学兼职。2001年，唐孝威受聘于浙江大学做教授。与许多“两栖院士”不同，他是正式调到浙江大学，给学生开课，带研究生，指导他们进行多种学科的研究。唐孝威认为这才是他一生最大的转折。从单纯搞科研到教书育人。唐孝威说，他自己年纪渐渐大了，培养更多学科的接班人很重要。当教师实现了他这个梦想。入户浙江大学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学科门类齐全，各种专业都有，招学生方便。
1999年，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等在内的6家媒体准备联合采访和介绍唐孝威，他们认为，应该让“两弹一星”的幕后英雄站出来了。唐孝威婉转谢绝了他们的采访，理由就是，“两弹一星”的成功是千千万万人劳动的结晶，凝聚着很多人的心血。要多宣传许多在基地第一线奋战的同志们，宣传的面广一些才符合实际。
问起他的学生，“见过唐教授生气、发火没有？”他们不约而同说：“没有，他总是笑嘻嘻的，是个很随和的老师。”
唐孝威小档案
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核探测器研究及π介子实验，这是唐孝威科学研究的基础和起点；
60年代初转到国防领域。1960年4月起参加中国两弹研制，是确证中子点火技术成功的第一人，同时也是判断并证实我国氢弹原理成功的第一人；
70年代中参加中国“一星”工作，70年代末转到高能物理领域。1978年1月，率领中国实验研究组，到德国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进行高能物理实验，并参加了丁肇中教授领导的马克杰组合作，进行高能正负电子对撞实验，1979年在实验上发现传递强作用力的基本粒子———胶子；
1980年，唐孝威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学部委员。80年代末逐步开展物理学与生物学的交叉研究；
90年代初开展物理学与医学的交叉研究，并担任了国家攀登计划项目“核医学和放射治疗中先进技术的基础研究”的首席科学家。90年代中开始进行脑科学研究，参加了973项目“脑功能和脑重大疾病的基础研究”中部分课题的研究；同时，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发展近场技术、研究生物大分子体系特征”的项目主持人。此外，他还参加阿尔法磁谱仪的国际合作，进行探寻空间反物质与暗物质的研究工作；
2000年起，推动和组织我国“人类脑计划”和神经信息学的工作，并在2001年10月代表我国参加全球“人类脑计划”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