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关凯在主持开幕式中表示，如何通过文化遗产讲好中国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贡献力量值得我们思考。此次论坛在网络空间中汇集了博物馆界和人类学界两界的人士，为博物馆的发展贡献力量。
线上会议实况
云南大学副校长段红云在致辞中指出，云南大学与人类学、博物馆有着深厚的渊源——1942年，时任校长的熊庆来主持创办西南文化研究室，并聘请方国瑜出任研究室主任，奠定了西南民族学研究的基础；1936年吴文藻创办了社会学系，开启了云南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新征程，费孝通完成《乡土中国》等学术代表作，形成了学术共同体。后来以杨堃先生为代表的民族学家潜心研究民族学理论，为云南大学民族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云南大学着力于构筑全国民族学人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重镇，力争做到学科有特色，学术有特点，学者有特长，学生有特质，努力打造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的研究高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贡献学理支持。
表征共同体：
博物馆叙事与认同塑造
第一组讨论主题为“表征共同体：博物馆叙事与认同塑造”，由郑茜主持，关凯评议。
首先由四川大学的李沛容进行了题为《“即器以求道”：民国时期的民族器物展与中华民族观念形构》的报告。报告分别梳理了民国早期以及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民族器物展陈，提出了民国时期民族器物展中所展现的“差异化的国族构建思路”，指出了博物馆在多民族构成中华民族的国族观念，不断的进入观众视野方面的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关昕报告的题目是《通史家风：中国博物馆历史类展陈的叙事母题》。报告梳理了新中国的器物学与通史撰述相结合的“教科书”范式，从线性与结构、主题与宗旨、文物与文献、演绎与归纳、物质与精神等多个角度对博物馆展陈中的历史类展陈叙事逻辑，进而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奠定了基于新型民族国家形态的展陈模式。这种展陈模式的塑造体现了与国家学术政治关联密切的一体性。这种通史展陈范式所奠定下的基本议题，至今仍然在博物馆领域发挥着深刻影响。
复旦大学的孔达报告了《多民族与多元文化：博物馆国际展览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报告以“盛世华章”、“追寻不朽”、“中华文明大展”三个展览为例，讲述如何在国际展览中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指出以民族文化、民族文物、民族博物馆为代表的国际展览，应是未来中国文物外展精品工程着力打造的一个重要“品牌”。此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博物馆国际展览作为跨文化“接触地带”的作用，充分发掘与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文化交融，要展示“多元”，更要展示“一体”，让多民族与多元文化真正成为在对外展览中，丰富中华文明血肉与情感的重要内容。
西南民族大学的杜辉、廖倩做了题为《表征西南：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展览中的族群与国家》的报告。他们以民族文物的征集和陈列作为研究对象，将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置于中国“西南”的语境下，探索在不同时期内，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展陈中所存在的政治表征和身份认同的几种路径，进而探究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博物馆展览中的表述方式与策略。报告指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的展览策略随着政治实践、民族政策、学术旨趣的变化不断作出调整，其策展经历了从民族识别到族群文化形象、身份的塑造；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表述；从多元性到共同体的升华三个阶段，是对中国“西南”的表征。