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路易斯，1949年以后第一位抵达台湾的苏联人
“不速之客”降临松山机场
1968年10月22日，中午12点，台湾松山机场边检站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身高大概180公分，长相斯文而英俊，戴着副金丝边眼镜，一副欧美商务客的打扮。护照上的名字是维克多·路易斯，虽然英文不错，但难以掩饰的俄国口音仍暴露了他的真正故乡。他没有签证，只有一份证明自己是《伦敦晚报》驻莫斯科记者的介绍信。尽管如此，边检人员既未在他的护照上盖章，也没有让他补填任何表格，而是带他去了机场另一侧的某间办公室。
此后没过几分钟，在四五名西装笔挺者的簇拥下，这位特殊的客人快步走出了松山机场的接客大厅。由于事先做了“特殊安排”，大厅门口上下客处居然空无一人，只停了几辆深色轿车。待这群人上车后，车队便疾驰而去。
叶翔之早年自日本留学归国后，一直搏杀于国民党政权的军情系统。1949年前后曾参与暗杀杨杰及“吴石案”的侦破。毛人凤去世后，他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蒋经国在台湾情报系统的“代理人”。至于魏景蒙，人称“魏三爷”，长期任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凭借一口流利的英语与欧美记者打交道。迁台后，又先后出任“中央社”副社长及“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等，与蒋经国公谊私情皆非比寻常。凡对国际政治略有了解者，或知晓许多国营新闻宣传机构，除充当“喉舌”之用外，也多需要兼职负责对外的舆情侦察与联络沟通，而魏景蒙便是个中好手。
在正式与“不速之客”开始会谈前，魏景蒙的副手，新闻局联络室副主任罗启报告了从机场接客的经过及路上交谈的内容。结合此前业已掌握的情报，魏景蒙与叶翔之基本可以拼凑出这位记者的背景与生平。
由于曾披露这些大新闻，欧美新闻界及军政当局渐渐认定维克多·路易斯具有极为深厚的克格勃乃至苏共高层背景。前《纽约时报》驻莫斯科报道局负责人HarrisonSalisbury便曾直截了当地称其为“克格勃的人”。他本人对这种猜测毫不介意，甚至乐于向西方舆论界暗示自己与莫斯科之间的特殊关系。
冷战局势风云变幻：路易斯访台背景
22日当天的会谈在魏景蒙的办公室进行，从下午3点30分一直持续到5点30分。
“你们对※※※之后的中国情势有何看法？”
谈话开始没多久，维克多·路易斯便抛出了这个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并非常露骨地表示：“……可以用机密方式向（莫斯科）党政官员提出这个看法。”他还希望了解台湾当局是否愿意与苏联重新修好，发展关系。
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是二战后整个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段时期。美苏对峙的冷战态势已趋于稳定，中苏之间却出现了严重分裂乃至逐步公开化。另一方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出现解冻的迹象。双方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外交试探。在中美关系日趋缓和的背景下，台湾与苏联基于各自安全利益的考虑同样尝试接触。莫斯科方面希望将“苏台关系”作为向北京施加政治压力的“新筹码”，继而影响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布局。而台湾方面在美国支援“反攻大陆”无望的情况，转而探寻与苏联合作的可能性，组成跨越意识形态阵营的“反毛同盟”。
在这种背景下，莫斯科与台北的第一次实质性的接触就这么悄然开始了。而路易斯也成为1949年以来第一位造访台湾的苏联人。
路易斯访台都谈了什么
不过，这次接触必然是在彼此猜疑下进行的。魏景蒙对路易斯表示：国民党过去与苏俄合作有过惨痛经验。对方则答道：“那是过去的老政权。俄国现在是个年轻的新国家。你们应该忘掉过去那些有关我们的不好事情。”魏景蒙接着又以捷克事件为例，指责这是俄国的真正本质。路易斯则说，这都是苏联大使工作失误所致，莫斯科对其盟邦向来是十分宽容的，以至于※※※敢于翻面。
