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盆地西靠青藏高原，北依秦巴山地，东连长江三峡，南临云贵高原，地貌复杂、生态多样、资源富集，远古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迁徙交融，孕育了远古四川的早期文明。
峡江地区的龙骨坡遗址将人类活动的历史追溯到了距今约200万年前；腹心地带的眉山坛罐山遗址是四川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川西高原出土的大量手斧是古人类对高海拔环境生存适应的见证；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资阳人”是中国南方地区晚期智人的重要代表。进入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的族群汇聚盆地，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史前文化。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筑墙建城，古蜀文明由此开篇，并酝酿出灿烂辉煌的三星堆文明，使成都平原成了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
四川博物院的“远古四川”展览正是对这段历史的详细展现。该展览是四川首个史前文物展；其不仅采用了展品陈列、图文展板介绍的方式，还通过场景打造、多媒体视觉形象、互动游戏等多种手段，直观展示四川史前文化面貌。
走/出/洪/荒
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使用打制石器进行生产劳动的时代；远古人类的体质具有很多原始的特征，但已逐渐向现代人的身形演进；他们以狩猎、采集为生，并在约150万年前学会了用火。旧石器时代的各类文化遗存是早期人类生存状况的直接物证。四川盆地早在百万年前就出现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在盆地东部的峡江地区、南边的深谷洞穴，以及成都平原、川中丘陵、川西高原的阶地河流都遍布着旧石器时代的各类遗存。远古人类逐水而居，以洞穴为家园，在巴山蜀水之间群居生活、劳作生产，不断适应大自然，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是史前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分析旧石器时代先民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以及伴生的动植物遗存，来研究、复原这一漫长时期的人类历史。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涉及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与体质人类学、第四纪地质学、古生物学、民族学等学科关系十分密切。
/逐水而居/
四川优越的生态环境，为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存、劳作、繁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考古资料证实，在成都平原、盆地丘陵和盆地边缘的山地，乃至于川西高原，均埋藏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远古人类逐水而居，所以旧石器时代遗存多位于河流两岸的阶地上。远古先民由步履蹒跚到健步行走、奔跑，从使用简单古朴的工具发展到尖锋利刃的石器和精美的复合工具，足迹遍布四川盆地，甚至已经开始了征服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步伐。
“坛罐山遗址”
坛罐山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地处成都平原南部，位于岷江支流醴泉河南岸的低缓垅岗。从旧石器时代层位中发掘出土了大量用砾石打制的石制品。这些石制品形态粗犷、类型简单，根据地层堆积判断，其年代可早至距今约20万年，是迄今为止成都平原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存。
“龙垭遗址”
龙垭遗址位于四川省简阳市简城镇龙垭村，沱江二级支流康家河西岸的一级阶地上。该遗址出土了数百件石制品，石器技术特色鲜明；同时发现了动物骨骼化石数千件，包含有东方剑齿象、犀牛、野猪、鹿等种属。龙垭遗址年代不晚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其发现为研究沱江流域远古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富林遗址”
富林遗址位于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富林镇，地处流沙河与大渡河汇合处下游左岸的二级台地上。遗址1960年被发现，197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5000多件属于小石器传统的石制品，其中以刮削器数量最多；另有木炭、灰烬和烧骨等用火痕迹，以及少量动物化石。
“川西高原遗存”
川西高原地处青藏高原东麓，处于青藏高原一级阶梯向四川盆地二级阶梯过渡的地带。2019年及2020年，在该地区开展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共发现43处旧石器地点，采集石制品数百件，其中尤以手斧最具代表性。这些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说明早在数万年前，原始先民们就开始了征服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步伐。
