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成得益于人类知识共同体的持久发育，当下日益发达的信息科技为二者同时带来了挑战和机遇。深入认知数字文化遗产事业的未来愿景，需着眼于知识共同体理念，阐释知识共同体的发育与文化多样性的生成、知识共同体理想与数字文化遗产事业的关系，审视知识共同体愿景下中国数字文化遗产事业在统筹性、学术性、可持续性、前瞻性等方面的局限。未来数字文化遗产的发展应以开放共享、关联互通的姿态最大化地拓展其价值，因为这是遗产守护、文化传播、知识生产的必要途径。
【关键词】知识共同体；文化多样性；数字文化遗产；开放共享；数据库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当今时代，“共同体”这一理念正在引导越来越多的政体、领域和行业以关联视角、互惠意识和全局眼光来审视自我身份与周遭世界、当下处境与未来愿景的关系。这一概念的广泛应用——从最早依赖于血缘（亲属）、人缘（友谊）、地缘（社区）的共同体，到后来维系于职缘（行业）、学缘（领域）、籍缘（国度）的共同体，再到如今凭借“网缘”（信息）而形成的更为广泛的共同体，见证了伴随网络通讯便捷化、学科边界模糊化、经济一体化、政治联盟意识强化、全球性问题（如生态、能源、安全、遗产保护等）严重化等普遍趋势的彰显，人类在认同感、世界观、发展观方面持续经历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和宣言，以更高的姿态和更广阔的视野诠释了“共同体”意识作为发展规划之框架导向的重要性。
所谓“共同体”，是指“一个基于共同目标和自主认同、能够让成员体验到归属感的人的群体”①。其核心要义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重视并发展差异体之间的联系，寻求在彼此的感应和互动中共享资源、创造机遇、实现发展。
本文所论的“知识共同体”概念，在内涵上较上述所列更为抽象一些。它并不指代特定政体、社群、领域、行业等局域性组织，也不强调权威话语、评价标准、约束力、决策干预等社会—政治效应，而是指世界范围内基于普遍联系、相互利益、共同归宿和一体化趋势的人类知识网络。这一认知的理论依据主要不是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领域的学说，而是文化哲学中的本原和终极关怀、文化有机体学说以及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记忆理论。
一、知识共同体的发育与文化多样性的生成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正如人类自身的发展一样，是伴随历史进程而逐步形成的，如今在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同质化趋势下遭遇了挫折，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31届会议于2001年11月2日在巴黎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所说，“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所积极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对文化多样性是一种挑战”。诚然，人类文化的这一现实遭遇，也是其历史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它提醒我们思考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起源和来历，及其未来的趋势和归宿问题。
如上所述，文化面貌涉及错综纷杂的元素——语言、习俗、惯例、制度、观念、家庭（宗族）组织、社会结构、宗教信仰、民族性格、劳动方式、生产技术等。哪怕仅就其中一项而论，也会包含更多具体的内容，如“习俗”中就会涉及节庆、婚姻、服饰、饮食、社交等众多事象。在如此多层、多维、多面的文化事象背后是否存在着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单一本质和通行规律？这个问题吸引着一代又一代文化人类学家进行着“盲人摸象”式的探索，而这种探索方式其实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最基本方式：真理不会自动显现，更不会一劳永逸地完全显现（某个时期被认定的真理后来也可能被质疑甚至被推翻），它召唤着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摸索”，即便其各自所得（不论象鼻、象牙，还是象腿、象尾）都不是完整的真相（象），但都不失为通往真相（象）的线索。以此观之，文化人类学家提出的上列各种解释方案不应被视为彼此排斥的关系，而应视之为“互文见义”的参考项，它们也共同召唤着新的解释方案。