在为莫斯科对外政策进行辩护后，路易斯继续建议台湾方面应与莫斯科接触，例如向莫斯科派驻贸易代表或记者，甚至可以送一些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到莫斯科展览。交谈中，路易斯还试探了台湾方面的底线：两个中国的政策能否能让台湾方面满意？魏景蒙当即答道：“不行，因为中国人不希望中国长久分裂。”
最后，路易斯提出能够与蒋经国会谈并与他合照，以便向莫斯科方面展示此次来访的成果，甚至希望见到蒋介石本人。
第二天，魏景蒙向蒋经国报告了路易斯所提的要求。同一天，路易斯被安排会见了台湾“经济部长”陶声洋。他谈及台湾与苏联经贸往来的可能性，希望双方立即展开贸易合作。
与此同时，蒋经国让魏景蒙负责安排路易斯前往台湾南部参观。他还交待：若有人问起，便只说他是英国来的记者。经过一番利弊权衡后，蒋经国在获得蒋介石同意后决定在29日以会见外国记者的名义接见路易斯。为了转移外界注意力，又特意安排在此前数日连续会见了多名欧美记者。
10月28日中午12点，路易斯与魏景蒙、叶翔之共进午餐。席间，路易斯有意谈及国民党政权反攻大陆的筹划，并认为未来三年是台湾方面“收复”大陆的最佳时机。魏、叶对此均表认可，但说这主要得看俄国的态度。接着，他们又提出了数项要求。例如，俄国应严守中立或索性帮助台湾、建立联络管道、废除与北京签订的条约等。
10月29日下午5点，路易斯终于见到了台湾情报系统的实际负责人蒋经国。
会面刚开始，蒋经国就开门见山地告诫道：“当今中国大陆没有人可以继承毛，毛的接班人没有一个胆敢不反苏。毛垮台后唯一能统治中国的，就是国民党。”因此他希望苏联并不是去另起炉灶支持一个所谓“反毛”的共产党，而要直接与国民党合作。
路易斯表示莫斯科需要国民党做出承诺，“莫斯科的党性极强，所以要让那些人改变想法，国民党必须提出许多保证，在光复大陆后会怎么做，否则一切免谈。”他也告诉蒋经国：莫斯科宁愿与台湾方面直接打交道，而不要通过第三国。此外，还需要让莫斯科相信国民党政权“光复”大陆后，中国不会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
在此基础上，双方可以先展开情报合作，交换那些对彼此都有价值的信息。
会谈结束时，路易斯特别向蒋经国强调他并不是莫斯科方面的正式代表，只是扮演“传声筒”的角色。于是，双方同意这次谈话内容“皆不列入记录”。当然，这一切最终还是被毫不意外地记录了下来。
魏景蒙日记中的“王平档案”
魏景蒙在日记中详细了记载了与路易斯接触的经过以及各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并给路易斯起了一个代号：王平。所以，魏景蒙日记中的这段记载日后也被称为“王平档案”或“王平专辑”。1995年经魏景蒙后人同意，组织专人整理并翻译，这部日记开始在台湾《联合报》上连载，随后结集出版。2008年《冷战国际史研究》也转载了这部日记，首次在大陆地区正式公布了这批史料。
只有蒋氏父子知晓“完整经过”
然而，随着2006年《蒋介石日记》的公开，或又能发现当年台湾方面真正知晓所谓“完整经过”的其实只有蒋氏父子而已。
魏景蒙第一次知道有苏联背景的路易斯有意访台是在10月12日。然而，蒋介石早在9月初便已在酝酿如何与苏俄方面进行接触。当时，在蒋介石授意下，新闻局副局长朱新民曾在墨西哥与苏联外交官有过秘密谈判。初步接触后，朱新民认为在入侵捷克事件爆发后苏方希望国民党势力反攻大陆，推翻或至少打击所谓“毛政权”。
眼见“反攻大陆”希望渐失，退守海岛蹉跎多年的蒋介石得此消息后一度兴奋异常，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反攻复国政策，亦只有利用俄共此一转机，方能开辟反攻复国之门径，否则如专赖美国，只有冻结我在台湾为其家犬，绝无光复大陆之望。”又称：“俄共谋与我接近，以本月更为积极，故对此深思熟虑亦以本月为甚。如其果有成就，以达我光复大陆目的，乃为否极泰来之机乎？”
从8月到10月，朱新民作为蒋介石“特使”辗转奔波于台湾与墨西哥之间。虽然对与苏联合作的可能性感到兴奋，但蒋介石也不由得想起当年的惨痛，所谓“俄共阴诈过去所受之经验苦痛，又使人不寒而栗也”。因此他要求苏联方面直接派代表来台湾“先谈政策”。之后不出三日，那位“恰巧”在东京的《英国晚报》记者路易斯便主动找到国民党方面驻日的外交官要求赴台访问。于是，就有了大使馆方面向魏景蒙报告一事。
在蒋经国与路易斯会谈后，蒋介石马上指示魏景蒙负责建立与莫斯科联系网络，并物色称职的“信差”，希望莫斯科稍后能再派一人来台北或在第三地接触。在蒋介石看来，“与某方接洽以要其派员负责能谈对毛共的双方共同计划为先务，其他皆为次要、不急之务。”