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关凯在评议中指出当下的以建构论为主的人类学理论之中，我们认为像国族认同为主的国族意识，它并不是一个天然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它是一个“人工的”社会文化现象，就是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认同是可以塑造的，博物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空间，影响人们身份认同的体验、感知。六篇论文的研究很深入，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进展，比我们平时思考的走得更远了。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关于主题博物馆的叙事论背后的逻辑，当前西方依然有一个自己的政治正确，比如多元化主义，当用这种理论和中国对话的时候可能会陷入一个困境。多元化主义要解决的是一个去殖民化的问题，但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照搬这个多元化主义来解决我们内部的多元化问题。
博物馆的未来：
展览技术与知识生产的创新与实验
第二组讨论主题为“博物馆的未来:展览技术与知识生产的创新与实验”，吴洁主持，王思渝评议。
新冠疫情催化了新技术进入博物馆的步伐，加速了传统博物馆的转型。在此过程中，博物馆领域面临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巨大变革，如何在变革中抓住机遇，处理好技术应用和知识生产的关系是摆在博物馆学人面前的问题。此次分组讨论的几位学者基于自身的实践与研究，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视角。
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王思怡从新冠疫情与线上博物馆谈起，阐释了新冠疫情作为催化剂，加速了虚拟技术进入博物馆的步伐，博物馆展览不再是简单的物品展示，它已成为一种可以使用虚拟技术来开发观众体验的环境。人们参观博物馆的目的渐渐变成了体验的积累，而不再是知识的积累。从现象学的视角去看，博物馆通过虚拟技术将观众对物的知识转化为对物的体验。她谈及了博物馆数字化的理论转向，认为博物馆数字化的第一步就是打破物质和非物质的边界，并对现象学中的博物馆作了简要介绍。随后她提及博物馆具身化的理念，认为虚拟技术介入博物馆的过程中，博物馆以物为中心的定位将进行调整。这意味着存在两种持不同理念的博物馆：以物为中心的传统博物馆和以身体为中心的虚拟博物馆。虚拟技术使我们意识到，博物馆应当将体验置于认识之上，身体置于物之上，并实现博物馆的具身化，重构一种博物馆的新形态。
以日本国立阿伊努博物馆公园为研究案例，大连民族大学设计学院专业教师张丹从规划设计角度探讨了民族博物馆如何进行知识生产。她简略阐释了阿伊努博物馆公园设立的经纬和自身使命认知，从社会公众话语权的参与、多维度多学科思维方式、知识权威与商业化三部分论述阿伊努博物馆公园的公共知识生产机制和生态。张丹认为合格的现代博物馆应是收藏与保存、整理与研究、解读与表达文化、构建与阐释、揭示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的规律的知识生产体，而优秀的现代博物馆应是考虑批判性（critical）的价值取向、多样化的展陈方式和表达形式。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遗产与物质文化硕士李方洁从感官体验的角度出发，论述了虚拟技术的应用对博物馆物重要性和真实性的影响，以及对观众参与体验的作用。她选取了两个案例，一个是牛津大学人类学博物馆中的数字展陈设计《正在上演的西藏身份》，该数字展陈以视频配合文字的形式展示了西藏青年的文化符号和自我表达，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化的视觉呈现方式形塑了观众的参与体验。另一个案例是伦敦便携式声音博物馆，展陈既提供了MP3常设音频，又提供了观众与馆长间预约对话的机会，带给观众新的参与体验。新技术的不断介入，改变了过往博物馆观众被动的参观模式，让观众拥有了一种主动、积极的多感官参与体验。
来自云南民族博物馆的谢春波依据其2019年在韩国的实地调查，以韩国釜山市影岛区大坪垌城市再生项目——《岗岗营艺术村》为研究案例，探讨在城市再生语境下，当地如何挖掘与梳理已经式微的工业文化遗产——修船业，如何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馆建设、运营与管理，如何将博物馆塑造为连接社区已有建筑与新兴公共艺术，沟通社区居民与外来访客的枢纽和社区活动中心，借由文化遗产和博物馆来实现街区复兴。谢春波在肯定案例中博物馆对社区凝聚与重塑作用的同时，也提出中国城市社区挖掘当地文化遗产资源时可能会面临着缺乏博物馆专业人员介入而造成项目后续发力不足、博物馆在社区中定位不清造成职能不明、博物馆与公共艺术融合未必融洽、文化遗产阐释权归属不明等问题，这些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思考解决之道。
