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曙光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中国博物馆》主编。1982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长期在文物管理部门和高校工作，曾任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外事联络司）主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兼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杭州凤山水城门。资料图片
河南浚县黎阳仓遗址。资料图片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资料图片
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围绕文化传承发展这一主题，策划了系列宣讲。本场讲坛来到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围绕“大运河文化的构建与传承”这一主题，带领大家感受其中深厚的文化意蕴，体悟前人的探索，感悟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本次宣讲是这个系列的第五场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大运河就是名副其实的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强调“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历史的运河、现实的运河、申遗的运河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各异；地势西高东低，主要河流自西向东奔流入海。要在如此庞大复杂的空间范围内维系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需要高效的交通系统，以实现粮食和货物在全国范围内的运输。在古代中国，大运河就承担着这个重任，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维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历史上，大运河通常由中央政府组织开凿，主要功能是漕运。漕运是中国古代实行了千余年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据文献记载，大运河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国，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形成了面向长安但以东都洛阳为中心的格局。在隋唐宋时期，漕粮通道以东西方向为主。元朝开始，随着中国的政治中心迁移到北京，开通会通河和通惠河，形成了南北向全线贯通的京杭大运河，一直维持到了清朝末期。1855年，由于黄河改道，今天黄河以北的运河遭遇水源干涸等问题，漕运基本终止。其后，由于陆路和海路成为交通运输的主要方式，北方大运河各段的航道功能次第荒废，而南方的大运河仍然发挥着交通和水利的作用。
但是，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国内在古代大运河是不是文化遗产这一问题上还没有形成共识。同时，运河遗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被纳入我国受法律保护的文物体系之内，历史和科学价值没有得到法律上的充分认定。在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之前，不少地区的运河，尤其北方地区的运河故道大多处于脏乱差的状况，有些段落的运河变成了一潭死水，有的地方则像一条臭水沟，严重模糊了大运河原先眉清目秀的面孔。相对而言，京杭大运河在现实中保存的遗迹较多，而隋唐大运河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了。比如作为隋唐大运河主干的通济渠，大部分已经成为可见或不可见的遗址。从今天的河南开封到安徽淮北，大运河古河道完全被埋于地下，早已面目全非。此外，运河沿线城乡的开发建设对于运河环境造成了较大冲击。很多人生活在运河边，却感受不到运河文化的存在。
面对这样的尴尬局面，当时提出大运河申遗可谓困难重重。
2002年，国家启动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时任中国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的葛承雍提出，东线工程计划利用的一部分河道系京杭大运河故道，这部分应作为文物古迹被保护起来。2005年，著名的“运河三老”——郑孝燮先生、罗哲文先生、朱炳仁先生，提出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他们为此给运河沿线18个城市的市长写了一封公开信。2006年，由全国政协委员舒乙先生领签的58位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应高度重视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启动“申遗”工作》的提案，当时就被列为全国政协主席亲自督办的重点提案。同时，一批考古学家提出，大运河申遗不能只是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同样重要，是中国古代大运河的重要构成，也应该加入申遗的行列。
为什么大运河要申报世界遗产？因为世界遗产是全人类最珍贵的财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全人类罕见的、不可替代的文化和自然财产，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作为人类社会文明宝库中的珍品，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就意味着文化遗产的价值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而广泛的认可。所以，大运河申遗，意味着我们将主动承担起更多保护人类共同遗产的责任。申遗能使遗产得到全球最高级别的保护，有机会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技术支持和财政援助，尤其是为遗产地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同时，申遗也是向全球传播中华文明，提高国际影响力，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最佳途径之一。
大运河申遗：从“负起点”出发，走向成功
2006年，京杭大运河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国家把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加以整合，以大运河的名义列入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申遗项目的规模十分宏大，从北到南，涉及八个省市、几十个城市。由于基础工作比较薄弱，遗产的家底不清，保存状况较差，且运河故道分属不同的管理部门，大大增加了申遗的组织策划和实施难度。这不仅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能力，也考验着全球世界遗产体系的兼容度和适应力。
作为廓清运河文化遗产面貌的重要手段，考古工作和学术研究也被提上日程。对历史与现实、行政与经济等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大运河进行识别和区分，是工作和研究的重点任务。对此，我们紧紧抓住了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在文物或者文化遗产的意义上，将大运河识别、区分出来；二是在世界文化遗产的语境下，提炼出中国大运河的突出普遍价值。
2010年，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牵头编制《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要求确定大运河的遗产要素，对大运河遗产做出清晰的分类和界定。2012年，《规划》正式发布实施，与国家总体规划相配套的各省、直辖市的运河遗产保护规划也陆续出台。
编制大运河保护管理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有四大亮点。
第二个亮点是，通过文献研究、地图分析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确保调查成果、研究成果准确可靠。2010年，大运河遗产构成图绘制完成，证明了大运河从春秋到清代的历史格局是基本完整的，其主线河道加上遗址的留存比例高达85%。其中，从北京到杭州这一线，河道和遗址基本完整。从洛阳到淮安的通济渠，也就是古代的汴河这一线，河道大约只保存了三分之一，其他则以遗址形态呈点状分布，而永济渠、浙东运河两段基本处于完整使用的境况。这样一幅运河遗产分布图，为今天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提供了科学精准的数据支撑。
