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四川宜宾的李庄古镇日渐热闹起来，人们到那儿看抗战时期的同济大学旧址、国立中央博物院旧址，看被特意标上“梁林故居”的中国营造社旧址，再吃上一盘薄得透明的李庄白肉，喝上两盅李庄白酒。
我们在长江边的民宿住了两晚，自然也看了李庄的旧址、故居，吃了白肉，但是在告别李庄前，我们还要去一个地方，就是距李庄约5公里的板栗坳，那里是抗战时期史语所的落脚之地。
“史语所”，全称“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史语所图书馆旧址外景
史语所用“山高水长”
来感念板栗坳乡亲的收留与支持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出任院长。在傅斯年的建议下，中研院决定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他邀集了一批著名学人加入史语所，如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当时，他们都在三十郎当的年纪，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期待着能“运用新材料，发现新问题，采取新方法”（傅斯年语），开辟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一方新天地，“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抗战爆发后，学者们也没有了做学问的安静书桌。在日军的轰炸中，史语所不得不一次次搬迁，辗转于长沙、昆明等地，最终跟着同济大学来到李庄。
我们已经体会不到当年学者们在石阶上往来的辛苦了，开着汽车一溜烟就到了板栗坳。不过也许今天的板栗坳比抗战时期还要“远离红尘”：停车场上没有别的车，也没看到别的游人，绿竹阴里的石板路上一片静悄悄。
想象中的栗峰山庄，应该具有深宅大院的雄风与雅韵，可我们看到的多是散落在山坡上和水塘边的破房子。除了“牌坊头”看上去还像个样子，史语所落脚的其他地方的破败程度，着实超乎想象。
史语所离开之前立的“留别李庄栗峰碑铭”
好在我们是先从牌坊头看起的。一走进这座保存完好的院子，便看到翠竹下立着一块红字石碑，名为《留别李庄栗峰碑铭》。碑额上是董作宾先生用甲骨文题写的4个字“山高水长”。宋人范仲淹撰《严先生祠堂记》，最后作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如今史语所用“山高水长”来感念6年来板栗坳乡亲的收留与支持，意切而情深。
据说在抗战胜利后史语所撤离前的几个月，同仁们就开始商量立碑的事情了。最后碑文由陈盘撰文、劳干书写，记载了史语所“因国难播越，由首都而长沙、而桂林、而昆明，辗转入川”，在此“适兹乐土”，“不废研学”。待到“国土重光”之际，学者们即将离开此地，“我曰东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因此立下此碑，“不为镌传以宣昭雅谊，则后贤其何述？”
现在，75年过去，这些学者大都已经作古，那份“山高水长”的“雅谊”，若不是我们这些“后不贤”亲到此处，几乎全然不知，或知而无感。但站立碑前，却觉得飒飒清风，穿竹林而来，沐浴身心，感佩万端。人之品性、人之情感，幸被这方石碑留在天地之间。
展室里到处都是甲骨文
和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书法
史语所的子弟学校曾设在牌坊头里，现在这里没有了朗朗书声，却有一个非常好的展览，使得我们能够一窥学者们在此的工作与生活。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董作宾和他领导的甲骨文研究室。2014年，我去台湾自由行，曾在离胡适墓不太远的地方发现了董作宾墓，他们都葬在了今日中研院高山之阳。董作宾和夫人的合葬墓很大，有传统的圆形坟冢，前面两座小石碑，一座上面是董先生的青铜雕像，一座则是其生前书写的甲骨文书法“依礼义为安宅，弃名利如土苴”。但那时我对董作宾及其甲骨文研究仅有一些模糊的印象。此次参观史语所旧址，让这个模糊的印象一下子鲜明丰满起来，好像是心理上的一次完形。
无法不印象深刻，因为展室里到处都是甲骨文和董先生的甲骨文书法。1928年至1934年，董作宾曾8次主持或参加殷墟的发掘，抗战之前已经发表了很多重要的甲骨文研究成果。1940年，董作宾与18000余片甲骨文一起“逃难”到了板栗坳。在这里，他和助手完成了“凿破鸿蒙”的《殷历谱》——使用以教皇历法为依据的斯卡利格计算日程表，借甲骨卜辞中有关天文历法的记录，破解了殷商的年代问题。主张学术研究要“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胡适，认为《殷历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表示“佩服佩服”；陈寅恪则认为，“抗战八年，学术著作当以《殷历谱》为第一部，决无疑义也”。
