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VIP，畅享免费电子书等14项超值服
首页
好书
留言交流
下载APP
联系客服
2024.11.14
编者按：谢达茂为常州市季子故里宗亲联谊会成立十周年庆典和换届选举大会暨第九届传承季子文化主题活动撰写的巜推论常州西北七十里“北庙”所在地的“傅落城”是季札“弃其室而耕”的居所地和封于延陵的〈延陵城）治所地》一文，作为阳湖大讲堂第52讲，作者因有要事离常，特请上官鹤锦老师在主题活动时代读代讲。请大家按论语：不凭空猜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唯我独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真话，求真理，办实事，出成果，育人才的研究精神，欢迎文友们各抒己见，发表各自的观点。
【提要】
季子文化研究可以依据的资料，最基础的是历史上有关季札行实的文字。研究季札行实，大致可以分为行实记述和行实评述两个部分：一是“行实记述”，即以记实笔法记录季札生前走过的路、说过的话、做过的事等，亦即记录季札生前的一切，为纪传类文体，例如（虚拟书名）《季札传》；二是“行实评述”，即时人和后人从自己的角度，评述季札走过的路、说过的话、做过的事等等，亦即评述季札生前的一切，为议论文文体，例如周群先生的《季札评传》。
按照季札的所经所历，其行实可分两个阶段或两个区域：一是在朝行实，即季札在吴国朝廷履职任事的过程，例如其“出使诸国”“三让王位”等，这在古文献中多有记载；二是在延陵的行实，这一方面非常遗憾，古文献中仅仅只有写到“封于延陵”“去之延陵”，没有写到封于延陵何地、去之延陵何地？而正是由于“没有写到”，这也就成为了季札行实的谜团，由此成为古人和今人试图解惑的课题。
本文分为前后两个单元。第一单元简单介绍古文献所载季札行实文字的生成和发明过程，举例说明不同古文献之间所载季札行实的抵牾情况；第二单元根据掌握的资料和线索，推论季札“封于延陵”“去之延陵”的行实。
第一单元：古文献所载季札行实文字的生成、发明和抵牾
一·季札行实文字的生成
所谓“行实文字的生成”，这里是指真实记录的过程。而“真实记录”必须是同时代人或稍后不久的人的根据事实的记录。就季札行实文字生成而言，见载于以下两部文献。
一是比季札晚出世25年，可称季札同时代的孔子，其根据周宫廷档案资料修订《鲁史》，又称《麟经》《春秋》，共18000字。孔子用百余字记叙句吴国发生的事件，其中记叙季札行实共计1个字，即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子使札来聘”中的“札”字，意思是吴王馀祭遣使季札来到鲁国访问。
孔子《春秋》和左丘明的《左传》，是当代人记写当代事，是为“真实记录”。这些记录季札行实的文字，是后世学者研究季札可以依凭的最权威资料。
二·季札行实文字的发明
这里所说的“发明”，是特定语境下不带褒义或贬义色彩的中性词，大白话就是“之前没有人写过这件事”，这里是“首先这样写”“第一个这样写”。孔子《春秋》和左丘明的《左传》，最早“真实记录”季札行实，后世学者在《春秋》《左传》的基础上，拓展延伸季札行实，成为“首先这样写”“第一个这样写”的文字，此即“季札行实发明”。
例一：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吴泰伯世家》，在遵从《左传》所载的基础上，发明吴王诸樊封季札于延陵、发明季札徐墓挂剑。
例二：东汉史学家赵晔著《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他在《左传》《史记》的基础上发明：“寿梦欲立之，季札让，曰：'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文中的“礼有旧制”，指周初礼乐制度中重要内容的嫡长继承制。
例三：东汉以后三国魏王肃，其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著作《孔子家语》（今传本《孔子家语》共10卷44篇。宋代以来，被疑为是王肃的伪作，随着近代简帛文献的出土，可以证明为先秦旧籍），他在《正论解·第四十一》在《史记·吴泰伯世家》所载季札“自卫如晋，将舍于宿，闻钟声，曰：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的基础上，发明了孔子对季札的如下评价：“季子能以义正人，文子能克己服义，可谓善改矣。”
……
三·古人发明季札行实文字之间的抵牾
所谓“抵牾”，即矛盾。这里是说古人发明季札行实的过程中，往往会有认为和判断，因此互相之间发生抵牾，出现不一样的说法。示例：阖闾弑僚之后季札的对策与去处，这是季札行实最重要的事，最早记叙者和后来发明者的说法完全对立：
最早记叙者左丘明：其在《左传》记叙阖闾弑僚之后，出使回到吴国的季札，推辞阖闾的虚让（即第三次让国），“复命，哭墓，复位而待。”按词语解释：复，回到、恢复；位，位置、官职；待，等候。意思是季札回到朝廷，在吴国大夫的位置上，等待吴王阖闾的差遣。