虚拟博物馆和技术应用这方面，我们过往博物馆学注重的是表征和权利的探讨，现在技术性问题逐渐进入研究视野，这也是博物馆人类学以后可以完善的一个重要的方向。但这个领域是有许多争议性的问题需要注意，如观众体验一定具备正当性吗？观众拥有良好的体验一定会凌驾于博物馆其他事项之上吗？这都是后期实践和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遗产的回声：
文化遗产的实践与表征
第三组讨论主题为“遗产的回声：文化遗产的实践与表征”，苏敏主持，刘朝晖评议。
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的张晓佳老师作了题为《作为接触区的UNESCO世界遗产项目中的共同体价值阐释》的报告，指出将“公约”视为“接触区”有助于提供更多细节比照与分析，超越了二元对立的话语。接触区具有杂糅性，使主导话语的固定边界出现差异性叙事。这些混合的方法有助于消解欧洲提名档案中发展的世界遗产的主要模式，以及欧洲构建的二元逻辑，对于重新思考民族主义、边缘群体、本真性以及普遍价值表述的修辞产生重要影响。
厦门大学李晋老师报告了《西南民族文化遗产走向世界的表述和意义》，指出一个国家在论证自己的文化遗产具有普遍价值时，是在用自己的文化资源翻译出所谓的“普遍价值”以寻求其他国家的理解与认可。世界遗产一方面用已有的“普遍价值”去翻译地方经验，一方面用新的翻译来扩充“普遍价值”的内涵，进而指出“翻译”一词在方法、本体、认识论层面都有更深层的含义，把遗产的价值评估过程理解为翻译有助于我们看到遗产价值的确立，是费孝通所说的文化自觉。
收藏实践的人类学反思
第四组讨论主题为“收藏实践的人类学反思”，王琴主持，张力生评议。
现任教于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与民族学系的冯莎从近些年西方社会官方主导的前殖民地文物归还行动谈起，论述了“归还”的悖论，“归还”以物权伦理为核心的财产处理方案中无法得到有效回应，将使“归还”难以达到去殖民化的期待。将物权伦理作为普世伦理正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结果。“归还”基于物权的当前讨论遮蔽了物伦理的政治性与异质性，更揭示出全球性的后殖民状态。同时文物即便“归还”，也仍需“神圣”博物馆赋能，有悖于“恢复原状”的假设。冯莎对伦理的讨论置于物的范畴，经由物伦理的另类经验找寻反身性的出路，从而看到，“归还”所揭示的伦理困境正是我们的普遍困境。作为争议性文化遗产的殖民地文物及其归还事件应为生产性的实践，激发去殖民化的知识反思。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生戴若伟以民族文物为例，基于民族文物构建自身传记性之必要，以及其在呈现族群文化观中的重要作用，分析民族文物数字化档案信息构建的意义，进而提出了拓展藏品信息之广度、注重叙事性构建的几点建议，包括记录一切和建立有效的目录框架等。同时，借鉴“视频论文”的概念，探讨如何充分利用影像手段，更好的展现民族文物的叙事性，以与观众更好的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
非遗：
展演、活化与可持续
广东省博物馆馆员陈岱娜注意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以地方性表述为基础，强调社群认同的同时，常因政治社会环境及时代语境的不同而调整对国家和公众的表述内容这一问题。她介绍了广东省非遗项目“耍歌堂”在对外展示过程中，强化了活动中的娱乐表演色彩，而淡化了地域性信仰。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遗产保护的方向。地方社会也并非完全被动，不同阶层的瑶民在博物馆展览与民俗表演中表述自我。表演在族群边界中是一种身份认同和策略，但表演化影响了族群内部的祭祖仪式，仪式中的失序引发内部的争议。遗产话语的影响力将传统、展演与认同的纠缠呈现在大众面前，引发我们对何为文化保护方向的思考。
鬼镇是北美社会历史发展相对独特的现象，广州南方学院艺创系副教授黄韧介绍了处于矿山鬼镇中的巴克维尔国家历史城镇互动式博物馆的案例。该博物馆立足于矿山城镇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建筑景观，打造了人境互动的旅游特色。不仅使游客在亲历巴克维尔的文化记忆空间时感知国家、历史和人文认同，还通过开发特色文旅产品和多元体验项目助力历史文化资源的经济利益转换，提高了地方产品的知名度和销量，从而形成产业生态。这为中国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资源活化提供了有益的创意和路径启示。
多角度叙事：
地方与共同体