10月31日，路易斯搭机离台，而这只是苏联与台湾方面秘密接触的开端。
临行前，魏景蒙又与他定下了日后识别身份的接头暗语：“收到维克多的问候”……
“10月底，苏联记者维克多·路易斯曾在台湾访问并逗留四日。路易斯其人为斯大林之女所写回忆录的穿线人，系在东京取得‘中华民国’签证。除了台北以外，并访问了金边。路易斯离台时，拟顺道进入香港，但为港府拒绝，理由是香港不欢迎苏俄记者。”
台湾“冷”处理，美国“热”报道
在魏景蒙看来，国民党方面不必太过在意美国的态度。他曾向蒋经国指出，美国与中国大陆一直在秘密联络沟通，“即使尼克松选举获胜，他也会加倍努力去和北平谈，不会帮助我们回老家，如果打仗了，也不会提供我们援助。所以，我们为什么不与苏联谈打倒共同敌人的事！”
蒋经国则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这个行动会有很大的后果。”同时，他也指示有关此事的电报打得愈少俞好，以防泄密。
实际上，自路易斯入台后，蒋经国便做了极为周到的安排，以一种外松内紧的方式进行管控与监视。根据新闻局联络室副主任罗启的回忆，路易斯入关时护照特意不盖章，避免留下记录。台湾警务处与安全局的人员包下路易斯所住酒店8间房，安排住进8男8女伪装成旅客进行监视。蒋经国在部署这一系列工作时再三交代：不可走漏风声。
1968年11月7日，蒋介石亲自召见魏景蒙，希望进一步了解维克多·路易斯访台期间的详情。既然此前蒋氏父子全盘指挥此事，有关政治层面的种种皆已有深入认知，因此反倒是希望多知晓路易斯为人及家庭等生活方面的细节。召见行将结束时，魏景蒙补充了一个蒋经国忘记向“老头子”报告的细节：路易斯曾提出双方潜伏在中国大陆的情报人员互相合作，“我们在华南掩护他们的人员，他们在华北掩护我方人员”。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直白地写道：“乃证明其为俄共之国际情报员无疑。”
尽管台湾方面小心翼翼地处理此事，但《华盛顿邮报》对此事的兴趣有增无减。1968年11月17日，该报驻香港记者斯坦利·卡劳发表了题为RussiansAngleto'Contain'RedChina的报道，以推测口吻暗示台湾当局与苏联正在秘密接触，并认为这是苏联调整其亚洲战略以围堵中国大陆政权的战略之一。当时台湾方面驻美“大使”周书楷读到此文后颇为紧张，急忙电告岛内。魏景蒙得知后，便通过有关渠道邀请斯坦利·卡劳来台，打算亲自向其“澄清”此事。
《华盛顿邮报》记者访问台湾
这位斯坦利·卡劳当年可算是《华盛顿邮报》驻东亚的“明星记者”，也曾是普利策奖得主。自20世纪50年代起，便常驻东南亚各国，并频繁在香港、台湾及日本穿梭。1959年，他开始报道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随后他写的新闻几乎涵盖了整个越南战争的进程。对于1949后新中国的发展及两岸关系，卡劳同样情有独钟，早在70年代初就写过一部专著《毛和中国：从革命到革命》。
11月30日上午10点，身为“亚洲通”、“中国通”的斯坦利·卡劳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新闻局办公室。魏景蒙向他解释：允许路易斯入境，是因为“此人可能来台要求政治庇护……如有意要求庇护，本国欢迎。总统宽大为怀，故有甚多匪党来归”。此外，他耐心向这位美国记者传达“蒋总统”所谓“不是敌人就是友人”的重要指示：台湾是自由之地，有言论自由，有探访自由。在谈及路易斯与蒋经国的会面时，魏则称蒋经国只当他是英国记者，因此主要询问了英国对中国大陆的态度。
但来自《华盛顿邮报》的“大记者”显然不会对这种说辞轻易买账，卡劳告诉魏景蒙：他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一家旅馆里见过路易斯，所以知道他来过台北。路易斯对自己是19年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俄国人十分自豪。路易斯希望卡劳不要以此来写新闻。因此卡劳认为，路易斯来台是莫斯科方面在探路，并推断这是俄国在亚洲加强联络工作的重要一环，目的在于对北京施压。
魏景蒙闻罢却依旧满不在乎地表示：路易斯只是一个普通记者，并不怎么危险。
卡劳当面反驳道：“那只是外表！路易斯绝对是个危险人物！”
会面临近结束时，卡劳提出希望见到蒋经国，亲自采访。魏不置可否，匆匆敷衍过去。
