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才先生以纳西文书写给逯钦立、罗筱蕖在李庄结秦晋之好时的贺文
1943年回川之前在鲁甸，李霖灿手绘之纳西族文字源流演进图表
和才，字蔚文，纳西族，1915年4月出生在丽江鲁甸乡阿时主村，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自东巴神罗创立东巴教（汉人“先生”之意，他们擅长诵经、歌舞、祭祀、祈福、除秽，是纳西族人日常生活上的精神导师，族群中的知识分子）以来，第一位在现代学术界里工作而且有优异成绩，得领国家文官薪俸，表现出众的纳西族东巴，他也是不论在大陆或是来到台湾以后，李霖灿一直时刻铭记在心的一位纳西族兄弟。
和才出生在一个穷困的农民家庭。三个月大时，他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一个守寡的母亲靠着牧畜耕地，来养活不知世事的六男二女。因为家中经济很不宽裕，因此和才根本没有机会上学念书、学习汉文，他只好在家中帮忙务农，农闲之时便在乡里间跟随其他的东巴学习东巴经文。
1938年他被抽丁到丽江接受入伍训练。六个月的新兵入伍教育让和才吃尽了苦头，受尽了委屈，主要是因为他不会汉语也不认识汉字，他经常挨打挨骂，只是因为不了解长官们的要求与指令，可以说受尽了因为语言障碍而带来的痛苦与侮辱。六个月结训后，他被告知已被遣散，可以回乡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通知纸上写的是汉字，和才无法看懂，所以他也说不清楚。
在山坳里长大，善跑山路的和才，一听说可以回家，高兴极了，四百来里的山路，按和先生自己的说法像拴住的狗放脱了一样，两天就跑到家了。但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知好日子还没过到一个月，真正的征召令来了，这次既不是新兵训练，也不是去点名，而是到丽江城向部队报到后，直接开赴昆明，准备上战场了。
和才只得叩别了母亲，告别了家乡，穿上了老虎皮军服，跟着部队开拔往昆明。昼夜兼程，一路行军，走到了“碧鸡关”这个地方，此地距昆明市十四公里，是进入昆明市以前最后一处还可以回头看见丽江玉龙雪山的地方，据说每个外出的丽江人走到这里时，都要回头看玉龙雪山一眼，这才算是正式地告别了家乡。和才随军到这里时，生了一场大病，奄奄一息，命在旦夕，他再也无法前行了。也是命不该绝，在身无衣蔽、囊空如洗的悲惨情况下，他挣扎着沿路乞讨，跋涉了二十多天以后，又回到了家乡。
回到家乡的和才在身体恢复以后，决定出外找机会，碰碰运气。他渡过了澜沧江、怒江、泅江到了毒龙河、密支那一带游历，当时这里是属于中缅未定界，一个十分原始闭塞又三不管的地区，强人出没，盗匪横行，是个厥初生民、野蛮血腥的洪荒世界。和才说在这里他曾经遇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譬如说在毒龙河地区遇见过一支完全没有进化的民族，他们全身赤裸，无衣可穿。用一把刀做活，用木器来种地。和才就在这个奇奇怪怪，乌烟瘴气，龙蛇混杂的地区，浪迹放荡了好一阵子。厌游知返，倦鸟归巢，漂荡了一阵子后，和才又回到了阿时主村。
他回到家乡以后，就跟着母亲嫂子们一块儿下地种田。久居生厌，想想老在家中种地养牛不是办法，他决定往白地去学经，希望学成回来以后成个扬名阖里的大东巴。
就这样，和才从鲁甸跋涉了七百多里路来到了白地。1942年2月，他与李霖灿在这里相遇，一生的命运就此改变，他一生的这本大书，也从这里展开了全新的一章。
这已是李霖灿第三次来到白地作么些民族的田野调查了，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共带有喇嘛、法师、马锅头、背夫等十六人，光是携带的口粮及用具就驼用了十余匹骡马牲口。此行主要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中央博物院”收集东巴经卷、法器、服饰、标本等，并且向此地的东巴学习及交流。另一目的，则是对这里么些族传统最为重要的祭天仪式作一次完整的田野调查及记录。