最早发明者公羊高：约生于季札百余年之后的战国时期，其著“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又称《公羊春秋》，共44000字，关涉季札390字。其否定《左传》所载：“复命，哭墓，复位而待”，发明并结论：阖闾弑僚之后，出使回到吴国的季札，推辞阖闾的虚让，然后“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意思是季札没有“复位而待”，没有在大夫的位置上等待吴王阖闾的差遣，而是来到延陵，从此终身不入吴国朝廷。
最早颠覆者西汉司马迁：他在《史记·吴泰伯世家》中，颠覆和否定《公羊传》的说法，重新扳回《左传》实录的轨道：阖闾弑僚之后，出使回到吴国的季札，推辞阖闾的虚让，“复命，哭僚墓，复位而待。”季札仍然在朝，等待吴王阖闾的差遣。
随后附议者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亦否定《公羊传》的说法，其全取《左传》和《史记》所载：“哭僚墓，复位而待。”季札仍然在朝，等待吴王阖闾的差遣。
因以上抵牾示例，故后世之人各取所说，各说各话。为了充分彰显季札“轻千乘之国”的高风亮节，历史上凡是评述其“三让王位”，大部分先儒釆《公羊传》之说，称季札“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亦有部分先儒从《左传》《史记》《吴越春秋》“复位而待”之说，并将此作为发明的根据，例如明朝大臣崔铣、清初名儒王士祯等，均评述季札在吴王夫差朝听从差遣事。其中著名者清末常州大儒曾任户部主事钱名山，取《左传》《史记》《吴越春秋》“复位而待”的观点，在《泰伯吴季札合论》中这样发明：
阖闾行篡以后，吴国多故矣，浸假而夫差以无道取亡矣。季子始终在吴，晏然就其延州来之封，至哀公十年，且有救陈一事。然则王僚既弑之后，季子臣阖闾、臣夫差以老矣。虽有让国之名，而恋恋于吴国而不忍去。
钱名山文中“始终在吴”“臣阖闾、臣夫差以老”等，属于“第一个这样写”的行实记述，其他文字属于行实评述，意思是说：阖闾弑僚篡位之后，吴国发生许多变故，渐渐地吴国因为夫差的无道而灭亡。季札始终在吴国任职，心安理得地坐享延陵、州来的封禄。到鲁哀公十年，92岁的季札还干过救陈之事。在阖闾弑僚篡位之后，季子先后担任吴王阖闾、吴王夫差的大臣，直至晚年。他虽然有让国的名声，但却恋恋不舍朝廷、不忍离开吴国。
就《左传》《公羊传》记叙季札行实发生抵牾，再举古人因此发明的第二事。
周景王元年，吴馀祭四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季札33岁，奉命出使诸国。其间，季札在鲁国请观周乐，留下“观乐议政”“泱泱大风”“自郐以下”“叹为观止”等典故。得益于《左传》详尽的叙事，遂使季札这一行实传于后世。
在此先举宋程朱理学宗师朱熹为例，其就季札“请观周乐”一事发明（朱子语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1册，第768页）。朱熹的弟子潘时举问：“季札观乐，如何知得如此之审？”意思是《左传》所载“季札观乐”，怎么会知道得这样详细具体？朱熹的回答直接、肯定、干脆，说：“此是左氏妆点出来，亦自难信。”意思是说：“季札观乐”这件事，完全是左丘明《左传》装饰、渲染出来的，难以使人相信。
同一事，再举清乾嘉年间常州“公羊学派”鼻祖刘逢禄为例。清代有常州五学派，其中一派称为“今文经学派”，因推崇和研究《公羊传》，故又称“公羊学派”。刘逢禄是“公羊学派”的奠基人，所撰《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接续汉代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统绪，系统总结公羊义例，重启今古文之争，推动以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成为晚清学术主流。他对公羊学的总结与阐发，奠定了清代公羊学的基础，并对公羊学变革改制理论的挖掘，确立了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方向。然而，刘逢禄对《左传》持否定态度，称“余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同时，他质疑季札“请观周乐”的真实性。
刘逢禄赞成朱熹的观点，并为朱熹的“左氏妆点”“亦自难信”作注脚（春秋公羊何氏后录·左氏春秋考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第129册，第611页），原文如下：
