裤裆藏雷、手撕鬼子、反重力自行车、肩抗土炮、徒手扔汽油桶……各式各样的抗日神剧雷剧情总是超越人们的想象，但这样诡异的事情却一再重复上演着。
现在又有网友翻出了2012年的一部抗日主题电视剧《敌后便衣队传奇》，第一集就发现了其中的“传奇”。
剧中，红军准备成立淮北军区淮北便衣大队，于是举办“比武大会”选拔队员，自称“爆破王”的马洛同志傲娇登场，拽得不行，甚至端出包子给首长品尝。
就在大家一头雾水的时候，马洛同志咬了一口包子，随后扔出去，竟然炸了……炸了…………
然后他左右开弓，咬一口包子，扔一个，炸一个，笑嘻嘻地再扔一个，再炸一个……
马洛骄傲地向首长介绍：这是他发明的“包子雷”，可以藏在各种食物里面，专门迷惑小鬼子。
他还献宝似地搬出了一个箱子，从里面依次拿出了西红柿、黄瓜、胡萝卜、辣椒……全都可以炸，号称“蔬菜雷”。
甚至还有一个夜壶，是研究的“尿液触发雷”，只要往里尿尿，十秒钟就能炸飞。
天蝎雷、闪电雷……这个箱子就像是哆啦A梦的口袋，啥玩意儿都有。
战士们都服了，首长们都服了，网友们都懵了……
汪精卫出生于广东三水。幼年接受家塾的传统教育,曾获番禺县试第一名,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赴日留学。其时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蓬勃兴起之时,汪精卫加入了革命派行列。他不仅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而且担任会章起草和评议部负责人。其间,汪氏为驳斥改良派的种种谬说,发表诸多战斗檄文,在革命党人中赢得了声誉。1910年,赴北京谋炸摄政王,事泄未成,被捕入狱,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悲壮诗句。
1.汪精卫--从志士到叛国者
1925年,汪氏加入孙中山北上行列,成为著名的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和见证者。随后,汪先后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
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从法国归国,在武汉主持发动“七一五”政变,不仅在对内政策上屠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在对外政策上,也改反帝联俄政策为反苏亲帝政策。两月后,蒋汪反共合作,“宁汉合流”。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氏出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汪伪政权的主脑。12月30日,汪日签署“基本关系密约”以及“汪日满共同宣言”,这是全面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协定。参加谈判的陶希圣事后披露说:日本提出的条件所包括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产,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
南京伪政府建立后,汪精卫在日本占领军当局的支持下,以“东亚联盟”为旗帜,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国民政府”。为此,汪精卫解散了沦陷区内的各种党派团体,建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使形成为一大广泛的国民运动,强化国民党领导中心的全能机构,达到党、政、民一元化的境地”;接着,在华中沦陷区推行残酷的“清乡”运动,围剿各抗日武装以改变该政府政令不出城门的状况;后又效法蒋介石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开展“新国民运动”,在思想领域奴化沦陷区人民等,为日本侵略者统治沦陷区充当马前卒。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又将南京伪政权绑上日本法西斯的战车,宣布与日本侵略者“同生共死”,又参加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与东亚各国的日本傀儡政权首脑会晤结盟。与此同时,汪精卫又将沦陷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都纳入了所谓“战时体制”的轨道,以配合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圣战”。汪精卫的种种行动虽博取了日本侵略者的欢心,但却不能挽救南京汪伪政权覆灭的厄运。
1943年8月,汪精卫旧伤复发,日本军医诊断为“多发性骨髓肿”,病根在1935年遇刺时仍留体内的子弹,也与他因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败迹日益明显而心境恶劣有关。次年3月,汪精卫被秘密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学院治疗。11月10日,不治身亡,葬于南京明孝陵前的梅花山。1946年1月在蒋介石返回南京之前,国民党当局指令工兵部队炸开汪墓,将汪氏棺木连同尸体运往他处火化。汪精卫虽已尸骸无存,但其叛国巨奸之恶名却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下场: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多,汪精卫因患多发性骨髓肿病在日本名古屋病死,终年62岁。
1940年陈公博(左二)和汪精卫合影
汪伪政权二号人物陈公博被处决
2.陈公博--汪伪政权第二号大汉奸、代理“主席”
自称“乱世能臣”的陈公博是一个富于多变的人物。他少年时就随父亲参加反清秘密会党的很多活动,决心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青年时期,他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代表,尔后脱离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从此便一生追随、效忠汪精卫。大革命时期,他以国民党“左派”自诩。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成为拥汪反蒋的改组派代表人物。汪蒋合流后,他则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客。抗战爆发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汪精卫伪政权的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一生在政治上变化多端,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陈公博,广东省南海县人,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1920年秋,陈公博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回到广州后,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参加成立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为领导人之一,并因此出席了中共“一大”。1922年,赴美国留学后,即被开除出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公博鼓吹上海当前除“担任后方任务”外,将来“为与日本同生共死,必将担任一部分之战线”。因此,“上海应以东亚共荣圈之中心地及联络线之资格,成为中日提携之轴心”。陈公博还以上海市市长的名义,发表《告上海市民书》,要上海市民与日本合作,务使“全面和平”得以早日实现。
1943年3月底,汪伪政权为实现“中日”共同协力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一目的,特派陈公博为访日“特使”。陈公博抵达日本东京,向日本主子表示:“深愿竭其人力物力贡献于大东亚战争,但求能与贵国携手迈进,并肩作战,无论任何牺牲所不能辞”。日本天皇奖给陈公博等人各一枚“一级旭日大勋章”。为此,陈公博离开东京时称:此次“奉令访日,承天皇陛下宠遇”暨内阁总理大臣等人的“隆重款待”,感到“无限光荣”,完全是一副奴颜婢膝之相。汪精卫病死后,1944年12月,陈公博代理汪伪政权“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等重要职务,集大权于一身。
下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汪伪政权日暮途穷。1945年8月25日,陈公博夫妇等人乘机秘密离开南京飞抵日本,10月3日又被强行引渡回南京,关押在老虎桥监狱。1946年2月,陈公博与陈璧君、褚民谊等三人被押往苏州狮子桥监狱关押。随后,江苏高等法院在苏州道前街第一法庭对陈公博进行公开审判法官认为对陈公博应“从重处断,以为叛国者戒”,并在判决书中指出:“陈公博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6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奉命将陈公博在江苏第三监狱执行死刑。陈公博的家属将其尸体运到上海,连墓碑也不敢立,悄悄地将其埋葬在一处公墓中。
图为周佛海在汪伪政府成立时留影
3.周佛海--反复无常,三次叛变
蒋介石对周佛海也委以重任。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可谓红极一时,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成为蒋身边的“文胆”之一。这样一位心腹,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周佛海后来会背叛他。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周佛海基于抗日必败的论调,与汪精卫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政治主张而“物以类聚”了。周佛海抱着强烈的政治野心投靠汪精卫,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在汪伪营垒中,他通过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手段,发展和培植亲信,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自担任头目。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周佛海是汪伪政权的主要组织者,也是握有实权的大汉奸,占据了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要职。他还向汪清卫表白忠心:“生死相共,患难相随。”汪精卫死后,周佛海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与陈公博结合得更紧了。