笔者以为，在错综纷杂的文化面貌背后，有一种更本质、更抽象、更中性的事物可以供我们描述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形成过程，那便是——知识。知识是上述一切文化事象背后的支撑性因素。语言的形成离不开人们对语法、语义、语境、语感的认知；习俗、惯例和制度的形成需要人们对（这些事物的）运作机制、适用情境、效用度、约束力、（自我行为的）得体性、（社会的）容忍度等有充分的认知。家庭组织、宗族体系、社会机构、劳动方式、生产技术等，本身承载着代际传承性的经验、教训、常识、理论，是在这些知识的引导、促发、告诫下形成的。观念、信仰的形成建立于更复杂的认知之上。民族性格的存在代表了族人对特定习俗、经验、观念的强化和认同。可以说，上述各种文化事象都不过是体系化知识的实际运用或具象化产物。无怪乎德国历史学家扬·阿斯曼（JanAssmann）在定义“文化记忆”时称之为“关于一个社会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因而，从知识角度审视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成，或许能看到相比于文化性阐释而言更为简明的线索。
“格物致知”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在人类认知世界、认知自我的过程中，个体和群体都逐步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得益于文字载录、器物遗存、教育传承、基因记忆等的共同作用，即已获得的知识得到了有效的保存。与此同时，个体和群体的知识会伴随其生活阅历的增多、活动范围的延展、社交行为的复杂化而得以增加、传播、整合、优化，并日趋变得结构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种姓家族的繁衍、人口的迁徙流动、文明程度的提升，以及生存环境和生产劳动的差异化、社会分工的出现、学科门类的生成等，在扩大知识总量的同时也加剧了知识的分化。伴随脑容量的增加、劳动工具的改进、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劳动分工的优化，知识的生产、存储、传播、转化也有了更高的效率。丰富多元的知识最终塑造了多姿多彩的文化。
文化的发展密切维系着知识的发展，而知识的发展又密切维系着人类自身的发展。既然人类自身的发展经历了种族、语言、社群、信仰、职业等诸多方面的持久分化，那么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自然也就离不开人类知识的持续分化。人类的分化具有“增生”的本性，它不是越分越少，而是越分越多，堪比人体生长过程中的细胞分裂，无论它分裂到何种程度，都始终从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类的知识也是如此。在此意义上说，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最终生成正是得益于人类知识共同体的持久发育。
二、知识共同体理想与数字文化遗产事业
人类的知识在穿越众多世纪过程中的持续分化与增生，总体上是一场“离心”运动。如同生命体的迭代繁衍一般，其次生结构越庞杂，亲缘关系也便越疏远。因而伴随信息科技飞速发展引发的“知识爆炸”，这场离心运动也迅猛加剧，乃至明显削弱了人类知识共同体的存在感，反使其呈现出“碎片化”状态。巨量的新增知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人们对既有知识的遗忘和忽视，这从客观上使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显得格外迫切。
文化遗产事业和知识共同体愿景之间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文化遗产的创生、认同、传承、传播、守护、发展均主要依赖集体而非个体，文化遗产事业因而具有显著的公共属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通过的公约性文件更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提到“保护不论属于哪国人民的这类罕见且无法替代的财产，对全世界人民都很重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则称要“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普遍的意愿和共同关心的事项”；《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也表明要“承认文化多样性，认识到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公共性和遗产性共同表明，文化遗产承载着来自遥远过去的人类知识，也代表着来自知识共同体时代的文化记忆。对它的传承与保护，可被理解为是对前述知识离心运动的反向制衡，或者说，是引导人类“回归”知识共同体的一项事业。
而吊诡的是，引发知识革命、加剧知识离心运动的现代信息技术，也可以为这项事业带来巨大的助益：它所具有的语言通行化、时空虚拟化、共享便捷化且易于体系化和集合化的优势，若能被文化遗产事业善加利用，便可令其“自赎己罪”。具体地说，计算机语言的通行化优势（标准化）有助于制衡因人类语言持续分化（表现为层级化的次生现象）而产生的知识离心运动，为高度差异化的知识性语言提供彼此交流的基础。互联网时空的虚拟化（超时空化）优势能够制衡因族群迁徙、生态变异、历史演进、文化交流等造成的知识离心运动，为既已离散的知识提供整合性的平台。在线资源的共享便捷化优势可以制衡以往因地域分布、交通不便、文化隔阂、语言障碍等造成的知识离心运动，使现实世界中难于获取的知识变得唾手可得。数字化信息的体系化、集合化倾向则可以制衡人类因阅历、记忆力、理解力不足而导致的遗漏、混乱、重复、分散性知识离心运动，使整体上散乱失序的知识回归“有机体”状态。在知识共同体视域中发展数字文化遗产事业，需要我们运用历史赋予的洞察力，怀着时代赋予的使命感，有意识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上述优势。