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请观周乐，为之歌《魏》，曰：“以德辅此，则明王也。”难曰姚姬传以“明主”为三晋以后之称，此时魏亡已久，适见其诬耳。今案《史记》“明主”作“盟主”，要为魏人所托，自是确论。季札时安得有十五国风、雅、颂得所之诗？孔冲远反以古诗三千余篇为史公谬说，识亦舛矣！
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季札“请观周乐”歌《魏》一节，涉及许多人与事（详细解读见文末附录一）。在这里撇开引文中涉及到的“清代古文第一人”姚姬传（姚鼐）、唐代经学家孔冲远（孔颖达）的观点不论，撇开史公（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叙“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之为三百五篇”这一桩历史上的“孔子删诗”公案不论，单论“季札时安得有十五国风、雅、颂得所之诗”这一句，意思是“在季札时代哪里得有十五国风、雅、颂这样适当表达社会风尚的诗篇？”刘逢禄的观点十分鲜明，以为季札“请观周乐”以及派生出来的“观乐议政”“泱泱大风”“自郐以下”“叹为观止”等典故是不真实的。当然，刘逢禄否定的对象并不是季札，而是否定《左传》所载季札“请观周乐”这段行实。
笔者认为：《左传》成书于春秋末至战国初期之间，相去季札年代不远，几乎是当代人写当代事；《公羊传》出现于季札约百年之后的战国中期，最初仅为口头流传，至西汉景帝刘启在位时（前157年—前141年）才“著于竹帛”，流传于世。因此说《左传》所写季札行实的可信度，应该强于《公羊传》。或从这一角度考量，《史记》《吴越春秋》等史著才采用《左传》所载“请观周乐”事。
除了在国际间的行实之外，季札在延陵的行实，古人亦有发明。
吴诸樊十三年（前548年），吴王诸樊在临死前，封季札于延陵（一说是公元前547年，吴王馀祭封季札于延陵）。季札三让王位，一度隐居躬耕在延陵，
公元前484年（或更后），以93岁（或更长）高龄终老于延陵。众所周知，是为季子故里的古延陵，西到丹阳、东到张家港局部，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关涉到今天的镇江市、常州市、江阴市、无锡市、张家港市。因史书中没有记载季札封于延陵的具体位置，所以在古延陵区域的方志中多见各说各话，古人发明了“丹阳延陵说”“江阴申港说”等。
清嘉庆六年（1801年），太子少保充任会典馆总裁刘墉（刘罗锅）游历江阴，期间作诗出句“荒唐志乘知难据”，对古延陵区域的《江阴县志》《丹阳县志》等志乘，就记载的季札采邑、季札墓址、孔子所书十字碑等多有矛盾的现象称之为“荒唐”。刘墉所说“志乘知难据”，或还有明万历《毗陵高山志》。作为里志的《毗陵高山志》，内容朴实完备，但也存在瑕疵，譬如在《人物总论·贤行》（人物传）一章“季札”名下，假托司马迁《史记·吴泰伯世家》之名，发明了季札卒于阖闾七年（前508年），只有活到68岁的这段最后的行实；在“陈福”名下，发明了季札在空中留遗嘱的神话（武进图书馆藏民国二十五年吴卓铭重新校刻版），原文如下：
按《吴世家》：“季札卒于阖闾七年，葬以王礼，绘像加冕笏，岁祀焉。”
季札筑别墅于高山之阴，即今申浦，福为居守。阖闾七年春，季札游抵花亭，卧化时分，于空中语福云：“可报四子侨代侯任，就掩吾于花亭。”
以上《毗陵高山志》所载的文体属于人物传记，发明了季札卒年和卒时的情景，后世和今人多有引用，以为这是季札确切的行实。
第二单元：推论季札“封于延陵”“去之延陵”的具体位置
所谓“推论”，是通过已知的前提条件进行逻辑推理得出的结果。这篇《推论常州西北七十里“北庙”所在地的“傅落城”是季札“弃其室而耕”的居所地和封于延陵的（延陵城）治所地》，虽然涉及季札行实，但既不是行实记录，也不是行实发明，而是建筑在史书中只有“封季札于延陵”“芙蓉湖西马鞍山，季札让位耕于此”20字，别无其他记载基础上的推论。
推论和判断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季札时代的吴都在丹徒大港一带，这里是季札辞国的出发点
丹徒，最早称“宜”，3000多年前周康王封给虞侯的领地。春秋时属吴国，名朱方。战国时属楚，更名谷阳。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置谷阳县。三十七年（前210年），改名丹徒。三国吴嘉禾三年（234年），改名武进。西晋太康三年（282年），复名丹徒。隋开皇九年（589年），废丹徒入延陵。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复置丹徒县，后历朝均置丹徒县。
史载句吴国自“寿梦始大”，但寿梦与季札时代吴国都城的确切地点在哪里？因为缺少原始资料，所以始终是一个未解的谜团。随着国家考古新发现成果的公布，学术界对出土文物承载信息的解读，丹徒大港吴国遗址群的发现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在江苏省考古学会2017年年会上，镇江博物馆考古人员提出了“大港吴国遗址群”的学术概念，这是吴文化考古方面的重大突破，该项发掘入围“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5项终评。2018年12月6日—7日，镇江市举办大港吴国遗址群考古研讨会，发布会的通稿如下：
