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认为世界范围内博物馆这些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有哪些？或者说，当今社会环境中的哪些方面对今天博物馆的建设发展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
单就文化因素而言，我认为对今天博物馆产生最直接、最深刻影响的，是遗产保护理念的进化与发展，因为遗产保护是离博物馆专业最近的学科。今天的遗产概念，已经完成了从罗马法律体系中“今天的人因继承而得到的财产”到“文化认同的方式、集体与个别记忆、或社会与文化价值载体”的演变过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1993年、2003年关于遗产的界定，强调了遗产保护中“人文性”和价值核心理念。在这样一种从挽救“消失”到“价值”发掘，再到“意义的彰显”的遗产保护观之下，博物馆需要经过不断努力才能跟上步伐。
问：记得去年“两会”期间您接受我们采访时提到，中国博物馆遇到了一些“成长的烦恼”，这是中国特有的吗？
答：在一个信息、思想、方法都跨时空地流动交换时代，特别是博物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我认为尽管我们中国有许多自己的国情，但总体上讲各国博物馆的话题，还是有很多共同至少是相似之处的。我们当然要研究自己的个性，但同时也要正视一门专业的共性，相互衔接相互补充。
所谓“成长的烦恼”，就是“成长”之中的“烦恼”。与三四十年前相比，无论是国内国外，今天博物馆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在前面的交流中已经或多或少涉及了博物馆的“成长”问题，也就是说在全新的形势下，博物馆必须要通过开拓创新在应对变革中求生存、求发展，否则就会落后于时代甚至会被社会遗忘，而事实上博物馆正在获得成功，这是主流。但同时，任何创新都会有风险甚至要为失误付出代价，再通过总结实现新的进步。在这个时候，开放包容的氛围至关重要。有了这样的方法论，我们才能理性看待问题、挑战带给我们的“烦恼”。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在创新中找到我们博物馆的“边界”。
问：如果您所说的挑战在国际上带有一定普遍性的话，您能列举出一两个方面吗？如果能举一两个例子最好。
答：例如博物馆运行的经济环境问题。过去博物馆对经济范畴的问题相对陌生，也不敏感。那么今天要回答一系列的问题：整个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对博物馆将产生怎样潜在影响？博物馆如何为应对这种形势调整策略和行为？博物馆进入相对陌生的经济领域之后如何审慎处理自身的专业标准？博物馆经济活动的动力、活力、潜力、保障力和可持续力究竟源自何方？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博物馆在经济领域的活动仍处于探索过程中，需要的是直面的勇气、探索的耐心、运作的智慧和创新的理性。
又如博物馆的职业道德准则问题。今天博物馆的功能在持续外化，在这种必然的逻辑中，过去博物馆的职业道德标准主要用于调整博物馆内部的主体关系，而如今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处理博物馆的外部关系，诸如经济创收、企业赞助、敏感文化物品、社区利益诉求、新型伙伴关系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外部关系。博物馆借助精神工具来进行“可做与不可做”“该做与不该做”的自我判断。基于博物馆的本质属性，它所承担的主要社会责任是什么？博物馆所有的活动是否坚守住了学术理性而非趋同于其他文化项目？在博物馆资源使用社会化时，是否可能对博物馆构成学术和文化公信力上的实在或潜在的危害？
问：最后，您能否建议一两个国际博物馆的标准性的文件，供博物馆同仁研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