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获悉，被誉为“一部活的中国文物保护史”的100周岁谢辰生先生今晨辞世。谢辰生曾多次说，“回首自己七十多载的文物事业路，我一直坚信保护文物就是守护国家。”他早在上世纪50年代便在郑振铎领导下参与并见证了国宝级文物如《中秋帖》《伯远帖》《潇湘图》等的抢救回流。
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文物报社原社长彭卿云今天上午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他是今天起床后听闻谢老辞世的，非常悲伤，听说谢老是今天凌晨四点到五点去世，去年重阳，见过一次老爷子，精神很好，他是中国文物的卫士，他对中国文物的贡献，用他自己的话讲，“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保护中国文物奋斗了一生，他最早师从郑振铎，他从郑先生那里学到爱国、爱文化、爱文物的精神。”
谢辰生，江苏武进人，1922年出生于北京，我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现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谢辰生此前曾多次说，“回首自己七十多载的文物事业路，我一直坚信保护文物就是守护国家。”
据谢辰生自述，他自幼在大哥谢国桢先生的影响下，对历史有着浓厚兴趣，1946年正式跟随郑振铎先生从事文物工作，1949年9月在郑振铎先生的安排下到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报到。1949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负责指导管理全国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的文物局随之成立。16日，郑振铎被任命为局长，王冶秋为副局长，他也正式到文物处工作，从事文物保护管理和政策法规研究起草。
“七十年前，新中国成立前夕，郑振铎先生就找我谈话，问我日后想到哪里工作。我当然还愿意继续从事文物工作，但觉得家里父兄和郑振铎先生都是学问家，自己也想搞点研究。但郑先生告诉我：‘还是搞保护工作吧，这事现在比研究更重要，你可以研究保护。’这些话影响了我一生，也为文物局奠定了基础，最能体现我们的初心。”
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流出大量国宝级文物如《中秋帖》《伯远帖》《潇湘图》《五牛图》，中国首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组建“秘密收购小组”，在徐伯郊等人协助下，抢救流散文物。谢辰生作为郑振铎的秘书，也参与了这些文物抢救的重要大事。据他事后回忆，这段国宝抢救性收购史，当时是“地下工作”，当事人又三缄其口，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逐渐浮出水面。可惜官方文件，如原始密件、档案等均未披露，使很多重要信息以讹传讹至今。2019年底，一批1952年至1958年间的信札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包括郑振铎等文物局官员与徐伯郊的往来信件、电报存根等166页。这批信札的入藏，是因为许多如雷贯耳的文物，如书画《中秋帖》《伯远帖》《潇湘图》《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荀斋善本、陈氏古币等，都由此摆脱了沉浮不定的命运，被藏之于国。
翻开这些余温尚存的信札，一场隐秘曲折、繁琐又激烈的“文物争夺战”徐徐展现。
谢辰生此前回忆说：“我要告诉现在的年轻人们，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没有研究就无法更好地保护，发挥文物作用。我们要研究文物，更要研究文物保护，保护也是大学问。今天我们探索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建设中国特色文物学科应该是重要的理论基础。
谢辰生是《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61）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的主要执笔人，主编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并在该卷“前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物的定义。2009年，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谢辰生“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授予谢辰生“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
回首新中国文物事业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国家文物局的七十年历史，是绕不过谢辰生先生的。长期以来，谢辰生先生对文物工作的诸多建言，都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业内外的普遍推崇。
谢辰生是新中国文物事业许多重大决策的见证者和当事人，也是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的一位功臣。