近日，镇江大港吴国遗址群考古研讨会在镇江新区大路镇召开。本次研讨会由镇江市文广新局与中共镇江新区工委宣传部主办，镇江博物馆、镇江新区文化旅游局、江苏省吴文化学会承办。来自江苏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社科院考古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中科院南京地理与胡泊研究所、镇江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的11名专家参加研讨会。12月6日下午，与会专家们现场考察了分布于镇江大港地区的吴文化遗址群，依次踏查了烟墩山墓地、魏家墩、谢家神墩遗址、东巨遗址、孙家村遗址和断山墩遗址。12月7日上午，研讨会正式开幕。五位专家分别从遗址群整体情况、植物考古、冶金考古、环境考古和可移动文物保护等五个方面汇报了镇江大港吴国遗址群的考古工作进展，专家们针对该遗址群考古工作中涉及的各类问题展开研讨。
丹徒大港吴国遗址群主要包括：1954年在大港烟墩山出土的“宜侯夨簋”，1981年在丁岗镇发掘的断山墩遗址，1983年在大港母子墩出土的“伯簋”，1985年在大港北山发掘的吴国墓葬，1987年大港青龙山发掘的吴墓，及近年来丁岗镇孙家村吴国铸铜遗址等。当今多有学者、研究者依据考古成果，论述季札时代的吴都在丹徒大港一带，在此选具有代表性的四例：
例一：常州市图书馆古籍部研究馆员王继宗先生在论文《武进意为“吴京”考》（57000字）中，多处写到镇江京口、丹徒是季札时代的吴都：
延陵季子所处的政权，乃是建都于镇江京口之地的先秦吴国；丹徒出土“宜侯簋”和“馀眛墓”这两类考古实证，有力证明丹徒是周康王时第五代吴君周章以来，直至自立为王的吴王寿梦及其子孙吴王馀祭、吴王馀眛、吴王僚时的京城；现在吴国腹里之地唯有丹徒有庆封的宅和井，其余各处全都没有，特别是吴国的首都'故吴墟’（即勾吴墟，也即今天的无锡梅里）和吴国的新首都吴县（今苏州）没有，这便可以证明，丹徒其实就是当时吴王的驻跸地。
例二：常州市武进博物馆原馆长林志方先生，有专著《神秘的吴国》（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2022年），他在第三章第十七节《镇江丹徒是淮安之后吴国都城的迁徙地》（第60页）记写：
1984年5月，由镇江博物馆、丹徒县文教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教研室和南京博物院的考古人员组成的丹徒考古队，在对丹徒大港至谏壁沿江的墓葬进行科学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春秋晚期吴王馀眛的墓葬。吴王馀眛的墓葬在丹徒发现，说明吴王馀眛时吴国都城已迁至镇江丹徒。
例三：2023年2月1日，“江南文史讲坛”发表署名李金坤、李莹的《镇江：“吴头楚尾”的江南之重》一文，其中一节这样论述：
镇江春秋时称“朱方”，是吴国西境要地，与江北的“邗”同为吴国势力北进中原的军事重地。吴楚对朱方的争夺，表明在两强争霸中镇江军事地位的重要。吴王馀眛死后葬在丹徒大港，1984年在大港北山顶发现了馀眛墓葬，出土有馀眛矛及钟、磬、鼎、悬鼓、虎钮淳于、鸠杖等青铜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400余件。由此大致可以推断：镇江地区或曾是吴国王都，或曾为吴的别都。
例四：2018年7月9日，《人文常州》刊登署名为吴继周的《用考古的成果来厘清春秋吴国历史》，就丹徒出土的“宜侯夨簋”、季札时代吴国都城在朱方（丹徒）这样叙述：
笔者认为，出土文物是最权威的佐证，因此赞同季札时代的吴都在丹徒大港的观点。季札出生于丹徒、成长于丹徒、辞国于丹徒。一则按当时情势和丹徒为“吴头楚尾”地理形势，季札辞国“弃其室而耕”，向西向南是楚国地盘不能去，向北是长江也不能去，所以只能向东，进入延陵地界；二则季札离开吴都“耕于野”，是为了避让王位的权宜之计，待吴国王位有所归属之后，仍需回国辅佐朝政，所以距离吴都不会太远。据此推论，季札从既适合“暂避”、又适合“回朝”的角度考量，选择丹徒大港向东百余里的延陵西境，作为“弃其室而耕”的落脚点。
二·晋陵西六十里札溪是季札“弃其室而耕”的居所地、封于延陵的治所地
季札从既适合“暂避”、又适合“回朝”的角度考量，选择丹徒大港以东百余里的延陵“耕于野”，那么其落脚点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呢？其封于延陵之后，最起码搭几间草房，堆筑一圈土围墙作为治所地，那么这些又在哪里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发现有两部吴氏宗谱中有指向十分明确的记载：季札封于延陵的采邑，在“晋陵西六十里札溪”。
