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至五世纪，平城从一座边地县城一跃成为北魏的都城，见证了北魏从边鄙小国成长为整个北方的主人。平城是一座怎样的城市？拓跋政权如何选中了平城？平城如何成就了北魏？在平城的城市建设日臻成熟之时，北魏孝文帝为何又决然放弃平城，迁都洛阳？迁洛之后，平城在时人心中又能唤起怎样的乡愁？围绕平城，我们有数不清的疑问，寥寥数册史书和为数不多的遗迹，究竟提供了多少解答，研究者又有哪些思考，让我们在本次沙龙中略作探索。
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市，在自然地理中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从下面几幅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大同位于（1）400毫米年降水量线经过大同附近。近日华北的暴雨，就没有越过太行山；（2）温带草原区域和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域的交界线附近；（3）海河流域的西北端，紧邻海河流域、黄河流域、内蒙古内流区的分界线。这意味着附近有较为高大的分水岭山脉；（4）农牧交错带之中，可农可牧。
再来看一下平城周边的地形地貌。从较大的尺度来看，桑干河流域由一系列小盆地组成，大同盆地在其北端，位于群山之中，周边几个大的山脉是北部和西北的阴山、西南的管涔山、南边的恒山、句注山，东边远处是太行山。这些大山脉又是无数个小山组成的，平城周边就有武州山、方山、白登山三座小山，南边稍远处是崞山，让它形成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开口的小地形。最重要的是阴山和句注山，阴山南北是游牧民的肥美牧场，就像那首《敕勒歌》中描绘的一样，所以平城距离游牧世界的核心地段是不远的。句注山在古代是一大界限，在《吕氏春秋》里就被列为“天下九塞”之一，后来的雁门关就是这座山上著名关口。山中的通道叫陉，雁门关附近这条通道实在很重要，以至于古代把句注山以北的桑干河流域称为“陉北”，下面本文就主要用陉北来代指这一地区。
总结一下，第一，平城、大同盆地乃至整个陉北地区都位于农牧交错带上。可农可牧，但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够好。第二，平城地当阴山草原南下要冲，至少在北、西、东三面都有通往草原地区的大道。第三，整个陉北地区，与南边的汾河流域的联系，中间有句注山的阻隔，并不十分顺畅。
这样的地理特征，意味着什么呢？
1赵襄子灭代
2白登之围
由此可见，在西汉前期，整个陉北地区被视为与匈奴的缓冲地带。匈奴在马邑后撤诱敌，在平城却能展开反击和包围，可以看出这个缓冲带从南到北汉匈势力此消彼长。
3马邑之谋
汉武帝对匈奴发动战争，以在马邑设伏引诱匈奴为起点。为什么选择马邑？这是距离雁门关较近的城，也是匈奴经常来与汉朝关市贸易的地方。在这里汉军才有设伏的可能，再往北，比如平城，汉军是没能力悄无声息过去的。史料记载，匈奴单于在得到假情报后，是从“武州塞”进入汉境，直到距离马邑城百余里的地方，才起了疑心。匈奴军队出入平城附近的武州塞，并未遇到抵抗，可见这一地区汉朝的防守是很虚弱的。
通过历史事件的管窥就到这里。汉武帝倾举国之力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将匈奴驱逐到了大漠以北，使得“幕南无王庭”，“不教胡马度阴山”，从此以后陉北地区才成为汉朝有效实施郡县制统治的地区。如前所述，陉北地区尤其是北部的平城，向北与草原地带的交通和联系比向南更为容易，所以王朝想要牢固掌控这一区域，就必须将边塞推进到阴山一线。这一规律在北魏时期也同样适用。不过，在边郡地区，居住的可不都是编户齐民，还有很多未完全解散的部落，以及不断来归附的外蕃，族群结构总是很复杂的。两汉时期，平城是雁门东部都尉治所，边郡的部都尉，一般都有领兵防御和镇抚蛮夷的职能，从中也能看出平城周边地域的族群结构。《汉书·地理志》：“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雁门亦同俗。”每当中原王朝势弱，这一地区必然又会被匈奴等游牧民族控制。比如在东汉初年，平城就在匈奴及其附庸卢芳之手。东汉军屡战不胜，不得不迁徙雁门等郡边民于常山关、居庸关以东。