但汉奸毕竟是汉奸。随机应变,反复无常,阴险狡诈这些特性在周佛海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并贯穿一生。在抗战中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抛弃了曾向汪精卫作过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证”,厚颜无耻地倒向了蒋介石,拜倒在蒋介石的脚下。1942年10月,他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的特工人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蒋介石再表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这种种“杰作”,使周佛海赢得了蒋介石的嘉奖,并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下场:一个来月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快速严惩汉奸”的压力下,周佛海被软禁在重庆,后来又被移交南京监狱。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由于蒋介石念其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出面干预,才被减为无期徒刑,保住了脑袋。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暴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4.梁鸿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下,在上海组织维新政府,并担任伪行政院长,卖国投敌。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持政府,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敌占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任“行政院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维新政府”成立后,立即与日本签订《华中铁矿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要纲》等一系列协定,使日本得以迅速控制华中经济,掠夺中国的资源和物资等。是年秋,在日本操纵下北上大连,与伪华北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王揖唐等商议成立伪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任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委员。次年出任汉奸组织“大民会”总裁。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后,解散伪维新政府,出任汪伪政府监察院院长。在梁鸿志为日本服务的时期,日本人始终从工作、生活等多方面予以监视,并在每次伪行政院会议前与其闭门密谈。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后,汪精卫在日本病死,梁鸿志继陈公博为伪立法院长。
下场: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梁鸿志携两妾、幼女逃往苏州。10月2日梁鸿志在苏州被捕,随即被解押上海,送到楚园里作了“楚囚”。在强大的社会舆论指责下,梁鸿志以汉奸叛国罪被判处死刑。11月9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枪决,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5.傅筱庵--被“两代义仆”朱升源连砍数刀气绝身亡
傅筱庵,浙江镇海人,曾出任北洋军政府高级顾问,1927年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北伐军进军上海之前,他十分的不看好蒋介石,认为北伐军打不过孙传芳的直鲁联军,于是他将宝押给了孙传芳。没想到孙的直鲁联军在北伐军的进攻下,一败涂地。他也因支持军阀孙传芳而被蒋介石通缉,被迫离开上海逃往大连。也就是在此时,他的内心已经在盘算着寻找新的靠山,并开始与日本人暗通款曲。通过杜月笙的斡旋,南京国民政府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傅筱庵得以返回上海,并出任汉冶萍公司股东联合会会长。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傅随即公开投靠日本人;1938年3月28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傅筱庵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
傅筱庵公开叛国后,蒋介石极为震怒,命令戴笠对其实施制裁。当时,傅筱庵住在虹口区,属于日军重点设防地域,傅家距日本宪兵队近在咫尺,身边有32名保镖不离左右,平时那里日军戒备森严,外人难以接近此地,更别提自由出入了。戴笠与手下反复研究了各种行刺方案,始终感到难以有效地实施暗杀行动。戴笠提出,应该在傅身边的人寻找突破口,物色可以行动的内线人物。经过反复筛查,一个叫朱升源的人进入了军统的视线里。
朱升源是傅筱庵的亲信,由于曾在日本人的工厂做过工,对日本人极为反感,他曾私下里劝说傅筱庵,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不要紧跟日本人,傅筱庵对朱升源的劝说总是不置一词。军统对朱许诺,事成之后,会安排他离开上海,并给予优厚的奖金,保证他后半生衣食无忧,朱有些动心。在一再劝说傅筱庵回心转意无果的情况下,朱升源彻底灰心了,同时也下定决心与军统达成一致除掉这个铁了心的汉奸。
下场:1940年10月11日凌晨,傅在参加了一个日本人举办的宴会后,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为了不打扰夫人,自己独自来到书房睡觉。朱升源觉得时机到了,他抄起一柄早已准备好的菜刀,这把菜刀被朱升源磨得锋利无比。朱悄悄走进书房,见傅早已进入梦乡,他举起菜刀对着傅筱庵的脖子狠狠地砍了下去,顿时鲜血飞溅而出,傅连哼都没哼一声,被杀死在床上。
6.殷汝耕--华北第一个傀儡伪政权主席
殷汝耕,浙江省平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取得了联系。回国后,在各军阀之间进行投机活动,后投靠国民党亲日派、新政学系首领之一的黄郛。1927年,殷汝耕以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的名义,代替蒋介石与日本勾结、密谈。
殷伪冀东政权成立后,.殷汝耕全面奉行亲日卖国政策。在军事方面,与日本及伪满、伪蒙疆政权先后签订了军事性质的政治同盟,商定冀东海防由日本海军舰队负责;冀东接近东北的长城沿线,由伪满政权负责治安;冀东与伪蒙边境防务由双方共同负责;各方实行军事上的共同防共。在政治方面,殷伪政权各部门大批聘请日本顾问。为了寻求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和支持,殷汝耕还多次派人或考察团赴日本和伪满等地活动。在经济方面,一方面寻求日本和伪满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又大肆出卖华北经济主权,使国民政府在财政上蒙受了重大损失。打着“自治”旗号的殷伪冀东政权,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彻头彻尾傀儡政权,它的出笼,使得华北政局更加动荡不安。于是,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十分愤慨,一致声讨殷汝耕的叛乱行经,纷纷要求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卖国贼。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南京国民政府曾经数次与日本交涉,要求取消该政权,但未得结果。
下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日军向北平大举进攻之时,驻通县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辖的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官兵,在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率领下,于同年7月28日反正,将驻通县城内的日本侵略军一个中队及特务机关人员等400多人全部歼灭,并活捉汉奸殷汝耕,收复通县。可惜,殷汝耕在押送途中被日军劫走。之后,他失去利用价值,逐渐被日本冷落。
抗日战争胜利后,殷汝耕被捕,接受审判,被判处死刑。1947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被处决。
7.李士群--投靠日本却被日本人毒死
1905年生,浙江遂昌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毕业。大革命失败后,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以蜀闻通讯社记者身份,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潜伏南京,1938年逃至香港,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日本侵略者做情报特务工作。1939年任汪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秘书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残酷迫害抗日军民。
下场:1943年9月11日,南京汪伪政府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江苏省主席李士群,被日本宪兵特高课毒死。
8.陈璧君--抗日头号女汉奸
陈璧君(1891--1959)广东新会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今槟城),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槟城与汪精卫相识,遂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年)追随汪去日本留学。二年,随汪回北京执行暗杀摄政王的秘密使命。1912年5月,与汪精卫正式宣布结婚。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支持汪精卫对日本妥协的路线。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政府迁往重庆。1938年12月19日,随汪精卫逃往越南河内,叛国投敌,成为汪逆汉奸集团的重要成员。之后历任汪伪政权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指定委员、东亚联明中国总会常务理事等职、积极支持汪精卫投敌卖国的“和平反共建国”方针政策。1944年汪死后,陈南下广州任日伪广东政务指导员,企图控制汪伪的广东省政府。
下场: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璧君于1945年9月12日被国民政府逮捕,1946年被国民党当局以汉奸罪判无期徒刑,终身监禁。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5月,由苏州监狱遣送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关押。1959年6月17日病死上海监狱医院,年69岁。
