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实行“划分收入，分级包干”，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管理体制，从而形成各级政府对博物馆分级投入的财政投入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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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3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强调要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遵循文物工作自身规律、国家保护为主并动员全社会参与的文物保护体制，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做到将文物保护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城乡建设规划、财政预算、体制改革、领导责任制。
上述“五纳入”的推行，进一步强化了地方财政对博物馆的投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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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博物馆管理办法》发布实施，首次将非营利组织的概念引入法律规章，但是由于仅对博物馆的法律性质予以确认，并没有对非营利组织的概念进行界定，从而无法提供博物馆管理体制创新和运行机制改革所必需的法律支持。
博物馆的资源筹措机制，是指博物馆通过各种渠道筹集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投入博物馆建设和管理的机制，具体包括财政资源动员机制和社会力量动员机制。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性资金主要用于博物馆员工工资、正常的办公费用和少量按员工人数核发的事业费。
财政机制—国内外现状
尽管近年来，从国家层面到各地政府对博物馆事业的投入大幅度增加，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发展的环境空前改善，但是由于历史欠账过多，博物馆及其工作部门在国家和地方发展中相对弱势，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保障严重不足，仍然是制约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瓶颈。
同时，由于目前博物馆管理体制改革缺少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一些地方政府片面理解有关政事分开的精神，将博物馆作为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的机构，并因此减少甚至终止公共资金对博物馆的支持。造成博物馆在资源筹措方面存在两难问题，一方面，博物馆长期面临资金的缺乏，一些博物馆经营收入不得不用于分配，致使非营利精神被大大突破；另一方面，博物馆由于长期依附于政府拨款，难以培育出博物馆自身的资源筹措机制。
在此情况下，一些博物馆为了争取充裕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想方设法开展各类市场营销活动。但是各博物馆的文物藏品不同，功能定位不同，社会需求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很多博物馆的市场营销活动不能解决其生存发展的问题。
由于一些博物馆对于市场营销活动的内容、收入比例以及用途等，没有明确规范要求，市场营销收入大量转化为博物馆员工的收入和福利，使得原本应当承担社会公益职能的博物馆呈现趋利化倾向，突出机构和个人利益，为了忙于创收，而降低公共服务的质量，忽视甚至损害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目标，从而使很多基础性建设和公益性活动得不到重视，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博物馆发展与政府投入的关系在发达国家博物馆领域也是重要的问题之一。政府压缩经费以及不断施加对博物馆的影响，一度使博物馆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使博物馆公开、公正的职业道德准则受到了损害。
“处理财务问题是博物馆管理的重要内容，为实现博物馆的长期和短期目标，每个博物馆管理者都必须争取获得财务支持和保障。”于是，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英格兰和荷兰开展了一场“博物馆独立文化运动”，其核心内容是明确博物馆与政府的分工，即政府负责博物馆收藏的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藏品的征集、保护，及其实施这些行为所必需的资金、建筑、设施和人员方面的投入，而涉及博物馆文化传播、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投入则由博物馆负责。
这一运动的目的，在于弱化博物馆对政府的过多依附，有更多的发展机遇和自主权，在文化传播和服务领域走向社会，保持博物馆的公正和中立，同时使博物馆文物藏品的保护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财政资源科学分配
当前，政府对博物馆的财政投入制度改革，一方面要确保各级政府对博物馆事业的财政投入；另一方面要确保财政投入的资金使用效益，科学评估验收博物馆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与社会服务，保证日常运行的事权和财权相统一，对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加强监督审计，使公共财政发挥出更为理想的公共效益。
各级政府对于博物馆的财政投入制度，应当适当地增加弹性，多给予博物馆一些自主决定资金用途的空间，并对博物馆的经费结余给予适当的激励。同时，各级政府应积极探索确保财政资金发挥其最佳效用的经费拨付办法，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经费全额拨付、按照项目拨付、购买服务、适当资助或给予其他扶持等方式支持博物馆事业；
政府应改变以人员编制拨付经费的传统做法，实行“以事定费”“以费养事”；对于可以由社会或市场提供的博物馆服务事项，可以通过公开招标、政府采购等方式，向有资质的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并根据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价后支付服务费用。
社会力量动员机制
事实上，目前国家对博物馆的财物资源投入，不足以满足博物馆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仅仅依靠国家兴办、国家所有、国家供养的模式，无法迅速改变博物馆事业发展滞后的局面。因此，如何建立和完善博物馆的社会资金筹措机制，是决定我国博物馆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当前我国博物馆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和挑战。
