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记录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让城市有了往下扎的根。在东莞各大博物馆馆藏文物的映照下，千年莞邑的历史源源不断地散发魅力，现代制造文明也在此之上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博物馆逐渐成为被公众喜爱的公共空间的今天，博物馆的力量已渗透进城市的肌理。正如读懂一座城市要读懂它的前世一样，读懂一件文物的今生，亦需了解它的前世。除了馆藏、外借，你是否想过，博物馆的文物们都从何而来？
原址发掘：
尘封战火、膛口炮弹与施工队
走进鸦片战争博物馆，进入陈列馆之前，会偶遇两门铁炮，炮身完整，长短相近，陈列了十余年。作为8000多件（套）博物馆藏品之一，两门炮经历了惊险动魄的纷飞战火与上百年被掩埋的沉静岁月。
和这座博物馆的其他大炮一样，以文物遗迹的方式，它们曾静静躺在一座座房屋、一个个建筑工地甚至一座座桥梁下面。由于一场意外，世俗生活中的普通人发现了它们。依托这些历经战火洗礼的防卫设施，近代史开篇地的厚重底蕴被打捞、印证，铺陈开来。
2010年，本土发掘的铁炮在做脱盐处理。
记忆拉回到12年前。2010年入冬，鸦片战争博物馆陈列大楼前，正在进行园区环境整治的施工队一锄头下去，“咣”的一声，七八十公分深的土层中，三块大体量的长条金属物件现出一角。
“这不是普通的土。”鸦片战争博物馆保管部主任万娟记得，三块金属物件的表层裹着硬结物，一层叠一层，异常坚硬的土质让施工队停下手中的工作。
挖掘出土后，待除锈、脱盐、缓蚀、封护，这两个后来被命名为“清道光前膛铁炮”的长宽高等尺寸信息得到精确测量——像图书馆的书一样，这些出土文件附带其他“身份简历”，通过登记在册并进入库房，接受为其量身打造的专业处理保护。出土一年后，其中两门铁炮以全新的面貌，被原地架设在陈列馆外的底座上，另一门现陈列在威远炮台露天炮位。
2007年，两门本土铁炮的发掘现场。
发现铁炮，在虎门并非第一次。2007年，一位工人在捡拾废铁时，偶然发现虎门大桥下的两门清道光年间的前膛铁炮，炮身铸有铭文。万娟记得，这两门炮埋藏不深，分量却不轻。收到报告后，她赶去现场，一台吊机正小心翼翼准备起吊。
从博物馆学毕业后，这是万娟第一次在身边看到文物出土过程，“很受触动，之前是在博物馆陈列中理解藏品。在出土现场，遍地的细节还没来得及集结成报告、档案，因此是‘活’的、可触摸的。”
万娟将文物“重现天日”的“偶然”理解为文物保护者与文物之间的一种缘分。万娟记得，三门“清道光前膛铁炮”被发现的2010年，鸦片战争博物馆正式开始实施铁炮保护工程，彼时正值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团队在馆内开展铁炮保护修复，“对于露天环境而言，铁炮保护至关重要。三门铁炮如果疏于保护，文物价值将大打折扣。”
同样，如果没有开展园区环境整治工作、没有那位拾荒者的主动报告，战争中被毁掉的炮耳、被炮弹堵死的炮膛，被封住的点火嘴，将无从见证。
在挖掘出土现场，人与历史之间隔着最薄的一层。万娟更珍惜这样的时刻，“让更多人看见这些文物，让民族精神得到传承，让物尽其用，就是我们的职业快乐所在。”
文物捐赠：
千件捐赠与几封未寄出的捐赠证书
在东莞市博物馆保管部办公室里，一本褐色封面的硬壳书，因为多年翻阅，书脊已有松弛。这是2014年出版的《东莞市博物馆藏捐赠文物》，时任莞博保管部主任的杨晓东是这本书的主编。
书中挑选、记录了164件文物。和杨晓东采访后才得知，这些只是莞博馆藏捐赠文物的冰山一角。
“我在莞博的这些年里，每年都不停地有人捐赠，这是我非常震撼的。”杨晓东介绍，到今天莞博馆藏捐赠文物已达2532件（套）。
1988年，蒋建国捐赠的蒋光鼐使用过的礼帽。
平时，杨晓东经常开玩笑说有那么多捐赠是因为“风水好”，“蒋光鼐的家属一共给我们捐赠了三次，1988年时捐赠了24件（套）他的生活用品，2018年捐赠了55件（套）文物，2021年又捐赠了50件（套）书画作品，三次捐赠中不乏徐悲鸿、齐白石的真迹。”同样大规模的捐赠还发生卢子枢的后人中，卢子枢的后人先后捐赠了两次，第一次捐赠了90多件（套），第二次捐赠了353件（套）。
来自大家的捐赠撑起了馆藏捐赠文物的品质和规格，但让杨晓东同样记忆深刻、心里颇为感动的还有普通市民的捐赠，捐赠者中不乏外来务工人员——这是东莞这座城市独有的特色。
2007年一位来自广西的外来务工人员，把开挖土机挖出的65件恐龙蛋化石，分三次先后捐给了博物馆；2009年12月来自湖南怀化的外来务工人员向吉电捐赠了2件战国铜箭镞……
2007年，广西籍务工人员捐赠的恐龙蛋化石。
但有几次，这些捐赠证书却没能如约寄出——
“等我找个工作，有新号了再给你。”随后，捐赠者留下了工厂地址和名称便离开了。