9.丁默邨--先是汉奸后又变成卧底,最后惹怒蒋介石被判死刑
丁默邨,湖南常德人。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退出,加入国民党。1937年任国民党军统局第二处处长。
1938年,日本侵略者妄图扑灭上海抗日力量,拟组织一支特工队伍,丁默邨被日本人选中。通过李世群拉线,丁默邨于同年冬潜往上海与日本人挂钩。次年2月,丁默邨投拜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贤二,提出破获“蓝衣社”及共产党地下组织方案的《上海特工计划》作为见面礼。土肥原贤二派晴气庆胤给予指导,复由大本营参谋总长下达《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至此,丁默邨正式投靠日本侵略者,并与另一汉奸李世群合组“特工总部”,丁、李分别为正、副主任。继与汪精卫合流,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日本记者称之为“婴儿见之都不敢出声的恐怖主义者”,国人则称为“丁屠夫”。
1955年11月,汪精卫死,陈公博继任。丁默邨于次年1月兼任伪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5月,调任伪浙江省省长、省党部主任委员、驻杭州“绥靖公署”主任、省保安司令,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为谋取后路,丁千方百计与蒋介石的“军统”头子戴笠、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联系。并通过戴、顾向蒋介石保证:“决心以原样的浙江归还中央,决不让共产党抢去”。
下场:抗战胜利后,丁默邨功过难定,因为他先是汉奸后又变成卧底,更糟糕的是后来他保外就医、游览南京的消息传开,蒋介石一怒,下令枪毙丁默邨。丁默邨最终在1947年5月1号被“通敌叛国”、“戕害军统、中统地下工作人员”理由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时年46岁。
10.王克敏
王克敏原籍中国浙江杭县(今余杭),生于广东。字叔鲁。清末举人。1903年任留日学生监督,后改任驻日使馆参赞。1907年回国后历任直隶交涉使等职。辛亥革命后,任中法实业银行中方总经理。1917年任中国银行总裁,并一度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1923年助曹锟贿选大总统。1932年起,历任南京国民政府东北政务委员、北平政务整理委员。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叛国投敌。先后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汉奸组织“新民会”会长、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汪伪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汪伪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最终下场:抗日战争胜利后,以汉奸罪被逮捕。1945年12月25日在狱中畏罪自杀。
在当今的体育界，归化球员早已经成为了许多国家获得好成绩的手段，无论是在足球赛场上，还是在篮球赛场上，这种情况都屡见不鲜。而在一项我们大家了解都不是很多的运动上面，也有一人曾改了国籍，替别的国家效力！
任彦丽
说起垒球，可能很多球迷都不熟悉，但是曾经中国队也曾有过一位世界级的垒球巨星，她叫任彦丽。在80年代担任中国垒球队队长，1986年，她代表中国队出征，当时被称为“亚洲重炮”的她，随队获得优胜，并包揽了本垒打王和打击王头衔。
她不仅是亚洲是第一人，还是世界级垒球巨星，但是在她职业生涯的后期，却做出了让所有球迷都不能理解的事情，那就是她选择离开我们的国家，加盟日本队，为日本队效力。
1995年加入日本国籍后，极度想在国际舞台上击败中国队，之后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她不仅带领日本队在小组赛和半决赛两次战胜了中国队，还代表整个日本担任国旗举旗手！
取得日本国籍并改名为“宇津木丽华”，让她成为了一个纯正的日本人，与中国队再无关系，但是这样并不能满足她，在她代表日本对战胜中国女垒之后，她说了这样一段话，让人们痛心疾首：“中国队很有实力，但是他们在我们日本队面前没有机会，我们才是亚洲最强大的，在日本队面前中国队不堪一击，再遇到中国队我们还会大胜，这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我相信日本队会获得最后的冠军！”
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她的父亲是一位抗战老兵，那个年代的人对于日本是有着极为不一样的情绪的，也是一辈子不敢回忆的过去，而她加盟日本的这件事情，也是他父亲一辈子都无法原谅的！
影视资料图
美国队长海报
在国产抗日雷剧使出洪荒之力亦难挡臭鸡蛋和烂番茄的时候，主旋律的美国战争片却轻飘飘地在全球攻城略地：《美国队长3》2016年海外票房占比64.6%；成为全球票房年度之首。
不比不知道，一比睡不着觉。同样主旋律，同样炫神技，结果却天壤之别。雷剧的小船，说翻就翻，死相难看；而大片的舞台，风光旖旎，还荷包满满。于是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美国队长》不被吐槽为“抗德神剧”？
凭心而论，《美国队长》里枪林弹雨中赤手空拳打败成百上千的敌人，这种神乎其技的本事，深究起来和手撕鬼子其实也差不离了，为什么《美国队长》没有被贴上“抗德雷剧”的标签？有两方面原因：第一，《美国队长》从一开始就告诉你“我是科幻片”，然后它做了科幻片该做的事情；但是大多数国产抗日神剧告诉你“我是抗战片”，然后做了科幻片该做的事情。在剧情设计的合理性和逻辑性来说，《美国队长》更尊重观众的智商。第二，罗素兄弟讲述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正义与反派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对与错的故事，因为生而为人，所以每个人都有弱点与动机。在人物设定上，《美国队长》更尊重有血有肉的灵魂。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这话是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原文。文艺创作如此，影视制作亦然。披个正剧的外衣，却没有有血有肉的灵魂，空谈历史、虚化英雄，到最后，适得其反，不仅模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面目，也让民众对英雄与史实懵懂混乱。这里其实是两个层面：第一，严肃的正能量，不是非要板着面孔训人。也可以适度轻松、适度幽默，甚至借助动漫等形式来表达核心思想，但，最底线的规则，是保持人物饱满而本真的特点，千万别想着以“高大全”的虚构，去糊弄审美早已升级的大众文化。第二，历史剧也好，抗战剧也罢，说到底，还是契合传播规律的文艺作品。自己都不愿意相信的剧情，就别拎出来蒙混市场与受众。就像《美国队长》中展现的多是纳粹的“恶”、而非敌人的“弱”，对手很强，但主角努力击败了对手，主角更强。但我们的国产雷剧，往往将鬼子们打扮得像弱智一样蠢得无可救药，这反而让观众哭笑不得——这哪里是双方血战，简直是大人逗小孩玩。只是，真相越来越清晰的历史，是这么块任人捏造的橡皮泥吗？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抗战剧当然要拍，历史剧也不是没有市场，一切大有作为，一切百废待兴。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从《美国队长》的胜出中找到规律所在。虚构的英雄，反倒更“真实”；真实的英雄，反倒更“梦幻”——错位与缺位之间，不过是“得法”与“不得法”之别。文艺创作之“法”、影视作品之“法”，见人见情见故事，但，这些人情世故的辽远与深厚，须根治在中国大地之上、根治于价值情感的普适规则里。
作为国民政府最高级别的公务员，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每月究竟能拿多少工资？查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作为“特任”级别的公务员，蒋的薪俸标准是800元，与之同级别拿相同薪俸者，包括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及中央各部会部长。这个标准，较诸北洋政府时期，大总统每月薪俸2.4万元（1913年增至3万元）、公费4万元、交际费4万元，已逊色极多。
按照该表，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拿的工资跟各部部长一样，都是每月800块大洋。副委员长、各部副部长以及各省主席，月薪比蒋介石略低，每月能拿到680块大洋。
当时一块大洋值多少钱呢？《南京零售物价表》上面列举了1933年下半年当时首都南京几种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价格：
大米，每斤0.04元(银元，下同)。
牛肉，每斤0.3元。
五花肉，每斤0.23元。
菜油，每斤0.16元。
某个牌子的男士短袜，每双0.07元。
综合以上物价，当时一块大洋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现在人民币60元。换句话说，蒋介石每月800块大洋，相当于月薪48000元。
当时各市市长的工资差异很大，广州、上海等地工资很高，市长每月能拿640块大洋，折合人民币38400元；开封、西安等地工资很低，市长每月只能拿450块大洋，折合人民币27000元。
在各级行政机关上班的科员、办事员，工资就低得多了，三等科员月薪60块大洋左右，折合人民币三四千块钱；三等办事员月薪45块大洋左右，折合人民币两三千块钱。
1933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蒋的这800元月薪，即800银元。其大致购买力，可参考同期南京、上海的猪肉价格——约每斤0.3元（银元）上下。1935年“法币改革”后，蒋的月薪，从800银元变成了800元法币（官方规定银元与法币的兑换比率是1∶1）。
抗战爆发后，蒋的薪俸有所变化。虽然全国公务员的基本工资都没有变，但考虑到物价上涨，对公务员造成的压力最大，1941年夏，国府颁布了《非常时期改善公务员生活办法》，规定：公务员可以每人每月购买政府提供的平价米粮两市升；另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助费60元；基本工资低于200元者，再另发生活补助费20元。蒋介石也同样可以领取上述补助。
1942年，通胀继续恶化，重庆的猪肉已涨至每斤6.25元。以至于像王子壮这样的中高级公务员（中央铨叙部次长），也在私人日记中哀叹：即便节衣缩食，每月仍需借贷500元才能维持全家生计，全年只有三个月不为米粮发愁。故而，该年9月，国府再度出台新的《非常时期公务员生活津贴办法》。不过，该办法不再规定生活津贴的具体数目，而是将津贴数目与物价上涨指数挂钩，按固定公式定期修正。
若以1942年8月重庆的物价指数为依据，在该项新政策出台后的9月份，除基本薪俸800元之外，蒋介石还可以拿到4400元的生活津贴；最低级别的公务员（月薪55-60元），也可以领到660元生活津贴。换句话说，到抗战中后期，基本工资对公务员来说，已形同虚设，津贴才是其真实工资。上述政策，一直延续到抗战结束。
除上述工资及津贴外，蒋介石每月还有一笔固定收入。据蒋的侍从副官居亦侨披露：“蒋介石任军事委员长时，在财政预算中有一笔特别费用，不列入正常开支项目，可以凭蒋介石亲批手条支付。”查中央银行档案，可知这笔费用的具体数额是3万元。经手办理该款项者，乃是孔祥熙。如1938年9月3日，孔曾密函中央银行：