/洞穴家园/
远古人类以天然洞穴为家，遮风避雨、抵御猛兽侵害，繁衍生息。先民们将洞穴作为长期的居所，进而形成堆积丰富，包含有大量人类文化遗物的居住、生活遗存。洞穴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最重要的遗址类型之一。根据最新的考古调查，四川盆地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分布广泛，这些洞穴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必将取得丰硕的成果。以攀枝花回龙湾为代表的洞穴遗址为研究四川地区当时人类的洞穴栖居、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回龙湾洞穴遗址”
回龙湾洞穴遗址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布德镇巴关河村，是一处石灰岩溶洞。1987年经过初步试掘，出土了大量石制品、骨角器和动物化石。石制品以小型石器最为引人注目，骨角器以制作精美的针、锥、凿和镞等为代表。遗址年代距今约2.1-1.5万年，跨越了末次冰期最盛期，是中国南方地区重要的古人类遗存。
/资阳先民/
1951年在四川省资阳市黄鳝溪建桥施工中发现一具人类头骨化石，被命名为“资阳人”。“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发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重大考古发现，在当时相对艰苦的形势下，其发现与研究的过程，记录和展示了党和政府对考古事业和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资阳人”头骨化石作为中国南方地区晚期智人的重要代表，为研究中国境内现代人起源与扩散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其测年数据为距今约3.5万年。
文/明/星/火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跋山涉水，在四川盆地交汇，形成了多个各具特色的文化圈。横断山脉纵贯南北，甘肃、青海的先民经此南迁进入盆地西北，带来了纹饰精美的彩陶；长江三峡蜿蜒折转，江汉平原的人们溯流而上，在峡江地区渔猎耕种，甚至以鱼骨随葬；秦巴山区峡谷纵深，关中先民翻越秦岭南下，在嘉陵江流域留下了纷繁复杂的文化面貌。四川盆地多样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了多种的文化，不同的族群带来了稻作文明、粟作文明，以及成熟的家畜养殖技术，他们于成都平原聚合，产生了稻、粟双作的农耕系统，由聚落发展到古城址群，酝酿出盆地的文明星火。
/文化多样/
四川盆地四周由青藏高原、秦岭大巴山脉、云贵高原环绕，这里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不同的水土哺育出了不同的文化。盆地西北的人们与甘青地区密切交往，将彩陶不断引进；盆地东部的人们与江汉地区交流频繁，习得水稻种植技术；盆地西南的人们与云贵高原南来北往，把稻粟农耕技术向南扩散；而盆地腹心的成都平原，则汇聚了周边文化的优势，形成了更为发达的文明，成了中国史前长江上游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
“盆地西北”
距今5000年前后，川西北高原的河谷阶地上，散布着许多规模不一的村落，这里的先民与甘肃、青海一带先民互动频繁，他们以瑰丽的彩陶作为生活用品，以穿孔石刀作为农耕工具，甚至制作陶塑人面像表达自己的信仰，这些生产生活方式同甘肃、青海地区的史前文化非常相似，在盆地西北高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盆地西南”
四川盆地的西南，气势磅礴的横断山脉将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相连。这里有着广袤的原始森林、丰富的动物资源，雄伟的山脉南北纵贯、磅礴的大江东西骈列，蔚为壮观。镶嵌于崇山峻岭中的各个河谷便成为技术传播、文化交流的通道，不同的族群在此相通，文化互相叠加、交融，多姿多彩；陶器及其纹饰的制作技术、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的耕作技术也经由此处传向了云贵高原。
盆地北缘”
盆地北部山区，是我国南北方的天然分界线——秦巴山脉，嘉陵江从秦岭北麓发源，南下穿过川东丘陵，与长江汇合于重庆。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四川盆地形成了两个文化中心：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宝墩文化和以峡江地区为中心的哨棚嘴文化，两个文化在嘉陵江一带相遇，留下了极为复杂的文化遗存。嘉陵江一线日后也成为巴、蜀文化的大致界限。
“盆地东部”
盆地东部的峡江地区，山高谷深，是成都平原与长江中游之间文化交流的主通道。在峡江的一些宽谷地带，地势相对平坦、土层较厚，成为最适合其先民栖居繁衍的地方。由于地处东西水道交通的必经之处，峡江地区的史前文化面貌尤为复杂，是探索长江流域东西文化交流与巴文化起源的重要区域。
“成都平原”
成都平原是四川盆地的腹心地带，这里河网稠密、环境优渥，周边文化不断汇聚于此，逐渐形成了蜀文化之源头——宝墩文化。宝墩文化与盆地西北高原有密切联系，可能因当时气候变冷，或人口扩张等因素，其族群便南迁至了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接受其它区域的文化因素，最终酝酿出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最早的古城址群，并成为长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早出现文明因素的文化。
