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故宫博物院发生窃案，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在斋宫临时展出的7件展品失窃，轰动全国。
故宫博物院馆藏180多万件文物，其中有3万多件来自民间捐赠。自1939年故宫博物院接收外国人文纳的第一笔捐赠至今，已有近800人给故宫捐赠了文物。2005年4月28日，曾作为清代后妃居所、康熙帝诞生之地的景仁宫迎来了新的使命。这一天，在面积并不算大的景仁宫的墙壁上，镌刻此前近70年间向故宫捐赠个人藏品的所有捐赠者姓名的工作终于完成，名曰“景仁榜”。榜单上，王世襄、马衡、朱家溍、史树青、郑振铎、章乃器等收藏界如雷贯耳的名字悉数在列。
如今，遍览景仁榜上的名字，让人不禁浮想，这一个个的名字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这横跨70余年的捐赠史背后，又蕴藏着什么？
大公无私的捐赠
1949年，新中国正式成立，经过长久战乱的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之时，随着新政权获得人们的日益认可，文物捐赠也异常踊跃。根据镌刻在景仁榜上的名字统计，仅1950年的捐赠就达到15次，是此前10年之和，而接受捐赠的基本为故宫博物院。
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说，这时候，捐赠者的心态最为复杂，有的是出于对新政权的感恩，有的出于保护文物的拳拳之心，当然也有一些是出于积极表现的心态。从捐赠者成分来看，文物专家、文物商人是主体。“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学者郑振铎等，都是捐献大家，他们所捐文物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极其珍贵。
在收藏界，张伯驹的倾囊收藏、无私捐赠的故事是有口皆碑的。1937年，他几经周折以4万大洋的价格收藏了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而从郭世五处购买的李白书法《上阳台帖》和唐寅《王蜀宫妓图》，仅定金就6万大洋……然而，1956年，为收藏这些字画而倾家荡产的张伯驹，竟一举捐赠了《平复帖》等8件国宝级书画，现均为故宫馆藏。
作为一个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实业家的章乃器，也将收藏作为重要的业余爱好。到1954年捐赠之前，章乃器的个人收藏已经积存了三个房间，且门类相当齐全。其中就包括如今故宫馆藏的青铜器商代毓祖丁卣、春秋越王剑、清代竹雕饕餮纹鼎，以及邢窑白釉瓶、龙泉窑青釉五孔盖瓶等珍贵精品。
为捐赠这批文物，章乃器当时曾专门致函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郑振铎从故宫派了6位专家来接收文物，在章乃器敞开的所有橱柜中，精心筛选了一个月，共选走藏品1100余件。
如果说解放初期的捐赠是个人捐赠故宫浪潮开始的话，那么，公私合营时期可以说是第一次捐赠的高潮部分。这一时期的捐赠者，从1953年到1956年，个人捐赠故宫累计83人次，而公私合营完成后的1957年，也是迄今为止捐赠人数最多的一年。梁金生说，其中一些是没有参与合营的资本家（文物商人）为了顺应新的政治形势。以单位人计算，仅仅这一年的捐赠就多达40人次。这种高潮一直延续到自然灾害时期。
为捐赠文物申请抄家
以“破四旧”名义掀起的抄家进而造成的对文物的破坏，让那个时代的人至今仍心有余悸。梁漱溟先生晚年曾经回忆过被抄家的场景：“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文物，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文物爱好者与收藏者极为珍爱的藏品，此时却成了招致迫害的由头，紧迫的时刻让人们不得不作出抉择，或者选择捐赠，让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或者自行毁掉，以免招致红卫兵的打砸。
这一时期，涌现了不少出于保护文物目的而纷纷倾囊捐赠的收藏者，而这一时期的捐赠以学者为主，尤为特别的是，有些人捐赠了物品，连个接收证明都不要，更有甚者，直接将文物匿名寄到故宫来。
有着“京城第一玩家”称号的王世襄，为了保护个人藏品，甚至兵行险着，主动申请抄家——好让公家没收了去。根据1966年9月2日的清单记录，王世襄家中被查抄的文物共有2567件、字画1242件、图书8156本，其中24捆被抄没。这些文物，直到1986年才得以归还。
著名收藏家朱家溍先生晚年接受采访时对于自己捐赠的原因的回答，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那个时代多数者的心境，朱先生说：一是房子太小装不下了，如果卖给文物贩子，也是流出境外。同时，也“怕招来灾祸”。
捐赠者有一颗爱国心
“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的时代也随之来临。根据政策，被抄家的文物要归还所有者。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被查抄的文物重归主人的怀抱，但也有心有余悸的收藏者，选择将文物继续留在故宫。
“有些藏品甚至都没有动地方，所有者直接办个转为捐赠的手续，就完事了。”梁金生说：“经过十年动乱，这些人可能仍担忧这些藏品会再起事端，而另一种考虑就是为了让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那么留在故宫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每件藏品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梁金生曾亲手接收了一件国宝级文物——由天津潘大卫的母亲捐赠的“大清乾隆御制珐琅冰箱”。
说起这件文物的来龙去脉，颇为曲折。1966年的“破四旧”浪潮，于同年8月波及到天津潘家，红卫兵们在顷刻之间，就席卷了大量的古玩字画，并砸碎了很多珍藏瓷器。与大批字画一同被查抄的，就包括这对国宝级文物珐琅冰箱，这藏品是潘大卫的外祖父在上世纪30年代由徐世昌的弟弟介绍，耗费3500大洋买下的。当时购买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文物外流。
然而落实政策后，大部分被抄文物被退回，却少了那对珐琅冰箱。“少了哪件都行，就是不能少了这冰箱”，当时潘家甚至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引起国家的重视，不要让国宝流失到国外。几经周折，直到1985年，珐琅冰箱才终于在北京东城区党校的地下室里被找到。
认领物品时，潘母当即决定将这对珐琅冰箱捐赠给国家，捐赠手续也于同年的11月6日完成。当时故宫为潘家颁发了捐献证书和一万元奖金，但他们拒绝收钱，几番来回，故宫还是派人将钱送到潘家。
就是这国宝，曾在1999年故宫博物院入藏文物精品大展中引起轰动。潘母的一个决定，让一件国家级文物就这样永远留在了故宫。
张兴军/文摘自《中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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