“案查蒋委员长特别费每月叁万元，前经函请贵行按月拨交王宇楣君代领，据报业拨至本年七月份止在案。所有自八月份起按月应拨之叁万元，请即按月照数拨交本部驻港办事处王科长巽之代领，取据报核，不再逐次函达，相应函请查照办理为荷。”
除此之外，蒋介石每月，再无其他因担任公职而产生的收入（蒋兼职虽多，但按规定只能领取其中一份工资）。
至于蒋的个人存款，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史料，名曰《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调查表》。该调查表“作于昭和14年10月17日（即1939年10月17日）,调查者为登集团参谋部,报告注明为‘情报’,‘秘’级。”该调查报告，共列有国府高层政要29人，统计其存款总额为78606.7万元。其中，蒋介石名下有存款6638.5万元，合809万美元。
所谓“登集团”，即侵华日军第13军（该部代号为“登部队”）。国内部分学者对该调查的真实性很困惑，一方面认为，“一向重视对国民党的情报工作，但该调查报告因无其他材料佐证，我们一时无法判断其可靠性如何”；另一方面又觉得，“日本为了打击其敌手，可能利用对其敌手不利的材料，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时正值抗战时期，国民党站在抗日立场上，正是日本的敌手。但该调查注明为秘密情报，非为公布用，有意造假的可能性似不大。”
另据美国底特律大学教授戴鸿超的研究，日本当局确曾在战时制造过针对国民政府高层的财富谣言。其中最著名的一则，即通过散布所谓国府要人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宣传“宋子文是1940年代的世界首富”。美国联邦调查局因此秘密调查了宋在美国花旗银行与大通银行的存款，据1983年解密的调查局文件，“证明这一消息是来自日本的战时谣言。”考虑到“登部队”本身即负有对华宣传战的任务，所谓《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调查表》的真实性，是极为可疑的。可惜的是，战争结束后，“登部队”秘密焚毁了其几乎全部档案文件，今人已很难进一步查证该调查报告出炉的前后始末。
1943年3月，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出现学潮，起因十分朴实：食堂的饭太难吃。
当时中大的米饭被称作“八宝饭”——掺有沙子、煤屑、稗子、稻谷，学生相当不满。关键时刻，兼任校长的蒋介石亲自视察食堂，不顾牙齿被咯掉的危险，与学生谈笑风生，连吃三碗，诸同学面面相觑，一场风波无形化解。
客观来讲，中大的大学生确实娇气了。此时正值抗战关键时刻，物资匮乏，前线国军已经吃“八宝饭”很久了，而共军则连大米都吃不上——他们自嘲为“小米加步枪”。
日军的供应要好一些，但是随着战争逐步深入，也出现营养不良情况，以往从国内运输的粮食供应不足，只有频频扫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抗战三方军队的后勤很难及格，国军、共军一直未能建立现代后勤系统，日军的系统很快无法支撑。
这样的军队都怎么填饱肚皮呢真的都靠抓鸡、小米、八宝饭吗
[日军“精大米”]
最初，日军还依赖后勤从国内运输，伙食标准令中国军队羡慕。
日军的后勤体系建立于明治维新时，经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洗礼，侵华战争爆发以前，已有相对成熟的，由经理部(后勤部)领导，兵站线组成的体系。
按照日军后勤条例规定，士兵每人每天要吃870克精米，或者与之热量相等的面包、饼干、压缩干粮、精谷物。除主食外，还有熏肉、鸡蛋、盐渍或糠渍酱菜。为保证盐的摄入，每天还有150克味增或者0.08升盐或调味汁。
以华北方面军为例，从1938年2月11日至3月10日，接收了来自日、朝、台湾、东北等地输送的海量物资，以养活12万日军。
庞大的物资在日本、东北、朝鲜、台湾等地聚集，通过广岛、旅顺、台北、高雄等港口海轮运到中国的天津、青岛，再由铁路公路转运，最后送到每个华北方面军士兵的手里。
此时的日军还完全依赖本土或殖民地送来的物资，对搜集当地食品并不热心。1937年12月，京津地区日军把掳获的中国大米主要用于抚恤、赈济地方百姓。
1939年日军经理部一份交运清单中，蜜柑罐头、水蜜桃罐头、蜜豆罐头、马手贝罐头、瑶柱罐头、浅利贝罐头等赫然在列。除了浅利贝罐头，运量都在1万罐以上，蜜柑罐头达到31万罐。
这些美味佳肴都是随着清酒送来的下酒菜。1938年的陆军纪念日，每名华北日本兵获得了0.4瓶清酒，1份甜品，100克干果，以资庆祝。
不过，依赖后方也有风险，一旦供应中断将十分被动，第二师团荻原支队在山西北部作战就是如此。运输车损坏后，他们只好在主食中掺杂从当地搜集的小米、高粱、粟米、生野菜，辅以搜集的鸡肉、猪肉、砂糖、食盐、豆酱，还要日军飞机空投，勉强撑饱了肚皮。
随着战争不断深入，日军的后勤逐渐难以支撑，不得不把重点转移到就地取材上。《1941年度兵站运营要纲》中，经理部提出粮秣以当地(占领区)获得为主，即使运输，也在满洲、内地占领区内部调剂，减少日本本土运送。
什么是当地征集就是传说中的“鬼子”进村。日军下乡扫荡时，最喜欢抓鸡，1941年8月一次扫荡中，日军在北岳区共抓了5万只鸡。一位青岛人回忆：“日本兵爱吃鸡，隔三差五出来四处抓鸡解馋，东西大村的鸡被日本兵抓得精光，在那苦难的抗日八年中，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日军很快建立了比扫荡更省力的制度：上贡。华北平原的日军建立据点后，向当地摊派“田赋”和“警备餐”，田赋每亩每年4.3元(伪币);警备餐是大米白面，猪肉牛肉，鸡鸭鱼鹅，蔬菜水果，烟酒茶等。
为了让日军少出据点扫荡，一般乡村都会尽力供应。望都县北坝子村给附近据点每天上贡菜12斤、香油5斤、鸡蛋20个。
依靠着上贡、扫荡、运输，日军普遍能吃上精大米。但这也给日军带来了富贵病—脚气。
此脚气并非皮肤病，而是一种因只吃精米导致维生素缺乏的病症。这是日军老传统——甲午战争中，日军有20%的死亡源于脚气病。
1939年8月下旬，华南派遣军就有386个脚气病例，军医部很快下发防治脚气高发的文件。高级军官也曾中招，野战重炮第二旅团团长木谷少将就死于此玻。
1944年以后，娇贵的日军也出现了断粮。
1944年末，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日军27师团在湖南遇到了粮食危机，补给送不上来，部分中队只有在农田里觅食，幸好已是秋收，稻米和红薯获取不少。但是，副食品基本没有，特别是缺肉，动物性蛋白质严重缺乏，造成了大面积的战争营养失调症。
“一号作战”的湖南战场，真成了日军的噩梦，营养不良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几乎与战斗伤员达到1比1，截至7月22日，10个师团有8327人战伤，得病的达到7099人。
[国军“八宝饭”]
国军的供应体系远不如日军发达，饮食标准也偏低。
1935年，军政部制定了陆军战时给养定量标准：每人每天大米22两或面粉26两(旧制，一斤等于十六两)，罐头肉4两、干菜2两、咸菜2两、食盐3钱、酱油4钱，临时加给烧酒2两或白糖1两。军政部只部分解决运输问题：主食和油、盐依靠兵站采购，副食则靠部队自行购买。
武汉会战后，苏皖浙赣沦陷，物价飞涨，副食很快买不起了，主食的米面接下来也难以供应。为了解决吃饭问题，1941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粮食部，将田赋征收由现金改为实物，当年就筹集到粮食2460万石，效果立竿见影。
“田赋征实”以数量衡量一切，粮食质量便急转直下。部队吃的米饭有霉米、沙子、石子、粗糠、稻壳、稗子、老鼠屎和小虫子，雅号“八宝饭”产生于此。第54军军长黄维曾因粮食质量太差，愤而将整包大米寄到军政部抗议。
军政部虽然制定了伙食标准，现实中的执行常是炊事班抬出几大桶米饭，士兵蜂拥抢食。老兵对吃饭别有心得，总结为“一碗高、二碗半、三碗鼻子看不见”——第一碗略高过碗边，先给肚子填个底;第二碗只盛一半，倒上热水当粥喝，也有利消化;第三碗要盛到看不见鼻子，再躲到一边慢慢吃。
大部分国军只能勉强吃饱主食，但身为天之骄子的空军得到了特别优待，抗战最困难的时刻，飞行员每餐依然可以吃到肉类、鸡蛋和牛奶，让因物价升腾伙食水平下降的地勤官兵羡慕不已，自嘲：“空勤的紧吃、地勤的吃紧”。
海军的战舰虽然损失殆尽，待遇仍高陆军一筹，主食同样吃八宝米，副食却能做到“荤素兼有、肉食不断”。有些海军军官还不忘吃西餐的派头，每周总有一天用刀叉就餐，虽然食物只是馒头一个、咸鱼一条、豆腐蔬菜各一碟。
陆军官员的回忆录中，“吃好”的标准低的可怜。国民党将军董其武，在87岁高龄撰写的回忆录里，还对傅作义总部吃到的一顿午餐念念不忘，感叹“真是一顿丰盛的美餐”，其实，那不过是“糜米饭和羊肉煮山药蛋”。第75师参谋赵康侯记忆中的抗战美食更是寒酸，只是“半茶缸番薯米饭”而已，但是“饥者甘食，其味之美至今不忘”。
残酷的战争消耗着各方的供给，抗战后期，国军的伙食普遍下降。
湖南战场上，被日军围困的衡阳城守城国军主食从“机(磨精)米白面”换上了“灰糠和糙米”。副食也每况愈下，从最初的鸡鸭牛羊，到日军炮弹炸出池塘的鱼，再到油炸花生和黄豆，最后就只剩下白盐和开水了。
抗战中期孤悬敌后的中条山地区更加艰难。粮食要长途运输，自己加工，菜蔬油盐奇缺，士兵只好采集野葱、野韭菜、野香椿、桑椹。
饿肚子最惨痛的，当属第一次远征时退入野人山的国军。最初还能吃到宰杀的牛肉、马肉以及自己携带的米面、罐头，之后就只有煮食山民种植的苞谷，以及草根、树叶、芭蕉根吃。火柴用完之后，只能找些猴子吃的野果果腹。远征军女兵李明华回忆，饥饿多时的她吃到了两个煮小玉米：“如获稀世珍宝，其味道的鲜美难以笔墨形容”。
[共军“小米加步枪”]
八路军本身没有现代化的后勤体系，主要是靠各部自行筹措。1938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解决部队给养困难的指示》：一、别指望国民政府，二、给养不足就要靠人民支援，三、加强统一战线，找开明士绅募捐筹款。
这对共产党军队并不是问题——他们有丰富的自给经验。开始时，八路采用苏区方式：“打土豪分田地”，打汉奸没收财产，以及向敌后的国民党政府征集，走到哪吃到哪，就地筹粮、就地吃饭，没钱了就打个白条。
1940年6月，晋察冀军区要开辟平北根据地，正值青黄不接，阴雨绵绵，搞粮食非常困难。所到之处，百姓只能拿出刚刚成熟的青玉米棒、小土豆、窝瓜蛋，但部队吃了青玉米棒，来年的收成便没有了。为了巩固新区，平北分区政治部主任段苏权，事后筹措了一笔钱给当地，总算还了白条。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最主要的粮食是小米，重要性堪比货币。晋察冀的政府帐目是以小米或其等同物为单位结算，“小米加步枪”说法不胫而走。
根据地经验丰富了，也搞出了制度创新：屯粮，征收爱国公粮，达到了稳定供应。华北八路军每人每月的伙食标准是40~45斤小米，3两油，1.5~3.5元的菜金。
但这份标准中没有肉食，实际上，相对于国军和日军，共产党军队没法指望上级拨给，只有各显神通。
湖南人赵贵徵在1938年2月参加了八路军进入了抗大学习，他发现陕北人不吃下水，猪牛羊的下水都埋在地里，于是他便联系了当地人做内应，看谁家宰羊，就偷摸把下水起出来，与战友们煮了吃。
后来小赵到了晋察冀当了连指导员，主要工作就是解决口粮，他鼓捣了20亩地种蔬菜，又养了两只猪，特别是躲藏反扫荡时，赵贵徵宰了一头猪，有效地鼓舞了连队士气。
战时，延安的领导们吃顿好饭也是值得一提的大事，359旅政治部副主任王恩茂率部返回陕北，他在1939年11月共30天的日记里，特别提到吃饭的有13天，其中有15顿饭是请客、被请客或者会餐，特地提到“好饭”的有三顿。
王恩茂还喜欢下基层，也经常能打牙祭，在特别困难的43年2月，王恩茂吃了一顿717团1营的酒席，这桌饭一开始是点心，糕、糖、油煎的花生面块、梨、枣等。正席则有几十碗菜，最后每桌都剩下不少菜。
就在王恩茂吃一营的酒席时，整个华北的八路都陷入了粮食困境。1941年后国民政府断了对共军的供给，加诸“五一”大扫荡，中原灾荒等因素，共军伙食标准急剧下降，部分地区以黑豆加野菜为食。
1942年，冀西区部分部队每天只吃二两黑豆，以野菜，树叶，树皮，草根充饥。但他们仍然保持了风度，把离村近的榆树皮和野菜留给群众，部队到十几里外的高山上采集。