/生产生活/
新石器时代，温暖湿润的气候在我国大江南北催生出了规模不一、类型多样的村落，其先民因环境或生计等原因，沿着山川河流不断迁徙、互相往来。不同文化背景的先民在四川盆地聚合，他们因地制宜，建造各自的村落和家园，并栽培农作物、驯养动物、磨制石器、制作陶器、建造房屋，甚至修造环壕或筑城建墙。在高原和山地的人们以粟作为主，而成都平原的人们则稻粟双作，形成了更多的聚落和古城址群，村落之间的差距逐渐凸显，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快。
“金川刘家寨遗址”
刘家寨遗址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其文化面貌与茂县营盘山遗址、汶川姜维城遗址等相似，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有着密切关联。在刘家寨遗址中发现了26座陶窑窑址，其中部分陶窑保留有操作间、火门、火膛和火道。大量陶窑的出现，表明制陶业在刘家寨遗址先民的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大溪文化彩陶”
大溪文化彩陶颇具地方特色，同时受中原仰韶文化影响明显，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手工业艺术的代表之一。
“抟泥为陶”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为了适应炊煮谷物及其他生活的需要，史前先民们创造出了形态各异的陶器。四川盆地的史前陶器表现出了各个文化族群不同的生活审美。
平/原/筑/城
古蜀文明开篇
成都平原气候温润，物产丰饶，适宜人居，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多元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区域特征明显的“宝墩文化”，此时不同群体建立了众多的大小规模不一的聚落。宝墩先民们在这里建城筑墙，出现了新津宝墩、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等8座史前城址，这是成都平原时代最早的古城址群，其中宝墩古城是发掘最早、面积最大、最具典型的遗址。从宝墩文化发现的礼仪性建筑、礼器、墓葬，以及水利设施的修筑、城墙的构建等，证明宝墩文化出现了阶层的分化与公共权力组织，成都平原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拉开了古蜀文明的序篇。
/古城址群/
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都平原先后发现了8座宝墩文化古城址。8座城址时代早晚略有差别，但文化的整体面貌较为一致，它们在筑城方法、城址地形的选择等方面都有一些共性。这些城址综合反映了宝墩文化社会复杂化的过程——宝墩文化早期城址聚落之间没有出现明显的层级秩序或向心结构，至宝墩文化偏晚阶段，城址内聚落出现分化，似表现出一定的向心团聚结构。可见，宝墩文化已处于文明前夜，成都平原迎来了文明曙光。
/宝墩古城/
宝墩古城位于新津区城西北约5公里的宝墩镇（原龙马乡）宝墩村。整个古城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为较规整的长方形，面积60万平方米；外城呈现出较规整的圆角长方形，面积276万平方米，城墙周长近6.2公里。宝墩古城是成都平原城址群中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座，是继浙江良渚遗址、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石峁古城遗址之后，国内第四大新石器时代古城址。对宝墩遗址的空间结构、聚落形态及社会发展状况的研究，有助于探索成都平原的史前文明进程。
“宝墩古城址”
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津县城西北约5公里的龙马乡宝墩村，系龙山时代古城遗址。其平面呈长方形，东北-西南向，地面上残存有较为明显的人工修筑城垣，以东北垣、东南垣北段、西北垣北段保存较为完整。西南垣尚存一定高度，与西北垣的拐角保存较好，其上夯土清晰可见。根据城垣计算，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600米。
/三星初现/
四川盆地自有人类活动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后，不同族群的人们在成都平原汇聚，到宝墩文化时期出现了盆地最早的古城址群，并成为长江上游独具地方特色的史前文化中心。宝墩文化从早期聚落到古城址群的演变，拉开了文明的序幕，象征着权力的礼仪性建筑和礼器祭祀成了当时重要的社会集体活动，人群之间逐渐有了阶层的分化，古蜀文明的曙光初现。
随着不同聚落、城址之间的交流融合，三星堆文明继宝墩文化之后在成都平原崛起，特殊阶层的权力更加强化，城址规模更加宏大，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快，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早期城市，使古蜀文明在青铜时代最终成为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与黄河流域的其他早期文明并辉，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文明的脚步从未断绝。
走出洪荒，点燃文明的星火；平原筑城，开创古蜀的荣光。“远古四川”的神秘面纱于此渐渐被揭开；那些遗忘在尘埃中的真相，终于逐渐在世人面前展现。