与魏景蒙会面后，斯坦利·卡劳又在1968年12月3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台湾与苏联关系最新动态的报道。在这篇名为“苏俄试探与台湾提升关系”的报道中，他披露了莫斯科打算以非正式的方式邀请台湾记者访问苏联的消息。
秘密接触为何外界很快知晓
首先，美国对台湾方面的异动非常在意。路易斯来台后，美国便很快通过英国领事馆的渠道了解到此事（路易斯的正式身份是“英国记者”）。自知难以瞒天过海的台湾当局，也并未否认。在土耳其使馆的酒会上，将此事告诉了美国人，但只说与《伦敦晚报》的俄裔记者进行过“有趣的谈话”，只是一次普通的外国记者来访。然而，美国的新闻媒体却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不由得让人怀疑是美国官方刻意透露了消息，借此试探台湾方面的反应。
另一方面的缘由则更吊诡，即莫斯科方面有意向外界散布此消息。路易斯在西方已被公认为有深厚苏联背景的“政治记者”而非普通的新闻工作者，因此他的动向肯定会引起各界注意且极易被察知。苏联若果真希望与台湾建立秘密沟通的渠道，则应选择身份更隐秘者。路易斯访台后，他本人毫不隐讳，甚至大方地跟《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斯坦利·卡劳谈及此事，以至于台湾方面疲于应付美国的各类报道。在斯坦利·卡劳看来，由于中苏关系交恶，莫斯科希望通过拉拢东亚其他国家及台湾地区，在外交上围堵中国，路易斯访台便是一种“宣传战”。
对于上述种种迹象，国民党高层及蒋介石本人颇为疑惑与踌躇。始终心念“反攻大陆”的蒋介石虽然对苏联的真实意图捉摸不定，但也难以抗拒这个“良机”，所以“对苏之接洽继续不断”。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谋之于人，成之在天而已。”
魏景蒙再会路易斯
实际上，正当魏景蒙费心对付美国记者时，新闻局联络室副主任罗启在蒋经国指挥下，远赴意大利罗马又一次秘密会见了路易斯。为避嫌疑，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蒋经国皆认为不应再冒险邀请路易斯来台。起初，路易斯建议双方在拉美继续联系。不过，台湾方面觉得拉美并非其“外交”重点，因此提议在欧洲继续接触。
1968年11月某日，罗启与路易斯相约后赴罗马见面。此次见面，路易斯行踪神秘。首先让罗启与苏联驻意大利使馆联络。说明来意后，使馆人员告诉罗启：附近有一辆轿车，认准车牌后直接上车。罗启忐忑地上车后，这位略通英文的司机一路将车开出罗马市区。在绕了很多圈后，车停在一座郊区别墅前。司机下车，换了一位坐在驾驶座上，定睛一瞧，就是路易斯。罗启与他便在车里进行了第一次欧洲的会谈。罗启多年以后回忆这段经历，坦言有点当“007”的感觉。
珍宝岛事件导致台湾、苏联关系升温
1969年后，双方断断续续进行着类似接触，并开始涉及实质合作。随着中苏冲突的加剧，蒋介石对与苏联合作可能性愈加看好，甚至要求抽调部分优秀空军军官学习俄语。
时至1969年3月2日，撬动整个冷战格局的“珍宝岛事件”突然爆发。
中苏的边防部队在主权争议地区珍宝岛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积聚多年恩怨斗争终于从对骂、棍棒武斗升级到了枪炮互射的“热战”。霎时，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大的两个国家间战云密布，全面战争的威胁笼罩在漫长的中苏边境。
在中苏如火如荼地进行炮击时，《华盛顿邮报》“恰巧”发表了一篇维克多·路易斯关于“台湾之行”的专访。在这篇专访中，路易斯兴致勃勃地讲述了他四个月前访问台湾的详细经过，甚至披露了他与蒋经国见面并访问了高雄。此外，路易斯还在美联社记者的访谈中提到了他的台湾之行，认为台湾“是一个亲切愉快的地方，而非一个大军营”。
“珍宝岛事件”确实成为苏联与台湾关系改善的重大契机。晚年蒋介石似乎看到了“重回大陆”的最后希望，苏联则将台湾视为“施压北京”的重要棋子。于是乎，双方各取所需且互有所图。在中苏热战的阴影下，各方在罗马、维也纳、华盛顿、河内等地，即将展开新一轮外交与情报的博弈。
“VL”、“王平”、“JoeSmith”等等，都是魏景蒙为来电者所取的代号。在欧美媒体圈子里，这位神秘的来电者被称为维克多·路易斯，一位拥有深厚苏联政治背景的俄裔记者。正是他在1968年10月底以《伦敦晚报》记者的身份造访了台湾，开启了莫斯科与台北之间秘密沟通的管道。