第六组讨论主题为“多角度叙事：地方与共同体”，李沛容主持，苏敏评议。
云南民族博物馆研究馆员杨晓报告了《遗产空间·地方叙事·文化认同——基于严家大院博物馆的人类学观察》，她指出许多学者已经在白族民居的建筑、历史文化内涵、空间结构等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对于遗产和地方叙事、文化认同的研究还不够，该报告以喜洲严家大院博物馆为主要案例，指出严家大院的开放解决了保护上资金短缺的问题，但在价值的阐释、文化的主体性、空间的生产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单一只有收费讲解来提供说明导览，没有语音、数字化导览；成为景区之后博物馆和当地社区空间割裂等，进而呼吁大家要重视大院式的博物馆空间。
清华大学的孙家珅报告的主题为《被动同化到主动迎合：日本学术人类馆事件影响下的琉球族群认同》。报告主要考察了日本学术人类馆对琉球“未开化形象”构建的这一历史事件，考察了事件前后的琉球族群认同取向，指出日本学术人类馆事件在日本殖民时期造成了琉球族群敏感情绪的一次集中爆发，琉球人以此为契机，推动族群进一步童话，向“大和道路”发展以争取国族中心地位。但当代琉球族群和大和族群的隔阂依然存在，琉球人一方面致力于宣扬自身族群的特殊性，一方面又努力做一个“合格的”“标准的”日本人以避免受到歧视。琉球人的大和认同也随着时代的变迁、殖民者的转变结合族群自身利益而变迁，每次受欺压后族群认同都会再次重塑和强化。
云南省博物馆郭佳报告了《博物馆参与下的地方认同构建——基于云南两个民族地区乡村民间博物馆的案例讨论》，以大理周城璞真扎染博物馆和腾冲高黎贡手工造纸博物馆为案例，梳理了两个乡村民间博物馆的建设历史、展陈布局和游客体验。报告指出乡村博物馆能够集中展示地方文化元素，使得丰富的乡民艺术和传统文化得意“看见”和“被看见”，并且通过博物馆场域对地方意义世界解构和阐释从而形成艺术符号空间、文化体验空间、话语生产空间和公共艺术空间，并且使私人性的艺术生产与公共性活动相结合。乡村博物馆已经成为了地方文化传播中非常重要的主体，同时也给当地社会注入了活力，这些超越地方叙事的个案也为以民间的“小传统”纳入国家的“大传统”提供了参考。
宁波大学的金露报告的题目为《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空间保护实践》。报告首先梳理了生态博物馆的内涵和研究状况，其次对浙江安吉生态博物系统以及生态博物馆案例进行了细致地解析，指出生态博物馆是很好的文化遗产空间保护理念和方法。保护文化遗产不是组织文化变迁，而是正确引导文化变迁的方向，帮助社区居民认知具有特色的文化遗产、激发文化自信，利用社区的力量自发、自觉地保护文化遗产，并对文化的变迁进行动态的记录。生态博物馆理念中的记录/记忆、地方自我认同、镜像、变迁认知等功能可以为文化遗产空间的保护提供借鉴。
苏敏总结道，本场的报告都涉及到“空间”，我们在各种展览中都会看见到空间的重组，空间的重组、展览的表征背后都有其背后的文化观念。以报告人提到的日本人类馆事件为例，当时的日本民族学界在博览会当中的呈现，把它和中国现代的学术史联系起来，可以想到民族、乡村、社会、自然和其背后的观念有其各自的文化历程。在评议中苏敏老师也强调了博物馆与当地社区的关联，希望能够进一步探索博物馆与社区的连接有怎样的可能性。
无界之物与无界之展
第七组讨论主题为“无界之物与无界之展”，罗攀主持，李晋评议。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硕士摩瑟伊萝和四川大学艺术学理论硕士果基伊辛介绍了凉山青年联合发起的文化交流平台山谷回音，探讨了基于凉山的多重文化实践，山谷回音是如何在变动的场域中探索身份认同、文化记忆和青年赋能等发展议题。山谷回音的一系列在地化实践是文化遗产、共同体和行动者之间的动态建构过程，补充了传统博物馆由内向外的运作逻辑，提供了由外向内、去中心化的可行性视角，为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验范例，佐证了文化因素在推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来自伦敦大学学院和大英博物馆的DavidFrancis探讨了遗产的创造性转化(文创)这一概念是如何被用来振兴凉山的少数民族藏品的。他介绍了贵州大利项目和大英博物馆的“解锁我们的声音遗产”项目，从中西方的角度探索民族遗产的活化与利用。David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更好地厘清英国的产业经济与中国少数民族遗产间的关系，并寄希望于遗产活化能叙述新的英国和凉山民众间的关系。
