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登记数据，截至2020年6月3日，全国捐献志愿登记人数为2079369人。尽管这一数字已达百万级，但面对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器官移植的巨大需求，我国的器官捐献率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018年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年会强调，我国的肝、肾器官的供需比仍然在扩大（石炳毅，2019）；根据国际器官捐献和移植登记组织（InternationalRegistryinOrganDonationandTransplantation）的数据，2018年我国每百万人中的遗体器官捐献者（deceaseddonors）为4.43人，不到捐献率最高的西班牙的十分之一；每百万人中活体捐赠者（livingdonors）的比例为1.21，在统计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五。器官捐献除了能够满足器官移植的需求，也在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上有基础性价值，比如对新冠肺炎患者的遗体解剖能够提升对病毒发病机理和病毒对器官损害的认识，捐献的遗体也承担着培养医学生认知人体构造和模拟手术训练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
（一）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来自问卷调查的结论
关于公众对器官捐献认知的研究大多来自公共卫生、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其中以公共卫生领域居多。这些研究通过对大学生、医务工作者、农村居民以及普通公众等多个群体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态度及捐赠意愿。
多篇研究表明，我国公众整体上对于器官捐献的态度是积极的，具有一定的器官捐献意愿。一项针对2010年以前问卷调查研究的综述发现，被调查者中赞成遗体器官捐献的比例在40%—70%之间（王黎、张晓萍，2010）。截至2015年的综述显示，被调查者中愿意自己进行器官捐献的比例在9.3%—47.7%之间（付成琴等，2016）。在一项2012年于北京进行的调查中，近九成的被调查者赞成遗体器官捐献，超七成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在死后捐献器官（Wangetal.，2012）。2014年针对多地区公众的调查发现，六成以上的被调查者赞成遗体器官捐献，四成被调查者愿意在自己死后捐献器官（胡冬梅，2015）。而这种问卷调查显示出的“大部分人赞成器官捐献”以及一定的捐献意愿，显然与我国器官捐献登记和成功捐献的现实数字有一定出入。研究者们也注意到了这种差异（杨颖等，2014），并且讨论了问卷调查法在这一议题上的局限性，比如自我报告可能无法反映真实的器官捐献意愿，较为结构化的模式也排除了公众对器官捐献态度和想法中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信息（Morganetal.，2008；付成琴等，2016）。
（二）器官捐献认知的复杂性：文化与社会规范的影响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nedBehavior），个体感知到的社会规范（主观规范）是健康行为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Ajzen，1991）。针对国内外人群的多项研究证明了主观规范对于器官捐献的重要影响，即个体如果认为其他人对器官捐献持有正面态度，就更可能提升器官捐献的意愿（Marshall&Feeley，2006；Hyde&White，2009；Shi，2019）。在器官捐献议题上，有研究特别强调了“重要他者”的意见对于个体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特别是来自家属的支持意见或反对意见是作出器官捐献登记决定中的重要因素（游言文等，2009；王黎、张晓萍，2010）。
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我国的传统文化和观念也被认为会对器官捐献意愿造成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可能是复杂且微妙的。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死要全尸”“入土为安”等观念是导致人们不愿捐出自己或亲人器官的原因。我国传统的“重生讳死”死亡观也使得人们对于器官捐献这类与死亡有关的话题讳莫如深（柏宁、尹梅，2014）。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儒家思想中以德修身、倡导“大我”的道德观是人们认可器官捐献的社会心理基础（杨颖等，2014）。
（三）社交媒体：作为了解公众认知和健康干预的平台