与苏联合作的原则和要点
此时，中苏之间仍笼罩在“珍宝岛事件”的战云之下，莫斯科似乎也急于跟台北进行合作。对蒋介石来说，“反攻大陆”已渐成虚无缥缈的口号，而与苏联的合作有可能是他最后的良机。1969年4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定下与苏联合作的所谓“四条原则”：一、无条件的互惠互谅之下进行；二、彼此不牵涉内政；三、各党派在我政府领导之下，接受我指挥与工作，在我政府统一命令下进行；四、苏联只对中央政府援助，不得援助其他党派。
路易斯恰在此时再度主动联络台湾方面，自然也撩拨了蒋氏父子“反攻大陆”的企图心。
5月4日，路易斯再度来电，称其已前往维也纳，要求与魏景蒙在那里见面。魏景蒙答应可在5月12至14日赴维也纳。6日上午10点半，魏景蒙与蒋经国会面商讨行程安排。为避人耳目，蒋经国认为此次访问的国家、地区越多越好。于是，决定魏景蒙于7日即动身出发，先前往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曼谷、罗马后，再赴维也纳。下午4点，蒋经国与魏景蒙共赴士林官邸向蒋介石请示。
一、大陆毛政权仍存在已经害了甲乙双方（甲：国民党政权、乙：苏联）的基本利益，如再令其继续发展，必成更恶劣的后果，此点即为甲乙双方合作之基础。
二、有关合作之办法，首先应以双方如何共同推翻毛政权，以及推翻后甲乙双方应采取之政策为先决条件。
三、绝不能采取历史上已经失败并因此而造成甲乙双方极大的祸患，即所谓国共合作之政策。
四、甲方为吸收毛政权内部各部门之反毛分子之政策，在政治上建立联合联线。
五、至于甲乙双方之基本问题如边疆、经济、外交等，应作为今后商谈之主要课题。
蒋介石的上述指示其来有自。两天前即5月5日，台湾潜伏在西德的情报人员从法新社驻莫斯科记者处获得消息，指称莫斯科高层已有不少领导人与台北方面想法近似，且已提出了五个基本问题：双方合作的基础、合作的方式、苏联扶持建立所谓“新中共”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以及双方合作可能存在的障碍。所以，蒋介石也是有的放矢，他预料到此次路易斯与魏景蒙在维也纳的会面会涉及这些问题。
魏景蒙与路易斯在维也纳密晤
5月7日中午12点，魏景蒙正式启程先赴香港。此次出行未对外发布新闻，要求魏景蒙在出行期间切不可与蒋经国方面进行任何联系。辗转近一周后，魏景蒙终于在14日晚抵达维也纳，住进了路易斯所在的同一家酒店。
路易斯投宿的酒店在维也纳劳顿宫附近。劳顿宫是一座中世纪风格的古堡，得名自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元帅劳顿，位于维也纳西郊，周遭风景幽静，远离市区的喧嚣。
首先，路易斯转达了莫斯科对台湾方面“反攻大陆”的看法：“不论由台湾或任何中国之一部发生任何形式之争执，苏联认为纯为中国之内政，与苏联无关，如形成内战时，苏联绝不支持※※※。”随后，路易斯询问魏景蒙是否有话需要他上呈克林姆林宫，魏景蒙便将蒋介石在其临行前交待要点简略述之。听完后，路易斯重提军火援助及情报交换事宜：由台方开列所需军火的名单，日后国民党军队登陆，苏联可在北方边境起兵牵制；而情报交换工作应立即开始，例如大陆军事部署、中共九大等信息。双方约定明早续谈。
15日早上，双方在魏景蒙的房间会谈。路易斯认为蒋介石所提五点原则过于空洞，“我们最好先提出如何解决毛为第一”，而魏景蒙回答“若不谈政策，走到那里算那里是不妥的”。双方另一个分歧在于此后高级官员会谈的地点，路易斯主张放在莫斯科或中立地区，魏景蒙则坚持会谈应在台湾举行。最后双方商定或可先派商务人士赴莫斯科。
当天下午，双方又就译文措辞问题进行讨论，还约定了下次见面地点的暗号，例如：约翰（曼谷）、珍（罗马）、安（塞浦路斯）、约瑟夫（台北）、克里斯（东京）等等。
是夜，双方在酒店外散步。多年未与苏联方面打过交道，魏景蒙疑虑仍多，单刀直入询问14日晚在酒店餐厅与路易斯一同出现的两人究竟是什么身份。路易斯回答：一位是不便公开身份的同僚，另一位则是保镖。魏景蒙还是不太放心，让路易斯催促莫斯科方面尽早正式答复蒋介石提出的合作要点。
16日7点，魏景蒙将此次会谈要旨以密码编妥发出。9点，路易斯前来告别。魏景蒙也在两小时后离开酒店，前往罗马。通过此次接触，魏景蒙认为情报交换工作应尽早开始，而商务代表可由东柏林或其他东欧国家进入苏联。与路易斯下次接触的地点可还在维也纳郊区，或者放在更偏僻的塞浦路斯，而高层会谈应力争在台湾举行。
蒋介石担心成为苏联的“玩物”