连白洋淀这种号称富庶的地区，百姓也只能捞水草过活。著名的“雁翎队”经常只能捞点鱼虾白水煮着吃，既没油，也没盐，腥味扑鼻，有时候刚咽下去，立马吐出来。
日军也时刻在与八路抢夺着粮食，在1941年后，日军的扫荡多数在春秋两季，春季干扰播种，秋季跟八路抢收。1941年8月的扫荡中，日军在北岳区和平西区被抢走或损坏粮食5799万斤粮食，3万头家畜。
面对如此局面，八路军放下枪，拿起锄头开始了大生产。冀西区在拒马河两岸试种稻子，1943年稻谷取得大丰收，军队吃上了大米饭。赵贵徵组织部下开垦了10几亩地，种下了山药蛋，结果收了三万斤，解决了连队3个月的伙食，当然山药面饼不可能有多么好的口感。
经过一年的大生产，口粮问题逐渐得到了解决，晋察冀第3军分区2团1943年秋后，每人每天能吃六钱油、七钱盐、二斤菜，每人每月还能吃一斤猪肉。到1944年冬天，这个团的士兵平均体重从94.5斤增加到114斤。
由武汉广播电视台投资拍摄、具有鲜明武汉特色的大型抗战题材电视剧《黄雀在汉》，昨天在汉口里举行了开机仪式。《黄雀在汉》的编剧、导演于立清携该剧全部主创亮相开机仪式现场，现场有近500名观众参与。
《黄雀在汉》将有大量戏份在武汉及周边拍摄，涉及武汉多个人文景点：晴川阁、园博园、粤汉码头等。其中很多剧情围绕抗战时期的武汉来设计，是一部从画面到内容都具有武汉特色的抗日题材电视剧。
举办此次开机仪式的汉口里，以及近在咫尺的武汉园博园将以此剧为契机成为被授牌的“武汉广播电视台影视拍摄基地”。
该剧导演于立清从事影视创作和拍摄十余年，曾荣获包括飞天奖、金鹰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在内的多项重量级奖项。他在接受武汉晚报记者采访时对部分抗战剧沦为“雷剧”的现状表示了担忧，“不能让一些杂音毁了抗战剧这个题材。”他表示，开拍的这部抗战剧忠于史实，以史为鉴，希望通过这部剧让全国观众对武汉抗战的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
日军的联队是其最小的战术兵团，图为第八师团32联队的执旗分队，注意其旌节式样的联队旗。
武汉会战前侵华日军的编成
7月底，随着这十支新编师团陆续到达中国，日本陆军的九成力量集中在了大陆战场（包括关东军），此时此刻的侵华日军，基本上都是由日本陆军的基干联队组成，在经历了近一年的战阵厮杀后，即使是由预备役编成的特设师团也有着不亚于常设师团的战力。1938年6月，侵华日军90万的人数虽然少于抗战结束时期大陆上的100万日军，然而无论在占日军总兵力的比重还是在绝对战斗力方面，都称得上是整个侵华战争中最强大的时期。
1938年7月底，日军兵力在中国大陆配置如下：
（下文中多次出现挽马师团和驮马师团，前者指装备火炮较重，需要马匹牵引，后者指装备火炮较轻，能够拆装由马匹驮负）
驻扎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下辖：第一师团（常设挽马师团），第二师团（常设挽马师团），第四师团（常设挽马师团），第七师团（常设挽马师团），第八师团（常设挽马师团），第十二师团（常设挽马师团），第二十三师团（新建三联师团，甲类）和独立混成第一旅团。
另外还有大本营直辖的第一零四师团（特设三联师团，甲类）。
华北方面军下辖第一军、蒙疆军和多个师团旅团，其中直辖的师团旅团有：第五师团（常设挽马师团），第一一零（特设挽马师团），第一一四（特设挽马师团），第二十一（新建三联师团，甲类）和独立混成第五旅团。
第一军：第十四师团（常设挽马师团），第二十（原朝鲜军，常设挽马师团），第一零八师团（特设驮马师团），第一零九师团（特设驮马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和独立混成第四旅团。
蒙疆军：第二十六师团（混成十一旅团扩编，三联师团，甲类）和骑兵集团（三骑兵联队）。
华中方面军下辖第二军和第十一军。
第二军：第十（常设挽马师团），第十三（常设驮马师团），第十六（常设驮马师团）。
第十一军：第六（常设挽马师团），第一零六（特设挽马师团），第一零一(特设挽马师团），第二十七（由中国驻屯旅团扩编，三联师团，甲类）和波田支队（台湾守备军组成，相当于一支加强的步兵旅团）。
另外华中方面军还直辖：第三（常设挽马师团），第九（常设驮马师团），第十五（特设三联师团，甲类），第十七（特设三联师团，甲类），第十八（常设驮马师团），第二十二（新建三联师团，甲类），第一一六（特设挽马师团）。
1931年侵略我国东北的日军步兵部队，注意图中大量的运输骡马。
相持阶段开始后侵华日军编制体系的异化
1938年的中国大陆上，日本这条毒蛇已经将其血盆大口张到极致，而它的目标正是武汉。早在台儿庄战事正酣的4月，日军大本营已经在谋划对武汉的作战方案。攻击武汉与登陆广州的战略雏形早在1937年末南京沦陷之时，日本大本营就已经着手研究，但由于所谓的“战争不扩大”方针搁置。而后徐州会战又起，中国人民抵抗愈发激烈，在不断投入战争力量的同时，日本这个国家实际上逐步被军队绑架，“不扩大”成为虚言，对武汉和广州的作战又被提上了日程。到了五月底，以“攻占汉口与广州逼迫蒋介石求和，在年内结束战争”为战略目标的秋季作战方针制定。6月15日，在御前会议上终于决定进行攻占武汉与广州的作战。
虽然有着辎重兵这样的后勤编制，但是这种单纯的运输兵种与糟糕的兵站制度常常无法满足日军的后勤需求，图为正在“现地自活”的日本士兵。
在6月15日御前会议大本营确定决心后，6月18日，“大陆一一九号令”发布，武汉会战由此爆发。这场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武汉大会战持续了四个多月，至1938年10月25日，随着中国军队撤离武汉，长江之滨的大血战终于落下帷幕。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占领了中国“最后”的政经中心，封锁了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后，预想中，国民政府的全面求和并未实现（注：虽然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断断续续一直与日方进行着秘密和谈的接触），年内解决大陆战争的赌博失败了。对于日本陆军来说，击败了中国政府军最后的精锐，在这片它渴望征服的大陆之上，似乎已经没有其他力量可以阻挡“皇军”的赫赫武功，战争是否持续，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件，这头恶魔坚信自己必胜无疑。
然而，英雄的中国人民会告诉法西斯强盗们，战争，才刚刚开始。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陆军将要面对的，是同一片土地上的两场不同战争。在华南前线，日军继续攻击中国军队重兵集团，歼灭其有生力量，占领交通枢纽重要城市，迫使中国政府走上谈判桌，这样，在“适时地对聚集之敌给以攻击，挫败其抗战企图”的方针指导下，以第十一军为主力的日军仍旧以他们熟悉的作战方式围绕着四次长沙会战进行了一系列战役，直至豫湘桂战役时中国军队的大崩溃。
在华北地区，占据绥远，山西，河北，山东广大地区的日军，一方面希望从治安战中抽身，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这些土地，在“确保占领地区治安，高密度驻扎”的方针指导下，以第一军，第十二军为主力的日军，在扫荡与反扫荡的战斗中，逐渐深陷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战争泥潭中。为了适应这两种不同的战场态势，日本陆军对自己的编制体系陆续进行了调整。
三单位制催生下的侵华日军甲等编制师团
侵华战争爆发之际，日本陆军仍旧只拥有17个师团，编制大体一致，均下辖两个旅团，每个旅团有两个联队，只是由于配属炮兵联队的不同，可以分作挽马师团与驮马师团。所谓挽马师团理论上应编有75野战炮大队三支，105野战炮大队一支，然而由于日本产能有限，并不是所有的挽马师团都能装备上105mm的大口径野战炮（注：近卫师团，第2、3、4、5、20师团都只有三支75野炮大队）；驮马师团则应有75山炮大队三支，对于山炮这样的装备，日本陆军还是能够得到足额供应的。
对于算不上重装部队的日军师团来说，山炮更加轻便而适合野战使用。
随着侵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应对中国战场上不同的战争态势与节约兵员，日本陆军对于新设立的师团采用了新型的三单位制编制。早在1936年“国防方针”制定之际，日本陆军就拿出了新的师团整编方案，依照此套计划，师团将全面改编为三单位制部队，每个师团将辖三个新型步兵联队，这种步兵联队使用了三中队的大队编制，强化了小队火力（注：采用了三支轻机枪分队加一支掷弹筒分队的编制，一般还会为轻机枪分队加强各一具掷弹筒）；师团所属炮兵联队亦进行改编，炮兵大队改用了105mm野战炮中队与75mm野战炮中队的混编形式。日本陆军后来编成的三单位师团便是以此套计划为雏形发展的。
长期以来，一直有这样的论调：日本陆军师团分为甲乙丙丁，而三单位师团就是乙等师团，是治安师团，战力不堪，无法与其17个常设师团比拟。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甲乙丙丁只是编制形式，并不是区分日军师团战斗力的依据。
首先，1938年至1942年期间，日本陆军将师团全部改编成了三单位师团，包括其原有的17个常设师团；其次，所谓甲乙丙丁的划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才逐渐产生的概念；最后，野战师团、治安师团、海洋师团与警备师团的划分与甲乙丙丁的分类并不一一对应，这是对师团可担当任务的描述，一般来说，甲乙两类编制师团都可以进行野战与治安作战，而到了战争末期，捉襟见肘的实力迫使日本陆军将原本进行治安与警戒作战的丙类丁类编制师团（注：补设了炮兵部队，加强了工兵辎重单位）也投入到了前线野战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44年爆发的豫湘桂战役（然而即使面对丙类丁类编制师团，“国军”的表现依旧......）。
1938年4月至6月，随着新的六个师团的编成，日本陆军终于将三单位改编计划予以实施。与1936年提出的整编计划相比较，这些新师团虽然使用三联队编制，却仍旧以四个步兵中队编成步兵大队，另外由于火炮产能不足的老问题，它们所辖的炮兵联队也并未完全按编制表配置火炮。
抗战爆发时日军常设师团战时编制表
三单位制日军甲等编制师团编制表
通过对比以上两种编制表，我们可以看到，新设的三单位师团将骑兵联队全部改编成了装备装甲车辆的搜索联队，提高了部队的侦察能力；炮兵联队的火炮总数虽然减弱，但将105mm中队下放至炮兵大队，增强了大队火力。后勤诸单位加强的汽车装备使得师团摩托化程度得到了提高，虽然与同时期西方大国陆军比较还是少的可怜。在撤销旅团的同时，新设立的三单位师团却又成立了步兵团这一指挥单位，这与日本陆军的战术习惯有很大关系。
希望建设摩托化师团的日本陆军一直苦于国内的产能，战时只能集中车辆配属单支部队。图为长城抗战时期，其从国内征调给前线的各色汽车。
“战略战术偏爱迂回包抄，战斗战术坚持三角进攻”一句大体可以概括日本陆军的战术特点。日本陆军崇尚进攻，在其1929年颁布的《战斗纲要》中再三强调，“进攻是摧毁敌战斗力，歼灭敌人的唯一手段。”纲要要求，所有作战行动的目的都在于尽快接敌，从而发挥日军近战优势；甚至提出当敌军处于优势或者进行防御战斗时，也要求指挥官尽力组织进攻夺回战场主动权。
在日本陆军看来，进攻的最好方式便是迂回包围，而为了达到战役的突然性，日本陆军又偏好进行所谓的遭遇战，在《战斗纲要》中，对这种作战做出了如下总结：
1.师团应以两路或多路纵队进行行军；
2.一般部署如下（图略）；
3.师团长只负责右路纵队直接指挥，左路纵队一般由步兵指挥官担任（增设的步兵团长）
4.前卫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主力行军，保证控制关键地形，执行破交战，对敌军进行突袭；
5.前卫部队与敌军遭遇后，师团长脱离主力行军队列，带领部分参谋人员前进至前线；
6.左路纵队开始隐蔽运动，迂回至敌侧后攻击；
7.主力部队向前运动形成包围。