在北方所谓“缘边八郡”中，东汉后期平城所在的雁门郡在籍人口有31862户，249000口，户口数明显高于周边的代郡，更数倍于云中、定襄等郡。这说明雁门郡所处的桑干河流域在北边地带拥有较优越的农耕条件，汉王朝可以在这里控制住更多的人口。在籍人口中，有不少定居化的乌桓人、匈奴人乃至鲜卑人。边塞内外的北族十分了解桑干河流域的农业优势，后来拓跋部南进时很重视这一区域，就在情理之中了。到了东汉中后期，也就是安顺至桓灵时期，即公元2世纪，各种矛盾爆发，北边地带也动荡起来。鲜卑、乌桓从塞外侵寇，塞内的乌桓、匈奴也经常叛乱。
公元2世纪，正是鲜卑迅速崛起的时期。1世纪后期北匈奴彻底衰败，草原上留下的巨大政治真空被从东方发展而来的鲜卑所填补。草原上仍有大量以古突厥语为语言的丁零、敕勒，他们原来臣服于匈奴，现在又归入到鲜卑檀石槐的大联盟之中。檀石槐的联盟在吸收草原中西部固有势力的情形下，迅速壮大，以至分为东中西三部，几乎覆盖了东汉从东北到西北的整个北部边境。鲜卑的寇抄最初集中在较为东方的辽西、右北平、渔阳，后来逐渐西移。护乌桓校尉治所附近的上谷郡和代郡成为侵寇的重点，这里同时也是鲜卑、乌桓与汉互市的重地。等到檀石槐尽据匈奴故地之后，从凉州到幽州的边境都常被寇抄，但檀石槐建庭于弹汗山，一般认为在代郡高柳以北的塞外，也就是在平城的东北方，因此，檀石槐时代鲜卑的寇抄自然以代郡、雁门、云中等郡为重点。
檀石槐死于灵帝光和中，不久黄巾大起义爆发，东汉王朝走上了末路。进入到3世纪的最初30余年，轲比能率领的鲜卑部再次强大起来，“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成为东汉末至曹魏时期北方塞外举足轻重的势力。轲比能是来历不明的小种鲜卑，同时期仍有檀石槐的孙辈数人率领部众活跃于雁门郡一带，他们为了与轲比能竞争，选择了依附魏晋王朝，成为“保塞”部落。此时的边塞已经大幅后撤了，由于北边持续的动乱，各郡民户流徙分散，215年，曹操撤销了云中、定襄、五原、朔方、上郡五郡，将流民集中到句注山麓的“塞下荒地”，设立新兴郡加以管理。曹魏以后，“自陉岭（句注山）以北并弃之”，233年，并州刺史毕轨想要出军威胁轲比能，魏明帝接到报告后赶紧下敕，命令军队千万不要越过句注山。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已经转移到鲜卑、乌桓诸部手中，中原王朝只能在其中施展纵横之术，试图让它们互相牵制而已。然而轲比能迅速崛起，大有兼并诸部之势，让平衡战略也难以为继。235年，幽州刺史王雄铤而走险，派遣刺客刺杀了轲比能。这一斩首行动暂时延缓了鲜卑诸部政治体的演进，但大的历史趋势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拓跋部初兴，在轲比能政权瓦解十余年之后，是这次混乱后重新洗牌的结果。虽然缺少直接史料，但完全可以推想，拓跋部先世曾经是轲比能政治联盟的成员。拓跋力微早年依附于没鹿回部，后率所部居长川，获得半独立的地位。长川就是于延水，今东洋河的上游，其实就是檀石槐建庭的弹汗山。从长川到定襄（呼和浩特附近），是拓跋早期的活动范围，也与轲比能的政治中心区域几乎重合。这片草原地带正位于大同盆地以北，可见在正式入主陉北地区之前，拓跋部已经在其北方逡巡很久了。
公元3世纪，东汉末至魏晋