又经过将近7天的旅程，魏景蒙搭乘的飞机在5月24日下午4点半降落台北。顾不得一路辛劳，魏景蒙一出机场便直接赶往蒋经国的官邸，报告维也纳之行的经过。蒋经国认为下次会面的地点在塞浦路斯较好，或许还会再派魏景蒙去。此外，蒋经国还让魏景蒙告诉时任“外交部长”魏道明：路易斯没有在维也纳出现。换言之，蒋经国将此事视为最高机密，连“外交部长”都被蒙在鼓里。
各方角力，谍影重重
“珍宝岛事件”爆发后，苏联方面不仅加强与台北方面的联系，也开始透过各种管道跟美国接触。1969年8月13日，苏军边防部队在中国新疆的铁列克提地区伏击了解放军的巡逻队，作为“珍宝岛事件”后的“军事报复”。是役，中方阵亡28人，伤40人，1人被俘。
仅仅6天后，一位名为鲍里斯·达威德夫的苏联驻越南使馆的二等秘书与当时美国驻越南特别顾问威廉·斯特曼在河内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双方谈论的并不是陷入泥潭的越南战争，而是剑拔弩张的中苏关系。
鲍里斯·达威德夫的真实身份和维克多·路易斯一样，均是克格勃的情报人员。达威德夫开门见山地询问斯特曼：若苏联攻击并摧毁中国的核设施，美国将作何反应。他希望斯特曼转告美国政府：中苏冲突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因此中国的核设施对苏联远东及中亚地区威胁巨大，有必要提前予以摧毁。
另一方面，苏联不仅试探美国的态度，就在“铁列克提事件”发生的同一天，维克多·路易斯再次致电魏景蒙要求会面。于是乎，中国大陆及台湾、苏联、美国之间隐秘的政治角力在此时此刻走向了高潮。
苏联试探美国态度：将摧毁中国的核设施
1969年9月3日，美国纽约。美苏双方的外交官在联合国总部就此话题又进行了一次接触。苏联驻联合国外交官阿卡蒂·舍甫琴科向美国外交官迈克尔·纽林透露苏联“鹰派”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中国领导人错误估计了苏联的妥协性，也武断地以为莫斯科不敢动用比“战术核武器”威力更大的武器。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舍甫琴科此后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并被美国策反而叛逃至美国。因此他当时告诉美方的内容很可能便是实情，而非苏联方面单纯的威胁与试探。
在太平洋的另一侧，台湾方面也通过自己的情报渠道获知美苏之间就“永远摧毁中共的核子设施”进行接触。美方曾在给台湾当局的信中暗示：苏联可能会要求美国联手摧毁中共的核子武力，甚至希望台湾方面来执行此项工作。
美国曾试图打击中国的核设施
此时，苏联会试探美国及台湾，自有其历史渊源。早在1963年，美苏曾就是否摧毁中国核能力问题进行接触。不过，当时主动提出要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的是美国，苏联则持较谨慎的态度。期间，台湾方面也曾出动空军侦查搜集大陆方面核设施的建设情报。
1963年5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邦迪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举行过一次秘密会谈。会谈中，邦迪直截了当地询问苏联是否愿意合作遏制乃至摧毁中国发展中的核能力。美国会询问苏联的态度，主要是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中苏冲突已经公开化，其二是当时美苏正在商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同年9月，蒋经国出访华盛顿。肯尼迪总统及美方高级官员都与他商谈讨论对策，台湾方面也提供了大量情报。不过，那时苏联态度暧昧，始终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积极反应，并对美国的真实动机疑虑重重。由于苏方迟迟不肯表态，美方军事干预的计划也一再拖延，以至于错过了军事打击的机会。时至1969年，苏联主动联络美国，甚至台湾当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1963年美国行动的启发。