偏好于这种战法的日本陆军，常会以步兵旅团配属若干支援部队建立支队，旅团长为该部指挥官，或为前卫，或为侧翼纵队，进行作战。所以在进行师团三单位制改编后，步兵团的设立便是为了继承这种战术指挥结构而设立的指挥单位（注：1941年后成立的三单位师团则予以撤销，之前的师团仍旧保留）。
综上所述，拥有完整步炮侦工辎诸兵种合成，适应日本陆军惯用作战战术的新型三单位师团，虽然最初是以治安整肃为作战目的而设立，但却是日本陆军新的骨干力量。事实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陆军原有的四联队师团亦全部改编成了此类师团。
甲类步兵联队的编制（RC为步兵炮中队，T为平射炮中队）
这些师团就是所谓的甲等师团，他们包括13、15、17、18、104、110、116这七个特设师团和21、22、26、27、51、48这六个新建师团（注：仅统计在我国作战过的部队，其中未计算战前常设师团，因为此类师团后续全部改编为三单位甲类师团，未计算后复员的特设师团，因为此类师团二次编成后多使用丙类丁类编制）。
抗战时不光是武器，为何中国军队连数量都不如日本？
铁路的多少决定了兵力调动的最大限度，上面是1937年的中国铁路地图，总长2.1万公里其中由南京国民政府控制的占52.5%也就说当时中国能用于军事运输的铁路最多一万公里。（今天中国有12万公里铁路，其中还有运输能力更强的高铁）
第二：即使真凑足了300万军队，还武装好了，吃饱喝足了，再瞬间移动转移到战场，还是处于劣势，为什么？
因为1937年日军的最大动员兵力超过470万。日本有陆军常设师17个，共60余万人；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员比中国雄厚，有预备役73.8万人，后备役87.9万人，第1、第2补充兵248万。合计超过470万。而且这个数字还随着战争的进行越来越多。
1937年哪怕是比人数，中国军队数量也少于日本！（还没计算满洲国军队呢）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经历，要知道不管是蒙古入侵还是满清入关，中国从未在兵员上少于对方。
为何拥有4亿人口的中国，兵员会少于加上朝鲜台湾都只有1.4亿的日本呢？
因为近代以来，世界列强都建立了预备兵役制度，日本民众平时就经过长期军事训练，是优秀的后备补充兵源。而中国的预备兵役制度从抗战前一年才开始，这意味着1937年的中国军队是“一次性”的，淞沪会战还能和日军较量一番，可八年抗战打下来，老兵都死了，剩下的是未经训练的临时拉夫。这些人被迫丢下家庭，受长官欺压虐待，毫无积极性。
当时日本教育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在非专业军事教育领域普及军事内容。日本中央卫生会会长森有礼就曾建议：“最好将军事体操强制导入日常教学，并推广之。”后来，他命人起草了《关于军事体操的建议案》，提议在中学以上的学校实施军事体操。
根据这一方案，日本普通高中男生，在其学生时代就要接受完整的基本军事训练。每个学校都配有军事教官，军事成绩不合格者不能毕业或考大学。
二战前的日本不是在大学搞军训，是在高中搞,而且军训不合格，不能毕业和升学！日本是在从娃娃开始培养士兵！
日本把现役陆军将校分配到全国各地初中以上的学校，担任军事教练。男生的体育课是由现役的军官来上的！
以前欧洲人描述普鲁士常说：“别的国家是国家拥有军队，而普鲁士军队拥有国家”。这句话也可以来形容二战时期的日本！
而相比之下，二战前的中国却是个基本没有军队文化的国家。有人说了，不是多年军阀混战吗
但那个时代的军阀混战，其实并未触及到中国社会的本质，大多数当兵的人只是把这个当成谋生的工具，军人也受到社会的歧视。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在战争威胁下一度开始了学校军训，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当时的学生留着辫子参加军训的照片。
但是到了一战结束后，受国际思潮影响，教育界认为德国的战败是“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误以为战争再来临，于是1922的《壬戌学制》取消了军国民教育，学校军训随之停滞。
在身边的强敌磨刀霍霍时，中国却在铸剑为犁，化干戈于玉帛。这在今天中国人看来，实在可叹可惜。
于是到1937年日本军队开战，我们发现，武器，技术，兵员，所有的战争准备都全面落后的现实让当时的中国人满口苦涩。
大哥你这枪都敢上战场啊！真勇敢。
大哥你这还没开始打那就成这样了，唉，导演说了，这场我得装死。
石头上放几把瘫痪抢，都能打死人，厉害啊！
早知道你们拍电视，我就不在这画了。
今天终于见到什么是隔空气，就能把人打飞。
近年来，抗战剧经常被偶像化，男女主角喝着咖啡约会、男主角与剧中每一个女性都有感情纠葛的剧情比比皆是。和其他抗战剧相比，《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被赞是一股清流，感情戏码处理得很到位。剧中，于震饰演的地下党尹三和陈紫函饰演的老板娘上官玉之间的感情戏是剧中为数不多的感情戏码，但这段感情戏是整个营救任务中的必要环节，两人从最开始的假结婚到最后的真情侣，从相斥、相疑、相知、相爱到风雨同舟、联手制敌，都伴随着营救任务而展开。对于这样的处理，观众表示满意。
为了肃清彭德怀在军队的影响，庐山会议结束后即在北京召开有千余名高级将领与会的军委扩大会议，罔顾事实地批判彭的“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追究所谓的“里通外国”，甚至将因同情彭而被迫检讨的朱德的检讨书下达到县团一级。“红军之父”朱德的威望因此遭到贬损。
朱德资料图
1949年3月，毛泽东的老朋友、“国党三仁”之一的柳亚子作《感事呈毛主席》，首联为：“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说项依刘”姑且借用胡乔木主持编辑的《毛泽东诗词选》一书中的解释：“劝说项羽归从刘邦。”1954年秋，叶剑英在一首五律中有这样的尾联：“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作者在1980年明确回答有关人员：“刘亭长”指毛泽东。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这番话似未涉及焚书，但从整个语境来看，其意不难明了。毛泽东看重舆论宣传，主张舆论一律。曾对秦始皇焚书坑儒严加斥责的郭沫若，在闻知毛的这番话后，于后来的《论秦始皇》中有如此发挥：“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这位颇能体会上意的学界班头，大概是说出了毛泽东的心里话。
既如此，毛泽东在1959年12月再次书写《焚书坑》也许是一时的兴会。但笔者以为四个月前在庐山发生的那场严重的政治纷争恐怕是不容忽视的潜在因素。面对彭德怀对“三面红旗”的质疑，毛泽东力排政治局多数成员希望缓解事态的意愿，并说“不同意批彭就上山重新组织红军。”结果彭德怀（时任国防部部部长）、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等人以“军事俱乐部”的莫须有罪名遭到整肃，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正在受到信用的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担任军委副主席的十大元帅大半被除名，仅保留林彪、贺龙、聂荣臻三位副主席的头衔。为了肃清彭德怀在军队的影响，庐山会议结束后即在北京召开有千余名高级将领与会的军委扩大会议，罔顾事实地批判彭的“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追究所谓的“里通外国”，甚至将因同情彭而被迫检讨的朱德的检讨书下达到县团一级。“红军之父”朱德的威望因此遭到贬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沦陷，不少文化机关进驻了日本顾问，但故宫博物院却没有来过一个日本人。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名流的暗中保护和留守人员的尽力抵制，另一方面故宫中重要文物已南迁，故日本人所得无几。故宫损失明代铜缸54件以及2尊铜炮，后日军又从故宫劫走铜灯亭91个和铜炮一尊，统统用来炼铜，以补军用不足。
故宫文物部分南迁后，来不及运走的文物损失惨重。古文物馆损失191箱、文献馆损失1734箱、前秘书处损失826箱、颐和园损失89箱、古物陈列所损失113箱，总计损失2953箱。
1938年夏秋，日本关东军命令被抓来的中国劳工拆古北口长城，并将完整的城砖，有长方砖，还有三角形砖都装上了火车。拆城地段大都在蟠龙山上，东从第一座五眼楼起西到古北口关门，直到水门洞崔家地，长约有5华里。城砖装上火车，向长城外伪满洲国方向开去。共运走三车皮。据统计，抗战时期日军共损毁长城45公里，敌楼197座，瓮城2座。
在抗战期间，除战场伤亡外，北京平民伤亡17045人，居民损失53亿法币，金融矿产遭大肆掠夺，文物方面20公里长城被破坏，故宫被掠夺珍贵文物2953箱。日军在北京制造了死亡5人以上的惨案即达130起。
北京沦陷后，日侨迅速增长，从战争前2千多人增长到1940年已达3.5万人，“在北平，日本财阀、投机商、高利贷者、贩毒浪人、妓院老板，各色人等蜂拥而入，一些两手攥空拳的人物也趁机谋求发迹。至1941年6月，日本人在北平开设企业达2182家”。
此外，日军在北京驻军40万，“事变以前，华北粮食即感不足，每年都要由外地运入面粉1600万袋以上，小麦5万余吨，高粱、玉黍、小米等项杂粮40万吨以上。事变以后，华北驻有敌军40万，加上数量相当大的伪军和40万左右的居留民——由于增加了这样多的强盗和寄生虫，使华北各大都市人口形成脑充血的状态，敌占区的粮食因之愈形恐慌，这首先在北平和天津露骨地显现出来”。
1942年时，全市储备粮平均每人不足4斤，贫民只能以混合面维生。混合面就是一种极劣质的面粉，用豆饼、高粱、黑豆、红薯干等数十种杂料混合而成，糠粃、皮壳、豆饼是主要成分，有点杂粮也多是发了霉的粮食，蒸出来的窝头黑黑的，难以下咽。
混合面本来是喂大牲口用的，但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了北京市民的主要口粮。那时日本的马匹等牲口都吃大豆、高粱，北京的老百姓偷偷地到日本人的牲口圈，或者跟在日本人的马匹后面捡马粪，回去敲碎挑拣没有被牲口嚼碎的大豆粒改善生活。
吃了这混合面拉屎很困难，往往大便带血。据当年日伪报纸统计，1943年间，仅北京一地每天就平均有三百多人因吃混合面而死亡。作家魏巍在《老烟筒》中写道：“日本鬼子那时候，我父亲吃混合面走不动。”
政治游戏必有口号，政治口号必有表里，不可轻信。1936年，“抗日”口号被两广军阀喊得震天响，结果却上演了一场日本人支持下的“北上抗日”闹剧，可谓典型。
两广军阀取得日军谅解后，玩“北上抗日”游戏
1936年6月1日，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为领袖的粤、桂军阀，领衔发布“通电”，痛斥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消极抗日，宣布将率军“北上”，与日寇决一死战。两广军队随即侵入湖南，与中央军对峙，内战一触即发。此即“两广事变”，又称“六一运动”。事变的发动者事前事后虽竭力辨称其目的在于“北上抗日”，但史料证明，这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1、陈济棠称其目的是“北上抗日”，且抱怨得不到中央和国人的理解
陈济棠是“两广事变”中的粤军领袖，有“南天王”之称。在《陈济棠自传稿》中，陈氏如此解释当年那场事变中自己的“动机”：
“（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余以抗日准备工作已将完成，抗日时机亦已成熟，乃决心派兵十师北上抗日。同时发表抗日主张通电，并饬党部募捐款项逾数十万元，分别援助马占山之抗日军，及韩国革命志士，以增强抗日声势。而中央认为时机未到，制止余之行动。国人亦间有误解余之主张，诸多忖测，余以耿耿忠心既不为中央及国人所谅，为表明心迹及避免分裂计，遂即发表通电，自动下野赴港。”
