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习习展新绿，万物滋荣育新机。三月春至，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在京如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00名代表委员承载职责使命，满怀信心希望，齐聚一堂共商国是。这一年的两会意义非凡。立足百年党史新起点，展望十年跨越新时代。全国两会奏响了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主旋律。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必须爬坡过坎。越是困难越要坚定信心、越要真抓实干。”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成绩，坦陈不足、直面挑战，进一步为中国奋进新征程指明了方向和路径。面对复杂形势、艰巨任务，我们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伟大的中华民族从不畏惧挑战。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在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全国各族人民定能化压力为动力，积优势为胜势，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
稳大盘，既要扣主线，也要守底线。保经济促增长，做好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责任重大、使命艰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多次对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加强市政设施和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开展老旧建筑和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再开工改造一批城镇老旧小区，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救援能力，做好洪涝干旱、森林草原火灾、地质灾害、地震等防御和气象服务。”“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代表委员立足国情和实际，围绕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话题积极建言献策、同商共议，为做好新时代应急管理工作凝聚力量。
乡村振兴
张兴凯：美丽乡村建设下的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美丽乡村的“路”越走越宽，带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一些安全风险和“隐忧”逐渐凸显，并呈现出多样性、季节性、分散性、复杂性的特点。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凯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凯告诉记者，当前农村安全生产问题已经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2021年，张兴凯在大量调研中发现，目前部分省市区的农村安全生产工作已开展了诸多有益尝试，并创造了许多值得推广的范例。如有的行政村打破上层部门界限，将公共安全、应急、交通等工作职能整合，尝试一体化的网格化管理模式；有的组织开展安全乡村建设试点工作；有的建立县级应急（消防）救援指挥中心和乡镇专（兼）职消防救援队伍等。
对此，张兴凯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加强农村安全治理与应急管理工作。一是理顺监管机制，消除监管空白。通过推进农村安全治理和应急管理顶层设计，理清各部门监管职责，织牢农村安全生产监管和应急管理“责任网”。二是开展城乡一体化的安全风险与应急能力综合评估，摸清城乡安全风险和应急能力底数。根据摸底情况，制定出台适应农村生产经营特点的安全生产法规标准。三是加强基层安全治理和应急能力基础建设，有效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四是发挥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制度优势，扩大农村安全应急群防群治工作面。五是加强农村宣传教育，用老百姓的语言编制易读易懂、简洁明了的宣传材料。
张兴赢：加强农村地区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2021年，我国河南、湖北、四川等地发生特大暴雨事件，引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尤其是对农村地区造成了极其严峻的影响。一些地方乡村道路冲毁，电力、通讯、交通中断形成“孤岛”的局面屡屡发生。这让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副主任、国家大气环境监测卫星工程应用系统副总师张兴赢感觉到，在同等强度的自然灾害面前，农村的防灾减灾能力较为薄弱，亟待加强。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副主任、国家大气环境监测卫
星工程应用系统副总师张兴赢
张兴赢告诉记者，近20年来，中国80%以上的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都分布在农村地区。中国832个已脱贫贫困县中，有70%以上位于易受暴雨和洪水地质灾害影响的地区，因灾返贫风险挑战严峻。“目前，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较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分布于城市地区。‘农村不设防’已成为较为突出的问题，使得农村地区成为中国防灾减灾的薄弱环节。”谈到目前我国农村地区防灾减灾存在的短板时，张兴赢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受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限制，中国农村地区的地形、地质、自然禀赋等层面的复杂危害更加严峻，叠加农村贫困地区防灾减灾能力的明显不足。二是受城乡二元化体制的影响，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普遍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三是由于缺乏就业机会，以农村青壮劳力为代表的农民工流向城市地区，缺乏基础性群众力量。“目前，农村地区的防灾减灾知识的宣传教育相对滞后，相对来说，村民还缺乏防灾救灾知识及自救、互救技能。”张兴赢告诉记者。
赵剡水：呼吁建立国家农业农机化生产应急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国机研究院副总经理赵剡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部分省市暴雨汛情等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影响。2020年，东北遭受台风袭扰，玉米大面积倒伏。2021年，华北遭遇暴雨形成涝害，致使农用机械无法进地工作，造成收获时节延后、收获损失加大、冬小麦播种普遍延后，进而对2022年夏粮生产造成不良影响。对此，赵剡水就进一步强化国家农业农机化生产应急机制提出四点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国机研究院副总经理赵剡水
二是加强自然灾害防御能力建设。建议推进农业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农业灾害发生规律研究。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增加土地深松、平地作业，清理沟渠，保持足够的蓄水容积，解决灌、排问题。完善与气象、应急管理、水利等部门信息共享机制，准确研判灾情趋势，利用大数据、卫星遥感、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提高灾害预报预警能力。
