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红都瑞金为核心的中央苏区，诞生了中央革命博物馆，开展了革命文物征集、保护、陈展工作，建立了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公略亭、博生堡、红军烈士纪念亭等革命纪念建筑，卓有成效的革命文物工作，为“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发挥了重要的教育、鼓舞和激励作用，为新中国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提供了有益镜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博物馆旧址（摄/杨芳英）
红军烈士纪念塔（摄/杨芳英）
中央革命博物馆的诞生
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第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提出，要编纂红军战史及死难同志传略，并收集其遗嘱遗物作纪念品。虽然限于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这一决议案还未能考虑到建立革命博物馆来陈列和保存这些革命文物，但是收集、整理革命文物的设想已经开始萌生。
革命文物工作取得较大进展是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后。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召开期间，大会筹备委员会举办了红军战利品展览。这次展览虽然陈列品不多，但在苏区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于是便启发了临时中央政府建立中央革命文物场馆的构想。
在苏区各项建设事业全面开展后，为加快中央革命文物场馆筹建工作的步伐，1933年5月，临时中央政府设立了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并将其设置在中央苏区教育人民委员部内，由该部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之后为了让中央革命博物馆的管理工作常态化，又将其划入教育人民委员部社会教育局，由该局直接负责其建成之后的日常管理工作。
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会”）的决议，代表苏区文化建设成果的中央革命博物馆被“二苏大会”的筹备委员会纳入大会的筹备项目之一，作为“二苏大会”的献礼工程。而这一决定也让中央革命博物馆的筹建工作迅速有序开展起来。
1934年1月，“二苏大会”召开期间，中央革命博物馆正式诞生于瑞金，并在县城东郊正式对外开放，苏区军民踊跃前往参观，深受教育。
中央革命博物馆的文物征集
要把中央革命博物馆建设落到实处，需要解决好革命文物的征集工作。为此，教育人民委员部代表临时中央政府向全国发布革命文物征集启事。
1933年5月，《中央革命博物馆征集陈列品启事》刊登在《红色中华》第75期上。该启事一方面说明了中央教育部成立革命博物馆的目的，即促进苏区文化教育，还告知了社会各界革命博物馆将暂时建在中央苏区政府所在地的计划；另一方面还重点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革命文物的征集工作，“请各机关，各群众团体，及个人，帮助搜集下列各种物品寄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包括关于革命的文件（1933年以前的），革命的各种物品，相片，旗帜、印章、徽章等类，私人的物品五大类。
此后，为了扩大革命文物的征集范围，时任中央区教育人民委员部秘书长、社会教育局局长阮山在1934年1月13日的《红色中华》上又发表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献给二苏大会的礼物——筹备中央革命博物馆》一文。文中将待征集的革命文物分为10类，包括：世界革命领袖照片及其事迹；中国土地革命历史的变迁；中华全国苏区发展形势图；牺牲烈士的遗像及其光荣事迹；牺牲烈士纪念品；红军和地方武装胜利品；机关部队革命团体的纪念品；红军机关和地方武装所发明的与自制的军用品；苏区各地的特产品；苏维埃文化。这些革命文物的10个分类与之后中央革命博物馆的展厅布置基本一致。
《红色中华》第八十九期刊登了《中央革命博物馆征集陈列品启事》
中央苏区的革命文物展陈
1931年11月“一苏大会”召开期间，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举办了一次红军战利品展览，将红军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其中包括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穿的黄呢军衣、军裤，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的私人印章，以及部分武器装备，陈列展出，供代表们参观。
1932年冬，中央土地部和中央教育部联合筹办中央农产品展览所，展出200多种农业优良品种和农产品，吸引了许多农民参观。1933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开始筹建模型室。这实际上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小型军事博物馆，分为“军事门”“政治门”“文化门”等门类。1933年4月30日，红校模型室正式开幕展出，吸引了众多军民参观。
令人想不到的是，红校模型室开幕后的参观，还实行了预约制。开幕前一周，以校长叶剑英和模型室建设委员会名义，在《红色中华》刊登启事称，模型室开幕之日，为各代表及红校各部队参观期；5月1日为各机关、各团体及各地工农武装参观期。参观证可向红校政治部索取。由于参观的人很踊跃（开幕当日有4000余人，次日更多达7000余人），以致红校所在地的群众（尤其是劳动妇女们），“对着那圆形的旋转门（又名纪律门，因为每一次只限一人出入。）惊奇发笑，同时他们心里不免又要恼恨，因为他们想立刻进去参观那些许许多多新的东西，而这个‘纪律门’又偏偏要暂时阻止他们前进”。“毫无疑义的，红校模型室是无产阶级的新创作，是苏维埃政权下一个伟大的建设。”
中央苏区的革命纪念建筑
1933年6月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召开“二苏大会”的决议。为此制定了《准备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工作计划》，成立了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积极进行关于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准备工作中有一项重大内容，就是建立红军烈士纪念塔。7月15日，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由主任梁柏台署名，发布建立红军烈士纪念塔的启事。启事称：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要永远纪念这些被牺牲的红军战士，决定建立红军烈士纪念塔，责令本委员会负责进行这个工作，我们决定在瑞金叶坪附近建立这个纪念塔，在第二次全苏大会开幕时举行纪念塔的揭幕典礼。为了进行纪念塔的建立有下列两件事要求于苏区的广大革命群众红色战士和红军政治部机关：
（一）纪念塔应该是苏区广大群众和全体红色战士对于过去死难烈士的热烈景仰情绪的结晶，因此纪念塔的建筑费除了中央政府拨出一部分外还须各地工农群众和红色战士自动的募捐来帮助。这个募捐不是单纯地看在经费上而是要使广大群众知道建立这个纪念塔的意义。
（二）请红军各级政治部调查各次战役中所牺牲的红军指战员姓名，并将他们的简单履历叙述出来寄送本委员会。
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8月1日，在叶坪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红军烈士纪念塔等一组（纪念牺牲于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的公略亭、纪念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献身的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赵博生的博生堡、红军烈士纪念亭和红军检阅台）革命纪念建筑的开工典礼。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施工，红军烈士纪念塔等革命纪念建筑均于1934年1月底竣工。红军烈士纪念塔矗立在叶坪红军广场中央，炮弹造型的塔身宛如一柱擎天，宣扬着红军战士和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塔身镶嵌的七块青石板上，“红军烈士纪念塔”的隶体铭文金光闪闪，塔前空坪上铺就一行大字：踏着先烈血迹前进。
1934年2月2日，“二苏大会”结束的次日，临时中央政府在叶坪红军广场举行了隆重的红军烈士纪念塔等革命纪念建筑的揭幕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