为了支持董作宾的工作，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特地从重庆买回一盏煤油灯和一皮桶“洋油”，供董作宾和助手开夜车用，其他研究人员只能点桐油灯。在闷热难熬的夏夜，受不了桐油灯烟熏与黯淡的年轻人会跑到董作宾的窗外聊天。他们一边聊，还一边相互提醒，别惊动那位正在辛苦工作的“老天爷”——董作宾是河南南阳人，南阳口音很重，南阳很多人把“老天爷”三个字当口头禅，董作宾也有这习惯，往往张口就是“老天爷呀”，所以史语所年轻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老天爷”。
作为一个希望下辈子当古文字学家的人，我很能体会董先生“解谜”的快乐：“我算出文丁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丁亥，是一个夏至，与这一片卜辞所记密合”；“帝辛征东夷的时候，在他的十年十一月十六日癸丑这一天，从‘亳’往‘鸿’，当晚就到了”……三千多年前迷雾中的历史，就这样一点点从甲骨文中显形啊，真是太酷了！
很难想象这个“酷”是算盘扒拉出来的：当时没有电脑，董作宾又不惯使用手摇计算机，全凭笔算或算盘来计算。据说有关历法的计算量极大，为了减少错误，每道题往往计算三遍到五遍。除了自己计算，他还常常抓史语所的年轻同事帮他演算。栗峰山庄里算盘噼啪响，石璋如回忆说:“董先生自己常常说笑话：我们史语所成了数学研究所了。”
傅斯年被迫为部下出具
“结婚保证书”
展览中也有很多图文反映了史语所人的生活情形，比如年轻人结婚，清寒中的学者们以书画相赠“以志喜庆也”。史语所刚刚迁到李庄的时候，傅斯年规定所有的单身汉都要上山，吃“伙食团”。因为战乱未已，他不赞成史语所的年轻人与当地女孩谈情说爱，正像当年的“驻村干部”也劝我们知青不要着急结婚一样。
奈何抗战持久，年轻人实在等不得，待到6年后史语所迁往南京时，已经有5位青年才俊娶了李庄姑娘。其实李庄人开始并不乐意，他们怕这些“下江人”不知底、靠不住。当逯钦本要娶李庄大户的女儿、史语所子弟学校老师罗筱蕖时，罗筱蕖的父亲、那位写下“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乡绅，要求傅斯年证明逯的学识和在老家是否婚配。
傅斯年不仅详细地介绍了逯的学术水平和成果，还将各种能证明逯未婚的材料一一列举，包括其在北大入学时填的表、催促其在外面完婚的家书等，后面还附了6位史语所研究人员的“保证书”，签名者多是逯的山东同乡或好友。
想想觉得又好笑又感动。堂堂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被视为“常目空天下士”的“傅大炮”，还要出此等证明，可见板栗坳的6年，史语所的人们似乎变成了一个大家庭。
展览无法完全复原的是当时学者们的清苦生活和“不废研学”的紧张工作。其间，已经有一些学者去国外大学或国内大学任教，离开了板栗坳，但还有些学者在此坚守。史语所也招聘了一批青年学子，以培养“学术研究的种子”。
把梁思永抬上500级石阶
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是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考古学家，是第一个受到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中国人。多年的野外工作和迁徙中的劳累，使得原本就身体不好的他患上了肺结核。到达李庄后，他担心山上条件差，将家安在了李庄，周一到周六到板栗坳工作，住在宿舍里，周末回李庄家中。“在山上时，忙于工作，不分昼夜。虽然是研究室内的工作，但拼命的程度，不减田野工作的热情。”但是到了第二年，他终于卧病不起了。为了让病重的梁思永能每天晒到太阳，傅斯年在板栗坳史语所租住的一个院子里，腾出房子，请人安了地板，装了玻璃，打了晾台，然后和梁思成一起亲自组织担架队伍，把梁思永抬上了500级石阶。
我们不知道这个特别为梁思永准备的房子在哪个院子里，估计没有坍塌也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吧。
李约瑟的板栗坳之行，收获的还不止这些。26岁的王铃，当时是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在听了李约瑟的演讲并与之交流后，内心的热情被点燃了。李约瑟走后，他钻进史语所图书馆，收集了大量火炮资料，以英文写成论文，请李约瑟介绍到西方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据说李约瑟读完王铃的论文，非常欣赏。1946年，王铃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到英国留学，开始与已经回到剑桥的李约瑟长达9年的合作。当《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时，李约瑟在前言中这样提到王铃：“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书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有的甚至更多的错误。”