三是提高农机智能物联水平。建议综合运用北斗、5G、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进农机物联网管理平台建设，完善各地“互联网+农机平台”的应急救援智慧系统功能，提高农业机械化生产状况动态监测、农机作业指挥远程调度和应急处理水平。
四是加强应急农业机械储备。建议遵循“平时农用，灾时应急”原则，加强救灾防灾专用农机装备储备建设和农机手应急救灾防灾技能培训，提高农机应急抢收抢种抢烘及排涝抗旱服务能力，促使农机保有量和类型结构满足救灾防灾需要。探索建立农业农机化生产应急管理基金以及政府储备和市场储备相结合的农业救灾物资储备体系。
防灾减灾
钮新强：提高城市防洪排涝标准，增强极端天气洪涝风险应对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钮新强
此外，还要提高重要基础设施和生命通道安全运行保障能力。基于底线思维，对于医院、学校、地铁、火车站等重要基础设施、交通枢纽、生命通道，宜结合建筑物局部景观打造，采取挡、堵、抽等末端治理措施，提高城市生命线工程防洪排涝标准，并在行业标准和设计规范中进行明确；加强城市应急抢修和备用物资储备建设，保障供水、供气、供电和通信系统运行，确保城市基本功能不至于崩溃，增强超标准极端暴雨防御韧性。
朱定真：以重大气象灾害预警为先导，推进政府和社会应急联动机制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近年来罕见的极端天气出现频率、强度都有所增加。为了加强灾前统一领导和综合研判，有效组织开展社会动员，将防灾关口前移，掌握抗大灾中有力有序有效应对的主动权，在“极端”和“异常”更频繁之时处变不惊，避免“应急”变“救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真建议，气象预警应注重体现灾害风险程度，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推进建立政府和社会应急联动机制，以重大气象灾害预警为先导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真
朱定真告诉记者，2021年，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反映出预警与响应联动机制不健全的问题。“虽然气象灾害多发，但是相比地震等灾害，气象灾害的孕育、产生、成灾有一定发展迹象可循，越早抓住先机越能在应对中取得更多胜算。在日常生活中，虽然我们经常能通过电视、手机收到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但是真正明白这些颜色代表的气象灾害带来的风险的人却不多。”此外，朱定真认为，现有的气象灾害预警以反映天气自身强度为主，其描述的危害程度更多是自然属性上的“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步，这种理念已经不适应现实需求。“例如，同样是大风红色预警，风刮在白天和刮在晚上的影响就不一样。同样是一场50多毫米的降水，对南方城市造成的影响和对北方城市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由此可见，气象灾害预警尤其是重大气象灾害预警需要从自然属性向社会属性转变。
在加强防灾减灾信息共享资源池建设方面，朱定真建议，应在保障信息安全使用前提下，协调推进灾害预警业务单位跨领域合作，共享人员流动、风险暴露度分布等社会行为、环境信息，用于完善预警预报模式，以提高预警的及时性、针对性、有效性。
此外，朱定真还建议，应对应急避险场所实行全国统一标识。配合应急联动机制和社会响应机制，城市中风险脆弱性、暴露度高的区域要规划建设（或者应急时征用）防涝、防风、防雷电避险场所。要对避险场所施行全国统一的醒目标识和色彩，便于正确识别、使用。
王作英：构建现代化应急救灾物资管理体系
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理念，构建现代化应急救灾物资体系，提高应急救灾物资管理质量，将对践行“我国是大国，必须具备同大国地位相符的国家储备实力和应急能力”提供坚实保障，也必将有效提高我国应对处置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丹东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王作英认为，目前我国应急救灾物资管理体系基本完善，国家层面经历的大规模灾害救助、大批量物资调拨、大范围救灾捐赠等实战经验比较丰富，防灾思想意识、防范准备、应对经验比较成熟，处理受灾救助时效性显著提高。但在取得成效的同时，我国应急救灾物资的管理体系短板也不容忽视。“在应急救灾的专项经费投入方面还有缺口，地方救灾物资储备的帐篷、被褥、折叠床、冬装等储备规模偏小。”王作英告诉记者，有些地方重点企业、社会组织等参与救灾物资储备的积极性不高，企业储备救灾物资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强，主要救灾物资的产能、储备等掌握情况不够精准。此外，围绕救灾物资需求预测的科学性、精准性、严谨性还需提高，物资调运发放全程追溯还没有完全实现，在精确投送、落实到户到人“最后一公里”的时效性上，仍然存在短板。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丹东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王作英
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王作英建议，应完善高效储备体系，构建统筹保障格局。“要加大专项资金投入，补齐补全地方应急救灾物资储备，提高基层解决突发事件应急能力，着重处理好社会舆情的导向宣传，充分利用公益媒体等宣传手段，引导社会舆情树立正确安全防范意识。”王作英告诉记者，围绕应急救灾物资储备的重点方向、重点地区、重点对象，对有能力集生产、加工、储备、运输一体化的储备基地，给予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夯实应急救灾物资储备的主体责任，构建“辅之以利、辅之以义”保障机制，加强省市县本级管理部门的统筹联动，打造国家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互为补充、上下衔接的新格局，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
“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不断健全，应急救援效能显著提高，在应急救灾物资管理方面也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提炼既有工作成效并进行推广，形成示范引领效应。”对于构建数字监控体系，提高应急管理效能，王作英提出，应围绕我国“十四五”规划“数字强国”的决策部署，对现有应急救灾物资库房的环境监控、应急通信、物流作业等功能进行整合升级，为职能部门的救灾物资管理调控、质量溯源提供数字化、智能化、现代化支撑。构建规范化、标准化应急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完善属地部门之间、地区之间、政企之间信息互联互通机制，实现数据资源多主体、多层级、全流程信息共享，筑牢数字化工作流程。此外，王作英还建议，组建国家、省、市、县多学科、多领域专家团队，进一步完善系统化、可操作的应急救灾预案体系建设，提高科学预判和防范处理重大突发事件能力，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应急救灾管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郭凤莲：加强在晋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储备