整体而言，国外健康传播领域对于器官捐献议题已有不少实证研究，其中不乏探讨不同文化群体对该议题的讨论差异（苏婧、李智宇，2019）。但国内从健康传播视角对器官捐献的研究还比较有限，且绝大多数研究的对象还停留在媒体新闻报道上，比较统一的结论是我国大众媒体对器官捐献的报道以正面基调为主，以捐赠者故事为主要议题，很少流露负面情绪（谢玉丽，2016；杨慧怡，2019），但对社交媒体平台上器官捐献议题的分析尚不多见。从前人研究中可以看出，社交媒体既是了解社会对于器官捐献认知与态度的平台，也能够作为器官捐献活动的传播渠道。因此，本研究通过观察和分析社交媒体平台上我国公众围绕这一议题的讨论内容和维度，进而了解公众的认知与态度，以及社交媒体作为器官捐献宣传平台的潜力与可能性。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语义网络分析（semanticnetworkanalysis）来探索微博用户关于器官捐献议题的讨论内容。语义网络分析既可以作为一种理论框架，也可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Doerfel，1998）。其原理是基于词汇的出现频率、词汇间的共现频率和间隔距离来探索文本的含义（Danowski，1993），并进一步揭示文本生产者的认知结构（Doerfel&Barnett，1999）。具体来说，某些词语在一个议题形成的文本或者语料库中出现的次数越多，则表明该词语和这一议题的关联性越强；表达同一议题的词也倾向于出现在同一句或同一段话中，即基于词汇的共现频率形成的语义网络也能分析议题的相应情况。
依赖人工编码的内容分析法需要基于对文本的既有知识来提炼编码类目，与之不同，语义网络分析往往是探索性的（韩纲等，2017），因此也适合用于分析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的器官捐献议题的讨论情况。这一方法不仅能够客观呈现文本生产者的表达和认知，而且能展现认知产生的逻辑，尤其适用于社交媒体的传播情境和碎片化、分散化的用户生成内容（谷羽，2019）。
目前新闻传播学领域已有研究使用这一方法分析微博用户对于隐私问题的讨论（Yuanetal.，2013）。在健康传播和科学传播领域，也有学者利用这一方法探索公众对于癌症的认知（韩纲等，2017），或围绕疫苗接种（Kangetal.，2017）、纳米技术（Veltri，2013）、基因编辑（Calabreseetal.，2020）、转基因（纪娇娇等，2015）等议题的讨论和态度。
四、研究分析
本研究基于齐普夫（GeorgeKingsleyZipf）第二定律和多诺霍（JosephDonohue）提出的高频词低频词分界公式，判断本语料库的高频词应为出现202次以上的语词，共计732个。为追求更佳的语义网络可视化效果，进一步选取了前50%的高频词（即词频为374次以上的词）作为关键词，并利用Gephi软件进行了基于共现关系的可视化。高频词之间的整体语义网络结构如图1所示，整体语义网络的平均度为22.652，密度为0.062。
基于整体的语义网络，结合对特定词性（如人称代词）以及词汇情感属性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发现。
为进一步探索器官捐献议题的内部结构，研究者基于整体语义网中词和词之间的共现频率，利用Blondel等人（Blondeletal.，2008）开发的聚类算法进行了聚类分析。为得到最优结果，我们在聚类分析中剔除了中心关键词“器官”和“捐献”，并对于一些语义相近的词（如“母亲”“妈妈”等）进行了适当合并。聚类后，整体语义网络中浮现了“负面情境与积极意义并存的遗体捐献者故事”“器官捐献与医学事业”“亲缘捐赠”“器官捐献意愿与死亡观念”四类议题，如图2所示。
（一）捐献故事中负面情境与积极意义并存
图2左上角呈现的议题1包含节点最多，共占到了整体语义网络的60.88%。这其中有大量代表负面意涵的关键词，如“车祸”“不幸遭遇”“抢救无效”“突发”“悲痛”“意外”“自杀”等，同时并存携带正面和积极意义的关键词，如“重获”“希望”“延续”“挽救”“做好事”等。这类内容以在微观视角下讲述器官捐献者遭遇不幸后进行器官捐赠的故事为主，代表性的内容如：“张舒，22岁，内蒙古临河女孩，11月20日，她的名字被永远刻在包头市遗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园的纪念牌上。不幸遭遇车祸去世的她，捐出肾脏和肝脏，给3名患者带去新生命的希望之光。”又譬如：“季必林是安徽郎溪的一名退伍老兵，今年2月因突发脑干出血抢救无效脑死亡。在生命的尽头，他选择捐献自己的器官，这份馈赠最终让七人重获新生。”这也代表了器官捐献新闻中最为常见的类型。
这一聚类中的另一种情况是对于吸烟行为与捐献肺脏的讨论，关键词包括“肺”“供肺”“放弃”“抽烟”“烟龄”“烟民”等，其主要内容围绕吸烟对于捐献肺脏的影响。比如部分吸烟者捐赠肺脏后医生发现由于吸烟导致肺部情况较差而不能进行移植的故事，代表性的微博如：“此供者52岁，近30年烟龄，获取后观察此供肺轻度气肿、肺尘部有肺大泡、结核钙化。我国许多烟民的肺都会如此，医生最后决定放弃使用此供肺移植了，也就是说抽烟的人脑死亡后你想捐肺都没受者要。”或者是吸烟者以死后捐献肺脏的意愿为动力进行戒烟的内容，如：“是不是该戒烟了？免得死了肺不能捐出去。”
（二）被置于医学事业框架中的器官捐献
此外，按照遗体捐献和活体捐献的划分来看，前两类议题都围绕着遗体捐献，在整体网络中占到了80%以上，而围绕子议题亲缘和活体捐献的讨论相对较少。
（四）器官捐赠意愿作为“不入轮回”的符号
