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19年到1860年，奴隶制这颗毒瘤在新大陆滋长蔓延了二百四十年，侵蚀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1808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废除了奴隶贸易，美国人再也不能合法地进口奴隶或从事海外奴隶贸易，违法的代价是死刑。但这似乎无法阻止奴隶人数的增长。1820年，美国有150万奴隶，到1860年，这个数变成395万，占人口总数的12.6%（美国总人口是三千一百万）。在南方的“蓄奴州”中，奴隶占人口比例最高的是南卡罗来纳州，达57%，其次是密西西比州，55%。其它几个“奴隶密集型”的州是路易斯安那（47%），阿拉巴马（45%），佐治亚（44%），佛罗里达（44%），北卡罗来纳（33%），弗吉尼亚（31%），德克萨斯（30%）。南方经济，特别是棉花的种植，严重依赖奴隶的劳动。南方的棉花不仅供应北方的工厂，还大量出口到欧洲。正是纺织业对棉花的需求使南方有恃无恐，他们的“核心战略”就是“棉花王”（KingCotton）。“棉花王”越强大，奴隶的命运就越悲惨，因为他们永远都不能指望奴隶制会像人们曾经期待的那样自动消失了。
本来，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已日渐衰落，农作物，特别是烟草，市场不景气，奴隶的劳动效率又极低，很多庄园入不敷出。谁知，工业革命挽救了濒临破产的南方，大伙一拥而上种棉花，轧棉机的发明又提高了工作效率，奴隶制咸鱼翻身。即使在英、法等主要欧洲国家以及加拿大、墨西哥都已废除奴隶制的情况下，美国仍然欲罢不能。在南方，不仅白人拥有奴隶，很多自由黑人也拥有奴隶，尽管他们本身就曾经是奴隶。为什么，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享受着自由的人要去剥夺其他人的自由？原因很简单，利益驱动罪恶。正如约翰·拉特利奇（JohnRutledge）当年在制宪会议上说的那样：“宗教和人性与此无关，利益才是唯一的考量。”
但是，当棉花代替烟草成为现金作物，特别是当昭昭天命成为现实，国父们当初在奴隶制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羞耻心渐渐地在他们的后代身上消失了。越来越多的南方政客和民间组织开始宣传奴隶制的“好处”，说当奴隶是黑人最好的归宿，因为他们不会干别的，也不会管理自己，出了主人的庄园，他们会饿死。约翰·卡尔霍恩声称奴隶制“相当好”（positivegood），是“州权”的体现，也是南方人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这些言论实际上都欲盖弥彰地说了一件事：离开奴隶，南方活不了。
进入十九世纪后，南方各州的立法越来越严，使奴隶主越来越难合法地释放奴隶。比如，佐治亚州的法律就明文禁止任何人在遗嘱中释放奴隶。法律还严格禁止奴隶学习，自由黑人也受牵连。一位弗吉尼亚白人女士在家里教几个自由黑人的小孩读书，她居然被抓起来坐了一个月的牢。奴隶市场上的惨象就更触目惊心了，妻离子散是每天都上演的悲剧。一个黑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被买走。他请求买主让他再拉一下妻子的手。买主不同意，只允许他站在远处跟妻子说几句话。他的心已被悲伤塞满，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再也没看到她或听到任何关于她的消息。一位黑人母亲求主人不要卖掉她八岁的女儿。主人说你放心，不会的。母亲刚走开，女儿就被卖掉了。残酷的现实让奴隶们放弃了幻想，他们不能再指望白人的慈悲，他们的自由要靠自己去争取。
有些奴隶用法律拯救自己。比如，1783年，马萨诸塞的奴隶伊丽莎白·弗里曼（ElizabethFreeman）在律师的帮助下向法庭申诉，陪审团裁决她获得了自由。同年，一个叫纳森内尔·詹尼森（NathanielJennison）的人殴打他的奴隶考克·沃克（QuockWalker）。沃克把詹尼森告上法庭，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宣布沃克成为自由人。但这些毕竟是极少数案例，而且多发生在北方。后来，北方各州陆续废除了奴隶制。南方的奴隶也许只能用逃亡来摆脱奴隶制的枷锁。在他们漫长又危险的逃亡路上，他们将看到人性的丑恶，也将见证光明与希望。