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作为应急物资储备的一种，是开展抗洪抢险、抗旱减灾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我国是大国，必须具备同大国地位相符的国家储备实力和应急能力。”《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统筹解决好“储什么”“谁来储”“怎么储”的问题，系统规划、科学优化储备的品类、规模、结构，加快补齐补足关键品类物资短板。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大寨镇大寨村党总支书记郭凤莲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大寨镇大寨村党总支书记郭凤莲表示，2021年，山西省出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强秋汛，汾河中下游地区遭遇严重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50亿元。灾害暴露出山西省基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仓库建设较为滞后，防汛抗旱物资种类不能满足抢险需求，物资储备相对单一，必要物资的储备数量、品种不足，种类针对性有待加强。
为进一步发挥在晋中央防汛抗旱物资作用，提高山西省应对突发汛情灾害能力，郭凤莲建议，从三个方面加强在晋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储备。
一是增加在晋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仓库数量，优化储备布局。目前，山西省内的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仓库位于省会太原周边，建议国家在汾河下游、黄河金三角运城地区一带，增设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仓库，优化储备布局，不仅便于支援山西省防汛抗旱，同时便于就近支援豫陕两省防汛抗旱救灾工作。
二是优化在晋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储备库存结构。结合2021年秋汛实际，要转变对于山西“十年九旱”的认识，调整目前在晋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中防汛物资与抗旱物资比例结构，提高防汛物资比重。同时，增加针对城市中涵洞、桥梁、隧道内排涝、救援需要的搜索救援设备和适用于狭窄空间快速排水的大流量排涝设备，增加针对大面积洪涝地区搜索救援受困人员需要的无人机、冲锋舟等设备，使其能够更加适应我国现阶段防汛抗旱工作需要。
安全应急产业
姜耀东：破解瓶颈，促进安全应急产业健康发展
安全应急产业是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类突发事件提供安全防范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处置与救援等专用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认为，从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保障及2020年、2021年应对各类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的经验来看，安全应急产业对于提供先进技术和装备、满足应急物资保障需要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
姜耀东表示，经过十多年的培育和促进，我国安全应急产业进步是明显的。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中国安全应急产业总产值超过1.5万亿元，较2019年增长超过15%，该产业正在走向快速发展通道。但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发展不平衡、高端产业供应不足、优势企业带动作用不明显等问题已然成为安全应急产业发展掣肘。
“发展和壮大安全应急产业，要尊重产业发展的规律。”因此，姜耀东就促进安全应急产业健康发展提出以下三个建议。
一是进一步加强政府宏观政策的引导。建议在“十四五”时期配合贯彻落实国家应急体系规划的同时，尽快出台顶层的指导性政策。二是依靠科学技术和政府资金引导产业发展。建议在安全应急核心技术与装备研发方面加大科技投入；在支持研发先进、急需的安全应急技术、产品中，要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源积极参与科研成果转化与产业化进程；面向四大类突发公共事件的需要，通过实施安全应急装备和产品应用示范，推动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三是提高区域安全应急产品供给能力。建议支持地方发展特色鲜明的安全应急产品和服务，优化现有示范基地发展路径，促进区域安全和应急保障能力分布更加合理。四是提高安全应急产业提高保障能力。建议安全应急产业发展要以需求为导向，重点支持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和应用场景创新，壮大产业与提供保障紧密结合，协同发挥政府、企业、社会作用，破解安全应急产业发展瓶颈。
城市安全
郑鈜：加强应急能力建设，保障城市安全发展
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各种灾害，防范灾害带来的影响，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成为捍卫城市安全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四川省委副主委、西华大学副校长郑鈜建议，应加强城市应急能力建设，保障城市安全发展。
“加强城市灾害调查，完善应急预案非常重要。”郑鈜建议，应结合自然灾害普查工作和城市应急需要，试点开展城市灾害普查，摸清城市尤其是大型和特大型城市灾害隐患。对不同部门、层级、类型主体的救援能力、救援物资储备等应急资源进行调查，探索高效快捷的应急物资调度使用机制。进一步规范、完善城市总体和专项应急预案，推动预案电子化、智能化建设，提高危险化学品、火灾、燃气等专项预案与基层部门应急预案的可行性与高效性，增强预案保障措施，明确应急响应的权限与责任，提高响应速度和能级，加大对省市县乡不同层级总体应急预案对接的审核力度，建立智慧应急预案实施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四川省委副主委、
西华大学副校长郑鈜
在加强承灾能力建设、增强城市韧性方面，郑鈜建议，应在灾害普查基础上建立责任清单，厘清、落实重点灾害隐患的监管责任，有序推进各类灾害隐患点的治理与监管。充分考虑不同灾害风险和影响因素，将各种应急力量系统纳入城市应急救援体系进行综合管理。加强公共基础设施、设备、场所的管理力度，建立重要隐患点的巡查、检查、值守、管理制度。加强外部生命通道的维护与管理，确保重特大灾害发生后的生命通道畅通。针对不同灾害类型与等级，对现有应急避难场所进行适用性评估与改造，优化升级应急避难场所。
加强物资储备供应，对提高城市安全保障水平至关重要，对此，郑鈜建议，应深入研究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形式的应急物资储备机制。健全中央、地方、部门多级应急物资储备与使用制度，建立分类物资储备职责，不断充实各级应急物资储备种类与数量。加强信息能力建设，有效提高决策质效。“依托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普查，结合智慧城市建设，加快部署省级灾害数据中心，进一步建立健全省市县三级数据上报和使用制度，加快灾害数据开发使用进度。”郑鈜告诉记者，应强化部门联动机制，提高应急管理、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的信息监测、处理能力，对接安检、卫生、公安数据，运用区块链技术，采用分布式布局，建设省级应急信息系统。强化应急通讯保障，建立天基、空基、陆基三位一体的应急通讯系统。完善联合研判与决策机制，建立跨区域、多领域的专家队伍，及时准确进行灾情研判和处置决策。
此外，郑鈜还建议，应加强应急装备建设，增强救援能力。鼓励科研院所、企业开发高层建筑消防装备、特殊环境救援机器人、地下管道巡查修复设备等智能化、高技术应急装备。积极拓展资金筹措渠道，加快提高各级应急救援队伍的装备水平。
吴智深：提升城市安全风险监测的可靠性和预知性