示例之一是常州焦溪吴氏，明前期始修本派《延陵吴氏宗谱》，谱中刊列古人所撰《延陵吴氏源流》一文（卷十九，第29页），文末就季札在延陵的行实这样记述：
晋陵西六十里札溪，其采地；东三十里申浦，其墓也。
示例之二是毗陵潞城吴氏，明前期始修本派《吴氏宗谱》，有分派湖塘庵头里吴氏，谱中有文《嘉贤昭德侯事实序略》（湖塘庵头里吴氏宗谱，卷二，第75页），最后一段这样记述：
晋陵西六十里有札溪，是其采地；东三十里申浦，即其茔也。
以上二谱所载“晋陵”，本是继延陵、毗陵之后的建置用名，始于东晋。在此处语境中的“晋陵”是指晋陵城，即今常州城。常州城西六十里处，已接近丹阳县界，所载“札溪”是今已不传的古地名。推论季札封邑之后的居所就在河溪边，故名“札溪”。
对于二谱所载“札溪”，笔者有以下三点认为：
一是古人修谱，多有自谀，而以上二族所在焦溪，潞城位于常州东境，如果自谀，应该记写为“晋陵东八十里有申浦，是其采地”。而谱中所写“晋陵西六十里有札溪，是其采地”，是为尊重季札行实的客观。东乡吴氏记写始祖季札的封邑在西乡，这似乎更加可信。
二是以上焦溪吴氏、潞城吴氏，虽然同为季札后裔，但他们是远祖世系不同的分派，并在不同时期从不同的地点迁入常州不同的乡域，创修宗谱亦是依据不同的谱系。而在二谱中分别见载“晋陵西六十里札溪，其采地”“晋陵西六十里有札溪，是其采地”，足以证明在明代之前，季札封于“札溪”的说法流传很广。
三是二谱所记“晋陵西六十里有札溪，是其采地”，应该是季札后裔自上而下、由远及近的家传，其形式或为笔记相传，或为口口相传。传至创谱，载入谱中。
自吴都丹徒大港，至“晋陵西六十里札溪”约百余里（明丹徒知县茅坤撰《丹徒季子庙记》所载“延陵，即今毗陵，去丹徒县二百里”，是指丹徒黄山至常州城的距离），推论这里是季札“弃其室而耕”进入延陵的居所地、封于延陵的治所地。
三·西汉崇建“北庙”，佐证季札在札溪一带的行实
季札出使诸国在中原，观乐审音在周鲁，以义正人在戚邑，合礼葬子在嬴博，挂剑示信在徐国，三让王位在宫廷，逊耕采邑在延陵，这彪炳千秋的懿德和功绩，备载于《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等先秦史著。一则经董仲舒、刘安、司马迁、刘向等汉儒的推崇，把季札推上华夏仰风的崇高地位；二则西汉推行《礼记·王制》所载“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无庙”的宗庙制度；三则当时兴起崇建先贤庙的风气，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士人为大夫身份的先贤季札建造了三座祠庙，此即南朝宋史官山谦之（？—约454年）在《丹阳记》“寺院”篇所载：
季子旧有三庙：南庙在晋陵东郭外，北庙在武进县博落城西，西庙即此是也。
以上所记季札“汉代三庙”分属晋陵郡的三个县，分别为“晋陵县”“武进县”“曲阿县”。“晋陵县”位于古延陵的中心；“武进县”和“曲阿县”位于古延陵的西半幅。“汉代三庙”之间呈不等边三角形，右下角是坐落于晋陵东郭外的“南庙”，在今常州水门桥西堍；左下角是坐落于润州曲阿的“西庙”，即今丹阳延陵九里季子庙；上角是坐落于武进博落城西的“北庙”，在今常州西北70里万绥以西。三庙之间的距离，分别约在100里至150里之间。
建庙崇祀先贤，“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祸福之，以食其土”，必须建在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譬如出生地、仕宦地、终老地等。笔者就季札“汉代三庙”的“纪念意义”，分别作以下推论：
一论建造“南庙”的意义。秦始皇二十五年（222年），在古延陵邑的中心地带置延陵县；西汉高祖五年（前202年），改延陵县为毗陵县；西汉中期或后期（不能确定的年代），建造季札“汉代三庙”。其中的“南庙”建于毗陵县治所地，即官府所在地，是为诸庙中的“正庙”，具有纪念意义。
二论建造“西庙”的意义。据丹阳《延陵吴氏宗谱》记载，吴夫差二十三年（前473年），越灭吴，季札子孙外逃，唯第四子吴子玉留在延陵，避难茅山，其子孙遂定居润州曲阿九里。他们建造祖庙，祀先祭奠，具有纪念意义。
三论建造“北庙”的意义。在自宋及清的方志中，对“北庙”有着简略的记载，今人则有详尽的阐发。常州季子文化研究会吴林华会长主编《延陵季子研究论丛》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10月），刊登王继宗先生《汉代最正宗季子庙在常州水门桥而非丹阳九里详考》一文（第333页），其中一节这样记叙：
北庙在武进县博落城西。刘宋时的武进县，不在今天的武进县（也即今天的常州）城，而在“武进故城”万绥。所以北庙应当就建造在今天的万绥西侧。相传新中国成立后，万绥曾出土过“十字碑”，此碑出土处应当就是这座“北庙”所在。