2、李宗仁则辨称桂系乃被迫卷入，事变起因是陈济棠担忧中央“要彻底解决西南”
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领袖同为“两广事变”发动者。1936年初夏，桂系“总参谋长”李品仙曾秘密入湘，试图游说、联络湖南军阀何键一同“北上抗日”；白崇禧赴广州参加胡汉民葬礼时，亦曾鼓动陈济棠：“应当乘此时机，借抗日为名，发动反蒋，……举起抗日救国旗帜，假道长江北上抗日，蒋无名阻止我方前进，师次武汉，转向东进以取南京，假途灭虢，是为上策”。但李、白诸人事后均竭力否认此点，仅承认桂系是被动卷入。譬如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即称“六一运动”“是陈济棠在民国二十五年夏季所导演”；桂系曾力劝陈氏“不可妄动”，但奈何“陈济棠意志坚决，势在必行，无法挽回”，而“两广原属一体，广东一旦发动，广西方面不论愿与不愿，也必被拖下水。广西如果毅然参加，或许对陈济棠的行动尚能有所纠正，使其不致过份鲁莽灭裂。此实我们不得已的苦衷。”
广东军阀陈济棠。陈发动“两广事变”前，曾找人卜卦，得出蒋介石“气数已尽”、熬不过1936年的结论。
李氏在回忆录中撒了一堆谎，但同时也披露了部分真相。李氏说：陈济棠之所以发动“两广事变”，有两个原因，一是胡汉民死后，“济棠在广东的地位乃大增。西南有所行动，陈济棠少不了都是最高的决策人。他个人的政治野心自然也随之增涨”；二是“济棠获得情报，认为中央处心积虑，要彻底解决西南。济棠忧心如焚，乃先行发动。……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何妨抢先一步，采取主动呢？而当时唯一可以借口，向中枢作兵谏的，便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领导抗日了。这一考虑可能是陈济棠导演‘六一运动’的最主要的动机！”
3、陈、李诸人或避谈事变前与日方的接触，或自称接触时“总是毫不保留地痛斥日本”
李宗仁戳破了陈济棠的“北上抗日”论，但对“北上抗日”曾获得日方谅解，并曾得到日军实际援助这一史实，仍避而不谈。
自粤、桂军阀奉胡汉民为领袖，西南势力与南京中央长期处于对抗状态。策动西南“独立”或“自治”，一直是日军对华工作的重点。自1932年后，日军不断秘密派遣代表前往西南联络接洽，前后不下百人之多。较重要者有：1932年日本军部宣传班长根本赴粤访问萧佛成；1933年日本参谋部部长梅津、日本公使松村先后赴粤访问陈济棠；1934年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中村率舰访问广州拜见陈济棠；1935年2月，日本舰队司令白武源访粤；3月，土肥原赴港访问胡汉民，4月，再赴广州拜访邹鲁、陈济棠，5月，再飞南宁拜访李宗仁、白崇禧，征询其对“中日亲善”的意见后，返港再访胡汉民；6月，松井石根赴粤访问陈济棠；同月，冈村宁次亦先赴广州拜访李宗仁、陈济棠，再赴南宁拜访白崇禧……其余不知名的日本情报人员在西南的秘密活动规模有多大，则未可知。
陈济棠在其《自传稿》中，对上述与日本政要间的往来只字不提；李宗仁则在其《回忆录》中有这样一番解释：“日本政府希图缓和民情，曾派大批文武官员及民众代表来两广活动，藉资联络感情；并劝诱两广当局效法中央，阻止民众的过激排日行为。值此时期，我在广州私宅接见这批日籍访客，先后不下百余人之多。接谈之下，我力辟日本侵华政策的错误，希其改正。……（日军）多方派人来粤作拉拢的工夫，因此，九·一八以后的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军人中如土肥原贤二少将、板垣征四郎少将、铃木美通中将等等，都是后来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要角。……对于这些日籍访客，我总是开门见山毫不保留地痛斥日本强占我东北的狂妄行动。”另据台湾出版的《诗人革命家：胡汉民传》一书记载，松井曾表示“只要胡先生肯出来领导西南各省军政，要钱有钱，要枪有枪，一切由我负责”，胡汉民则回答：“我和南京方面有意见，但这是我们内部的事，希望贵国政府不要利用这种弱点。……我胡汉民向来不受人利用，尤其是国家大事上。”
李宗仁所谓日方代表“劝诱两广当局效法中央”，暗含指责南京中央政府消极抗日之意。但据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记载，1935年3月3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到香港、广州等地拜访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时，曾表示愿意与中国共同防俄防共，因南京没有诚意，所以愿意跟西南合作，并称日本愿意借钱、借武器给西南来对付南京，作为防俄防共的条件。土肥原另对邹鲁说：“蒋介石是靠不住的。他天天说对你们西南好，实则他天天想消灭西南；他天天说对我们日本好，实则无时不在准备反抗日本。”土肥原既然指责蒋介石领导的中央“无时不在准备反抗日本”，又怎么可能劝诱李宗仁“效法中央”？李氏《回忆录》之虚妄，可见一斑。邹鲁此前因《塘沽协定》而不遗余力攻击南京政府消极抗日，土肥原这番谈话使其醒悟，稍后即赴香港劝说胡汉民，建议将西南方面“抗日、剿共、讨蒋”之口号，改换为“抗日、剿共、拥蒋”。
4、事情的真相是：所谓的“北上抗日”，已提前取得日方谅解，并获日军实际援助
桂系李宗仁(左)与白崇禧(右)。“北上抗日”闹剧后，其幕僚刘斐曾告诫二人：惟抓住抗日牌子不放，死了才有板子埋。
正因为这场“北上抗日”早已“取得日本军方的谅解”，故而两广军队虽然高调宣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但日本政府却多日“一措词至温和之抗议而无之”，桂系不但仍可毫无障碍地自日本购买飞机、军火，日本军方甚至还在事变后派遣约100名军官前往粤军担任陆海部队顾问，协助指挥作战。该年6月，日本驻德国大使曾对德国外长道出真相：“许多日本顾问正在为广州政府工作，而众所周知并在世界上流传甚广的所谓广州政府反日的观点是错误的”，明言西南军阀“北上抗日”为假，“联日反蒋”为真。事实上，陈济棠的“联日反蒋”之念由来已久，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在给胡汉民的密函中提到：陈济棠曾明确向日方表示，在与日本合作时，西南“精神上最能贯彻，而面子不妨稍为忽略”，所谓“精神”，意即为自身利益，其“精神上”极愿与日本合作反蒋，而迫于舆论，“面子上”又不得不高举“抗日”旗帜，陈氏希望日方能够理解此种难处。
所幸的是，南京中央政府在处理“两广事变”时措置得宜，以“和平团结”之口号，消弭了西南军阀“北上抗日”的影响力；以内部分化各个击破的方式，将一场大规模内战瓦解于无形。“假抗日”使粤军将领对陈济棠离心离德，是南京内部分化策略能够奏效的关键，陈济棠被迫下野后曾懊恼反省：“不应听信那些策士去聘任日本军官，来做什么顾问，使人怀疑。”
据历史学者鹿锡俊教授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发现之档案，湖南省主席何键曾向日方告密，泄露中央的抗日外交机密
西南军阀与日军勾结“北上抗日”并非个案。1936年3月份，还发生过湖南军阀、省主席何键向日军告密，泄露中央政府事涉抗日之外交机密的事件。地方军阀对抗日大局之祸害，于此可见一斑。
1、蒋介石欲与苏联签订“秘密军事协定”，故派陈立夫秘密转道欧洲赴苏谈判
1935年底，陈立夫曾受蒋介石之命，为筹划联苏抗日而准备秘密访苏，但终因计划泄密而中途折回，无功而返。据陈立夫回忆：“民国二十四年圣诞节前夕，蒋委员长就派我赴苏俄进行秘密交涉，我向来没有办理过外交工作，初次尝试，深感惶恐，领袖授以机宜，并嘱我此行必须绝对保密，故均用化名的护照。”陈立夫化名李融清，只有同行的张冲和同船的新任驻德大使程天放知晓陈立夫的真正身份。
据程天放回忆：“因为立夫兄名气很大，一举一动受人注意，假如让日本军阀知道这事，那末他们必定更加紧侵略，所以就不用真名，而化名李融清，并且给他一个中校的头衔。委员长的手令是派李融清中校随程大使出国公干。而立夫兄则向中央请病假三个月休养，一切领护照、办签证、定舱位等事，都是我替他办理。他带了张冲君做秘书，化名江淮南。一到船上，他们两人同住一头等舱，推说有病把自己关起来，从不到甲板散步，连三餐都是侍者送到房间去。头二等舱的中国人，在乘客名册中看见两人的化名，而从来没有见过面，有人疑心他们是共产党，也有人疑心他们是日本间谍。曾经有好几次．有些学生想冲进他们房间去看个究竟，都被我劝阻了。沿途船靠码头，防疫人员登轮，照例乘客要在甲板上齐集，听候检查，也由我设法让他们躲过，以免和旁人见面，拆穿西洋镜而将消息泄露出去。这件事做得很机密，在国内除了立夫兄眷属和一两个密友外，都不知道他出国，在船上24天，也始终没有被人发觉。”
到欧洲后，陈立夫一行辗转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匈牙利、捷克等地，等候中央政府进一步的确切赴俄指示——与陈立夫赴欧同步，莫斯科由低级别的驻苏武官邓文仪打前哨，南京由蒋介石本人多番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交涉，陈氏何时赴俄，需视莫斯科与南京的交涉进展而定——陈立夫回忆，当时在欧洲，“都住最高贵的旅社，那是为了要避人耳目，因为这类豪华旅社，中国人是不会去住的”，因此，“始终未暴露身份”。
陈立夫此行的目的，是与苏联就联合抗日达成一项秘密协议。蒋介石在南京曾直接询问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是否愿意同中国签订一个多少能保证远东和平的协定？……如果苏联政府给予肯定回答，那么他想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个协定有何想法？”鲍格莫洛夫据此判断，蒋所暗示的这个协定无疑是一个“秘密军事协定”，并将其判断报告给了莫斯科。1935年，日军夺取了察哈尔，并正竭力向绥远渗透，同时逼迫南京与之签订反苏军事协定，苏联对日军的动向亦深感忧虑，故而在陈立夫秘密动身赴欧之前，苏联外交部已向鲍格莫洛夫发出密电，肯定回答道：“苏联政府不反对协议，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请将上述内容告知蒋介石。”两周后，苏联政府进一步表示：苏联相信有必要支持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主战派，如果中国确实投入抗日战争，我们准备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援。为此，“我们同意蒋介石关于合作互助反对日本侵略的建议”，“苏联政府愿意就他提出的以互助抗日条约的形式签署一个条约”。“以互助抗日条约的形式签署一个条约”，正是陈立夫转道欧洲秘密赴苏的真正使命。
向日军告密中央外交机密的湖南省主席何健。
2、但因为湖南军阀何键向日军告密，陈立夫一行最终不得不中途打道回府
但陈立夫在欧洲一直待到1936年3月份，最终未能前往莫斯科。陈立夫在回忆录中如此解释中途折回的原因：
“有一天，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贺耀祖先生来到匈牙利说：‘现在情势不佳，风闻日本已推测蒋委员长派陈立夫衔命到苏俄去，苏俄获悉甚感不安，深恐引起轴心国家对苏发动战争，故蒋委员长已令我转告不必去苏俄了。’于是赴俄之行便因此打消。我出国期间，在国内中央各种会议，报端未见登载我出席的消息，已启外间疑窦，幸好我先准备了亲笔信十几封，由内子从杭州邮寄南京亲友，告诉他们我在杭州养病，每隔几天，寄出一封信，所以还能保住秘密，但是在日本方面，还是放出试探的谣言，说我被派赴苏俄，苏俄对此消息，极为害怕，恐怕轴心国家因此而早日联手制俄。蒋委员长乃不得不改变计划，命我返国与苏俄大使鲍可莫洛夫在南京交涉。”
陈立夫，乃至蒋介石，当日恐怕都不会知道，秘密之所以泄露，乃是湖南省主席何键向日本告密所致。1936年3月18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向广田外相发出了一份绝密电报，据该电报透露，告密者正是何键。电报称：