出于上述一些原因，许多数据库在建成之后并未及时向普通用户开放访问权限。或者，即便没有设立数据平台的访问权限，也并不对这些平台做主动和充分的宣传，致使只有少数圈内人知晓，却不为大众所知。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笔者在上文使用了共享的“觉悟”（而非“宗旨”或“姿态”）一词。而如上所说的消极性观念因素，不仅严重抑制了数据库建设的高额投入所本应产生的公共福利，使其中许多数据库沦为了不为人知或少有人问津的“孤岛”，也对我国的数字文化遗产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阻碍。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独存于我国，世界范围内也普遍存在。笔者在英国牛津大学从事合作研究期间曾广泛调研与该校有合作关系的数字文化遗产项目，对此深有体会。作为牛津大学“OxLOD”（牛津链接开放数据，OxfordLinkedOpenData）这个数字文化遗产项目的联合研究员，笔者知晓该项目在起步之初所遭遇的困难。当项目发起人陶安古（DonnaCarolKurtz，牛津大学资深教授、考古学家）试图说服牛津大学下属的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美术馆、植物园提供有关中国主题的藏品数据，以便在这些数据之间实现关联互通时，这些部门负责人表达了共同的忧虑。所幸最终他们被说服，同意提供少量样品数据用于关联，以观后效。陶安古教授告诉笔者，数百年来，这些部门彼此之间一直缺乏必要的交流，以至当这些样品数据最终被关联呈现时，各部门都惊讶于姊妹机构的某些藏品竟与本地藏品有着如此密切的关联。
如果说起初在牛津大学本校各部门之间共享数据的提议都会引发顾虑的话，那也就不难理解在不同机构、不同城市、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之间共享数据会有什么样的难度了。但正如牛津OxLOD试点项目最终也成功得以推进那样，文化遗产数据的大范围共享关联终将是大势所趋，这不仅由文化遗产的公共知识属性决定，也由全球化进程和知识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势头决定。在这种情势下，我国的数字文化遗产事业若能洞察先机，及早将基础性藏品数据（也可以先从一部分样品数据开始）的关联互通、开放共享纳入发展规划并寻求国际合作，将有望在未来以文化遗产或文化记忆为主题的人类知识共同体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
三、知识共同体愿景下的中国数字文化遗产
中国的数字文化遗产事业在近20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鼎力扶持下，许多职能性记忆机构纷纷加入了数字化典藏、维护、管理、服务这一“现代化”进程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数据库、数字化研发平台、数字展馆、虚拟交互平台，更有以“城市文化记忆”为主题的大型数字化项目。时至今日，普通公众已然可以享受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数字档案馆、数字美术馆、数字音乐厅等带来的便捷服务和美好体验。伴随虚拟现实技术的迅速发展，将“元宇宙”理念应用于文化遗产展览的前景似乎也不会太遥远，这将进一步拉近文化遗产与日常生活的距离。然而，若着眼于知识共同体愿景和文化遗产领域的国际动向来审视中国当前的数字文化遗产事业，也会看到一些或显或隐的局限性，就笔者有限的观察而论，至少有以下5个方面。
其一，数据库建设过程中的规范化意识不强，欠缺统筹性考虑。例如，关于描述性元数据虽有一些国家标准可供参考，但许多项目在实施之初又会制定属于该项目自身的标准规范（某些小型项目甚至不参考任何既有的标准），这诚然有“因地制宜”方面的考虑，但客观上会造成各项目之间采用不同的标准，形成数量庞大的异构数据库，为日后进行数据的关联整合埋下了技术障碍和经济负担。而且，在各项目自行制定的标准规范与国际上通行的规范之间又往往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
其三，数据库建成后不注重后期的推广、维护和升级，欠缺可持续性考虑。建库只是最初级的一步，要让数字文化遗产发挥其在促进文化传播、吸引学术研究、推动知识生产方面的潜在价值，无不依赖于建库之后的管理和运行。这需要观察数据平台的实际运行状况，听取用户（尤其是学者）的反馈意见，学习数字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兴理念和技术，谋求对数据平台的持续优化和升级。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有相应的经费支持。或因未得到决策者的重视，或因未能筹措到后期维护所需的经费，许多建成的数据库成为无人打理也无人问津的“荒岛”，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其四，数据库在整体定位上不注重外联导向，欠缺前瞻性考虑。例如，建数据库的机构在坚持“自我本位”的同时，对行业前景、学科需求、技术动态、领域前沿等外部因素参考不足，对当前效益与长远利益的考量不平衡，以致在建库之初不曾设想如何使自己的数据库“孤岛”融入知识的“海洋”，从而使库里的数据以关联形态呈现，为“数据”向“知识”的转化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也为数据库通联外部世界预设一些“触角”，以便在未来通过与其他数据库进行关联使自身变得强大。