为何要选择白地这个地方作为东巴教祭天仪式的采样点呢？那是因为此时在丽江、宁蒗等这些传统么些人的聚居地区，因为与汉人接触较多，基本上已经汉化得非常深了，因此比较古老的、原味的么些人的祭天仪式在这些地区里，都已经变得原味尽失，相当马虎了，多半是简单的意思一下，徒具形式罢了。就连当时在丽江主持祭典的老东巴们自己都对在考察的李先生说：“这些年来，我们这儿的祭天法事马虎得厉害，你家要看顶真的祭天，那得往江边那里去！”这东巴讲的“江边”就指的是白地。
因为仪式马虎，所以从民族学的观点来看，就算记录下来，也没有太大的学术价值及意义，这是选择往白地考察祭天仪式的主要原因；而且白地是东巴教的发源圣地，这儿的东巴个个身手不凡，通天达地，不论是经典诵读、祭典场地的布置安排、仪式过程以及各式法器的使用，在这里都有着非常严谨的规定。加上地处大山深岭之间，区域十分闭塞，所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小，因此整个传统祭天仪式的架构，自然地就被保留得相当完整，标本的科学性也就相对较强。
这一次的么些族祭天典礼，李霖灿在白地大东巴久嘎吉的全力帮助下，做了详细的调查记录，成为纳西民族学上一份重要的资料。1960年《中甸县北地村的么些族祭天大典》一文发表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九期，后来收录在其专著《么些研究论文集》一书中。
这是他们合作的第一个学术计划。
在这段被和才称为“自寻死路”的艰苦旅行中，他们一共长途跋涉了八个月，行程一千余公里，他们从白地出发，按照《开路经》里描述的地名，山的形状，水的样子，一站一站地往回溯，他们走过了丽江、鸣音、宝山、永宁这些较为安全的地方，也走过了左所、木里、俄亚这些当时是杀人劫舍、盗贼横行的地区。
至于计划本身，除了对照起祖经卷，考证其地名及族群迁移路线以外，也对当地的人文社会制度做了许多基础调查和研究工作：例如后来陆续发表的《泸沽湖的母系社会结构》和《永宁地区的公田制度》等等。当然他们在考察的沿途，也搜集或购买了大批东巴经卷、手工艺品及有关的人文标本，这些珍贵的资料成为日后研究纳西文化的基石。
这段“自寻死路”的调查工作，李霖灿1951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的《么些族迁移路线之寻访》论文，后来也收录在其专著《么些研究论文集》一书中。
在这段“一步一脚印，一地一风情”的考察旅行中，有两个极端抵触的现象被记录在李霖灿的日记中。第一个是在金沙江边看到开采黄金的矿工们，他们每天在暗无天日的矿坑洞中辛勤工作，但仍衣不覆体，三餐不继。另外一个现象是在泸沽湖附近的左所，当时这里是个“官不聊生”的强人地区，此地土霸恶豪遍植罂粟，盛产鸦片。当和才与李霖灿看到五颜六色美丽的罂粟花开得满山遍野，满坑满谷时，不禁哑口无言。
风尘仆仆地完成了这次么些族迁徙路线考察后，他们在8月底回到丽江，在此稍做歇息。9月中旬携带大批资料图书继续西行，往鲁甸进发，这里是纳西人经过长期迁徙最后到达之处，也是这次考察的终点。1942年9月23日，到达此行最后的目的地，鲁甸阿时主中村。他们住在大东巴和文质的家中，开始了长达八个月青灯黄叶、虫鱼鸟兽的纳西经典研究工作。
和文质是当地最著名的东巴，他的祖父是人称东巴王的和世俊。和文质自小在祖父的教导下学习东巴经书，可以说是家学渊源，得天独厚。李霖灿在这里居住前后八个月，向和文质学习么些经典，并跟随着去到附近做法事，同时开始了编辑么些象形文字字
典的初期工程。
1943年8月，李霖灿奉命准备回四川李庄向“中央博物院”述职，行前李先生对和才说：
此次回川述职是件大事，对你我都是另一番新局面的开始，咱们一时也说不准何时能再回丽江来，少说也得一年，你还是回去与你家高堂禀报一声，听听她老人家的意思吧！
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坚信“大理会夹人，昆明会吊人”十分安土重迁的么些人，本来是不许本族人随意离家的，但没有料到的是，和才的母亲说，你跟李委员入川去吧，我很放心，因为他是菩萨。就这样原本不愿离乡入川的和才，跟随着李先生走出了这玉壁金川的横断山脉，来到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土。李霖灿后来说，他自始至终也没有弄明白什么时候他成了菩萨，不过很明显的是这个“菩萨论”的确帮助了和才，让他走出了这块闭塞的边区，开阔了眼界，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领域。