那年春节，杨晓东想邀请他一起吃团圆饭，便打车去工厂找他。可未曾想到，捐赠者在工作一两个月后就离开了。“那就找不到了，证书也没办法给到他了。”这是杨晓东心里的遗憾。
从前，莞博的捐赠是没有门槛的，杨晓东只说了一句话，“唯一门槛的就是不要假的。”考虑到很多市民或者来莞人员捐赠的物品，都含有东莞的历史，总有一些自己的故事可以叙述，而莞博作为东莞市属唯一的地方综合性博物馆，所以从前对这些捐赠品都悉数收下。
“回顾莞博85年的路程，每个阶段值得铭记的历史画面，都凝聚在一次次捐赠义举中。”2014年12月，杨晓东回顾起捐赠的点滴，在书中写下了这段话。
时至今天，杨晓东还是想办一个全捐赠文物的展览，用捐赠文物讲述东莞历史，讲述东莞人民捐赠的义举和无私的精神。虽然展览还未能举办，但他依然表示：“有机会时一定要做。”
文物征集（其一）：
尽人事、听天命，好文物可遇不可求
那年秋天，广东崇正2015年秋季拍卖会举行，新手郑颖和两位同事前往广州征集文物，“那时候刚入行，什么都不懂，更多的是紧张。”举牌、喊价、敲定、签字……流程结束后，“突然意识到这个文物是我们馆藏了，这种感觉特别不真实。”
2015年，袁崇焕纪念园在拍卖会上征集得的《袁督师集附录》。
据她透露，这一次拍卖会征集得民国精刻线装《袁督师集附录》《衰烈录》《张文烈集》三本，尹守衡著清代东莞图书馆刊本的《明史窃》一套，此外还有南海康有为著光绪十七年万木草堂刻本《新学伪经考》等。
郑颖还讲述了文物拍卖背后的故事。所谓的文物拍卖不是简单的喊价成交，在拍卖前，文物征集小组还需要将选定的文物名单列出来，联络广东省鉴定站专家进行鉴定，鉴定站会给出相应的价格区间，“如果拍卖时文物价格超过最高区间，我们大概率会放弃。”
东莞市可园博物馆保管部主任张燕玲也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文物拍卖，她依然认为：“文物是具有稀缺性的，可遇不可求。”
可园博物馆副馆长林臣勇介绍，可园博物馆馆藏文物主要是通过购买、捐赠、划拨等方式获得。近年来，可园通过文物征集，收藏了不少珍品，从2004年新馆筹建之初的1000多件（套），到现在已经有12669件（套）。
2005年，可园博物馆购得的《清居廉十二花神册页》。
其中，2005年初以拍卖方式购得的《清居廉十二花神册页》，在林臣勇和张燕玲眼中别有故事。“这应该是东莞市第一次以拍卖方式征集来的文物，也是我们新馆筹建时的一件重要文物。”林臣勇说。
一番紧锣密鼓地准备后，《清居廉十二花神册页》最终在最高限价下按规定程序拍卖购得。“拍到这件文物，我们感觉非常满足，因为获得了一件宝贝。”林臣勇笑着说：“文物征集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拍卖过程中需要讲究办法，需要团队合作、分工负责，时刻保持冷静，尽量避免‘斗气’。”
文物征集（其二）：
成人之美，让文物找到最适合的“家”
谈及文物征集的过程，林臣勇感慨万千，“遗憾肯定是有的，有时就是‘阴差阳错’，最后得不到某件藏品。但看到征集回来的文物展陈在观众面前时，其实是特别开心的，因为文物本身就带有故事，观赏文物就是和历史对话。”
在本次采访中，东莞多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感人的征集故事。
在拍卖现场，同一件拍品往往会被不少人看中。“但是拍卖过程中，只要我们在场，东莞的民间藏家一般都不与我们竞争，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现在，我觉得这是东莞市民对博物馆建设的一种支持。”张燕玲回忆道。
广东精诚所至2021秋季拍卖会现场。
除了民间藏家的支持外，博物馆人以文物为中心的优秀品质，以及各个博物馆间的惺惺相惜，也给东莞博物馆界留下了不少“成人之美”的佳话。
杨晓东讲起：“我们和广东省博物馆、佛山博物馆、可园博物馆经常在拍卖行见面，如果互相看中的文物更适合对方，我们就放弃。其实大家都是想花最少的钱为国家办实事，如果以后需要还可以调拨。”
2022年，东莞市袁崇焕纪念园外借了藏于广东省博物馆的《肤公雅奏图》。
郑颖也说道：“大家都是国有博物馆，我们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都希望每一件文物能找到最适合的‘家’。”在她看来，每一件文物都对博物馆都十分珍贵，“征集而来的文物只要被放在合适的展览上，就会大放异彩。”作为一名博物馆人，她认为博物馆能够释放思考的源泉，增强文化认同感，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而这也是博物馆的力量之所在。
文物是博物馆的核心，袁崇焕纪念园亦如此。未来，袁崇焕纪念园将继续在文物工作上步履不停。5月19日，国际博物馆日的后一天，袁崇焕纪念园文物征集小组又将再一次踏上文物征集的路程，此行的目的地是——广州市文物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