“17日何键派顾问唐炳初向本官转告以下消息：陈果夫最近在绝密状态下抵达莫斯科，现在正暗中策划中苏合作。综合本人(何键)所获各方情报，陈果夫的使命具有下述重大性质，随形势发展，将来必给中日两国带来恶果，故以个人名义通报之。……南京方面此际尚有众多难于轻易容认之点，陈之交涉能否成功，不可预测。然最近中苏之接近系不容忽视之事实。为东亚和平见，贵国政府须重视蒋介石之对日政策中尚存在上述侧面。另，本情报来自可靠途径，足以置信。对本情报源自何键事，望日方务必严守秘密。”电报还向日方透露了何键所打听到的“中苏合作具体方案”。
除了把“陈立夫”误说成“陈果夫”，以及误以为陈已抵达莫斯科之外，确实如何键所言，“情报来自可靠途径，足以置信”。3月19日，日方通过陆军武官室将17日何键密告的内容，部分、笼统地透露给上海日系报纸，此即陈立夫所谓的日本方面放出的“试探的谣言”。3月22日，为进一步确定消息的真实性，日本驻长沙的外交官专赴何键私宅访问。何键解释道：“陈果夫赴苏事，系我出差南京时，蒋介石的亲信以绝对保密为前提而透露，内容完全真实。陈赴苏时期，为保密起见，谎称隐居养病，不见任何来客，现在还使用这种手段。因此，陈目前到底是仍在苏联，还是已在归途，或已经回到国内，谁都无法确认。”
3、何键辨称自己向日本告密的动机，是为了阻止“赤化魔手进一步伸向远东”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录，参与告密的何健部属唐炳初，曾如此向日本驻长沙外交官解释何健告密的动机：“唐除重申前电内容外，就何键密报的动机作了概要如下的说明：何平素信奉儒学，对共产党深恶痛绝．其政见以扑灭共产思想为第一。故对苏联最近的策动十分重视。此外，何作为孔子大同主义的热心信者，特别主张以发扬东方精神文明而实现世界和平。故在此信念下，出于大局考虑而以极大好意密报之。除此以外，保证别无他意。”
何键自己也对日本驻长沙外交官解释称，自己告密的原因是政治立场不能认同苏联，“不忍眼看最近中苏关系的异常接近而不管”。“最近占据军事委员会要职的黄埔出身的少壮派中，持亲苏主义者极多，而彼等全体又抱有对日恶感担忧苏联”，故而担忧苏联借机“离间中日关系，然后利用中日不和而把赤化魔手进一步伸向远东。因此我才提请贵国注意。”
何氏的这种说辞究竟有几分出自真心，不好评估。但有两个事实不容忽略：其一，1936年初，蒋介石刚刚以追击“长征”之红军为由，将刘建绪所部从何键手中剥离，此举令何键极为不满；其二，1937年之后，何健在武汉任内政部长期间，与中共走得相当之近，并不害怕什么“赤化魔手”，还曾为《新华日报》发刊题词。
结语
两广勾结日军玩“北上抗日”游戏；湖南省主席竟将中央事涉抗日大局的外交机密泄露给日本人，不过是军阀破坏抗战的两个普通例子。但这两个案例已足以警示后人，有必要用更客观的眼光去看待30年代前半段南京政府的对日隐忍政策。
八年抗战，中国人民赢得了伟大但艰难的胜利。一位全程参与对日作战的国民革命军参谋长在晚年回顾作战经历、钻研军事战略，留下40余万字文字史料，记录了他对前线与后方的观察和反思，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抗战细节。
据《浦江百年人物》记载：金式（1904-1994），浙江兰溪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五军参谋长、第六战区补充第五旅旅长、第十一预备师副师长、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少将师长等职。抗日战争中，金式随汤恩伯军团对日作战，相继参加南口、徐州、随枣、豫中、桂柳诸战役，曾于台儿庄一役负伤，因作战有功，获颁“指挥有方”嘉奖令。
抗战结束后，金式于1946年2月退役回籍，与妻曹秀珊致力农耕，淡泊度日。1948年汤恩伯为阻人民解放军南下，重召金式归队，任第一六四旅旅长，后令准改称第二〇三师，任师长。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席卷江南。金式经内弟曹艺策反，萌起义之意，并主动与中共地方武装金萧支队联系。因军统特务作梗，未能按金萧支队指令集结待命，起义与投诚良机骤失，大部武装被人民解放军击溃。1949年后旅居香港、澳门，改名赵秉富，以劳力谋生。1993年由其长子接至河南许昌定居，1994年病逝。
金式手稿
抗日战役总动员工作，在事变前政府没有发过全套计划，只在二十七年首都迁到武汉后，由党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份抗战建国纲领作为总动员的法案；也只是在文上与口头上大动其员外，事实上距总的尺度很大，兹将八年来前后方所见所闻的总动员的工作检讨如左（下）：
从征兵说起
军队作战，若能有兵员上的不断补充，有助于维持部队战斗力者很大；可惜当年的壮丁，很多都（是）用金钱收买来的游勇散兵，部队接收壮丁之日，正是新兵逃亡之时。那时各部队对于征集来的新逃兵，初尚能遵照法令，行文所属师或团管区缉捕；而事实上缉捕行文如石沉大海，原因是各县乡保长不但不协助，反包庇隐藏，由此而产生了以下的不良后果：
甲、由于部队逃兵过多，就有抽调后方整训机会，也白费干部的心血，致战斗力每况愈下，愈打愈弱。排连长鉴于逃兵过多，既受长官的管教不周之处惩，而在作战时由于战斗力的低落，又很难达成任务，还要受作战不力的惩罚；于是下级军官们深感带兵愈带愈少兴趣，越带越觉得灰心，致作战情绪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到了抗战第二、三年上，已有不少省份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个政策，干脆由省议会通过了准各县买壮丁替补了；于是卖壮丁之风，百无禁忌，大行其道。各县长每于壮丁出征之日，竟公开叫壮丁们早点逃回，以应付下一次之征补，这是新补的壮丁亲自告诉部队的，于是更影响部队的逃兵日增与战斗力的日衰了！
乙、各排连长为免上级管带无方的惩处，不得不抓夫抓兵以为顶补；不仅予敌间可乘之隙，也予共干渗透国军的大好机会；于是国军一连、一排的战斗部队被共干带去参加八路军的事实，已不算新闻了。
上列买卖壮丁以及县、乡、保长包庇逃兵的恶风，是起因于总动员工作没有搞好之所致呀！地方政府若真能做到会民与上同意的动员工作而又能认识到总动员的重要性，乡民必以从军为荣，以逃役为辱了！
手稿：抗日战役总动员之检讨
抗战人员家属的待遇
抗战时征兵工作，是由各县政府兵役科办理，这批标准的贪官污吏，正是以抽壮丁的借口，对已出征或未出征之家属，极尽其敲榨之能事；真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
当七七事变后不久，部队中常有老兵与干部要请假回家服兵役的，因为兵役人员不承认已入伍的子弟是合法的；也有虽具有原部队证明文件，也不能免除其同胞兄弟之兵役义务，影响官兵作战情绪者很大！故当年出征人员家属，实在只有优待之名，得优待之实者很少！
各省、市、县为了安定战时前方军心，在动员准备时期，先要制定优待出征家属办法，到战时实施时，无论先入伍或后入伍的家属，都应频频加以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慰问与照顾，使出征者能安心为国出力、流血，这才符合总动员之要旨的。
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签发的抗日征兵动员令
地方武力的动员
各省县地方武力，在抗战八年中，不但大多数未能、也可以说全部都未能与国军配合，发动游击战，只是以游击为名，行扰民之实！有时还乘国军退却时，据险截击国军游击部队，既非法缴其武器装备，并枪杀被缴官兵以灭口；对军队敌视情形，与过去内战时同，其中尤以豫、鲁、粤、桂等省为最甚。可见当年口口声声说总动员，军民一致对外……说得十分动听，其实政治上距动员尺度还很大！
各省县为了地方武力真能配合国军作战，最好在战事发生前——即动员准备时期，早该把地方上的一切武力，切切实实地调查、整编与训练，并划定防区、指定专人负责，俟动员令下后，接近战线附近的武力，除经常担任军队向导及协助搜集情报外，还要尽可能适时适地袭击敌寇后方，破坏敌人交通、通信、补给等，以协助国军作战的。以黄河流域地方武力之雄厚，如真能总动员起来，我相信兵力劣势的日寇，怎敢长驱直入呢！虎豹虽猛，也敌不过得天独大的笨象，难道四、五亿之多的炎黄子孙，还抵不住地小人少的日寇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吾国当年地方武力虽多，各省县都没有依照中央法令整编过，而那批由土豪劣绅包办的武力头子，有空洞的游击司令之名，而没有固定薪饷的实利，他们也不愿意接受政府的命令，于是很多地方武力都变成山寨式的匪徒，专向民间尽其敲榨生杀之能事了！他们只希望政府早点解体，安安稳稳做其山寨大王吧！
战区难民之救济
七七事变后，战区难民多半听其流落逃亡，能得到未沦陷的后方救济者，实在太少了！当战事初起时，接近战地的同胞们，一闻敌寇降至，真是风声鹤唳，等于无不相率逃亡；尤其有钱人更携家带眷，千里逃避，此种不愿附敌的正义，真是值得嘉勉；而沿途则根本没有人收容与救济，餐风宿露，饥寒交迫，其情实在可怜！有时夹在敌我两军火线中间，在国军为了阻止敌军混在难民群中，乘机冲入阵地来，也只好忍痛不分玉石，予以猛烈射击；而日寇更迫使难民向吾阵地行进，以掩护其部队跟着前进，迫得难民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其处境之狼狈惨苦，非经过人所能想象的！
举例说：当平汉路北段军事失利时，国军相继南撤，河北一带的难民，沿铁路逃亡者很多，扶老携幼，日夜不停。沿途根本无人收容。适值秋雨连绵，河水暴涨，当难民逃至漳河北岸时，已不能徙强过河，都想走铁路桥逃到南岸来，而守备南岸的部队，目见北岸人头声涌，守军误为敌军迫近，于是一声巨响，随将早已埋好铁路上的炸药引电爆炸，炸得铁桥分成数段，不能通行，北岸待渡的难民，遂陷于前无进路、后有追兵之困境，仓皇跳河自尽者，不知其数，这是地方政府未能收容救济之后果，也是军队情报不确实所迫成之惨剧呢！
吾国号称为民国政府，其实还不及三国时刘备那个流亡政府。当新野已失，根据地没有了，他还是舍不得抛弃跟随他的百姓哩！刘备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临难仁心存百姓，登舟挥泪动三军，正因刘备能爱民如子，故终能得四川为根据地，与曹、孙鼎力而三。吾人既称为民国政府，应该比刘备还要爱民才对！可是官僚政治，时局愈混乱，越是贪官们浑水摸鱼的大好贪污机会了！这时的难民问题，已不算大问题了！
这一难民收容与救济工作，最好在动员准备期间，就该将省划成安全与非安全区，伺动令下、战事将临各县时，非安全区之民以及老幼与及龄壮丁连同可搬移之物资等，相继撤于安全区，对其今后工作与生活，都要有详尽之计划与安排，庶免临时慌张，手足无措，难民们也少受很多痛苦与死亡。当年中央于战前，既未有动员计划的颁布，而官僚政治，没有充足经费，决不会做了再说，于是名为全国总动员，还是同过去内战的情景差不多的。由于抗战初起时的难民，缺少收与救，故到抗战中末期的难民，比初期要少得很多，虽然由于初期没有收与救的负责人，谁也都明白醒悟了，逃也死，不逃也死，还是在家做顺民吧！
淞沪会战时期的上海难民
抚慰伤亡官兵
抚慰二字，应为两件工作，就是抚恤与安慰：对于负伤官兵及其家属，慰问多于抚恤；对于阵亡官兵的家属，则恤多于慰。前者除由中央政府给与恤金外，各县政府应协同地方士绅，用口头、或文字、或地方土产，予以适当之慰问。后者地方政府于接到抚恤令后，照中央规定恤金，派员，如数送往其遗族并予以亲切之慰问与奖勉。事实上，多数遗族或受伤家族，仅得空洞抚恤文件，要想领到恤金是困难重重，很难领到；等领到了，也因法币一再贬值、得益很少了。
超渡亡魂，生死俱安，这是国人的传统观念。各省县于每年春秋二季，对于本省、县的烈士亡魂，应定期举行超渡；对于遗族及等待出征者，都有很大的鼓励与安慰；尤其提高士气，更会起很大作用！不要以为省主席与县长们思想进步，就认为迷信而少此一举，而民间依然根深蒂固、非此不可哩！科学发达、物质文明的欧美军队，迄今仍有牧师随军出征哩！倒是“思想前进”的吾国，反而屡战屡败，几乎要亡在日本鬼子手下了！还有在大后方治疗的伤病官兵，待而不优外，受尽后方大众的轻视与侮辱！谁无父母？谁无子弟？有钱佬逍遥后方，既不要出钱，又不要出力，老百姓无钱出钱（卖壮丁），有力出力（买不起壮丁，只好当兵），诸如此类，在在使军人灰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