在上列诸局限性中，笔者以为最具根本意义的或许是“开放共享、关联互通”这一观念的薄弱，这恐怕会是最难突破的一点。倘若这一点能成为共识，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所谓“心病还须心药医”，为强化这一观念，有必要对数据库个体与知识共同体的关系再做一些观念上的阐释。
从个体和群体的关系着眼，或可说明使“数据孤岛”联通“知识海洋”的重要性。相对于世界知识共同体而言，单独存在的数据库或乃类似于“个体”。在数据库个体和世界知识共同体、个人和社会这两对关系之间，具有多方面的可比性。有鉴于此，对个体和社会之相互关系的理解，可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厘清数据库个体与知识共同体的关系问题。
人类个体对于世界的认知主要不是来自个体经验，而是来自无数他人——无论是先人还是同时代的人，也无论是身边的熟人还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所提供的社会经验。我们学习的教材、阅读的报纸、聆听的广播和演讲、检索的工具书和网络资源，以及我们在闲聊中听到的消息等，无不来自维系着无数他人的社会。纵然是那些貌似由我们独立获得的经验——参与某些事务的体验，聆听某些音响的感受，思索某些问题的收获等，也都在很大程度上以得自他人的经验为基础：我们在描述自己的体验、感受和收获时所采用的范畴和措辞并不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而是我们在以往的社会生活中习得的，甚至我们经历这些体验时所借助的途径和媒介，如某项事务发生时所隶属的场合、某场音乐会上献演的乐团、某次思考所在的咖啡厅等，也都是社会性的存在。若将针对特定个体而言的社会经验尽数排除，那么个体经验便几乎无从谈起，因为它无处依附、无可生发。相比于无限量的社会经验而言，我们的个体经验简直微不足道。而貌似悖谬的是，社会经验本身却无疑也是由无限量的个体所共同贡献的，某些个体，如各知识领域中的伟大人物，还会起到突出的作用。
史蒂文·斯洛曼（StevenSloman）与菲利普·费恩巴赫（PhilipFernbach）在其著作《知识的错觉：为什么我们从未独立思考》中，以更令人吃惊的方式揭示了“知识的公共性”本质，以及个体认知与人类知识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书中认为，人类有合作天性，生活于“知识共同体”之中，习惯于“作为常态的团队合作”（有时我们对此并无意识），有着“无与伦比的群体思考力”，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仰仗“他人的智慧”，以至于“我们绝大多数的观念都源于群体思考而非个人理性”，并时常将外在于我们的世界知识混淆为我们自己的认知，从而产生“知识的错觉”，也会因此高估自己的认知和思考能力，而实际上个体离开群体便无法独立思考。
单个数据库何以融入世界知识这个无量的有机体？笔者认为有5个条件：其一，它需要有自身独具的价值，如特色鲜明的专题、优越的数据质量、庞大的数据体量、良好的平台性能等，否则便难以发挥不可替代的“官能”。其二，它需要有自我开放的主观意愿，乐于同既在的外围知识体系建立共享关系，以便能与无量有机体的其他官能性构件协同运作。其三，它最好能有参照国际惯例的标准化配置和开放性设计，以便为融入世界知识体系创造客观条件。其四，要尽可能彰显系统内的数据关系，使其具备超越“数据”属性而导向“知识”的潜质。正如人拥有知识并不等于具备素养那样，占有数据也不等于拥有知识。从知识到素养，需要“内化”，而从数据到知识，也需要类似的过程，即以最经济的方式呈现系统内的数据关系，剔除冗余、避免交叠，使其彼此呼应、相互支撑，这是优化数据的一种方式。其五，它需要有可持续发展的潜质，例如持续增加数据量、持续优化数据结构、持续改善用户体验等，以便能伴随世界知识体系的持续发展而与时俱进地保持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总之，数字文化遗产事业须置于人类知识共同体的视域中加以审视和规划，文化遗产守护机构的决策者应着力凸显这项公益事业的文化职能和社会效应，对本机构拥有的文化遗产数据以开放共享、关联互通的姿态使其价值最大化，并视之为遗产守护、文化传播、知识生产的必要途径，肩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使命。
本文为文化和旅游部委托项目“数字化中国艺术文化遗产的增值服务潜能研究”（项目编号：17DH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孙红杰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兼职教授，英国牛津大学数字文化遗产项目（OxLOD）联合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音乐史学、音乐批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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