必须鼓励公民、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支持博物馆事业，广泛利用社会资源，拓展博物馆的多种投资渠道，减少博物馆对政府财政支持的依赖性，使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形成多方参与、多方投入的局面，以弥补博物馆可持续发展所需资源的不足。
要鼓励和引导社会捐赠及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的建设和管理，建立健全博物馆的社会力量动员机制和财物资源动员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对博物馆进行捐赠的积极性，并不断壮大“博物馆之友”、博物馆志愿者队伍。
1969年，美国制订颁布了税务改革条例，鼓励社会个人和企业捐助包括博物馆在内的社会公益性机构，此条例奠定了美国对支持社会公益捐助实施免税政策的基础，是美国博物馆获得大量社会捐助，最终形成独特美国慈善文化的重要原因。
美国博物馆运营经费的不足部分主要靠社会捐赠获得，即使是国立博物馆，国家财政支付的经费也只占所需费用的70%左右，州立博物馆的经费缺额更大，私人博物馆则全部靠自筹和社会捐赠来维系，因此，美国博物馆中相当一部分工作就是围绕筹措和争取资助而进行，博物馆员工善于推销自己，对当地每个企业及企业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与之保持密切的联系，主动争取支持，为博物馆赢得了大量的捐助和捐赠。
美国有些博物馆甚至备有专业人员，经营捐款人未来可能赠送给博物馆的房产、股票等有价值证券，负责管理捐款人的人寿保险等，为其提供服务，共享收益，最终接受捐赠。
捐赠是利国利民的善举，特别是养成捐赠习惯是培育公民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一环，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同时，必须在国家层面，建立鼓励捐赠博物馆的税收政策，健全鼓励公民、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向博物馆实施捐赠的动员机制。
▲徐悲鸿画作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初，北平历史博物馆更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向博物馆捐赠文物，总数达16962件，极大地丰富了馆藏。在我国博物馆事业上，两位老人的事迹感人肺腑。一是1953年年底，廖静文先生将徐悲鸿先生创作的1282幅遗作，以及徐悲鸿先生收藏的唐以来历代名家书画作品1134件，还有各种珍贵图书、碑帖等1万余件，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
二是1997年7月4日，胡絜青女士代表老舍家属，将故居和部分文物藏品，包括文物藏品总数1903件，其中老舍先生原著456本、珍贵线装图书524本、字画97件等，一并捐献给国家。
▲上海博物馆为施嘉幹捐赠文物所设专馆
上海博物馆在接受社会捐赠方面成果显著。从1952年上海博物馆建立至今，接受捐赠的文物已经超过了3万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博物馆藏品中的精品。虽然上海地区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数量不多，但是上海博物馆能够成为国内一流的博物馆，社会捐赠功不可没。一度上海博物馆内所有陈列展览的场地、报告厅、多媒体设施、研究室、高清晰度影视中心等，几乎都是由海外捐赠建设。
上海博物馆之所以在接受社会捐赠方面如此成功，与其建立的社会捐赠激励机制密不可分。上海博物馆不仅将接受社会捐赠的文物进行明确标注，并且妥善保管、广为宣传，使捐赠者对于捐赠行为和结果满意放心，尽量帮助捐赠者解决实际困难，例如帮助捐赠文物的华侨解决住房、医疗等方面遇到的困难。上海博物馆还建立了“征集奖励费”制度，对文物的捐赠者给予最高不超过文物市值33%的奖励。
▲北京大学塞克勒博物馆
美国著名收藏家A.M.赛克勒（A.M.Sackler）曾提醒人们：“现代科学要求我们，如果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扩大人们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要把过去和现在的人们连接起来，还必须创造更有利于人们相互交流、理解和尊重的渠道，以便确保艺术、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存在和不断进步。”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理念之下，当他的私人藏品数量日渐丰富之后，便开始考虑如何使文物藏品最大范围地发挥影响，当赛克勒在美国先后建立了三座专题博物馆之后，他将热心投向东方文明古国，1984年北京大学第一次听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这个心愿。
1986年9月8日，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行了奠基仪式。然而赛克勒先生还没有能够看到自己这一留在东方的心愿最后实现，便于1987年5月与世长辞了。
▲宁波博物馆官网
宁波民众自古就有收藏传统，而今天这一收藏传统演变为独特的“博物馆情怀”，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等，众多宁波籍人士都对博物馆情有独钟，为博物馆发展贡献才智、捐赠藏品。宁波博物馆注意到这一传统，因势推动，将“动员海内外宁波籍艺术家、收藏家为宁波博物馆捐赠藏品”作为博物馆的重要工作目标，成立了“宁波博物馆发展基金会”，成为国内首家博物馆发展基金会。
香港著名收藏组织“敏求精舍”成员庄贵仑先生，祖籍宁波，在香港多方奔走，动员宁波籍人士为宁波博物馆建设捐款捐物。上海宁波籍当代著名版画家邵克萍先生，将毕生创作的原作木刻板、版画精品和手稿捐赠给宁波博物馆，并发动上海的宁波籍艺术家关心、支持宁波博物馆建设。北京大学宁波籍教授陈炎先生把自己收藏的6000多册图书和手稿悉数捐给宁波博物馆，也在北京学术界担当起宣传、研究宁波地域文化的志愿者角色。
▲傅抱石作品
2006年年末，傅抱石子女在其家人1979年捐献365幅绘画精品的基础上，再次将傅抱石写生画稿290幅、论文手稿86件（套）以及印章71枚捐献给国家，珍藏于南京博物馆。为此，南京博物院专门设立了“傅抱石艺术陈列馆”，长期展示绘画大师的作品。2008年，荷兰收藏家倪汉克先生将珍藏三代的97件瓷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这批瓷器均为明清时期的外销瓷，其中96件为景德镇窑烧制的青花瓷。
公共财政应当采取行政、金融、税收、法律等多种手段，引导社会资金进行投入，例如在对博物馆的经营收入实行免税政策的基础上，出台社会捐助政策，将博物馆捐赠纳入慈善捐赠体系，设立公益奖励基金等。要开拓多元化经费渠道，努力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博物馆多元化投入和筹资方式，畅通企业赞助和社会公益捐助等渠道，为博物馆的发展提供经费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