千里之行，足下自此始矣！带着四年来考察的丰富成果，以及从各地区收集的各式经卷及标本，他们在1943年9月1日从丽江出发直指东北，经永宁、西昌、乐山、宜宾，经过两个月的跋涉，终于在1943年11月6日回到了“中央博物院”所在的四川南溪李庄。以后在傅斯年所长的同意下，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语音学专家张琨先生合作，共同完成《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及《么些标音文字字典》两部经典之作，这两部字典由于“分类精细，解说详明，材料丰富，标音准确”，因此为日后东巴文化研究奠立了坚定的基石。
也因为这两本字典，以及后来一系列的有关纳西文化的论文，几十年后，都随着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而日趋蓬勃，精彩多姿的东巴文化就逐渐地被介绍给了全世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田长霖博士，1997年在一次谈话里就说到，云南丽江少数民族纳西族的音乐与文化举世闻名，但是将其介绍到国际上的，却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李霖灿先生，这就是国际多边文化交流。那一年的年底，丽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和才的质朴与聪颖使得许多人喜欢与他来往，“中博”主任李济之先生也是一生醉心于人类学研究的，对边陲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人种文化有极大的兴趣，就常常找他来谈丽江的天，说中甸的地，问东问西的，李济在《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序中称赞和才为“一位道地的么些读书人”。曾昭燏先生是“中博”总干事，负责日常行政工作，对和才是呵护备至，还强迫他每日学习英语。史语所的董作宾先生是研究殷商甲骨文字的一代宗师，对探讨原始造字者的心理想法有非常专门的研究，现在突然眼前来了一位比甲骨文更“原始”的另一种文字的专家，因此也时常下山到“中博”所在地的张家祠来与和才先生谈话。
江村的生活朴实而单调，公余之暇，李霖灿教和才下围棋，从让三子开始，没多久不让子也赢不了，再后来，青出于蓝，后来居上，学生反可让老师三子。李先生棋力本不弱，因此很是有些惊讶。和才对李先生说，在他们的家乡，也有一种类似围棋的石子围城博弈游戏，而他是精通此道，个中高手，因此在了解了围棋的基本规则以后，就应用了么些围城的古法来搏斗厮杀，你家当然是输面居多了。李先生后来在晚年时说，自己研究纳西文化一辈子，举凡占卜、祭祀、风俗、婚丧、文字、经典、语言无不尽涉，结果是挂万漏一，竟然是忘了向和才学这套么些人围城博弈的技艺，虽有漏失，但也不遗憾，因为由此可见纳西族文化的深度与宽度，倒也不是一个人一辈子能研究完的。
抗战胜利以后，“中央博物院”在1946年10月回到南京，李霖灿奉令“前往上海接收和平博物馆，书记和才随行协助”，就这样他们又一同来到了上海这个花花世界，十里洋场。
和才很快地发现在上海要是没有地图，可能就会走失，一去不返。他与李先生说：“在这里，要是没张地图可不行哟！”说着就拿出了他画的上海地图给李先生看。李霖灿后来说，和才实在是一个极为聪颖之人，心细且胆大，他是用蜘蛛织网的方法，以乍浦路的和平博物馆为中心，一环一环地往外扩展，直到各个枢纽电车站为止，简单又清楚。
1947年元月，和才接丽江家信，因兄嫂去世，母病重无人照顾，必须返乡安顿。“中博”曾昭燏先生核准给假半年，和才于当月21日农历除夕，离沪飞昆明。临行前数日，和才向李霖灿展示一张四开大小石印的字帖，上面密密麻麻地写了一堆的以音标注释的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李先生立刻意识到和才要回乡去革东巴文字的命，他想要把东巴象形文字与哥巴拼音文字混乱没有标准的局面，一举统一。这可是秦始皇加李斯的工作，李先生很是为和才的决心而感动，但也善意地提醒和才，信心与成功之间不尽然是等号。因为这等于是把埃及象形文字一下子要跳跃到拉丁字母的工程，也等于是走一趟把甲骨文推进到注音符号的三千年岁月，真是谈何容易。