古人叙事，限于条件，记写方位和距离只能是大概，不可能精准。《延陵吴氏宗谱》记载季札的采邑在“晋陵西六十里札溪”；《钦定大清一统志》卷六十“常州府”记载“武进故城，在武进县西北七十里。”笔者据此推论：晋陵西六十里的札溪一带，与武进县西北七十里的武进故城一带，或旧时在同一建制范围，或分别在札溪的某一段。当年季札辞国“弃其室而耕”，在延陵西境的札溪一带定居，这里又是其封邑的治所地。至西汉，先儒推崇，祠官掌控，在季札的居住地、邑治地建造“北庙”，以为崇贤和纪念，这就是“北庙”的意义所在。除此之外，找不出能得到祠官允许、邑人认可在此建造“北庙”的原由。
在此说明一点：季札“三庙”建于西汉，而“季子冢”在“毗陵上湖”的记载首见于东汉《越绝书》，故而（《毗陵高山志》记载）季札终老地的今江阴申港，在西汉时未曾建庙。
四·北庙所在“傅庄”“傅落城”，或是“吴庄”“吴落城”的讹传
北庙所在“博落城”，在不同方志中又称为“博洛城”“傅落城”“傅洛城”“傳洛城”等。《咸淳毗陵志》宋刻本作“博落城”，元刻本、明刻本作“傅落城”，《永乐大典》抄录元刻本时又讹作“傳落城”。明成化《重修毗陵志》有注“北庙在傅庄”，明版地图亦见“傅庄”“傅落城”位置的标注。一则在历史上，“傅庄”并无傅姓居住；二则“博落”“傅落”都是单字的合成，没有词语的义意，故而笔者以为村名“傅庄”和城名“傅落”，或可能是讹传，就此作如下推论：
吴季札定居在札溪一带，立村当然例称“吴庄”；这里又是其封邑的治所地，搭建几排草房，堆筑一圈土围墙，当然例称“吴城”。吴夫差二十三年（前473年）十一月，勾践发兵灭吴，句吴军队落败，季札子孙落难，札溪吴氏衰落，吴城荒废破落，由此“吴城”称为“吴落城”。由于“吴”与“傅”的方言读音相近，久而久之，“吴庄”讹传为“傅庄”，“吴落城”讹传为“傅落城”。越灭吴754年后的西晋太康二年（281）置武进县，在“傅落城”（吴落城）区域构筑县治，后称“武进故城”；又221年后的梁武帝天监元年（502），改武进县为兰陵县，武进县治为兰陵县治，后称“兰陵故城”。在历史长河中，重叠在“傅落城”（吴落城）基上的“武进故城”“兰陵故城”见于史志，而被更迭的“傅落城”名逐渐淡化，更之前的“吴落城”名则消亡不存。
根据以上四点，笔者以为古延陵西境札溪区域的今常州西北七十里“北庙”所在地的“傅落城”，是季札“弃其室而耕”的居所地、封于延陵的（延陵城）治所地。之后或随着句吴国都的东迁，按《左传》“复位以待”听从阖闾差遣的季札，从“躬耕兼待命”的需要出发，在某一时段从延陵西境移居延陵东境，在今江阴申港筑别墅为居所，躬耕马凹山至终老（详见附录二《季札行实系年》）。
附录一：解读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季札“请观周乐”歌《魏》一节
【原文】
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请观周乐，为之歌《魏》，曰：“以德辅此，则明王也。”难曰姚姬传以“明主”为三晋以后之称，此时魏亡已久，适见其诬耳。今案《史记》“明主”作“盟主”，要为魏人所托，自是确论。季札时，安得有十五国风、雅、颂得所之诗？孔冲远反以古诗三千余篇为史公谬说，识亦舛矣！
【解读】
上文中涉及到三个人物：
一是姚姬传，即姚鼐（1732年—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安庆府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清代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派三祖”。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进士，授庶吉士，由散馆改主事，曾任山东、湖南副主考，会试同考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翌年秋借病辞官，归里后以授徒为生，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学人弟子。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享寿83岁。姚鼐治学以经学为主，兼及子史、诗文。他文宗方苞，师承刘大櫆，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在方苞重义理、刘大櫆长于辞章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发展和完善了桐城派文论，为桐城派散文之集大成者。著有《惜抱轩诗文集》，编有《古文辞类纂》等。