在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要加强市政设施和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开展老旧建筑和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当前，我国城市安全新旧风险交织叠加，城市基础设施开始从“建设期”走向“维护期”，安全保障及维护管理压力加大，城市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江苏省委副主委、东南大学城市工程科学技术研究学院院长、国际智慧基础设施结构健康监测学会会长吴智深表示，提升城市安全风险监测的可靠性和预知性，及时发现城市运行中各类风险隐患，提升城市抗灾“韧性”，是实现城市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措施。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江苏省委副主委、东南大学城市工程科学
技术研究学院院长、国际智慧基础设施结构健康监测学会会长吴智深
“当前，在我国城市发展中，一大批桥梁隧道、高铁地铁、电力、楼宇高塔以及地下管廊等大型城市基础设施需要可靠的长期安全风险监测以及维护管养。”吴智深告诉记者，如何利用信息化及智能化手段开展精准监测，提升监测预警技术装备体系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是当下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运营维护的迫切需求。吴智深打了个比喻，大型城市基础设施像人体一样，内部可能有各类疑难杂症，但这些大型基础设施不能像人一样到医院去接受精密检查，只能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对其进行“健康监测”。由于大型基础设施各类疑难杂症的早期“病状”所反映的信息并不明显，在监测过程中，必须要求数据具有可靠性和精准性。“只有对可靠数据进行全面解析或剖析，得出的‘诊断’才是有效的，才能实现治病于末端。”吴智深说。
吴智深表示，城市安全风险监测还要提升预知性。“所谓预知性，就是通过高性能长期监测技术、解析评估技术和智能化技术，得到各种监测数据，对其基本运行状况进行实时评估，同时再根据积累的可靠大数据进行分析，尽早发现城市基础设施安全风险和隐患，精确把握早期‘病状’，‘治小病防大病’甚至‘治病于末端’，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可靠性，实现城市以及城市生命线的可持续发展。”吴智深解释说。
数字化、智能化到智慧化是当代城市发展潮流趋势。吴智深建议，应利用好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发展新基建，做好顶层设计，建立耐久、强韧的智能监测与感知系统，实现平灾条件的全过程监测，进而进行智能分析与决策，为制定应急方案、灾害救援、资源调配等提供依据。
“发现城市运行中各类风险隐患，以及针对城市老旧建筑和基础设施应及时进行城市抗灾能力提升工作。”吴智深补充说。还必须高度重视提高城市发生灾害后的快速可恢复性以及自恢复能力，即开展城市复原力的抗灾“韧性”提升工作。
田春艳：完善城市体检评估体系，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城市安全韧性的问题凸显，目前，我国的大中小城市都面临着人口、资源、财富和社会活动的快速集中，突发性传染病、火灾、洪灾、地震、极端气候、房屋与桥梁倒塌、道路塌陷等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不断凸显，并且各种因素叠加、相互交织，形成非常复杂的局面，城市安全问题不可忽视。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三检测所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田春艳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三检测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田春艳告诉记者，近年来，突如其来的暴雨灾害以及路面塌陷、桥梁倒塌等事故时有发生，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道路、桥梁、轨道交通工程、排供水、热力、燃气各类管线等市政基础设施对保持城市功能正常运转非常重要，这些设施的安全运行是打造韧性城市的基础，提高市政基础设施应对各种灾害和突发风险的能力极端重要和紧迫。”田春艳告诉记者。
田春艳表示，“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城市体检工作，对打造城市安全和韧性有重要意义。城市体检工作能够发现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方向性的解决思路和建议。从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等经验和教训来看，在目前的城市体检评估指标体系中，安全和韧性指标设计考虑还不够充分，针对性还不够强，城市体检评估指标体系仍需要不断修改和完善。“只有充分理解城市安全韧性的重要性，抓住城市运行的安全底线，城市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空间。”田春艳告诉记者。
同时，在已有指标基础上继续优化城市防涝指标。“目前在安全韧性方面包含两个城市防涝指标，分别为常年出现内涝积水点的数量和市辖区建成区内具有渗透能力的地表面积占建成区面积的百分比。”田春艳告诉记者，在面临极端暴雨时，整个城市都受到灾害的冲击，常年内涝积水点的数量能否充分体现防涝能力，值得商榷。这些指标的合理性和充分性都需要结合历年来城市水灾情况重新进行系统研究，并对指标进行优化，力争最大限度代表城市防洪涝的能力。对此，田春艳建议，增加体现城市应急预警能力的评价指标，建立“变事后应急为事前预警”的观念，采用数字化技术手段搭建国家和地方联动的城市安全预警系统（含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通过一定的方式评估城市应急预警机制是否健全、灾害预警是否及时、灾害发生后应急预案是否真实有效。此外，田春艳还建议，加强城市灾害预警预算投入，建设数字化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骆沙鸣：加快韧性城市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安全发展
城市建设着眼于提高综合抵抗力和系统恢复力，以全领域风险防控的现代城市治理思维，提高城市治理系统内生的自我调适和自我修复能力。目前，我国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空间资本化导致的非均衡博弈、空间同质化导致的人文性缺失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常委、福建省泉州市政协一级巡视员骆沙鸣认为，应将韧性城市规划理念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问题导向推动常态管理和应急管理有效衔接。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常委、福建省
泉州市政协一级巡视员骆沙鸣
在完善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方面，骆沙鸣认为，应重心下移，增强城市抗逆力，完善韧性城市发展和城市韧性度提高的顶层设计，制定合理的韧性城市风险评估机制和绩效评价体系。此外，骆沙鸣还建议，应进一步完善和协同城市技术韧性与制度韧性体系。
消防安全
孙建博：推进5G技术在森林草原防灭火中的应用