1983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了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七位鉴定家成立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负责对全国各地文博机构收藏的古代书画进行鉴定。
据《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披露，上世纪50年代，他执笔起草文化部报请国务院建议保护北京城墙和西安城墙的报告。1967年，他呼吁保护文物，并执笔起草中共中央保护文物图书的文件，在当时的环境中，为保护文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我们经过建国门立交桥时还能看到观象台，但背后的故事许多人并不知道。上世纪60年代，北京准备兴建中国第一条地铁，即北京地铁一期工程正好要穿过观象台底下，施工单位准备把观象台拆掉移放到他处保存。修建中国第一条地铁是何等的大事，施工单位也已经考虑到把观象台异地保存，一般人就不便再提什么意见了。谢老和罗哲文先生思来想去，最后还是给周恩来总理上书，希望这座从事天文观测近500年、保持连续观测记录最悠久的明清两代国家天文台能够原址保护。周总理看后，决定地铁在这里绕道过去，还亲自批了绕道所需的经费。
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文物报社原社长彭卿云今天上午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他是起床后听闻谢老辞世的，非常悲伤，听说谢老是今天凌晨四点到五点去世，去年重阳，见过一次老爷子，精神很好，与谢老亦师变友60多年，学了不少东西，“他是中国文物的卫士，他对中国文物的贡献，用他自己的话讲，‘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保护中国文物奋斗了一生，他是最早师从郑振铎，他从郑先生那里学到爱国、爱文物的精神。后来又受到王冶秋先生的影响，受两位大家影响至深，他是为文物保护而拼命，他真的是文物保护的硬骨头，是中国文物保护最硬的战士。”
中国文物报总编辑李让曾代表报社同志们感谢谢老一直以来对中国文物报社的关怀和支持。谢辰生当年开心地说，《中国文物报》他是每期必读的，去年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历史回眸文博忆往”和今年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与文物事业”征文活动搞得都很好，应该整理出来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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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专访谢辰生
谢辰生：对于文物回流，保护好国内的更重要
顾村言
90多岁的谢辰生先生在堆满文物资料的简陋环境中侃侃而谈。前不久老人摔了一跤，行动不便。
有人说，如果把谢辰生一生的经历写下来，就是半部新中国文物保护立法史。
90多岁的谢辰生是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也是新中国最早的文物工作者之一。
老人如今住在北京安贞里的一幢老旧的居民楼里，家极简陋，文物书籍资料堆积如山，老人前不久一个人去医院摔了一跤，行动不便，然而谈起中国文物的话题，却中气十足。
谢辰生从1949年以前开始跟随郑振铎先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1949年以后，中国文物外流情况非常严重，他在文物局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新中国第一批文物法令：禁止文物输出。之后又陆续起草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中国文物法》等。
近30年来好东西回来得并不多
谢辰生：这不叫什么“回流”，怎么算“回流”呢？这实际上就是全球化之后，反正哪儿卖就上哪儿去——这是一种经济规律的必然现象。与过去被掠夺而现在我们拿回来了的“回流”是截然不同的，事实上，近30年来真正好的东西回来得并不多。
谢辰生：是的。新中国历史真正说回来东西最多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主动收回来的，1949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1966年）间。
谢辰生：后来基本就没有了。现在有的拍卖行的确经过努力从海外回收了一些正规文物，但无论质量与数量都不如1949年到文革前那一段时期。现在有些人对文物艺术品拍卖过分提出“回流”这两个字，我非常不赞成。
谢辰生：真正好的东西回不来了。当然这些年也回来了几件。
谢辰生：那种叫追索，也不叫回流了。回流是自然的。过去大量的文物流失是当时列强的侵略造成的——那个时候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办法。这个耻辱是一个政治性的。
谢辰生：并不是所有的好文物都是列强抢夺的，有的本来就收藏在收藏家手里。
弄得回来是弄得回来，弄回来一部分，另外在外头的，我们是抢救回来。要求想办法，千方百计弄回来。有很多了不起的东西，像三希堂中的“二希”，像《韩熙载夜宴图》，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当时都是经周总理的批准，我们通过香港花钱买回来的。