第四类议题是体量最小的一个，只占整体网络的2.38%，主要表达了部分用户的器官捐献意愿与死亡观念。这些用户主要为普通用户，大V和媒体机构参与较少。主要关键词包括“骨灰”“剩下”“人间”“回家”“大海”等，内容也相对集中，即表达自己死后的捐献意愿，但与此同时也认为器官捐献是能够阻止“入轮回”的方式，象征着“自由”与“彻底解脱”。代表性的内容如：“以后死了器官全部捐掉剩下的全部烧掉骨灰撒向大海不回家不入墓不轮回我厌烦了这人间。”或者：“死后希望自己能捐的器官都捐了……愿死后得到真正的自由。”
在这部分内容中，器官捐献议题被置于部分发布者对人生的消极态度和负面感受的表达语境中，同时器官捐献也作为表达个体“解脱”“厌世”愿望的符号，这可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下对器官捐献的一种特殊认知。
五、讨论
本研究分析了2019年新浪微博中关于器官捐献议题的讨论文本，总结而言，器官捐献议题的讨论被微博舆论场中的热点新闻事件所主导，公众的对话内容主要集中在“负面情境和积极意义并存的捐献者故事”“器官捐赠与医学事业发展”“对亲缘捐赠的支持”以及“捐献意愿与死亡观念的表达”四个方面。相比于其他公共卫生问题，器官捐献行为具有强烈的利他性质，又因我国的文化与传统观念在死亡表达上讳莫如深，使得器官捐献在劝服上具有敏感性和复杂性。因此，本研究基于公众对这一议题的认知和表达特点，为更有针对性的宣传和促进活动提供思路，并希望提升对类似议题的把握和引导能力。围绕研究发现的讨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社交媒体中用户话语力量亟待挖掘
（二）塑造“受捐者”角色有助于缓解抵触心理
结合前人对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本文认为媒体机构的报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讨论，并可能造成公众在这一议题上的片面认知和消极态度，这主要表现在负面情境的突出和受捐者形象缺失两个方面。
针对新闻报道的研究发现，我国媒体呈现中的器官捐献议题以个体故事为主（谢玉丽，2016；杨慧怡，2019）。本研究进一步发现，这类故事多以意外或急病丧生为捐献背景，这造成了器官捐献话题常被置于这类负面情境之中，并伴随较多的负面情感词汇，如“车祸”“自杀”“不幸”“突发”“悲痛”等。此前针对媒体报道的内容分析中，研究者往往将对非法移植器官的报道或传达对器官捐献的负面态度设定为“负面”倾向。微博中负面情感词汇的频繁出现虽然不等同于对器官捐献负面态度的表达，但它们所营造的消极情境依然容易造成公众对于器官捐献议题的刻板认知。公众在谈及器官捐献议题时，这种负面情境的联想可能使他们产生抵触心理。事实上，本研究的样本中也确实出现了当用户表达捐献意愿时，因为“想到死”所以产生了恐惧或者犹豫的心态。
在器官捐献故事的人物形象上，与我国新闻报道中缺乏对于器官接受者的描述（谢玉丽，2016；杨慧怡，2019）一致，在微博的公共讨论中“受捐者”也是缺位的。根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我国在器官捐献中践行“双盲原则”，即除非捐献者家属或接受者需要或出于宣传目的，捐受双方在一般情况下互不知晓彼此身份。从新闻生产的角度，这一规定部分解释了为何在目前的媒体报道中以单方面的捐赠者形象为主，也说明我国媒体在报道器官捐献议题时更多的是被动追随与器官捐献有关的热点新闻事件，而缺乏对于等待器官移植者和接受者故事的主动挖掘与后续跟进，更谈不上对于器官捐献议题的主动议程设置与科普。受捐者声音的缺失限制了器官捐献议题延伸讨论的可能性。
（三）亲缘关系与文化语境在器官捐献中的特殊性
海外研究认为，将捐赠者描述为“救人者”或“英雄”，强调捐献本身对于应对悲伤情绪的好处是说服亡者亲属同意捐献的策略（Anker&Feeley，2011）。本研究发现，除了对于“救人/助人”的认可外，器官捐献决策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也映衬出亲缘关系视角下人们希望由器官捐献行为延续生命的观念。与个人捐献决策是为了帮助他人的意志相比较，亲缘关系的捐献动机在这种话语的转述下变得复杂而微妙。比如，研究样本中有捐赠者家属对受捐者表达感谢与期待（而非反之）———感谢受捐者延续亲人的生命“替他好好活下去”、希望受捐者“替孩子看看世界”等。对亲缘关系的延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人们对于“死有全尸”的执念，使亲缘捐献动机成为劝说捐献的有效路径。
因此，在未来设计宣传活动时，应充分重视潜在捐献者的社会关系，激发围绕器官捐献议题的家庭对话和更广泛的公共讨论。比如，2013年由德国健康教育中心（FederalCentreforHealthEducation）开展的一项器官捐献宣传活动中，就将“家庭责任”定为诉求方式，即通过突出亡者亲属在失去亲人的痛苦时刻做出决策的艰难与压力，促使目前有器官捐献意愿的个体做出明确决定并与亲属充分交流和讨论（Hansenetal.，2018）。同时，本研究也发现，部分用户不仅会在微博中表达自己的捐献意愿，并且会强调“看到这条微博的朋友”在自己遭遇不测后替自己完成这一意愿的希望，这些内容为未来基于用户生成内容制定的传播活动提供了良好的语料和素材。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SKZZY2015021）阶段性成果；中央财经大学科研创新团队支持计划。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