拓跋力微在阴山南北的云中、定襄一带建立霸权后，即向洛阳派遣了质子，与魏晋王朝维持着和平的关系。277年，那位质子沙漠汗返回时，力微派遣诸部大人到句注山北麓的阴馆去迎接，说明在此时期，陉北原雁门郡地区仍是两者间的缓冲地带，甚至拓跋部对这里有更多的掌控。沙漠汗在这次回归途中被杀，力微不久后也去世，拓跋政权又经历了一段混乱时期。如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中指出的，拓跋力微末年的乱局，暴露出拓跋政权内部存在着拓跋与乌桓两大势力的矛盾。经过十几年的内争，拓跋部以“国分三部”的形式重组了政权，西部即阴山、云中为主的草原地带，是拓跋的根基所在，重心在盛乐；中部在雁门、代郡以北，其重心在参合陂附近；东部则在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这里传统上是乌桓的势力范围，“东部之国紧靠乌桓、宇文、慕容；游离而隔绝，并非拓跋政权能够长期控制之处”。统领中西两部的猗、猗卢是亲兄弟，统领东部的禄官则要疏远一些，拓跋和乌桓为首的两大势力以这种方式暂时实现了联合。
拓跋部的三分（西晋惠帝期）
此时正当西晋末期，刘渊已率领匈奴五部反晋，西晋在并州的统治想要维持，不得不求助于陉北的拓跋部。五部匈奴的北部在新兴郡，已经到了句注山南麓，陉北的一些部落也与匈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守住句注山一线，扼制匈奴向北发展，对拓跋部的生存至为关键。于是，尚在三分时期的拓跋部，就在中部首领猗的率领下，出兵支援了晋并州刺史司马腾。后来猗卢一统三部，更是全力支援刘琨，让这位只身深入敌后的并州刺史得以在匈奴攻势前支撑了十年之久。作为回报，310年，刘琨向朝廷上表封猗卢为代公，并将陉北残存的五县之民徙于陉南，将陉北之地尽数交给了拓跋部。拓跋部正式“合法”地领有整个陉北地区，“徙十万家以充之”，迈出了南进的关键一步。
313年，猗卢加快了南进的步伐，“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修镇之，统领南部。”在保留盛乐旧都的前提下，平城被选定为南都，并且在更南的桑乾河北岸黄瓜堆上修筑了新平城，后来还进一步跨到水南修建了灅南宫。这一切非常清楚地表达了拓跋部积极南进的战略意图。平城，正是在这时被选定为南进之后的副政治中心。从更南的新筑城也被冠以“新平城”来看，拓跋部对这个曾经离它们最近的城市情有独钟。
拓跋南进的道路并不一帆风顺，猗卢被那位统领南部的儿子六修所杀，此后二十余年，拓跋再度陷入内部帝位之争。继承权斗争的背后仍然是东西两部之争，此期间拓跋的政治重心在东木根山、盛乐之间徘徊，平城的“南都”地位大概已被遗忘。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斗最终在什翼犍继位之后得以平息，他在位达39年，一直以盛乐为都，以阴山——云中地区为根本，与石赵、慕容交好，初步建立了稳定的统治。什翼犍末年，前秦统一了北方，376年在拓跋宿敌铁弗部的引导下，前秦大军攻入云中地区。什翼犍不敌秦军，便率国人越过阴山前往漠北。但漠北生活的大量高车种落极力抗拒拓跋的到来，拓跋部人无法立足，不得不又回到漠南。原本已经在归途的秦军见状，又反攻回云中，刚刚走上轨道的拓跋政权就此夭折，而什翼犍及其孙拓跋珪的下落也成了谜团。
世事难料，383年，不可一世的前秦政权在淝水之战后迅速瓦解，被它兼并的诸多势力伺机而动，慕容部与拓跋部几乎同时展开了复国运动。386年，拓跋珪在贺兰等部的推戴下，于牛川即位为代王，恢复了代国，随后又改国号为魏。牛川在阴山以北，今呼和浩特东北方向（今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苏木一带），此时拓跋珪迫在眉睫的任务是重建在阴山南北草原地带的霸权。历史再次眷顾了拓跋，由于山西南部慕容永政权的存在，河北地区的慕容垂后燕与拓跋结成了联盟，当然其中强势的一方是后燕。重生的代国依靠后燕的强力支援，先后对草原上实力较强的独孤、贺兰、铁弗等部发动战争，取得胜利后实行“离散部落”，建立起一个基础更为稳固的政权，胡三省将这一过程称作“燕为魏驱除”。