据了解，近年来，通过实施诸多林业生态工程，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发展，森林面积和蓄积有较大幅度增长，重点林区可燃物载量远超临界值，中幼林和高油脂树种比重较大，增加了森林火灾的防控风险。此外，再加上极端天气增多易形成短时持续高温、大风天气，为森林草原火灾集中爆发创造了易燃条件。森林草原火灾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危险性高、处置困难，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强化火源管控、消除火灾隐患尤为重要。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淄博市原山林场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孙建博告诉记者，各地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科技手段，最大限度保障森林资源安全，实现对重点林区火情、林业植物资源24小时不间断监管。兼容有线、无线网络的大型视频监控综合管理系统应运而生。中心监控人员可以通过此系统直接对各个重点林区进行实时监控，不仅能直观地监视和记录现场的实时视频情况，还可通过在前端安装各种报警辅助设备，从而有效防止火灾蔓延，做到及时预警和指挥救火工作。这为林区植物资源保护提供了第一手视频资料，也为后续的事件处理带来了可靠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淄博市原山林场发展战
略委员会主任孙建博
孙建博认为，随着5G技术的推广应用和深耕发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应从人防、物防的管理模式转变为“5G防”，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和“互联网＋”模式，为森林防灭火提供“千里眼”“顺风耳”，精准掌控森林防火点位，切实提高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保证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以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实现森林防灭火智能化在5G时代下的发展应用，不仅是提高森林灭火救援实战能力的迫切需求，也是推动森林消防救援队伍灭火救援智能化的必然要求。对此，孙建博建议，应加大5G技术应用，打造现代化的森林防火监测预警、远程救援指挥系统，提高监测预警和救援效率，最大限度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有效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在全国各地建立5G技术应用森林防灭火智能化试点，探索通过5G技术应用在大数据、无人机、红外探测、卫星监测等新技术，推进防灭火监测预警精准化、扑火决策智能化和扑火装备现代化，提高森林防灭火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此外，他还建议，建设森林防火5G“电子围栏监测系统”，把重要林区及各边界处监控起来，实现对非法进入林区的人员及时发现、劝阻、取证等，并实现轨迹回放。
孙涛：建议山西设立国家森林消防队伍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山西柴油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总装试验二厂装配班组班组长孙涛介绍说，山西省现有林地面积787.25万公顷，占国土面积50.26%，森林覆盖率23.57%；天然草地面积455.2万公顷，占国土面积29.2%，国家和省级自然保护地270处。省内集中连片针叶林多，农林业交错区域大，林下可燃物载量厚；林区地形条件复杂，沟壑纵横，地势陡峭；受全球气候影响，高温、干旱、大风等极端天气增多；旅游、农牧业生产等野外用火行为增多，直接导致山西省森林草原火险等级高、火源管控难度大、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几率高。
孙涛表示，虽然目前山西省组建了县级森林消防专业队伍，但由于缺乏系统的训练，实战经验不足，整体作战能力薄弱，仅能满足日常防护和早期森林火灾扑救，难以应对处置较大以上森林草原火灾。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山西柴油
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总装试验二厂装配班组班组长孙涛
马邦河：加强农村地区消防安全工作
农村地区消防工作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乡村建设的重要保障。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地区消防工作基础薄弱问题日渐突出。“消防设施太少，这是大多数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比较突出的问题。而这些地方大多数住房是砖木结构，存在一定的消防隐患。”对此，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政协副主席马邦河建议，加强农村地区消防设施建设，各级政府应根据农村地区人口分布、道路状况等合理规划消防设施服务半径，统筹推进农村消防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夯实农村火灾防控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政协副主席马邦河
在采访中马邦河告诉记者，目前农村地区民宅房屋毗连，消防间距、消防车通道、消防设施、电气线路敷设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现象颇多，火灾事故频发。马邦河表示，农村地区消防组织建设还不完善，消防安全责任落实还有待加强，隐患整改经费投入普遍较少，基层监管能力也有待提高。
化工安全
张春生：安全生产工作要从零开始向零奋斗
全国人大代表，金陵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春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金陵石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陵石化”）始终站在事关企业生存发展和履行国有骨干企业责任的高度，牢固树立“从零开始、向零奋斗”的安全发展理念，将安全生产各项要求措施落实到生产经营和建设发展的每个环节，保持企业安全平稳运行态势。结合金陵石化经验做法，张春生就如何做好石化企业安全工作谈了以下三点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金陵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春生
注重培训，要让人人讲安全。张春生认为，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始终要将教育培训作为提高安全管理水平的重要抓手，坚持创新安全教育方式和载体，在培训的内容和形式上狠下功夫。金陵石化将安全教育融入“大学习”“大培训”体系中，广泛采用全员岗位练兵、技术比武、导师带徒、计算机仿真培训等方式，定期举办专题培训。建立以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为核心的应急管理网络，完善公司综合应急预案和16个专项应急预案，提高事故防范和处置能力。
欧其：以数字化改革加快实现化工产业管控能力现代化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其中，“推进５G规模化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更是为未来化工产业智能数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欧其
“推动化工行业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欧其建议，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加快化工行业数字化改革、实现管控能力现代化。
一是以数字化手段精准排查“小化工”。建议工信、公安、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多部门系统对接、数据共享，通过工业用电户、动力电使用、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危险化学品车辆运输轨迹等大数据甄别，对小化工底数彻底清查。