遗憾的是：大约一个人走到时代的前端太远了，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和才就是例证。和才的想法落空了，但他也不是第一位有心想要改革自己本族文字的纳西族东巴而以失败告终的；在40年代，丽江黄山长水村著名的东巴和泗泉先生也曾经做了大量整合“音字标准写法”的工作。音字的出现是东巴文字发展上的一大进步，一个跳跃，一个全新的版本，唯以其成因复杂，写法纷乱，难于记忆，东巴们多不耐学习，于是成了自由发挥的情形。“相沿成习，约定俗成”是文字语言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如果没有一套作为基石的范本，根本就没有约定，哪谈得上相沿，那么这种正在发展中的文字就没有成功的可能。
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又有谁能看到六十多年后今天的丽江呢？因此两位和先生只能假设，只能希望，只能坚信自己的理念是对的，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去做说服的工作。最后虽然没有完成，但是他们想要改革文字的这片心愿，这份努力，在纳西族的文字发展史上绝对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也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和才曾写了一幅么些文的情歌长幅，送给在李庄共结良缘的逯钦立、罗筱蕖夫妇，这是描述一对恋人彼此爱慕相思，却不得见，怅然若失之情。
白鹤云中过，唯闻鹤鸣音；不知飞何处，亦不见鹤身。
如果仔细来看这些写得十分规矩的么些字，可以轻易地看出此时的和才已经在尝试把东巴象形文字升华到书法艺术的层面，也试图做些两个民族间文化交流的工作。他这种把么些文按汉人习惯来呈现新貌的写法，非常明显地是受了董作宾先生以甲骨文书写对联的影响。
1948年底，“中央博物院”奉令准备择将其精品撤往台湾，和才对去不去台湾陷入了苦恼。想了几天后，和才对李霖灿先生说：我决定不去台湾，我是生长在山坳子里的人，山路再远，爬我都可以爬回家去，隔了海水我就没办法了，只好和你家在此分手各奔东西了。于是，这一对共生死同患难的异族兄弟，在一个寒风凛冽、冰雪纷飞的冬日，在南京下关火车站洒泪痛别：
路警在逐车关闭铁门了，和才从窗口伸出手来摇摆。我明知此一别，再也难相逢，忍不住眼泪滴下，口中却与和才同时喊出了四个字：后会有期！
这就是李先生后来在《和才传》里所写的“寒夜泪别天涯客，此后相见渺无期”的情形。
和才先生离开南京后，辗转回到云南昆明，在李先生为他安排的云南师范学院任职。同时在昆明青云街279号开了一间食铺，名为“拿喜餐厅”以示其不忘族裔。虽然忙碌，但是和先生并没有放下他的工作。在兵荒马乱的时空中，他至少发表了四篇有关民族学、社会学的文字：1.悲悲切切送别情歌2.青藏滇边区的民歌3.记白地的奇水4.毒龙河的奇风怪俗。
直到1951年初，他们之间仍然有书信往来，讨论么些文字及亲属称谓上的问题。自此以后，彼此音信就时断时有，他们之间合作的最后一篇著作是1955年8月发表的《云南丽江鲁甸区么些族的亲属称谓》。
2004年12月，台北历史博物馆隆重举办《李霖灿教授学术纪念展》，在“玉龙观雪”这块展览主题中，展出了李霖灿与和才自1942年在白地结识以后，到1951年两岸音信隔绝为止，这十年间他们共同创作出的一片丰富的工作成果，其中包括了两本字典、九部纳西经卷的译注以及二十多篇有关纳西族的学术论文。在《〈李霖灿教授学术纪念展〉专刊》上还有一篇专文纪念和才先生，这不但肯定了他对纳西文化所作的巨大贡献，也见证了这两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合作者之间，他们肝胆相照的伟大友谊。
和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经回到了丽江，但没有回鲁甸家乡。1956年5月，他在昆明病逝，得年四十一岁。
和才葬在昆明翠湖北边下马村民族学院公墓。
（本文摘自《朵云封事》，[加]李在中著，北京出版社出版，定价：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