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苏敏聚焦于云南西部（滇西）的一所乡村幼儿园（官庄幼儿园），以博物馆人类学的眼光来看待其设计规划、农事与时代物品收藏、多肉种植区、儿童画展等一系列呈现。官庄幼儿园的空间一直在组合与重组之中，根植于乡土记忆的农事与生活物品收藏，处于动态的更新状态。幼儿园的多肉区凝结了山区生态、自然知识与人文过程，儿童画展则激活了幼儿园与村庄的原生联结，并推动了乡村共同体的内在互动。根据田野材料，苏敏详细阐明，在这一生成性的幼儿园中，它如何书写乡土生活文化遗产，汇集内部资源和外来多元理念，反向激发社区，并何以可能成长为一个活态博物馆。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张力生以中国规模最大的民办博物馆——建川博物馆聚落为案例，分析该项目如何通过展示抗日战争，红色年代，汶川地震等历史，抒发一种特殊的家国情怀。张力生于2015至2017年在建川博物馆进行了总共为期十五个月的调研，对博物馆的征藏、策展、宣传、运营等工作进行了参与式观察。通过对建川博物馆的民族志书写，他阐释了民间遗产实践者如何在道德情怀与博物馆生存的现实问题之间权衡取舍，并探究民间实践对创新博物馆运行机制和对博物馆文物保护展示工作的启示。
多层次联结：
作为接触地带的博物馆实践
第八组讨论主题为“多层次联结:作为接触地带的博物馆实践”，杨晓主持，王思怡评议。
云南省博物馆邱玮以实验性展览《摩梭Moso:家庭·婚姻·对话》为例，通过展览构建了一个对话场域，连接了摩梭人、游客、博物馆观众、艺术家及策展人等不同社会群体。实验性展览共分为5个单元：“他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摩梭传统家庭与婚姻”“存古开新——摩梭的今与昔”“对话”，以人类学的的视野引入对话，以摩梭家庭和婚姻作为话题，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展开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发起多方参与，通过展览消除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隔阂，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融合。
湖北美术馆夏梓做了题为《中国之眼：中国艺术博物馆对外国美术的展示与传播》的报告，探讨了在新博物馆视域内审视中国艺术博物馆对外国美术作品的展示与实践，总结出了不可回避的政治特征、镜鉴作用、日益凸显的艺术性叙述特点、依附性、逐步生成的文化自觉性5个特点。中国艺术博物馆的外展实践搭建了一个自我审视的“问题情境”，其或可被视为中国艺术博物馆以“他者之境”探寻中国艺术精神内核，以“中国之眼”追求人类文化共生共联的参照。
从博物馆人的视角出发，《摩梭Moso:家庭·婚姻·对话》展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民族学展览，将展览变成了对话场域，对摩梭人的调查放置在一个展览里面，非常具有实验性。
夏梓老师以艺术博物馆与美术展示为切入点，对外国艺术与中国艺术交融进行剖析，进而探讨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符号是如何展现的？外国符号和中国符号是如何展现的？非常具有意义。她最后总结4位老师展现的对接触地带的认识是乐观、浪漫主义式的对话。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对话是具有不平等性的、如不平等的认知条件，两方对一事物的认知是冲突的，在讨论中没有看到冲突与平衡。接触地带不是浪漫型的，也包括不平等性和胁迫性的，合作的正当性和评判行掌握在权力拥有者手中。对话和协作是有意义的，但结果可能是妥协的，大家对妥协和压制性的层面无法进入大众视野，而是停留在学院派中，不乐观、不浪漫的过程可以展现出冲突、挣扎的过程。边缘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学院派的对话中创造对话、塑造故事、运用了生存智慧与主观能动性来连接我们，对话是相互选择的，对话与协作是失败的。接触地带，下意识选择可以合作、可以选择的，有权利方、自动的选择过程，与其说是浪漫的协作不如说用接触地带来掩盖不平等的偏见。讨论中可以探讨博物馆作为接触地带偏批判式的理解。
物的阐释：
第九组讨论主题为“物的阐释：地方与共同体”，周婷婷主持，冯莎评议。
昆明市博物馆李兴力以《物与象：认知与价值的融合——昆明大理国五佛十二生肖火葬罐的研究》为主题展开研究与探讨，聚焦于大理国五佛十二生肖火葬罐，并对其形制、象征符号进行分析，并将其符号意义与大理国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以及丧葬习俗等历史背景集合，探究大理国释道文化并存发展的现实背景、丧葬观念与火葬习俗。五佛十二生肖火葬罐不仅是大理国思想观念的实物见证，也是权力场域的物化表现，其现实与自身之间有着互相映照的关系，蕴藏的符号价值不仅统一了社会心理，也实现了统治者的目的。