二是严格新建项目本质安全准入。建议把数字化建设作为行政许可的前置条件，要求新建精细化工装置必须实现全流程自动化控制，特别是一、二级重大危险源、关键部位及工艺参数的数字化全覆盖，做到100%自动预警、紧急停车和联动处置，同时接入园区重大危险源实时在线监测监控系统。后期逐步将企业三四级重大危险源、经评估认定的重大风险点和国家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等纳入监控范围。
三是深化推进化工园区安全监管和应急救援信息平台建设。建议在化工园区规划建设和认定时，同步加强数字化的部署和考核，加快推进承接地化工园区安全风险评估复核和“一园一策”整治提升。此外，要加快实施园区内现有项目安全设计诊断，并在现有风险分级管控的基础上，升级风险监控预警、风险动态预警评估模块，对风险隐患及时发生警示。
欧其特别提到，随着运行年限不断增长，部分早期建设的化工装置已进入疲劳运转状态，系统稳定性和故障率上升等问题不断显现。如何让老旧设备借助数字化转型“春风”实现更新换代，还需要政府部门和企业齐发力，加大资金投入，引导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有序发展。
乔旭：以“最小化”原则画好化工安全与清洁生产同心圆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化工产业，具有易燃易爆、高温高压、“三废”排放量大等特点，因其行业的安全与环保问题突出而饱受社会争议。重特大事故发生拉响了全行业的沉重警报，环保与安全需求导向间存在的矛盾，加剧了化工行业所面临的“政府揪心、企业烦心、社会闹心、行业痛心”的困境。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乔旭
在困境中寻求突破，实现化工与环保的辩证统一、化工与安全的统筹协调，是化工行业高质量的必由之路。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乔旭建议，遵循“最小化”原则，实现生产、安全和环保三者之间的统一，加强化工、安全和环保等部门的政策协同，寻求化工安全与清洁生产的最佳联结点，以产业技术创新助推高质量发展。
乔旭介绍说，本质安全“最小化”原则，是指通过减少化工过程及装置中的物料用量和能量密度，降低事故的发生概率和严重程度。简而言之就是“化大为小”，将化工厂的高耸塔器和巨大釜罐，分化成若干个最小单元，通过强化手段大幅度提升单元效率，将单元智能集成为高通量的工业化装置，从而实现生产本质安全，同时运用源头绿色、过程减量技术，大幅度减少污染物的生成和事故的发生，加之采用先进装备和自控手段杜绝无组织排放，实现“三废”量最小化。
再者，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绿色化工技术创新。发挥政策、资金、项目的导向和杠杆作用，加强科技计划、科研基金投入，以“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研发遵循“最小化”原则的全流程本质安全、绿色制造等技术，并以信息化赋能，提高化工安全风险防控水平，实现化工“三废”循环利用和近零排放，从根本上解决化工发展的安全和环保问题。
矿山安全
满慎刚：“数”写新安全“智”创新矿山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矿山企业的发展更是要求稳、保安全。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黄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满慎刚在谈及矿山安全时表示，矿山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安全的保障。伴随着数字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山东黄金集团抢前抓早、先谋快动，通过多年的数字化、智能化矿山建设探索与实践，全面开创矿山“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运营管理新模式，加快实现了“保安全、提效率、降成本”的高质量发展，已然成为数字化、智能化矿山发展赛道上的领跑者。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黄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满慎刚
企业安全，不进则退。未来，数字化赋能传统企业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十四五”规划指出，要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要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对此，满慎刚认为，矿山数字化发展的关键在“务实管用”，要结合实际、追求实用、务求实效，这样才有生命力、发展力。满慎刚建议，应紧紧抓住“少人化、无人化”这个总方向，解决三个方面的需求。一是“少人则安、无人更安”的安全需求；二是“人均工效、设备台效”的效率需求；三是“减员增效、提质增效”的成本需求。通过“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信息化管人、智能化无人”解决矿山企业的难点、堵点、危险点等问题。
建议从三个维度科学有序推进数字化矿山的发展。一是加强政策引导，根据矿山实际，明确应达到的数字化建设水平要求，并作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条件之一。二是加强资金扶持，政府可在税收减免、视同科技投入、视同企业利润、无息贷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三是加强创新驱动，让数字化转型真正成为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董林：矿井更安全，我们更安心
井下开采情况复杂，大到开采机械，小到电源开关，都关系着井下工人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焦煤西山煤电杜儿坪矿技能大师工作室主任董林扎根煤矿，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井下工作的点点滴滴董林都了然于胸，安全生产更是时刻牢记。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焦煤西山煤电杜儿坪矿技能大师工作室主任董林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给予煤矿安全生产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就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履职全国人大代表十年来，董林也真切地感受到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告诉记者，现代化的矿井生产与以前的矿井截然不同。井下设备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不但生产更高效，而且大大减轻了井下工人的体力劳动，避免了人员磕碰受伤情况的发生。现如今随着智能化、数字化的推广应用，井下设备都好似加上了一层“防护罩”，不但有效阻止了人员违章，而且通过监测预警系统，有效做到事前预防，风险防控，避免了更大事故发生。同时，煤矿人员整体素质也得到了不断提升。通过形式多样的培训，井下工人的安全意识逐步得到增强，实现了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良好转变。
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22年将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加快油气、矿产等资源勘探开发，完善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制度，保障初级产品供给。同时提出，要推进５G规模化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这无疑给煤矿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董林表示，煤矿企业更好的发展，关系着每个煤矿工人的切身利益。特别是一些老矿井开采条件差、人员负担重，对于如何面临未来矿井数字化转型，董林建议，从顶层设计提前谋划，将矿井周边的优质资源或产业、项目向其倾斜，给予转型矿井支持，解决人员安置问题。同时，从减税降费方面给予转型矿井支持，减轻企业负担，让企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智能化矿井建设上，更快推进矿井高质量发展。