像司马迁的《通鉴》稿，这是不得了的，还有元代的《梦溪笔谈》等都是那时候买回来的。最有名的所谓“南澄北周”的澄成中的藏书精华，从1952年谈判，一直到1955年才全部买回来，其中很多珍贵的真正国宝级的东西。因此那时候的数量是相当大，现在我们买回来是好的，可以和那些比较，但是真正再有多少个东西你能拿得出来啊？那些东西真正是从海外抢救回来的。现在我还是那句话，自然的经济规律作用，你这会儿价格弄得很高，它就回来了。现在的“回流”要注意把价格炒得太高的现象，像20年前的日本似的。
谢辰生：我听吴树同志告诉我，在80年代的日本，经济形势很好，西方就弄了一个陷阱，把凡·高等的作品炒得很高，不少都弄到日本去了。弄到日本以后，结果把日本给整了一下。美国又强迫日元升值，结果不少日本收藏家都跳海、跳楼了，自杀，破产了。这些东西后来又低价回到西方去了——所以我们要警惕。
谢辰生：这种事情不可思议——我是说对价格炒作的不可思议。要警惕和冷静地对待这个问题。
谢辰生：如果从你这拍卖进去的，又从你这拍卖出去了——这能叫“回流”吗？这算什么“回流”。“回流”这个词不是很确切，因为经济规律你上哪里卖都可以，这不是回流，全世界都在流动。所以“回流”这个词不准确。
谢辰生：是的，这都不能够这么说是什么“回流”。我不赞成把中国文物炒得太高，因为到时候还是中国人上当啊。我觉得有一条，叫做：凡是掠夺的、非法的，你都不能拿回来卖——否则，你就等于是承认它的合法性了。所以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界线，是底线。不能容忍他们，我们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追索，不管能否追索回来，我永远保留我的所有权的权力。这条我们绝对不能含糊。
谢辰生：必须注意，小心上当！
谢辰生：这也不行啊，这也是违法的，违法的东西你就不能往回买。这是一条界线。违法出去的，比如说走私出去的，你不能卖，我不能买回来，买回来就等于承认它的走私了，这不是鼓励走私吗？你不能买。因为按规定通过法律程序是可以收回来的，收不回来也没有关系，早晚总会有办法。我们要保留我们的权力，这条很重要。不要弄得太过分了，强调这个东西要弄回来。结果也没有回来几样东西。比如圆明园兽首，他们说是国宝，我说这是国耻。对于“回流”，我们要慎重对待，不要过分炒作。
谢辰生：那是很成问题的。
谢辰生：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整个的社会是市场经济以后价值观转变，利益冲动，这不仅对我们这一行是这样。
谢辰生：考古界也是，这是全民受害。
重要的是把现在的文物保护好
谢辰生：所以就是一切向钱看——这个问题一切以钱为目的。
谢辰生：我想以后应该说逐渐会有所好转。
谢辰生：我说的是整个社会的，要转变人们的观念。因为在前一阶段，后三十年到十八大为止以前，不少人满脑门子都是吃喝玩乐。一个小小的行长就能贪几个亿，这比旧社会还厉害。所以这些东西我想是整个社会风气有问题。
谢辰生：那些经验没什么，国家有钱就可以。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买回来——你没有必要啊，但有的时候还是合法卖出去的。正常的允许的卖出去的文物，你还买回来干什么呢。
谢辰生：对。
谢辰生：现在还没有这么说的，也没有这么干的。
谢辰生：在短期内恐怕不会。
谢辰生：对。你现在主要是保护中国文物。买人家的不一定啊。
谢辰生：钱还是有一些。但现在买不起了。现在一件东西都弄得多少亿多少亿——疯了。这也有问题。就是说，我警惕日本的，不要步日本的后尘。它那等于拿钱去上当，你弄那么高的价钱干什么。你炒它干什么，有些人也是莫名其妙。他把文物作为资金去增值，这就完全错了。这条路绝对不能这样。否则最后要吃亏的，就像日本人跳楼跳海。
谢辰生：人家不愿意给啊。
谢辰生：只能我们表明态度，将来也可以或者采取什么方式。也可能还是可以回来一些的。但全部回来的可能性不太大，在短期内不可能。但重点的有些东西还是可能的。
谢辰生：有些私人收藏。有些在博物馆，人家不可能让你拿回来的。
谢辰生：是的，动员人家捐献最好，不捐献至少你别坑人——得有个合理的价格。
谢辰生：也还是可以。比方说这个可以半捐可卖，这都可以考虑的。总之，在这个方面不要太积极。我不是很积极。关于流失海外的文物有几种情况要区别。一个是珍贵的，一个是一般的。一个是过去的，一个是现代的。一个是合法的，一个是非法的。并不是说所有在国外的东西我们都要求归还，我们从来没有这个观念，也没有必要。而且有些东西的确能够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能够传播中华文化的作用，还是可以的。
我认为重点首先是现代的、非法的出境文物，这是我们珍贵的。不管珍贵不珍贵，都得追回。对于过去合法出去的，有些珍贵的文物，我们也是想通过收购回来。非法与合法，重点先搞非法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观点。目前盗墓的人猖獗得不得了，这种追索是打击犯罪的组成部分。这是我们当前的当务之急。
谢辰生：人家埃及不就是通过这种手段，索要回去很多文物了。现在我们也在索要，也索要回来一部分——这是我们最主要途径。英国、美国都要回来了一些。
谢辰生：从美国就索要回来一批流失的出土文物。
谢辰生：博物馆的我们也可以要回来。
谢辰生：这将来都可以慢慢地索要，等待吧。索回的确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信心，像刚才我说的，属于掠夺的，我希望他的后代子孙能够感到愧疚，能够有觉悟，通过正当的渠道归还给我们。要求现在马上都弄回来，这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要永远强调我们有追索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