挑起辩论是让大家在山坳中不感枯寂
我们沿着小路前行，去找桂花坳，那是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住了6年的地方。村里人告诉我们，这几天主人家有丧事，不知道方便不方便参观。我们知道农村办红白喜事时，村里的人和亲朋好友都要来的，主人家会很忙碌，也许还会有些禁忌，因此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
桂花坳在一座小山坡上，快走近时就看到院子里搭着塑料棚。我们在门外停下脚步，看到院子里人不多，大概是事情已经办完了。和主人一说，主人很爽快地答应我们进院子里看。
老房子外墙上也挂着一块棕色的牌子，写着“傅斯年旧居”。我们走进屋里看到的是破烂的家具，上面的屋顶已经透亮，地上放着塑料盆，可以想见是下雨时用来接雨的。主人说，这个房子已经破得不能住了，可是现在政府不让动，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意思的是，我在《南渡北归》中读到不同的人对于此处的不同记忆：傅斯年的夫人俞大綵的记述是：“那是一个山明水秀，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半山，俯瞰长江……在李庄几年中，孟真（傅斯年字孟真）在家时更少，常去重庆，心所焦虑，唯在国家之危急存亡。”可是在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孩子眼里，那是“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除了潮湿、阴冷、简陋的农舍，就是满屋子乱窜乱爬的老鼠和臭虫，“简直不是人居住的地方”。
想到英国绅士李约瑟也曾在桂花坳过夜，不知道他和傅斯年在桐油灯下谈火药时，是否也被虫鼠骚扰过？
据说从昆明龙头村开始到李庄板栗坳，傅斯年就很喜欢与同事们辩论不休。后来在为董作宾的《殷历谱》作序时，傅透露了个中秘密：“吾见彦堂（董作宾字彦堂）积年治此，独行踽踽，备感孤诣之苦，故常强朋友而说之焉。朋友知此，亦常无意而强与辩之，以破寂焉。”
原来，挑起辩论是为了让大家能在山坳中不感到枯寂，保持心智的开朗与活跃！看来，“大炮”只是傅斯年面貌之一种，其实他的心思也蛮细腻的。
板栗坳能让学者们在战争时期也“不废研学”，除了他们对于学术的追求之外，还在于这里有一个“战时后方最大的图书馆”。它落脚在一所叫做“田上”的院子里。我们从水塘对面望过去，这个院落似乎不小，应该有不少房间能用来安置图书，但一走进去，看到的已是满目荒凉，老房子前面堆放着柴草，屋子里还有残存的“文革”标语，已经完全感觉不到它曾经作为图书馆的存在了。
细想起来，如果不是史语所拥有这样一座宝藏般的图书馆，不知道傅斯年是否能当即找出《武经总要》，王铃又是否能写出他的英文论文，甚至病床上的林徽因，为了帮助梁思成写作《中国建筑史》，也是从史语所图书馆去借《史记》《汉书》的。因为丰富的藏书，还有学者千里迢迢来投奔史语所。
几十万册书是如何运到这山沟里的？
在战争状态下，几十万册书是如何运到这山沟里的呢？1940年，史语所将珍贵书籍、明清档案和甲骨、青铜器等出土文物装了600多个箱子，雇20多辆汽车翻山越岭从昆明运到了长江上游的泸州，交给赫赫有名的民生公司，委托他们将箱子通过水路运到李庄。但不知道是不是李庄的码头太小，到宜宾后，这些箱子被放到驳船上转运到李庄。一艘驳船离开宜宾后不久就倾覆了，几十箱珍贵书籍落水。傅斯年、董作宾们捶胸顿足、心急火燎，只好把打捞上来的箱子集中到一所小学，组织史语所同仁开箱晾晒和造册，直到翌年一二月间才晾晒完成。此事被史语所的考古学家石璋如称为“晒经三月”。6年之后，又是民生公司的轮船停在了李庄码头，装上了史语所的珍贵图书和文物，也装上了史语所的同仁和他们的家人，鸣响汽笛，顺流而下，冲出三峡。一段山乡避难史、一段战乱中的学术研究史就此结束。
●今日李庄码头
我们沿着小路慢慢走回村头，村里仍是一片寂静。不知史语所离开之后，这里的人们是否会怀念子弟学校孩子们的歌声“五月的鲜花，开遍原野……”还想再听听他们围着板栗坳跑步时呼出的“一二三四”？不知道板栗坳的房舍、山林、水塘、油灯和乡亲们是否也会出现在学者们的梦中？梦境难考，我只是从书上看到，102岁的石璋如在去世前三天，用颤抖的手在自己最新出版的《石璋如先生访问录》上签名，托人从台湾寄往四川省宜宾市李庄镇政府。他对那段岁月、那片山水，那些人们的怀念与感恩之情，成为这个“一生唯一念”的考古学者的绝笔。
本文中的一些故事，取自岳南的《南渡北归》一书。照片由陆晓娅、栗兰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