游弋：建议对《煤矿安全规程》有关条款进行完善
最新修改的《煤矿安全规程》（以下简称《规程》）即将于2022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第一百六十四条第六款规定：“正常工作和备用局部通风机均失电停止运转后，当电源恢复时，正常工作的局部通风机和备用局部通风机均不得自行启动，必须人工开启局部通风机”。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永煤公司车集煤矿机电一队电
工班班长游弋
交通安全
苏权科：制定运营标准，提高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安全运营保障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权科
“首先，运营安全评价标准与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和统一。”全国政协委员、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权科告诉记者，现有的各类安全评价、评估、监测和检查的内容不完善、标准不统一，缺乏与新基建背景下数字化转型相适应的评价体系，难以为安全运营管理与决策提供有效支持。其次，设计、建造与运营各阶段缺乏有效的界面衔接。“体制多样性、运营模式多元化、系统复杂性等因素导致全生命周期联动不够，难以实现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安全运营的全生命周期高质量管理。”最后，安全运营的责任重大与业务地位不高两者不平衡，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安全运营管理已形成一个由纵向层次结构与横向联结结构共同构成的复杂组织体系。但作为安全生产责任主体的交通企业，其安全生产组织体系往往还不够健全。
陆永泉：建议将货车严重超限超载入刑
全国人大代表陆永泉表示，当前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运输依然是破坏公路基础设施、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根源之一。
全国人大代表陆永泉
鉴于货运车辆严重超载超限的危害性，陆永泉建议，参照严重超员和严重超速入刑的规定，将货运车辆严重超限超载运输行为作为危险驾驶罪的一种情形纳入《刑法》，对驾驶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张天任：建立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全国监管网络平台
“近年来，各级管理部门对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的事前预防越来越重视，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各级管理部门的‘铁拳行动’下，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逐年下降，但危险化学品运输风险隐患尚未彻底清除。”全国人大代表、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张天任告诉记者，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为了全方位汇聚数据资源，加大重点企业源头整治，加快重点车辆隐患清零工作，各监管部门希望构建“大数据+网格化+全链条”的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信息平台，加强部门间的横向协同和省市县的纵向联动，加大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销售、运输、使用等全过程管控。
全国人大代表、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张天任
“依托大数据技术，发现潜在安全隐患，从而指导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监管，不断提升监管效率，有效遏制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发生。但是在推进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难题。”据张天任介绍，一方面，缺少综合信息平台，数据实时共享难；另一方面，缺少技术分析工具，超前预警能力低。
厉莉：加强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金融法院法官厉莉
三是加大生产和使用环节的管理力度。建议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推进辖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集中充电，在安全区域建设完善充足的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及充电装置，加强管理，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避免集中充电引发火灾。同时，探索“一车一池一码”，在车主、车辆与电池之间，形成一一对应关系，有效衔接生产和使用环节，对电池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
四是推动保险制度在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使用等环节的应用。进一步发挥保险在电动车安全管理方面的社会“稳定器”作用，鼓励保险公司推出更多适用于电动自行车各环节的保险产品。推动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销售商投保责任保险，鼓励电动自行车使用人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盗抢险、意外伤害保险。
五是积极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探索普惠充电。建议对充电设施企业提供适当补贴，使在充电设施上充电的价格等于或者略低于居民生活用电价格，引导人民群众愿意用、用得起。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先行先试，待有成熟经验后，向全国推广。
烟花爆竹
黄小玲：加快建设转型升级集中区，推动烟花爆竹行业安全发展
据了解，湖南的浏阳、醴陵和江西的上栗、万载4县（市）地理位置相邻、产业基础相当、人文交流密切，在全国烟花爆竹行业中地位重要、影响很大。依托4县（市）建设转型升级集中区是关系全国烟花爆竹行业长远发展和战略转型的重大决策。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湖南省醴陵市醴泉窑艺陶瓷
有限公司总设计师（艺术总监）黄小玲
校园安全
李景虹：推动高校危险化学品监管与应用服务体系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景虹
李景虹认为，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采购、运输、存储、使用、废弃物处置的全流程监管和溯源已成为一项重大安防工作，刻不容缓，亟待强化。他表示，实验室危险源种类、数量不断增加，实验室使用更加频繁、开放共享度不断提高、科研项目探索性实验增多、具有安全隐患的操作不断增加，风险越加难以准确预见，诸多因素使得潜在的隐患“合力”增加。实验室安全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特别是在危险化学品管理（尤其是剧毒品、爆炸品、易制毒品、易制爆品管理）、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管理、实验室废弃化学药品处置等方面的安全隐患长期存在。