拓跋代国日渐壮大，与后燕矛盾渐积，转而联合西燕。395年，后燕太子慕容宝来攻五原，拓跋部退至黄河以西固守，又趁燕军回师之际，在参合陂奇袭取得大捷。翌年，慕容垂亲征而死于归途，拓跋遂趁势灭后燕而据有山西、河北（396-398年）。在燕魏之间的这次大战中，陉北再次成为一个争夺的焦点。燕军北伐，专门分兵攻占了平城，慕容垂病重退兵时，又在平城以北三十里筑燕昌城而还。拓跋的灭燕之战则是从马邑向南越过句注山，直指晋阳。
获得前盟友全部遗产的拓跋部，一夜之间从偏居漠南草原的小国，跃升为成为半个北中国的主人。在此过程中，拓跋珪完成了称帝、改国号为魏等一系列建国程序，并且迁都平城，开始建设宫室、宗庙、社稷等，北魏作为一个“王朝”正式登场，也宣告了“平城时代”的开始。（参看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第四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北魏既然已经占据大半个华北，何以仍选择平城为都？事实上，在初次攻占河北之时，拓跋珪曾来到邺城，“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设置了尚书行台，并留兵五千镇守。然而半年之后，正式确定的都城则是平城。史料中没有记载拓跋珪改变决策的过程，但十几年后的一次关于迁都的讨论，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415年，平城及周边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有大臣提议迁都邺城。然而出身河北第一高门的崔浩坚决反对，他认为迁都邺城不是长久之策，主要有三点理由：第一，河北百姓常说拓跋“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若是部分留守部分南徙，必然要暴露北族人口不多的实态，而南迁者水土不服必然有疾疫死伤，更是有损威名；第二，若迁都邺城，则会让周边敌对政权看到本国的虚弱，赫连夏与柔然都会前来侵略，届时云中、平城这些根本之地就会非常危险，而国家重心在河北，阻隔恒代千里大山，难以救援；第三，如今国家重心在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明元帝采纳了崔浩的意见，否定了迁都之议。
崔浩的论证很好地展示了时人眼中平城的优势，可以总结为两点：其一，平城所在的大同盆地，与阴山草原距离很近，与句注山南、太行山东的农耕地带相对隔离。这是一种主动式的隔离，站在北方向南看，这里易出难入，进可攻退可守。其二，北魏的劲敌是同为游牧半游牧国家的柔然、赫连夏，因此云中、代北既是根本，又是边境，必须全力防守。这大约是北魏建国初期选择平城为都的主要考虑。
唯有巩固阴山防线，才能保障平城和陉北地区的安全，这一道理，于阴山南北发展壮大的拓跋部自然十分了解。与汉朝不同的是，拓跋本以游牧狩猎和征服掠夺立国，对柔然、高车、赫连夏等草原部族的战争不是简单的防守，而是选择兼并和吸收其人力、畜产资源的扩张之路。借助游牧世界中获取的军事资源，北魏一步步吞并了北方并立的其他政权。在此过程中，华北、河西的大量农耕人口也被强制迁徙到了平城一带，北魏国家配给他们耕牛和土地，于是桑干河流域的农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与更加适合游牧的阴山、云中地区相比，桑干河流域的水热资源更为优越，既可实行畜牧，更能进行农耕开发，承载更多的人口，成为战争所得人口、资源的最佳“储存地”和“转化器”。北魏国家正是这样完成了它的“原始积累”。（参看佐川英治：《游牧与农耕之间——北魏平城鹿苑的机能及其变迁》，载《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2卷，中华书局，2011年）
十六国到北朝时期，农牧交错带上的都城不只有平城，西平、姑臧、统万、和龙都可以归于这一类型。依赖游牧与半游牧世界军事资源立国的北族政权，不约而同地选择将都城放在紧靠农牧交界线的较大都市，或者如赫连夏一样，在此地带从头建设一座新城。他们都与北魏一样，既不能远离游牧地带，又想尽可能向农耕世界进取，这样的都城选择无疑具有相当的时代特征。