艾伦·克拉夫特（EllenCraft）的白色皮肤让她看上去与白人女孩没什么两样，但是，她是个奴隶。他的父亲是佐治亚最富裕的种植园主和奴隶主之一，母亲是奴隶，也是父亲的情妇。父亲有妻子和儿女，艾伦和母亲从来没被当成家人对待，而是像其他奴隶一样生活。她11岁时，父亲把她当作“嫁妆”送给出嫁的同父异母的姐姐。从此，她离开了自己的母亲。在悲伤和孤独中，艾伦成了姐姐的女仆，专门负责打扫房间。姐姐不知道的是，艾伦是个极聪明的女孩。她不识字，却仔细地听着人们的谈话。她听到白人们谈论着北方与南方的矛盾，谈论着北方的废奴运动。逃往北方的计划在艾伦心中酝酿着。
22岁的艾伦爱上了一个做木工的黑人奴隶威廉·卡拉夫特（WilliamCraft），他们决定一起逃亡。南方对奴隶的管制非常严，在街上走的黑人，不管是自由黑人还是奴隶，随时都会被查证件。奴隶都要携带主人的字条，上面写着“某某被允许购买蔬菜、鸡蛋……”，或“某某被允许卖火鸡……”。别说没有证件会被抓，就是买卖的东西不对都会被抓。逃亡成功的概率很小，只要被抓，他们就会被鞭打、关押、或分别卖掉。但是，为了自由，多大的风险都值得。
1848年12月，艾伦和威廉开始了他们著名的逃亡之旅。与其他奴隶不同，他们是大摇大摆地坐火车走的。艾伦乔装打扮成一个白人男人，化名威廉·约翰逊。她穿着男人的衣服，戴着能遮半个脸的帽子，用绷带把下半边脸包起来，这样，谁也不会看到她没有胡子。因为她和威廉都不识字也不会写字，而坐火车买票需要签字，艾伦就把胳膊用吊带挂在胸前，说胳膊受了伤，没法签字。艾伦装成颐指气使的奴隶主，说要去费城看医生，威廉是“他”的奴隶和仆人，小心翼翼地跟着。“主仆”二人一路北上，坐完火车坐轮船，好几次差点穿帮，但他们还是有惊无险地到达费城。他们自由了。
费城的废奴主义者把他们安排到朋友家里，本以为他们会从此过上安静的小日子，但克拉夫特夫妇没有忘记那些仍然生活在黑暗中的奴隶，他们决心向世人控诉奴隶制的罪恶，为废奴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在费城、波士顿巡回演讲，引起极大的轰动，成了名人。后来，为了躲避佐治亚来的追捕者，波士顿的朋友安排他们去了英国。在英国，他们做缝纫、做木工，一个英国商人派威廉去非洲卖货。谁知，货物卖掉之后收到的不是金钱，而是奴隶。威廉愤而辞职，他绝不做奴隶制的帮凶。“内战”结束后，艾伦和威廉回到他们心心念念的南方，继续为反对种族歧视而呐喊。
应该说，艾伦和威廉还算幸运的。就在他们逃亡两年之后，1850年9月，作为“1850年妥协案”的一部分，更严格的《奴隶逃亡法》被国会通过（参看《美国的故事（119）-妥协》）。这意味着，奴隶即使逃到北方的“自由州”也不安全了，因为这些州有义务把逃亡的奴隶递解回南方。南方各州都睁大了眼睛，看看哪个北方州敢不认真执行。若让他们抓住把柄，在国会闹事自不必说，“分裂”、“战争”等话题将再起，好不容易达成的妥协又要失衡。1854年，一个叫安东尼·伯恩斯（AnthonyBurns）的逃亡奴隶在波士顿被捕。6月2日，伯恩斯被带到港口，他将被押送回南方。愤怒的波士顿人涌向港口，大喊着“耻辱！耻辱！”，企图阻止递解伯恩斯。那一天，政府花了将近十万美元，派了一千个警察，才勉强维持住秩序并强行把伯恩斯押上船。别忘了，这只是递解仅仅一个奴隶的代价。而在1850年，生活或藏匿在北方各州的逃亡奴隶有大约三万人，南方的奴隶主们说，他们价值一千五百万美元。他们要向北方“讨回”这笔钱，北方人能不愤怒吗？
《奴隶逃亡法》成了通往自由之路的最大的障碍，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奴隶踏上荆棘丛生的逃亡路，也许正是他们诠释了自由的价值和意义。1858年的一个漆黑、寒冷的夜里，一个叫约翰·普莱斯（JohnPrice）的肯塔基的奴隶和两个朋友，穿过冰封的俄亥俄河，来到与肯塔基隔河相望的“自由州”俄亥俄。当然，这不意味着他们自由了。幸运的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俄亥俄人是位教友会教徒（Quaker）。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讲过，教友会可以说是基督教中最教人向善的派别，也是最早反对奴隶制的。教友会坚信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与奴隶制势不两立。这位教徒才不管什么《奴隶逃亡法》呢，把他们带到家里藏起来。然后，他打算安排他们通过“地下铁路”（UndergroundRailroad）逃往加拿大。