文博安全
马萧林：守护文物安全，提高文博单位安全应急能力
我国文物资源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分布广泛，管理使用状况复杂，火灾和自然地质灾害等安全风险压力大，一些地方突发性文物安全事件时有发生。马萧林告诉记者，火灾事故、各类自然地质灾害等突发性事件严重危害文物安全。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应急能力，是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基本要求，也是文物安全管理的重要措施。马萧林认为，面对各类突发性安全风险，要建立完善的应急管理机制、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形成强有力的应急力量。一方面可以提前做好安全防范措施，“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一旦发生突发性事件，可以做到快速有序、妥善处置，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或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障人员和文物安全。“要切实增强风险意识，将文物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强化应对文物安全突发事件防范的风险意识，组织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分析研判文物安全形势。文物博物馆单位要列出安全风险清单，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从源头上认识和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
保护文物安全，是传承古老文明的历史责任，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马萧林告诉记者：“当前，有的文物博物馆单位还存在应急预案不完善、应急物资设备不完备、应急演练流于形式、应对能力较差等问题。”为此，马萧林建议，应从国家层面出台文物博物馆单位规范性指导文件，进一步规范文物博物馆单位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工作，建立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此外，他还建议，加强应急预案编制，指导文物博物馆单位科学编制防控火灾事故、自然地质灾害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全面梳理应急处置流程，协调各方面应急保障资源，强化各项应急管理措施落实。
应急教育
徐玖平：要让应急素养根植于心、外化于行
素养有别于素质。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校长助理徐玖平认为，应急素养应成为公众根植于内心、外化于行的本能反应。我国应急科技和应急装备的发展日新月异，但公众应急素养并没有得到本质的提升。2021年，河南郑州暴雨事件就充分暴露出我国公众应急素养的缺失。徐玖平认为，究其原因在于：缺乏应急素养教育立法支持，缺乏系统的全民应急素养教育体系，社区应急教育没有顶层设计和规范管理，公共文化机构的教育效果有限，数字资源和智慧学习平台有待开发。对此，徐玖平就推动开展公民应急素养教育提出四点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校长助理徐玖平
一是加快应急素养教育立法。建议由全国人大尽快研究制定《应急素养教育法》，将全民应急素养教育纳入法律体系，实现应急素养教育的法治化。同时，建议将应急素养教育经费纳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从而确保学校、社区和公共文化机构应急素养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构建全民应急素养教育体系。建议构建以学校和社区为基础、公共文化机构为媒介、多主体联动的全民应急素养教育体系。各主体应根据自身受众、群体特点，提供螺旋式教育手段和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同时，切忌整齐划一，需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指导，注重教育内容和形式的差异性、区域性和多样性。
三是大力开展应急素养教育活动。建议以塑造公众应对灾难的“实践意识”和“实践能力”为目标，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运用AR和VR等科技手段和情景模拟丰富培育形式，为公民学习灾害知识提供仿真情境和沉浸氛围。
四是建议发布新时代防灾全民公约。促使公众积极参与到应急素养教育中来，并充分发挥自身力量，把发生灾难的风险降到最低，把灾难的损失降到最低。
刘春平：建议尽快设立“应急管理类大学”
全国政协委员刘春平表示，设立应急管理类大学是加强应急管理人才培养，增强我国应急管理事业理论引领和科技支撑能力，为防控重大安全风险、积极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的重要举措。
全国政协委员刘春平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加之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种类多、分布广，频率高、损失重。但与之相匹配的应急管理领域专业人才数量不足、能力不强的问题却十分突出。据《中国应急管理人才需求调研分析报告》中指出，我国应急管理系统人才缺口在40万人左右，工矿商贸行业应急管理人才缺口在200万左右，应急管理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缺口更大。并且，由于我国应急管理科学体系刚刚起步，应急管理高等教育不论在数量、质量、层次、结构等方面，还是在教育管理、教学模式等方面，都不能适用我国应急管理人才队伍培养的需要。对此，刘春平认为，筹建应急管理类大学是破解我国应急管理人才短缺、科技支撑不强、装备不能自给等瓶颈的重要举措，亟需国家尽快批复成立应急管理类大学。
对此，刘春平建议，教育主管部门要特事特办尽快设立应急管理类大学。一是应急管理学科建设滞后，人才培养跟不上事业发展需求。现有学科还不能覆盖如防灾减灾科学、应急救援等重要领域。学科少成为制约应急管理高层次人才的瓶颈，亟需应急管理类大学承担起引领学科发展的重任。二是应急管理人才培养需要特殊的教育管理模式。这支专业队伍是党和人民的“守夜人”，是危急时刻的“逆行者”，需要具备“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特定素质。这是一般大学常规的、分散的专业教育不能够培养出来的，必须像军队和公安系统那样，建设专门的、高水平的行业性大学，有效对接应急管理各重点领域的需求，形成实战化、职业化、准军事化的特殊育人体系和育人环境。三是应急管理专业化人才严重短缺，特别是一线具有风险识别、处置决策、协同作战等一专多能应用性实战型人才。建议加快组建理论与实践并重教育的专门大学，抓紧培养应急管理事业发展的高层次专业人才。
景柱：设立全民应急演练日增强防灾减灾救灾意识
2021年7月17日至23日，河南省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特别是7月20日郑州市因极端暴雨导致严重城市内涝、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多灾并发，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工商联主席、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认为，在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中，暴露出我国基层政府危机应对能力不足、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机制不健全、基层组织和群众缺乏有效的灾害应对和灾后自救基本常识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