二是孔冲远，即孔颖达（574年—648年）字冲远，一作冲澹，又作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人，孔子第三十二代孙。唐初十八学士之一，经学家、易学家。隋炀帝大业初年（605年），授河内郡博士。秦王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后，征召其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晋国子博士，后历官给事中、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等。曾协同魏征撰修《隋史》，又编撰《五礼》，主持太学，奉诏与颜师古等人编写《五经》义训。卒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陪葬昭陵。孔颖达主编《毛诗正义》，首倡“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之后，关于《诗经》中只有“风”“雅”“颂”三体诗，而没有“赋”“比”“兴”三体诗的主流见解，在《诗经》学史上统治了一千余年。其主持编撰《五经正义》，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下按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季札“请观周乐”歌《魏》一节句解：
第一句：“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即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王馀祭遣使季札来到鲁国聘问（访问）。
第二句：“请观周乐，为之歌《魏》，曰：“以德辅此，则明王也。”《左传》中的完整句为：“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引文与完整句的意思基本相同：乐工为季札歌唱《魏风》，季礼说：“美好啊，轻飘浮动！粗扩而又婉转，变化曲折却又易于流转，加上德行的辅助，就可以成为贤明的君主了。”
笔者以为：不论刘逢禄观点的正确与否，单论“季札时，安得有十五国风、雅、颂得所之诗”这一句，季札“请观周乐”以及派生出来的“观乐议政”“泱泱大风”“自郐以下”“叹为观止”等典故，也就成为了不真实的虚构。当然，刘逢禄否定的对象并不是季札，而是否定《左传》所载季札“请观周乐”这段行实。
附录二：季札行实系年（简略）
周简王十年，吴寿梦十年，鲁成公六年（前576年）四月十八日，1岁
按吴庆臣《吴氏宗谱·十九世》：“季札，寿梦公之四子也。生于周简王十年乙酉四月十八日。”
推论：是年，季札出生于吴都丹徒大港。
周灵王十一年，吴寿梦二十五年，鲁襄公十二年（前561年），16岁
按《史记·吴泰伯世家》：“二十五年，王寿梦卒。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馀祭，次曰馀眛，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
周灵王十二年，吴诸樊元年，鲁襄公十三年（前560年），17岁
按《左传·襄公十四年》：“吴子诸樊既除丧，将立季札。季札辞曰：'曹宣公之族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君，义嗣也，谁敢奸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于子臧，以无失节。’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基于《左传》未载季札“弃其室而耕”的地点，推论或在此期，季札自丹徒向东百余里，进入延陵，耕于札溪。
周灵王二十四年，吴诸樊十三年，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29岁
按《史记·吴泰伯世家》：“十三年，王诸樊卒。有命授弟祭，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
推论：此即焦溪一带《延陵吴氏宗谱》、潞城分湖塘庵头里《延陵吴氏宗谱》所载：“晋陵西六十里札溪，其采地。”
周景王元年，吴馀祭四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33岁
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详载季札出使中原、请观周乐等事。《史记·吴泰伯世家》发明季札徐墓挂剑事：“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周景王十八年，吴馀眛四年，鲁昭公十五年（前527年），50岁
按《史记·吴太伯世家》：“王馀眜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让，逃去。于是吴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则王馀眜后立。今卒，其子当代。’乃立王馀眜之子僚为王。”