什么是“地下铁路”？它是废奴人士组成的秘密交通网。他们在各州、各市设立秘密联络点、交通站、庇护所，为逃跑的奴隶提供食物、衣服、住宿，并通过特殊渠道把他们转移到下一“站”，直至加拿大。这些交通站就像铁路一样把全国连接起来，无数的黑人、白人、自由人、奴隶冒着生命危险把“乘客”们送到安全的地方，为他们铺设一条通往自由和光明的路。交通站可能建在家里，教堂，仓库，或船里，最早形成于十八世纪末，在1850年到1860年间达到顶峰。据估计，到1850年，已有大约10万奴隶通过“地下铁路”逃到加拿大。最著名的“地下铁路”成员莫过于哈丽叶特·塔布曼（HarrietTubman）。她是生于马里兰州的奴隶，在自己成功逃离后，又13次返回南方，帮助300多个奴隶逃出，被视为“摩西”式的人物。
现在，普莱斯和朋友们也在“地下铁路”的帮助下继续北上。可是，普莱斯走到俄亥俄北部小镇欧柏林（Oberlin）时不想走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安全了。还记得我们在上个故事中提到的欧柏林学院吗？它是全美最开明的学院，接受黑人和女学生。欧柏林小镇就是围绕着欧柏林学院建起来的，基本是个大学城，居民中很多是教友会教徒。普莱斯找了个打杂的活。他性格和善，很容易与人相处，没多久就安顿下来。就在他憧憬着新生活时，危险正向他靠近。
一天，一个13岁的男孩对他说，他可以给他介绍一份工作。普莱斯跟着男孩来到一个僻静处，却发现自己进了“猎人”的陷阱。原来，他在肯塔基的主人雇佣的专门抓捕逃亡奴隶的人追踪至此，他们给了男孩一些钱，让他引诱普莱斯前来。普莱斯被铁链锁着塞进一辆马车，追捕者驾车赶往附近一个叫威灵顿（Wellington）的小镇，打算从那里做火车回肯塔基。在路上，普莱斯看到两个欧柏林人，立刻大声呼救。这两人一看竟然有人劫持奴隶，这还了得！他们飞奔回去报信。不久，追捕者和普莱斯住的旅馆就被欧柏林人包围了。他们把普莱斯从追捕者手中解救出来，送他上了开往加拿大的火车。普莱斯逃出魔爪，但这不是故事的结尾。
欧柏林人的行为显然违反了《奴隶逃亡法》。南方不依不饶，定要联邦法庭严加惩处。这就是著名的“欧柏林-威灵顿营救案”（Oberlin-WellingtonRescue）。南方把这件事当成试金石，看看北方到底对“1850年妥协案”有没有诚意。北方人和废奴主义者也憋着一口气，看看政府会不会真的处罚帮助奴隶的人。案子成了大新闻。《俄亥俄州报》说：“其实，因违反《奴隶逃亡法》而受惩罚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是欧柏林，它必须被碾压。自由的思想必须被扑灭。”
被告上联邦法庭的是37个参与解救普莱斯的人，包括医生、木匠、做厨具的、印刷工、殡葬工、老师、砖瓦匠、律师、卖菜的、做马具的、农夫，还有几个学生以及三个住在欧柏林的逃亡奴隶。他们根本没想掩盖自己的“罪行”，理直气壮地出庭，毫无悔改之意。这帮特殊的犯人被羁押在监狱时受到特别的优待，好吃好喝，允许亲人朋友探监，孩子们还来跟着“犯人”老师上课。庭审变成了废奴主义者的宣传阵地。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触犯法律时，一个叫查尔斯·兰斯顿（CharlesLangston）的欧柏林学院的黑人学生说：
“我父亲是革命战争中的战士……他是拉法耶特的部下，经历了整场战争。他总是告诉我，他是为他的自由而战，更是为我的自由而战。他教导我说，我们的政府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上：所有的人都有生命权和自由权。”
他反问法官，如果你的妻子、孩子、或兄弟被逼为奴，你会怎么办？你会违法去解救他们吗？我相信你会的！因为，
“我们有共同的人性。你会这样做，你的人性会让你这样做。不管法律如何，你的尊严会让你这样做。你的朋友会尊敬你，每一个诚实善良的人都会说：你做得对！”
法庭上欢呼声、喝彩声不断，但兰斯顿和另外一个人还是被判了刑，虽然刑罚很轻（兰斯顿被判入狱20天，另一个判了60天）。大家觉得太不公平了，继续闹。俄亥俄州及北方各地的抗议示威此起彼伏，新成立的“共和党”趁机煽风点火，为1860年的大选造势。最后，俄亥俄州法院以非法绑架为由逮捕了那两个追捕奴隶的人。这俩很明白，如果他们被关进监狱，就凭俄亥俄人对奴隶制的痛恨，他俩恐怕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他们只好以放弃对营救者的指控为条件来换自己的自由（性命），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
发生在欧柏林的事只是一个大时代的缩影，南北冲突如箭在弦。那些针对奴隶制的妥协法案似乎已无法维护国家的和平。等待美国人的下一个危机是什么？它将怎样让联邦进一步走向分裂和动乱？请看下一个故事：流血的堪萨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