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教育职能的日渐强化，带动了博物馆教育活动的研究与开发。笔者在实地走访调研中发现：导赏——作为实现艺术博物馆教育职能的重要教育活动，目前虽已有不少有益探索，且无论是深文奥义，还是深入浅出，其内容多停留在作品资料层面的宣讲，其形式多停留在一厢情愿的单向输出上，而真正适合且满足受教育者需要的内容却微乎其微。
博物馆的导览工作，是实现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所在展品陈列与观众之间的无以替代的桥梁作用，使之作为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工作，担负着博物馆教育功能具体化的任务，即在基于实物的直观化教育中，以语言为载体，向观众进行精神文明教育；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引发人们艺术欣赏的兴趣，进行文物、艺术作品审美引导教育，使展览具有更强的思想性、知识性、欣赏性和吸引力。导览工作与笔者的学习思考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一，报考研究生之初，笔者的学习目的在于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搭建一个服务更多观众的线上直播导览平台，而在其后的研学中笔者认识到，这个平台其实在某种形式上已经存在，而今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优化、提升其实用性和影响力；
导览中的这类问题和现象由来已久，并不鲜见。早在1987年，视觉艺术教育学者菲利普·耶那文尼（PhilipYenawine）就发现：博物馆教育者自认为有意义的知识，却并非是受众所需的。常有的尴尬是：博物馆导览者吸引了受众，也收获了称赞和感谢，但受众却没有记住导览者所说的东西，甚至留下的是一些误解。可以说，几十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博物馆教育者，一些学者，如心理学家阿比盖尔·哈森（AbigailHousen）也与耶那文尼一样，力图通过视觉思维策略（VisualThinkingStrategies）和相应的课程实验来解决此类问题。那么，通过思维培养来引导受众艺术鉴赏的研究究竟走到了哪一步，博物馆导览中的尴尬局面是否得以纾解，特别是，这种通过培养思维能力发展，引导受众在欣赏作品时进入独立思考、主动学习，并最终促使知识内化而达成有意义学习的引导式教学，在博物馆导览教育中如何具体运用，以及引入艺术博物馆教育中是否发生“水土不服”，或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地引发博物馆导览模式的全新发展等等，这些一体多面的问题，都激发了笔者对本题的研究兴趣和动力。
“导赏”的概念界定
首先，在对于“讲解”的定义中，学界普遍将之视为是实现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的重要手段和途径。陈梅在其《人工讲解在南京地区博物馆展览中应用现状的调查与分析》一文中，从引导者的身份，补充说明展览内容，适应不同层次观众理解和收集展览反馈等四个方面来解读讲解工作。
对于以上概念的关系，也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其一，“人工讲解”和“语音导览”都属于人工服务，与之相对的非人工导览服务包含有：导览指南、展品图册、文物说明牌与引导性交流沙龙，持该观点的代表为李娉的《传统、现代与未来——免费开放后博物馆导览服务深入发展的思考》；其二，“语音导览”是“人工讲解”的补充，默认导览是非人工用词，讲解为人工用词，持该观点的有叶葳《语音导览：服务中的“角色扮演”》，吴玲《讲解工作中的电脑与人脑》等；其三，“导赏”是港澳对内地“讲解”概念的别称，该观点在叶黎的《香港地区公共博物馆导赏服务工作体系探析》与《紫禁城》的《文化共融——导赏手册的文化特色》中可以得见，但较之讲解者“讲解”的主观单向性色相，则更趋向参与者自主性、能动性色彩的追求。
应该说，讲解、导览、导赏三者概念与关系不简单是修辞上的差异，而是有时空内涵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博物馆尤其是艺术博物馆的导览工作内涵，变得更适合用“导赏”一词来表述。导赏一方面具有明确的讲解目的性，而“赏”的不可替代性，使之同时在另一方面又更尊重观赏者的自动性，以及由此达成个性化的互动、延伸和精神关系的递升。本文所探讨的艺术博物馆导赏，即在艺术博物馆中教育者通过引导式教学使受众根据自身学习背景、运用自有的思维方式来欣赏艺术作品。因此，后文将使用“导赏”一词，使之更加贴合当代艺术博物馆导览工作之实。
现下，博物馆导赏方式之多元，已然可以覆盖大多数群体的观展需求。那么，最传统的人工导赏，将在何方向上寻求更新与突破？这便本研究的意义所在。艺术博物馆导赏活动，是基于实物情境下的一种社会教育活动。理论上，艺术博物馆引导式教学理论的成熟，理应基于多次的实践活动，完善方法论，再介入导赏实践的循环往复之中。博物馆引导式教育模式下的导赏活动，其参与人群本应是没有限定的，理应服务于所有愿意参加艺术博物馆教育活动的所有人群。但与之同时，理论上的普适性与其对特定人群的针对性，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艺术博物馆教育的利好、重要性和必要性，无需赘述。但馆内其他部门，乃至校方管理决策层，尚未能全面了解。想要形成中长期有效合作，就需要与馆内其他部门以及校方管理决策层达成共识。若对方不了解艺术博物馆教育的优势，那么，每次的合作都像是应付“红头文件”和“上级指示”一般，带有“运动化”色彩，当下轰轰烈烈，结束一拍两散。新时代背景之下，艺术博物馆正在不断发展、转变和丰富其社会职能。它不仅是城市的文化名片，城市的会客厅，更是文化艺术乃至社会教育的实验室。
艺术博物馆与公众的黏性关联通过其教育理念和方式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实现。而其导赏活动，作为众多艺术博物馆教育活动、工作坊、课程的前提和基础，若能不断实现其优化，不仅能够助力以导赏活动为基础的全部艺术博物馆教育活动的提升，同时对社会大众，对作为社会未来的青少年的认知主体性和思维想象力的培养建构，具有深远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以此作为基点，或能带动全部博物馆教育活动的优化升级，其积极作用与现实意义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