如所周知，北魏孝文帝在公元494年毅然决定迁都洛阳，此后平城丧失了都城的地位，降格为恒州的州治，也常被称为“代都”或“旧都”。在孝文帝在位的前20年里，主导北魏朝政的是冯太后，在此期间不仅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俸禄制，平城的城市建设也日臻完善。宫殿、城墙已极具规模，明堂、辟雍那样的高级礼制建筑也已建好，壮观的云冈石窟和城内的寺院足以安放人们的信仰，冯太后和孝文帝本人还在城北的方山上修建了陵墓。为什么孝文帝要断然放弃平城，到一片废墟的洛阳另起炉灶呢？
迁都之后，北魏历史记载的重心完全转到了洛阳，那么“旧都”平城境况如何？孝文帝迁洛既是乾纲独断，北魏统治集团中不乏反对的声音。迁都后的一系列旨在文治化的改革，让以武力见长的代人北族颇感失落。越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孝文帝越是要坚决地维护既定路线，更加尊崇洛阳，同时降低平城的地位。495年6月，孝文帝“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从生时所注籍贯，到死后埋葬之地，以洛阳取代平城的政策推行得不留余地。从迁都之初，平城的反对派就密谋扣留太子元恂，举兵断关，割据陉北；到496年底，重臣穆泰、陆叡在平城正式起兵谋反。这场叛乱虽很快被平息，但牵涉到包括太子元恂在内的多位宗室近亲，足够暴露出反对迁洛者拥有相当的政治基础。下一年初，孝文帝亲赴平城处置反叛者，这是孝文帝以及其后所有北魏皇帝最后一次“幸”平城。
在反叛事件之后，可以想见，怀念平城、颂扬平城的声音会进一步受到压制。平城不仅在实际上变得更加衰落，在文学作品中也难以呈现出故都曾经的辉煌了。大约在公元500年，时任尚书令的王肃在省中吟咏了一首《悲平城》诗：
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
王肃是从南朝逃到北朝的人，此前生活在温暖的江南，有平城苦寒的印象十分正常。就像同样出自南朝人之手的《南齐书·魏虏传》写道：“平城……土气寒凝，风砂恒起，六月雨雪。”王肃大概没去过平城，他所咏的这首诗，甚至不一定是他本人的作品，而是一首当时广为传颂的诗作。这首诗“抹黑”北魏旧都，王肃吟诵了一遍，孝文帝的亲弟弟彭城王勰竟然大为叹美，还想让他再朗诵一遍。正是由于尊洛阳贬平城已是孝文帝最后几年的“国策”，这一看似奇怪的事件才变得可以理解。
这首简短的诗还值得再欣赏一下。在诗中，平城的宫殿、苑囿、甚至佛寺、石窟完全都没有被提到，诗人的视线从平城一掠而过，直接驱马入云中了，甚至在云中也没有停留，最终落到了阴山之上。云中在平城西北，是比平城更早的旧都盛乐所在之地。而阴山，更在盛乐以北。拓跋部从阴山到云中，从云中到平城，再从平城到洛阳的发展历程，在这首诗里颠倒了过来，诗人的路线就像一次让时光倒流的穿越之旅。越往回穿越，气候越恶劣，天地越昏暗，文明越稀薄，而诗人无疑来自光明而温暖的洛阳。
和诗中表达的一样，太和后期，阴山和平城的历史的确黯淡了下去。屏蔽北境的六镇，从极受重视的军事重镇，越来越成为被朝廷遗忘的角落。在边镇从军者毫无出路，“一生推迁，不过军主”，大量的士兵都是被强迫而来的罪犯之流。他们头上的镇将都是一些“底滞凡才”，“专事聚敛”，还有一些犯罪配边的“奸吏”为之出谋划策，政以贿立，腐败透顶。陈寅恪先生说：“中央政权所在之地洛阳汉化愈深，则边塞六镇胡化民族对于汉化之反动亦愈甚，卒酿成六镇之叛乱。”洛阳的汉化和文治化程度越深，六镇那些依靠武力出身的兵将就更加边缘化，这些没有出路的北人与盘剥他们的镇将间矛盾极深。文化的冲突是表象，地域间政治前景的落差和人群间社会流动的阻塞才是问题的实质。
正光四年(523)，柔然阿那壞叛魏，兵过平城；同年，六镇起义爆发。
特展信息
展览名称：经典与范式——平城实力和云冈时代
展览地点：吴文化博物馆一楼第一特展厅
（注：本特展闭展日期延期一个月，从2023.10.08更至2023.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