周敬王五年，吴王僚十二年，鲁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年），62岁
按《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掩馀、公子烛庸帅师围潜。使延州来季子聘于上国，遂聘于晋，以观诸侯……鱄设诸置剑于鱼中以进。抽剑刺王，铍交于胸，遂弑王。阖庐以其子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国家无倾，乃吾君也，吾谁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复命，哭墓，复位而待。”
按《公羊传》：“使专诸刺僚，而致国乎季子。季子不受，曰：“尔弒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篡也。尔杀尔兄，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
周敬王六年，吴王阖闾元年，鲁昭公二十八年（前514年），63岁
按《左传》：“复命，哭墓，复位而待”；国家文物局《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江苏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阖闾城遗址是无锡与常州交界处的春秋古城遗址……可认定阖闾城遗址为公元前515年—公元前496年之间春秋时期吴王阖闾的都城。”
推论：季札在阖闾城任大夫，听从吴王阖闾差遣，往返于阖闾城与延陵邑治地札溪至傅落城之间。
周敬王二十四年，吴王阖闾十九年，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年），81岁
按《左传·定公十四年》：“吴伐越。越子勾践御之，陈于槜李……灵姑浮以戈击阖庐，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屦。还，卒于陉，去槜李七里。”
按国家文物局《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认定“阖闾城遗址为公元前515年—公元前496年之间春秋时期吴王阖闾的都城。”
推论：吴王阖闾去世，其子夫差即位，迁都姑苏台。或可能为便于关心国事，“躬耕兼待命”的季札从延陵西境移居延陵东境，在今江阴申港筑别墅为居所，躬耕于“长山岭腰伏处”的马凹山。按《毗陵高山志》，“长山岭在舜峰后，即来龙也。马凹，一名马鞍山，即长山岭腰伏也，取像名之。”马凹山：山之东为孔湾山，山之西为舜峰山，山之南为查家湾，山之北为申港。
周敬王三十五年，吴夫差十一年，鲁哀公十年（前485年），92岁
《左传·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陈，吴延州来季子救陈，谓子期曰：'二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民何罪焉？我请退，以为子名，务德而安民。’乃还。
周敬王三十六年，吴夫差十二年，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93岁
史书中没有记载季札卒年，按《吴氏宗谱》记为薨于吴夫差十一年（前485年）春四月十三日。推论：季札在吴夫差十一年（前485年）冬季救陈，那么其薨于“春四月十三日”，应该最早是翌年（吴夫差十二年，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的四月十三日，或更后的某年四月十三日，享寿93岁或更长。
季札离世500余年后的东汉袁康《越绝书》记载：“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县七十里，上湖通上州，季子冢，古称延陵墟。”所称“延陵墟”，即指季子墓。“延陵”，季札的代称；“墟”，丘墟，坟墓。
推论：或由于《左传》记写季札“弃其室而耕”，东汉《越绝书》记写“季子冢”在“毗陵上湖”，而“上湖”又称“芙蓉湖”，因此西晋司马彪在编纂《续汉书·郡国志》时，发明“芙蓉湖西，季札逊耕于此”。因“芙蓉湖”边有马鞍山（马凹山），宋代乐史编纂《太平寰宇记》时结合司马彪之说，发明“《郡国志》云：芙蓉湖西马鞍山，季札让位耕于此。”
周元王三年，吴夫差二十三年（前472年），季札离世12年（或若干年）
按《左传·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灭吴。请使吴王居甬东，辞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缢。越人以归。
按《延陵吴氏宗谱》：季札子孙散逃。第四子吴子玉守于延陵，避于茅山。
作者谢达茂：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