北京大学2020级博士曹润泽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民族藏品叙事层面的文化共同体建构。作为展品，物品本身便携带者行动者/观察者的能动性，并通过一个三维化博物馆场域建立起展品与参观者之间的联系。物品一词，从词源学的历史性补充上，作为博物馆藏品的释义，在其物质文化方面可以分为五个维度；尽管在博物馆的功能展演中，储存功能常与博物馆的基本特质所绑定，但在如此复杂的三维化的语境，将博物馆本身的概念与其最为直接的储存功能区分开来。一方面，策展人需要保证物品/展品的原始样貌的完整性。另一方面，策展人需要为其建构新的文化语境，而该过程又是一种去完整性的过程，是一种将物品/展品从其历史时代中提取并脱离出来，跨越时空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其进行身份建构。曹润泽通过针对博物馆藏品叙事的解读，提炼出民族藏品具有代表性的共同文化符号，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民族藏品的对于文化共同体建构的意义。
中国民族博物馆收藏部馆员蒋佳宁以东乡族存世的民族民俗文物为切入点，对体现东乡民族特质服装与饰品、生活用品、生产工具、交通运输工具、文体娱乐用品、乐舞器具等类别文物进行了梳理，分析东乡族物质文化与河湟民族走廊各民族的之间的区域共通性，通过研究物的多元文化特征，为河湟民族走廊各民族交往交融交流提供物证。她追溯了东乡族族源历史以及对地理环境、生计方式和风俗习惯的梳理，分析物与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折射出整个河湟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实证。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员林文首先梳理了过往西方人类学家对“他者”与主体性和权力与话语的反思，。在人类学的传统中，“他者”往往是被凝视、被建构的客体，“他者”的构建与主体性的建立互为条件，过程伴随权力与话语。民族学藏品是“他者”的物质文化，往往被视作差异的物证。物自不言，对其的研究如同解码，作为观察主体的研究人员难免具有主观立场。随后林文以少数民族背儿带为例，阐释了“他者”物质文化常常被艺术化解读，研究者将差异定型化、本质化、固定化和符号化。林文指出，要认识到民族学藏品的特殊性，更多地赋予其主体性，将其与文化持有者的日常生活实践关联起来，探寻物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看到差异的同时还要将“他者”融入国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图景，发掘差异背后的共通之处。
10月31日下午，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闭幕式由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关凯主持，闭幕式分为两部分组成。
首先是由吴洁宣读第二届青年策展人获奖名单。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周雨霏的《藏獒：自然中的人文生态、传统与发展》获优胜组第一名，云南大学汪斌和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焦小芳的《红河哈尼族地方性声音景观》获优胜组第二名，伦敦大学学院郑肯《西南民族的比特想象、基础设施与全球化》获优胜组第三名。
四川传媒学院普耘《从仪式看彝族聂苏支系的现代性转变》、北京大学陈尊慈《一炉窑火一群人：德化陶瓷手艺的传承与当代图景》、华东师范大学高松《感官凝视——目瑙纵歌的歌舞世界》、广州文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康皓然《织技在手，晒艺在心——香云纱的传统变化与民族记忆》获入围奖。
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郑茜在闭幕式中表示了对参加会议的各位同仁的感谢。这是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初次尝试隔空相见的方式，这种虚拟空间比过往封闭的空间更具有力量，能让更多的同仁参与到研讨会中。郑茜馆长从三个方面归纳了此次会议的成功之处。首先，与会者的论文推进了博物馆人类学研究的深度，给出的研究视角对博物馆学和人类学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他们从不同时期、不同层位、不同层次去探讨博物馆人类学的发展，让我们对博物馆回到历史的中心地带充满信心。其次，本届研讨会的成果推动了博物馆人类学研究机制的发展，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以及第二届青年策展人的评选都将推动博物馆人类学的研究迈上新的台阶，大家能从优秀的案例中汲取经验，看到研究和实践丰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