第三个亮点是，将世界文化遗产的评价标准与中国运河遗产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符合实际的、实事求是的适用标准。我们认为，除了大运河的故道，那些与历史运河保持一致方位走向的河道、即便是一些后期翻新的河道，只要能够体现大运河遗产的价值，也可以列入大运河遗产的构成当中。
第四个亮点是，确定整体保护运河遗产的策略和兼顾各方的管理框架。大运河文化资源广泛庞杂，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保护运河古迹虽然重要，但不能影响水利、交通部门的管理体系，更不能影响大运河沿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因此，我们在几千处大运河遗址中选择了364项作为中国大运河遗产，并且合并了跨省市的同河段河道。此外，我们还在遵循国家河道管理范围划定原则及管控范围的基础上，确定了遗产保护区划，同时最大限度地保证水利和航运规划的完整性。这些成果，也为今天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确定管控保护区等，提供了基础依据。
从大运河遗产保存、管理的实际情况出发，经过反复磋商，最终确定中国大运河采取点段申遗的策略，即选择“古运河”各河段中最具代表性的段落构成系列遗产进行申报。这是当时能够满足世界遗产关于真实性和完整性的优选申报策略。如前所述，中国大运河遗产全长3166公里，但申报世界遗产的“中国大运河”，被划分成了31个组成部分，包含85个遗产要素，其中有27段河道，58个遗产点，总长度仅有1011公里。历史上，中国大运河一般指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但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运河则包括了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以及浙东运河三个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运河是一项持续了2000多年的国家工程，作为中国历史上贯通南北的生命线，运河各段河道是因不同原因、在不同时期开凿、修治的，主要依靠行政管理而成为一个整体。而且大运河一直都被大江大河（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分隔，并未形成一条不间断的、一以贯之的人工水道。所以，大运河的点段申遗策略，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大运河申遗工作不仅仅是考古和遗产研究的学术问题，更是联动领导机关、当地党委政府、各行各业和社会大众的一个巨大的、繁复的社会工程。从2002年、2003年大运河申遗作为一个话题被提出，到2014年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中间经历了十余个年头，各级党委政府的统筹协调、财力物力保障，以及运河沿线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参与，是确保申遗成功的关键。大运河申遗的成功，也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有效提升了中国在世界遗产事业当中的影响力，还在规划体系、协调机制、监测体系、系列申报等多方面开拓创新。比如，实现了大运河全线资源调查任务、建立了整体保护政策；在多行业交叉管理、多类型遗产构成的条件下，达成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共识；建立了全世界唯一的由国家层面主导建设的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系统；突破了国外运河遗产整体申报的惯例，实现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在完整性方面的理论创新。
大运河的当代价值与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从古迹到文物保护单位，再到世界遗产，大运河经历了一场重获新生的文化整治和疏浚。通过申遗，确认了大运河的文化和文物资源，使得大运河真正在物理形态上成为一种文化标识，也为今天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奠定了学术基础、工作基础、社会基础和人才基础。后申遗时代，我们应当如何保护运河遗产？运河文化应当怎样更好地研究、传承、利用？
为深入挖掘大运河承载的深厚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生动呈现大运河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运而生。为了整合大运河沿线8个省市文物和文化资源，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珠串线、线带面”的思路优化总体功能布局，深入阐释大运河文化价值，大力弘扬大运河时代精神，加大管控保护力度，加强主题展示功能，促进文旅融合带动，提升传统文化利用水平，推进实施重点工程，为的就是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新时代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通俗而简要地说，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目标是建设一条璀璨文化带，一条绿色生态带，一条特色旅游带。
大运河是历史地理标识的当代传承。它是一幅缓缓铺开的中国文化地理长卷，是社会文化交流交融的载体，我们今天谈论大运河，不仅仅是古代大运河，也包括新中国形成的运河体系。透过大运河，我们能够看到中国人适应空间、地理，利用自然山水，不断求知探索创造的精神和成就。大运河作为一个沟通地理空间的工程杰作，映射着从古至今中国人民的智慧。
我们认识到，历史上的大运河是和生态相伴的一条河，是一种自然生态景观。今天的大运河生态带建设，要以大运河生态保护修复为依托，致力于生态系统功能的逐步恢复，让它变成一条美丽的运河，构建和谐、清洁、健康、优美、安全的大运河绿色生态。美丽的运河景观将由现代化的方式打造和涵养，随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推动，它将大大改进沿线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使得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紧密融合，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一定要惠及运河沿线的百姓，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让大运河的生态文明真正成为属于人民的、属于生活的景观。
最能体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先进性的，就是坐落在运河沿线的众多博物馆。大运河处在我国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早在申遗之前，沿线城市的博物馆建设就有较深的积淀。随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一批新的博物馆和展览相继问世，如即将开馆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开馆即红的洛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重新布展的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等。还有我们此刻置身其中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作为文旅融合的优质目的地，它从建成开放起，就带给我们源源不断的惊喜，迅速成为深受广大观众特别是年轻人喜爱的网红打卡点。
建设包括大运河在内的国家文化公园，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动实践。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依托的是历史文化，彰显的却是当代文化和当代的中国人。千百年来，流动的大运河滋养着两岸的城市和人民，它是一个极具亲和力及凝聚力的活态遗产，我们需要这条历史长河以古鉴今，以这条生态长河涵养滋润大地，通过这条旅游长河以观光启发心智，通过这条文化长河以传统促进创新。这样一个伟大的实践，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将对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提供丰厚滋养，也将为全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