不过，这回轮到美国人态度暧昧了。1969年8月中旬，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闭门会议上表示：“我们无意与苏联人一道制定‘联合对付’中国的计划。”两周后，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通过不同渠道向外界传递了这个信息。
苏联：一边机场会谈，一边军事威吓
魏景蒙的罗马噩梦：苏联爽约
9月20日，蒋介石不顾车祸伤疼，在荣民总医院的病房里召见了蒋经国与魏景蒙，亲自交代此次与路易斯会商的要点，提出可由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台湾派人负责对中国大陆的核设施进行打击。蒋介石还拟定了摧毁大陆核武器的步骤：“先毁长江以南之中近程之飞弹基地；其次毁灭北方与西北的核子基地。”另一方面，为了尽早实现合作，蒋介石表示可以考虑承认外蒙古独立。
两天后，魏景蒙为了避人耳目，未直接从台北出发，而是先悄悄抵达印度孟买。在此中转后，再赴欧洲。抵达孟买后，魏景蒙马上给路易斯写了一封国际快信
10月9日下午，刚抵达台北，魏景蒙便赶去跟蒋经国报告此次任务失败的情况。不过，蒋经国却未显失望，而是话里有话地说：中共与苏联绝不可能和解，“好戏就要上场了，等着瞧吧！”
各方秘密接触，局势扑朔迷离
此前，中苏领导人虽然戏剧性地举行了“机场会谈”，但对立紧张的态势并未真正缓和，战争气氛甚至还在升温。10月中旬，中国大陆全军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均处在临战状态。10月20日，在中苏重启边界谈判后，苏方突然拒绝讨论“机场会谈”中双方达成的草案协议，态度变得强硬起来。蒋经国所言的“好戏”可能便是指中苏关系再起波澜。12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指出：苏联想“联我除毛”，美国人则希望“联毛制俄”，国民党理应“忍辱负重，自强自新，以趁机待变”。
另一方面，老谋深算的尼克松与基辛格乘此机会，透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等渠道开始与中国接触。按尼克松自己的话来说，“中国领土面积大。人口众多，战略位置好，同中国开战，还不如坐下来和他们谈。”在具体策略上，尼克松采取了一套与蒋介石父子类似的方式，即将国务院、中央情报局这些传统机构统统搁在一边，通过个人亲信以一种极为秘密的方式进行幕后联络。在与中国接触的过程中，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几乎完全蒙在鼓里。
自1969年末至1970年夏，中美之间“暗通款曲”。苏联与台湾当局同样通过维克多·路易斯及其他管道保持联系。虽然“罗马会谈”未果，但魏景蒙与路易斯仍有函电往来。此外，台湾当局驻墨西哥“大使”陈质平亦曾与苏联官员有过联系。至1969年8月下旬，路易斯再度提出见面会商的要求。
魏景蒙与路易斯再度密晤
10月18日，在出发前两小时，蒋经国召见了魏景蒙，转达蒋介石的指示：“重要的是看王平有多急”，借此了解苏联方面对双方合作的迫切性与诚意。实际上，此时真正着急者或恰是蒋介石本人。为了尽快促成实质性合作，蒋介石不仅表示“某种情况下我方可考虑与外蒙建立外交关系”，还要求魏景蒙向对方“强调我中华民国外交之独立性”，“回大陆后，中国绝不做反苏之基地”，甚至提出“东北西北可作两国合作特区”。
肩负重托的魏景蒙于10月26日抵达维也纳。当时，路易斯人在南斯拉夫，通过罗启提议在那里会面，但遭拒。30日，路易斯总算到了维也纳。当天下午2点左右，他赶到劳顿的某家餐厅见到了等候多时的魏景蒙。
路易斯急切地告诉魏景蒙：1971年3月将召开苏共代表大会，会充分讨论权力问题，这是莫斯科领导层中“鹰派”表明他们观点的重要时刻。因此需要台湾方面提供更多“弹药”给他，以便“鹰派”说服苏共党内对华采取强硬立场。正待深入讨论时，原本安静的餐厅忽然变得喧嚣起来，就餐的客人越来越多。于是，两人决定离开，搭路易斯租的轿车外出，在车上继续交谈。
魏景蒙问：“双方如果合作，莫斯科能做些什么事？”
路易斯回答：“莫斯科当然不会派遣大批军队到大陆和毛作战。不过，可以配合行动，在台湾方面发动反攻时，先以飞弹摧毁中共的海防基地。”接着，他又以“推销员”般的口气继续劝说：“很明显，美国不会帮你们打反攻之战，苏联是唯一‘有兴趣’的强权。美国和北平会谈，加拿大已不承认你们，欧洲其他国家可能也不会站在你们这一边，如果你们不能在未来两三年之内反攻，就可能再也没机会消灭毛”。
这一日双方谈了近4小时，告别时约定次日在路易斯的住处继续。31日，魏景蒙前往路易斯锁住的旅馆，路易斯的太太也在场。午餐时，气氛融洽就如老友做客，路易斯还给魏景蒙看了自己三个孩子的照片。饭后，开车去维也纳市郊兜风，路上继续讨论“正事”。
魏景蒙坦率地表露了台湾方面的担忧：如果国民党军队成功登陆，苏联的“鸽派”却扯后腿危及合作反攻计划，怎么办？
路易斯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态度：“社会主义世界里，是容不下两个领导人的，一旦两人有冲突，其中之一必不择手段干掉另一个。在这种时候，宁可和非社会主义国家合作，也不能容许一个背叛的社会主义领导人”。
会谈最后，路易斯又抱怨台北与莫斯科之间联系太麻烦，希望在维也纳、罗马、吉隆坡、新加坡、斐济或布隆迪有可以联络的人或管道。魏景蒙问他，若在柏林建立联系如何。路易斯当即否定，“那个间谍窝一点也不好”。为了方便联系与安全考虑，路易斯把岳母与另一位紧急联络人的通讯方式留给了魏景蒙。魏则委托台湾驻维也纳新闻“参事”朱新民担任路易斯的联络人。
苏联要求“汇款”，台湾表示同意
11月6日，魏景蒙返台，向蒋经国报告会谈经过。同一天，接到朱新民的电报，全文以暗语写成，伪装成商务公函：
“Partyconcernedasksyourcablestatingremittancedatesincenecessary.JourneyforestablishmentsregistrationbeforeNov12.”
电报隐约提及对方希望能在11月12日收到“汇款”（remittance）。这可能是希望得到台湾当局正式答复之意。
11月7日，魏景蒙陪同蒋经国赴士林官邸向蒋介石汇报。9日，蒋经国指示魏景蒙可告知路易斯：同意“汇款”，原则上同意交换情报并开展下一步合作。于是，魏景蒙马上电告朱新民：“来信收悉，请转告他，汇款不久会到。”
同时，魏景蒙还给路易斯的岳母处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史泰顿夫人：请您方便时，将下列信息转达令婿维克多，本人将不胜感激：“公司已原则同意。在我们讨论细节后，就可以决定。”你忠实的Tanalin
为保险起见，魏景蒙特意将信交给部下罗启，由其带到泰国曼谷后寄出。
正当台湾方面翘首等待路易斯回音时，苏联却与中国大陆就东北边界、河流等问题签订议定书，中苏之间爆发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冷眼旁观的美国人同样认为双方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并不高。随着中苏“热战”可能性的降温，苏联与台湾方面的交往也迅速地由高潮转入低谷。路易斯并没有回复魏景蒙的函电。
中美建交，台湾成为“弃子”
1971年后，华盛顿与北京越走越近，莫斯科与台北则愈行愈远。
对苏联而言，台湾当局似乎已经没有了政治上的利用价值。此前，无论是拉拢台湾“联合倒毛”，还是试探美国共同反华，可能都是莫斯科向北京施加政治与外交压力的手段，借此配合军事威胁来迫使北京同意重启双方的边界谈判。苏联方面选择让
身份较公开的维克多·路易斯与台湾当局接触，或许便是希望让双方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为外界知晓，进而让北京方面有所忌惮。
中美正式建交后，台湾方面“反攻大陆”的梦想彻底化为泡影对莫斯科而言，台湾已无牵制中国大陆的战略价值，这段交往无果而终。
台湾与苏联秘密交往的两位主角
20世纪70年代末，中美外交正常化之时，路易斯在美国出版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专著《即将崩溃的中华帝国》。1992年，64岁的路易斯因病去世，《纽约时报》称他是“克林姆林宫在西方的联络人”。2010年，一位名叫科沃克夫的克格勃退休军官出版了一部关于维克多·路易斯人生经历的著作，他宣称自己是路易斯在克格勃的上级，又为这位“记者”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
而另一位主角，魏景蒙之后转任“中央通讯社”社长。蒋经国掌权后，他出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直到1982年去世。同年，他的外孙女张艾嘉主演的港片《最佳拍档》上映，创下香港最高入场观影人次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